伊斯兰苏菲哲学几个问题的评价正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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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伊斯兰学术界，对苏菲派哲学研究很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于苏菲哲学的评价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时至今日，人们对于苏菲哲学的价值评价，往往只落在负面的出世、厌世、超世上，认为苏菲哲学是要使人逃避现实的斗争，放弃改造社会的积极努力，其思想的主体是适世的为己的隐士，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或悲观的宿命论者。对苏菲哲学的这种评价，由来已久，哲马路丁•阿富汉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等人甚至“把苏菲文化的盛行，主张人们隐遁苦修，脱离现世”看作是伊斯兰国家落后的原因之一，从十八世纪开始的瓦哈卜革新运动，对占伊斯兰世界主导地位的苏菲思想和哲学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有人甚至把它看作是伊斯兰教中的旁门左道。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值得讨论的。

其实，苏菲派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哲学派别，是伊斯兰教的一种独特的自我修养、认识真主的方式，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文化形态，反映了古老的东方人的智慧。苏菲派是从公元8世纪开始，在伊斯兰国家产生、发展起来的神秘主义宗教派别。它在四大哈里发之后，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浮华，提倡禁欲，守贫和苦行，起初它表现为一种禁欲主义，以禁欲、苦行、祈祷等一系列的特殊功修，作为精神升华的一种方法，去认识安拉，热爱安拉，最后达到融于安拉，即与安拉合二为一的最高境界。

苏菲派哲学在认识论上，轻感性、理性的认识方法和途径，重视“灵感”和“直觉”（称为心灵的眼睛）。其实质，在伊斯兰认主学方面，开辟了一种新的认识途径和方式。正如陈克礼指出的那样：“苏菲是圣教的哲学之一，各宗教都有这种形式，基督教的修道院特别着重‘灵修’，想除私，结果成了满足私的手段，圣教的苏菲另有一种意义，它是满足理性的手段，因为人是有知识的，知识不断发展，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理性、思想等对神秘的自然界无能为力，所以不得不向苏菲发展”（陈克礼《从“无我”谈伊斯兰的“苏菲”哲学》，载《中阿校刊》1993年第三期）。苏菲哲学家伊本•阿拉比的“万有单一论”在哲学界被称为著名的“泛神论”。陈克礼认为，他就象是中国哲学中的“万殊一本”说，其意是：万物皆系真主的迹象，而不是什么“泛神论”，著名日本学者井筒俊彦说：“想在苏菲主义中只是去探求泛神论的人肯定要失望的”，“我主张苏菲主义哲学不是泛神论（万有皆神论），而应该认为是万有内在神论”（《伊斯兰教思想历程》秦惠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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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回族穆斯林中，尤其是学术界把产生于中国西北的“门宦”等同于苏菲，亦即苏菲就是“门宦”，“门宦”就是苏菲。其实，“门宦”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封建宗族，门阀结合的产物，是回族伊斯兰教苏菲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宗教群体组织。“门宦”属于苏菲学派，但“苏菲”不等于“门宦”，应该区分二者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门宦”发展的后期，在许多方面，违背了苏菲的根本宗旨。所以，中国穆斯林学者在批判门宦制度的消极作用时，把苏菲思想也加以否定，即黑格尔说的：把洗澡水和婴儿一齐倒掉了。

对苏菲的“三乘”学说（礼乘、道乘、真乘）的真意有误解。苏菲派把履行宗教的三个阶梯称为“舍拉尔提”（严格遵行教法、教律），“团勒于提“（通过副功和记主的仪式上升到新的境界），“哈格干提”（信仰达到最高境界，领会了信仰的真意）。中国回族穆斯林把这三个阶梯译为“三乘”。有人就认为是苏菲借用了佛教的“乘”说。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用“乘”来翻译和表达苏菲派的三个阶梯概念，是由“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具有高度的稳固性”（王力《汉语史稿》下册P596）所决定的。新创词语，严格来说，是不存在的。一切新词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所谓新词，实际上无非是旧词的转化、组合或者向其它语言的借词等等。完全用新材料构成的新词，不但在汉语里是罕见的，在世界各种语言里也是罕见的。在佛经的翻译中，意译的胜利，也表现了汉语的不可渗透性，宁愿利用原有的词作为词素来创造新词，不轻易接受音译，这种意译的优良传统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据王力《汉语史稿》下册P595—597）。由此“三乘”就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语言表达的问题。“刘介廉大师说：‘道分三乘。理字一脉’，可见三乘：礼乘（舍勒阿替）、道乘（脱勒革替）、真乘（哈给盖替）是‘道’，即圣教全部修炼过程的三个段落，步骤虽不同，其理即精神实质都是一个，即向着最终目的——真主奋斗”（陈克礼语，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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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出世与入世是苏菲评价的焦点，苏菲派主张隐居静修，戒除私欲，明心净性、与主合一。长期以来，苏菲就被认为是消极的满足个人精神的修行形式。人们多从逃避现实斗争，放弃社会懈的方面去认识苏菲，却忽视了苏菲出世后即以一种骇世惊俗的姿态，独领社会发展风骚的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从四大哈里发之后，其传播的主力军中就有苏菲一派，著名的苏菲殉道者哈拉智在905—912年到印度、中亚传教，最后到了我国的吐鲁番，此行的目的是要使异教徒皈依，“苏菲也去草原突厥人那里传播伊斯兰教，直到最近，常常取得比正统派神学的代表更大的成功”（巴托尔德语）。伊斯兰每次振兴运动无不打上苏菲思想的烙印，十一世纪伊斯兰的权威，苏菲思想家安萨里，被普遍承认为第一个一千年的“振兴者”，十六世纪印度的大苏菲艾哈曼迪•法如给•伊玛目•冉巴尼被称为第二个一千年的“振兴者”。我国著名的回族学者杨怀中认为世界伊斯兰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叫三次浪潮，第一次是从穆罕默德到哈里发帝国时期，第三次是十九世纪的瓦哈布维新运动，而第二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军队摧毁了中西亚穆斯林政权，伊斯兰教濒临灭顶之灾时，苏菲穆斯林便承担了保留和传播伊斯兰的重任，使旧的伊斯兰地区改宗苏菲派，使非伊斯兰地区如非洲、南亚次大陆也陆续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十八至十九世纪的非洲苏菲教团的“马赫迪运动”和“赛努西”运动。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站在了最前沿阵地。在中国西北回族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中苏菲派起了巨大的作用，杨怀中把它归为三个方面：第一、苏菲为反清斗争提供了领袖，即以“穆勒什德”（导师）为核心的领袖权威；第二、苏菲派团体为反清斗争提供了组织形式；第三、苏菲派团体为反清斗争提供了“为主道征战”的战斗理论和口号。西北的穆斯林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危机后，依然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不能不说苏菲派思想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究竟如何评价苏菲，以下二位著名学者的话可提供有益的启示。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贾鲁第教授说：“今日伊斯兰最大之不幸就是将苏菲主义排除在伊斯兰生活之外……如果我们将苏菲自伊斯兰教中抽掉，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贫乏”。杨怀中说：“清代是回族的苦难岁月，劫难中的回族人民在屠杀、迁徙中普遍怀有惊恐心情，生活遭遇使他们的心灵转向孤独沉思，也自然地走上了苏菲的道路。只有了解恐怖的历史环境，理解了生存的苦难，才能深一层地理解西北苏菲派在清代传入并存在的奥秘，也才能碰触到逝去了的历史上的回族人民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