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回国人的东迁和全国范围内回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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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代，回国人是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甚至当时还没信伊斯兰教的）的中亚突厥的各族人及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由于“回回”这一概念比较模糊，所以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来华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吉普赛人。回回人的东迁，是与当时中国北方蒙古汗国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蒙古国建立之前，一批批回国商人就已进人蒙古高原，用中亚纺织品、粮食换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等珍贵土产，有的回回人还效力于蒙古各部，成为拥有“答刺罕”称号的开国功臣。南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1219—1225，1235—1242，1252—1260），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包括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和以南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西征中，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妇孺为奴，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西亚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国的工匠、平民、军士以及一些降将、贵族和学者等，都被迫签发或安置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这些被迫东迁、遭受了无数折磨的回回人，人数多达数十万至二、三百万。在蒙宋战争中，许多回国将领建功立业，忽必烈即位后，因发生李硬事件，汉族军阀渐失信任，于是适宣、赛典赤•赡思了、阿合马等回回政治家、理财家被重用；平李檀～阿里不哥、征南宋等战争中，回回将领战功卓著。由于当时大批回国人进人中原，在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括户时，又正式立“回回户”，按照《中国回族大词典》的观点，这“标志着回回先民的‘蕃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客’变‘户’，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实际上，《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贞元三年载；“李沁知胡客留居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讼曰：‘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归者。”可见早在唐代的回回先民就已人籍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只不过当时不叫回回，没有“回回户”罢了。到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时，仅中都路（今北京）的回回户就达2953户，且多系富商大贾势要之家。

         同时，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使中西交通大开，而元政府又在西域开辟了官道，设驿站，置守备，减少了行旅的困难和危险。从此，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穆斯林商人利用东西水、陆交通的方便，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水上的香料之路大量进人中国，盛况空前。尤其是突厥各族穆斯林移居中国西北，大部分城镇都有穆斯林定居的史实就曾被西方传教士卢布鲁克及稍后的马可波罗所目睹，而先前随蒙古军东来的中亚各族人（包括维吾尔族）也随战争而散居各地。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穆斯林，甚至包括一些非穆斯林，在“回回”这个共同名称下，以驻军屯牧或以工匠、商人、官吏、学者、掌教等不同社会身份，散处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元初，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并在扬州做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多次提到中国各省都散布着伊斯兰教徒。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日泰在其游记中也写道：“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区内有供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明史•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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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代的回国人中，除了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外，还有一些非伊斯兰教徒也成为了当时回回人的一分子，融人了今天的回族。《多桑蒙古史》引《世界侵略者传》说：“（有）偶像教徒之儿童沦为回教徒奴婢，曾在其教中养育成人者；偶像教徒之自愿改从回教者。”《元史》卷二七说：叶至治二年（322年）十月人敕蒙古子女器为回回汉人奴者，官收养之。”可见回国人中有不少的汉人和蒙古人成份。另外，回回人虽在原则上不和非伊斯兰教人通婚，但有时也对汉族进行片面通婚，即娶汉文而不婚汉男。这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使得一定数量的汉人也融人回回人之中。在蒙古人因归信伊斯兰教而融人回回人的例子中，阿难答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为一穆斯林抚养长大，笃信伊斯兰教并潜心研究《古兰经》和攻读阿拉伯文，至元17年（1280年）继安西王位之后，在其辖地河西、关陇地区及所部蒙古军民中传播伊斯兰教，广建清真寺，实施回国历，“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以8万计，为数就已相当可观了。除此，瓦刺部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其中不少人归附中原后而逐渐变为回回人。在陕西省西安市所属的兰田县发现的一本“黑”姓回族家谱就表明，兰田黑姓祖先为蒙古人，后来归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回回人，融人回族，清末陕西回民大起义爆发，黑姓回族的一支随白彦虎进人中亚，现在是独联体的回族，而未出走的黑姓回族迫于周围压力，被迫反教，今天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了。可见，在中原因回中，祖先为蒙古人的不会占少数。此外，北宋从印度孟买等地区来中国经商时侨居开封的犹太人，因其习俗与伊斯兰教有相似之处，又以青布缠头，而被称为“青帽回回”或“蓝帽回回”（元代还把犹太人称为“术忽回回加术速蛮回回”的）。蒙古西征时，征服了持波斯语的部落阿速人，阿速人原信奉东正教，后多从军进人中原，组成阿速军，被称为是“绿睛回回”。这些回回人显然不是穆斯林，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相当一部分也融人到了今天的回族当中，尤其是当时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上的亲近关系，后来成为穆斯林的更多。同时其他一些被称为回回人的基督教徒、袄教徒也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今天回族的早期先民之一。在回族的族源上，还有许多非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人种。比如“罗哩回回”，这是元代对吉普赛人的称呼，元代的“罗哩回回”大多来自波斯，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直到明代还将其称为“回国别种”，其中有的罗哩人也融人了回族。另有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穆斯林即“占城回回”，后来许多也迁居中国。而“昆仑回回”（即“黑回回”）则是对今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穆斯林的称呼，其中也有一些因迁居中国而成为回族先民之一。另外，学术界还一致认为，维吾尔族仍有一部分在历史上成为了今天回族的先民。

        元代回回的社会活动是以战争和农耕占其重要地位的。元朝建立之前的半个世纪内，人居中国的回回的大多数被分别编人“诸道回回军”或“西域亲军”，还有以族籍见称的“哈刺鲁军”、“阿儿浑军”等等，随战争而转战各地。无战争时他们便进行垦牧，这种“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兵农合一的生活，使回回的社会经济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全国统一的安定局面，为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各种戍军“随地人社，与编民等”。大约从此以后，大批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耕，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但还有一部分人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即“屯戍”人口。屯戍人口是聚居的，人社居民可聚居，也可与别的民族杂居。人社的本意在于劝农，一般是50家为一社，这是农村的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而“屯聚”与“牧养”的联系，也可以理解成是后来的回回农户多以放牧牛、羊为副业的开端。

         在元代，回回人的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民族心理素质在逐步形成。尽管元代的回回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但从回国人被迫东迁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蒙古贵族对回回人的那种持强欺弱的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多桑蒙古史》中，记载了察合台所执的法，忽必烈重申的法令，都是根据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去强迫非蒙古族的人去遵守的许多实例，由于回国人严守伊斯兰教律，坚持礼拜前的沐浴、烙守《古兰经》和不用破腹法宰杀牲畜，从而屡屡遭受迫害，并引来杀身之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回人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与今天回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几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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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回回人与其他色国人最先归附蒙古，又屡立战功，帮助朝廷治国理财，因而受到元廷的优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权，经济上的优待，已十分明显，回回上层人物已成为蒙元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仕官、科举、刑罚和私有兵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汉人好一些的待遇。据文献记载，回国人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职中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320人；在10个行中书省任丞相、平章、参政等重要职务者多达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路、府、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中，赡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绩卓著，其后裔纳速拉丁、忽辛、马速忽、忽先、砂的等长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务，成为云南赛、纳、速、刺、丁、忽、沙、马、闪、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纳速刺了马伯颜，大德年间主持“赛梁秉政”，使赛典赤家族在政治上处于顶峰时期。阿合马家族左右朝政达19年之久，随着阿合马被诛，这个家族开始衰落。元代回国人担任宰臣的几乎代不乏人，世祖时之阿里、宝合了、麦术丁、咱喜鲁丁，成宗时之伯颜、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时之忽都不丁，仁宗时之哈散、察罕、乌怕都刺、伯颜察儿，顺帝时之买术丁、马某火者、陕思了等，伯颜倒刺沙等甚至因参与皇位继承争斗而丧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脱脱及其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罗思及其子庆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过重大作用。阿速、阿儿浑等家族则多为武臣、将领。元廷规定，中书右丞相为蒙古人担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职；枢密院汉人，南人不可任职，康里人玉枢虎儿吐华则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元制规定，蒙古人为达鲁花赤，色目人为同知，汉人、南人为总管，而回回人出任达鲁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见回回上层人物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活动中，回回人除协助元廷理财外，回国商人多从事珠宝、贩运、外贸等业，亦有替蒙古贵族放债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赋税，称’‘斡脱线”或“羊羔儿息”。元代有许多回回巨商，经营香料、珠宝、金银器皿和药材，一些回国商人还擅长海上贸易，其足迹达亚非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请海、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的东岸沿海地区。这些回回世商交纳的税款在元世祖时期的财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为“军国之所资”。元贞年间，有一回国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曰“押忽大珠”，售价高达60万锭。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了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而泉州佛莲就拥有海舶80艘，珠宝等无数，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资本之雄厚。由于回国商人既有生财之道，又有理财之术，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进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寿庚父子，世祖时的阿合马、乌马儿等人。另外，伊斯兰教的掌教按元朝的法令，与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的长老）等神职人员一样，都享有免役免税的待遇。尽管元代回国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对最广大普普通通的回国人而言，却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甚至沦为“驱口”（奴婢），供人买卖，可见回回人的阶级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显。一方面，回回上层人物，特别是各级官员，对元廷始终忠贞不二，他们对抗农民起义军和明期，在战乱中“死节”者人数颇多，不少回国人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回回人为推翻元朝而拼杀伯朱元漳部下的回国将士）。由于回回人在色目人中占较大比例，所以在元明两代更替之际，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割据势力方国珍、陈友定控制的地盘，大汉族主义复仇思想浓烈，在打击报复蒙古人的同时，排挤、打击、屠杀色目人（包括回回人）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后，陈友定乘机大肆杀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离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许多回回家族踪迹已不可考，回国人因战死、避难、隐姓埋名等原因致使人口锐减，泉州及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从此几乎音信皆无也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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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代，回国人通过官职调迁，军队驻防、屯田、官营手工业局场、商业活动、宗教活动等因素，散居于全国各地，与广大汉人杂居同处，他们把带来的科技知识、宗教民俗等穆斯林文化传人中国，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吸收各地的汉文化并加以发展，因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从第二、三代起，渐渐接受汉文化，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史家、思想家、曲家、翻译家、书画家，其成就令当时各界感到惊奇。作为著名画家、诗人的高克恭，善画山水，黑竹，与赵孟9顷齐名，其画和诗至今有存。还有元代回国诗人中最杰出者萨都刺，博经通史、历史、地理、河防、老庄之学，著作10余部之多的大学者赡思，在当时都有很高的地位。而通诸国文字、精历史典故、译著众多、著有《历代纪年纂要》的学者察罕，与关汉卿、贯云石齐名的散曲家马九皋、还有费费的书法、伯颜的著作、数贤、泰不华、沙班、伯笃鲁丁、买阎、吉雅漠丁的诗，了野夫的诗和画等，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在元代的减开科以来，许多回回人中举人仕，其人数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由于大量的回回工匠在官手工业中从事建筑、编织、武器、皮革、制毡、金银器皿及酿造等业的劳作，所以在这些领域回国人均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丝织品和毡制品方面，回回工匠织造的“纳失失”是西锦的一种，嵌有金线和珍珠。颜色鲜艳，样式新颖，被视为珍品，是元朝宫廷皇室缝制宴飨礼服“只孙服”所需衣料。回国人扎马刺了率领工匠织造的“撒答刺欺”，也是西锦的一种，多用犬、兔毛仿西域丝织品而成，极为精美。回回工匠织造的“回回剪绒毡”也被列为上等品。在科技文化方面，回国人还从西方输人了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和音乐，回回学者扎马鲁丁曾制造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天文仪器七种，并制有《万年历入元代观测天象的机构也以回国司天监和司天监同时设置。回回医药学在元太医院下，有三个机构，一个是广惠司，另外两个是大都回国药物院和上都回回药物院。回回医学家萨德弥实著有《瑞竹堂经验方》5卷，回回营养学家忽思慧撰成《饮膳正要朋卷，对饮食卫生、治疗及回回植物研究颇有价值。《元史•百官志》还记载了礼部仪凤司下有“常和署”的机构，“管领回回乐人”，乐队共分三队，由回国人用回回乐器来奏乐，用于宫廷祭飨、供奉及娱乐。在兵器方面，回国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制成了抛石器械，即“回回炮”，重达150斤，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为此元政府专门设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正三品。在建筑方面，回国工匠对漠北城市及宫廷建筑均有杰出贡献，曾建造了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和林城和后来成为元朝阳都的开平城。尤其是著名的回回建筑学家亦思迭儿了对大都（今北京）的设计和建设，对明清北京故宫和整个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另外，由于回回人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元性，因而在文化上也具有多元特色。来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种族和语言各异，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而创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为当时回国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国内通行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国子监则讲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阿拉伯文）。这些语言文字的统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诸如文字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学、工程技术等的形成和发展。元代是回回人不断融合其他种族、壮大自己的时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体主体形成的时代。元中期以后，回回人或受汉文化影响，或因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汉姓、汉名，或用先祖姓氏中的一个字为姓者日益增多，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已不可避免。随着回回人遍及各地，各回回聚居区的清真寺也不断建立，执掌教法的人称“哈的”，可以依照伊斯兰教法处理穆斯林中的婚姻、财产纠纷，判断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国城乡，因而伊斯兰教也扩及到了全国范围，这种大规模遍地开花般的伊斯兰教分布在唐宋时期是没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回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从元代进人中原的回回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