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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图书馆的收藏是极其丰富的。民国时期,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访问过梵蒂冈图书馆,根据他在1936年的估算,梵蒂冈图书馆当时所藏的汉文典籍约有三千多部。后来陆续收集和捐赠,加之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中央研究院不断赠书,现在的中文书总量大概有数万余册,包括一套版本很好的四库全书。在我接触到和目睹的藏书中有各种语言的工具书、教会出版物、有关天主教神学的著述。听介绍说,最珍贵的收藏大概是拉丁文的羊皮纸手稿和原始档案记录了。当然,我所感兴趣的是汉文典籍和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据图书馆问讯处官员的介绍,梵蒂冈图书馆大概收藏了数千册汉文线装书,大多是文学、历史和杂记类的。宗教中的汉文典籍要数佛教最多,其次是儒家典籍和道教典籍。还有不少中国古代历史中刻印的有关科学技术的书籍。此外,梵蒂冈图书馆还收藏了一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典籍,它们主要是地方清真寺赞助刊印的有关伊斯兰教的线装书。关于其他文字的伊斯兰教书籍就很多了,比如法文版的《伊斯兰教大百科全书》和英文版的《伊斯兰教文献引得》等。当然还有阿拉伯文的书籍收藏。
在我数次对梵蒂冈图书馆的访问及查找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资料中,在图书馆管理员的帮助下,我从图书馆浩瀚的目录卡片中搜索到了以下一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中文典籍,现将编号、作者、书名和出版地点及时间等信息摘录于下:
1169,马复初(名马德新):《天方信源蒙引歌》,初刻于同治丙寅年(1866),四川榆城宝真堂重刻,日期不详。
1170,《择要注解杂学》,无名氏著,光绪戊子年(1888),清真堂刊印。
1171,张中:《四篇要道补注便蒙浅说》,同治壬申年(1872),锦城,王占超刊印。
1172,余昭文:《经译注解赫厅》,光绪丁亥年(1887)刊印。
1173,金天柱:《清真释义》,光绪丁丑年(1877),张青(云斋)刊印。
2838,马伯良:《教款捷要》,康熙戊午年(1678),同治辛未年(1871)马元章资助重印,锦城宝真堂刻印。抄写了马元章(马伯良之子)的序。
2839,西蜀余海亭:《天方三字经》,光绪乙酉年(1885)刻印。附录:马复初著的《清真醒世歌》和《祝天大赞》。
2840,《赫厅》(阿拉伯语,意“封印”,即《古兰经》精华选编),同治甲戌年(1874),马晋锡(蕃斋)主持刊印。
1893,马复初:《礼法捷径》,同治甲戌年(1874)刻印,马佑龄(仁山)、马晋锡(蕃斋)抄写了原序。
以上汉文的伊斯兰教典籍后来也全数收录于20世纪末由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编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1997年,人文研究中心丛刊[7])中。
有关于其他宗教及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汉文著作包括手稿和档案等资料,在我简短访问时期所查找到的:
516,托乌[玛]斯手稿,第25号:《母汉末母拉律林》(Muhammed Dadarud Din),《清实录》,A History of Sulu(苏禄史),马尼拉出版,1963年。毛笔抄写。大概是苏禄王请懂中文的西方传教士翻译成中文,投书中国皇帝(康熙)。天主教传教士大概是西班牙人,汉文知识佳,书法也不错。
176,《真道自证》,康熙辛丑年(1721),1867年重版于安南(越南)。天主教传教著作。
179,《会同四教》。刻印年代不详,是本从天主教传教士的角度对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比较和分析的著作。
以上著作收录进Paul Pelliot(伯希和)著的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erimes Chinois de La Biibliotheque Vaticane(《梵蒂冈图书馆汉文的朝廷档案和手稿总义介绍》,意大利东方学研究院,参考系列1,Kyoto即京都,1995年)中。
为什么梵蒂冈图书馆收藏有这么些汉文的伊斯兰教典籍呢?根据调查和分析,我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海禁,大量西方传教士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渗透而蜂拥进入中国传教。他们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传教时遭遇到了中国穆斯林,因而发生了耶稣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就教义问题上的争论。比如云南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字马复初)于同治乙丑(1865)年曾经针对云南的天主教神父古司铎在当地回族穆斯林中的宣教活动而著述了《据理质证》一书(由两封致古司铎的信件组成),驳斥了古司铎的“三位一体”、“上帝之子”和“以物配主”的天主教神学理论,阐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和真主独一论。“司铎”也被称为“司祭”,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位职称。古司铎的名字在中文典籍中是“古若望(Jean Joseph Fenouil),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于1847年来云南传教,1881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云南教区主教。
他在云南传教60年,在1907年逝世于昆明。古司铎在云南期间与当地政府的官员、士绅及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梵蒂冈图书馆保存的马德新的几本著作兴许与古若望主教有关系。后来另一位云南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联元(字致本)于光绪己亥年(1899)也专门著述了《辩理明正语录》两卷的著作,驳斥了耶稣教传教士的“三位一体”的言论,为云南穆斯林社团捍卫了伊斯兰教教义的正统性。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安德鲁(Findlay G. Andrew)在西北传教时,还在兰州监狱中遇到了被关押的中国苏非派哲赫林耶派的首领,专门写了《中国西北的新月》(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的著作。此书于1921年在伦敦由中国内地传教会出版。20世纪上半叶,近代中国四大著名阿訇之一,翻译出版三种版本《古兰经》的王静斋阿訇还为了反驳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些教义理论而专门翻译了印度穆斯林学者赖哈麦图拉阿訇用阿拉伯文著的反驳耶稣教的著作《回耶辩真》两卷,1921年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出版。其实,,有关罗马天主教与中国伊斯兰教的关系大概应该更早些。比如利玛窦在明末时期到开封调查中国犹太教时,与开封的穆斯林进行了接触。北京穆斯林社区牛街保存的地方风俗人物记载资料《冈志》,曾经提到了康熙时期的宫廷御医中有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医生,他与同在朝廷里服侍皇帝的中国穆斯林官员就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两者间的教义比较进行了讨论。这些中国穆斯林的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有关教义的探讨、争论性著述和译作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那一段时期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既紧张又对话的复杂关系,以及天主教教会和基督教对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有可能皈依基督教的宣教工作的重视。
本着弘扬基督教的精神,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传教士们纷纷收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典籍,以便传教士掌握和了解有关伊斯兰教知识及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情况,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国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工作服务。梵蒂冈图书馆所收藏的这些中国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和线装书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由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士收集到的,然后有可能邮寄或在生前或去世后捐赠给梵蒂冈教廷的图书馆而得到保存。他们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至少能够见证这一段时期的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接触的历史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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