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穆斯林“蕃客”和元代之前的早期回族

冬天的背影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侨居中国的穆斯林“蕃客”。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之一。那时，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曾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唾的“大食国”。中、阿两国一东一西，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至波斯湾的海上“香料之路”，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据州旧唐书•西域传》等史籍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叩51年人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一656年在位）首次遣使来华，中、阿两国正式缔交后，大食使节和“贡使”来中国不断，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见于我国史书记载，仅唐代大食使臣来华次数就达37次之多。不被记载的民间商贸活动估计更为频繁。

      其实，早在651年以前，阿拉伯人、波斯人就与中国开始了往来。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通西域，于公元前126年回国，曾提到安息（波斯）以西有条支（阿拉伯），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通西域时，他的副使到过波斯。《史记》和《后汉书》对阿拉伯当时的地理、经济和文化都有记载。据吴云贵、金直久等译巴基斯坦人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著《伊斯兰教简史》中说：“也门，或伊斯兰教前八百年的希木叶。在埃及与远东的海上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德门港（亚丁）是中国货和印度货的卸货口岸。阿拉伯史学家麻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称“公元五、六世纪时，中国船只经常航行到幼发拉底河的西拉甫港及波斯诸港埠，这些地方的船只也经常航行到中国。”明代何乔远的《阅书》记载，穆罕默德四贤徒在唐武德九年（662年），受遣人唐传播伊斯兰教。一贤在广州，二贤在扬州，三贤四贤在泉州。王贤名沙谒储，四贤名我高仕，车后俱归葬泉州。史料中还记载道，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安息（今伊朗）人安拙汗所率5000人人唐，太宗诏维州（今四川茂县）安置，授以刺史、拜左武卫将军，累授左卫大将军，右监门大将军，封定襄郡公。据元至正八年《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至元十年《泉州重立清净寺碑》等载，隋开皇七年687年人穆罕默德派第一位传教士翰葛思（宛葛素）来中国传教，在广州建怀圣寺。广州宛葛素墓有乾隆十五年（750年）碑，称其卒子贞观三年。尽管这些说法疑点颇多，甚至开皇七年的时间明显错误，但学者们仍认为贞观年间阿拉伯伊斯兰教传教士人华有一定根据，广州怀圣寺及光塔寺建于贞观年间是可能的。另外，在回族的民间传说中，还有很多回族来历的故事，其中讲到达斯、卡斯、宛葛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国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历史比651年还要早，中国与东亚各国（包括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交往比651年更早，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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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年（唐永徽五年），波斯王子卑路斯就曾遣使人唐，请求援兵；622年，卑路斯又遣使人唐，诉说大食人侵，高宗以疾陵城（今伊朗俾路支一锡斯坦省东北）置波斯都督府，命卑路斯为都督；673年，被阿拉伯所灭后的卑路斯人唐；674年，卑路斯再次人唐，被高宗授予右武卫将军……由此可见，中国与波斯的关系与阿拉伯相比更为密切，其原因从地理上讲，波斯的位置更接近于中国。今天回族经堂语中许多词汇都是波斯语，这恐怕也证明了当时和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的波斯人并不比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少，只是后来统称他们为大食人或阿拉伯人罢了。
         
        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势力东伸，在葱岭以西与唐朝疆域相接。在阿拉伯帝国征服了中亚各国灭掉波斯之后，波斯人、九姓胡人逐渐也皈信了伊斯兰教。其中九姓胡人也称“昭武九姓”，他们属于中亚锡尔、阿姆河流域间的9个小王国。所以说，在八九世纪来华的波斯人、九姓胡人、中亚其他地区的人们，多数都是穆斯林。当时，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海上香料之路或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们来华后，有的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八九世纪时，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宝是出名的，当时书中所描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是藏有珠宝的富商，他们的一颗珠子就可以卖很多钱。10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商人的犀象，尤其是香药出名，大的象牙可以重到100多斤，犀角可以重到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政府特别统购的专卖品。阿拉伯人香药品的输人，无疑扩大了当时中国药物学的内容，而卖香料、卖药、卖珠宝，一直到1千年后，甚至还是回族的传统行业。

       由于当时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蕃商”和“胡商”等。这些来华通商贸易者，一般多在冬季回国，但由于商业往来频繁，有利可图，加上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国不归，称之为“住唐”，这是当时中国和阿拉伯、波斯等国友好往来的显著特点，也是早期阿拉伯、波斯等商人迁居中国的原因所在。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各国的“诸胡”，也曾留居在长安、洛阳等地。比如唐时沿丝绸之路经商来到长安的九姓胡人，多久居不归，并各以其国名康、安、曹、石、米、何、史等为姓，世代繁衍，与阿拉伯人、波斯人一样、相当一部分也成为了回族早期的先民。

       在八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马尔瓦则的《论中国突厥人与印度》一书中还记载了什叶派穆斯林大批进人中国的最早史实。大约在七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帝国内曾爆发了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武装斗争，反抗主力是什叶派穆斯林，在这次反抗斗争失败后，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麦叶王朝的逼迫逐渐由西向东迁徙，来到中国北方，学会了当地语言，作了中外贸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马、干果、古玩等行业“牙客”的人仍有很多，特别是在北方一带，同时，中国穆斯林虽基本属于逊尼派，但在宗教细节的某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却有不少什叶派的残存印记，反映了当时迁到中国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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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期间，唐朝曾借过阿拉伯帝国的兵士帮助平叛。据史书记载：“肃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帅广平王领朔方、安西、回纥、大食之兵十五万，将收西京……中军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大食等军，从城南过产水东下营。十月壬戍，收复东京（洛阳）。”叙利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卡米勒尔•雅德博士的《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文中也说，安史之乱时，唐朝皇帝曾向哈里发请授，哈里发“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维吾尔人组成的军队，在突厥人业阿福尔的率领下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军队平定了叛乱，恢复了中国皇帝的王位，中国皇帝向支援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留住京城，允许他们同中国女子结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西安回族中仍有与之相吻合的民间传说，有“回回巴巴”（爷爷），汉民娜娜（奶奶）”的说法，也反映了早期的回汉通婚。这些安居长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乱的官兵有些也成为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唐时，侨居或在中国安家落户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据《通鉴》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以来，“留长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长安城内有专门为这些蕃商设立的“西市”，街上有他们开办的珠宝店，药铺等，被称为“波斯店”。唐代僧人鉴真还见到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旧唐书》载，760年，杨州发生了兵变，阿拉伯波斯商人遇害的有好几千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415页记载，879年，“黄巢率兵攻破广州，东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近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由此可见，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国的交往确实十分频繁，留居中国的穆斯林人数并不少。

         宋时，由于政府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通商贸易的规模在唐代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在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穆斯林更为增多。据我国史书记载，仅当时住在广州、泉州、扬州、明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达数十万人，所以南宋周密在他的《癸辛杂识》续集中就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记载。986年，占城（今越南南方）的蒲罗遏率其族百口，迁至海南岛居住，988年，占城回回忽宣率族人301人迁至广州。甚至还有130岁高龄的阿拉伯人无西忽卢华因“远慕皇化”而定居广州。为此，中国政府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将他们的留居地称为“蕃坊”，允许与汉人通婚和携家眷来往。并设有“蕃长”，负责管理“蕃坊”居民的日常事务，主持宗教活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富盛甲一时”的巨商豪贾，反映了他们当时已有相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另外，在宗教信仰上，早在唐时，来华的穆斯林就可自由地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八九世纪时的长安，极有可能就有礼拜寺，广州扬州也很有可能有。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其游记中，对广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这样记载：“其处有回族牧师（即教长）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即蕃长）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这些来自中亚、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南海、占城等地的穆斯林，源源不断地来中国置产寓居或定居，与当地汉族和其他不同种族的人民和睦相处，婚亲交往，繁衍后代，成为了今天回族的一部分。如961年，小亚细亚人、禾文学家马依泽应邀来宋，参与修新历《应天历入任司天监，后代今天已繁衍至40代，遍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历史上不乏回族名人。除了经商、学习汉文化以外，有的穆斯林甚至还在内地作官，著书立传。783年，波斯人后裔骆元光率部平定叛乱有功，被封为武康郡王，后被皇帝赐姓为李，更名元谅，官至陇局节度使J48年，阿拉伯人后裔李彦升考取了进士，曾轰动一时。唐末五代的诗人李玉旬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人称“李波斯”，全家以贩卖“蕃药”为业，李劲还著有《海药本草》人南宋末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寿庚曾在泉州任提举市舶使达30年之久，后在元初兼任福建“安抚沿海都置使”，其兄蒲寿教著有《小心泉学诗稿》传世，成为中国式文人。宋代大画家米芾，先世为西域人，独创“米家山水”画技，书法苍劲有力，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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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些长期定居在中国的穆斯林后代在自己的蕃坊内建立起了礼拜寺，并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中记载了广州的穆斯林后人：“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现在东南沿海尚有的一些清真寺遗迹和广州郊外的“回回冢”以及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也许是这些穆斯林后代居中国太久，对自己原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淡化趋势，北宋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广州、泉州设蕃学，以对“蕾客”、“胡商”子弟进行文化教育，教授阿拉伯语及文化知识，类似今天回族各地办的阿语学校。所以说，这些出现在广州、长安、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的大量的“土生蕃客”或“四世蕃客”、“五世蕃客”，实际上已具备了今天回族的大致特征，是回族的最早雏形，或者说本身就是早期的回族。但在当时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仍是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后裔，而出生在中国的穆斯林后代，大多数由于本身就具有汉族血统，所以往往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国家，而把阿拉伯、波斯、中亚各国等地仅仅作为自己的故国用自己祖先的国家，这就如同今天定居在中亚独联体的陕甘回族（东干族）人一样，尽管目前传至四、五代，血缘也绝大多数是中原回族血统，但他们仍认为中国是故国，是老家，是老舅家，而自己现在所在的国家却是自己的祖国。这种状况在东南亚的华裔中更为普遍。因为在这些华裔中许多人已不会讲中国话了，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根在中国，但自己的国家却在东南亚，有的甚至自称是马来人或印尼人，只不过这种马来人或印尼人有中国血统罢了。所以说，从这些古今中外的大量史实中我们可以这样初步认为，那些唐宋以来长期定居中国，在中国娶妻生子，一代代繁衍的穆斯林后代，必然通用当时的汉语，已具备了回族的基本特征，是今天回族的雏形或者说是早期的回族。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