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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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第一段-------
“回族自天方来中国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这一千三百多年里，回族血统上来自多个族群，虽然大体上有其主要的族源，但是，回族是融合了许多民族而形成，这是不争的事实”
原文第二段摘取--------
“同时，中国回族大体上保持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没有被汉族文化所同化”

回应--------
“回族自天方来中国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 此说法值得推敲.
回族并不是一个外来民族,它并不是来自天方.唐朝时到中国的阿拉伯穆斯林,并不是以民族为特征(回族)而出现,他们以信仰伊斯兰的群体而出现,这一群体在中国扎根以后,以信仰伊斯兰为纽带,融合国内外多民族而逐渐形成了回族.原文的观念------“回族自天方来中国”于是有了”中国回族”------是不确切的表述.

济南的清真寺

回回民族简称为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人数仅次于汉族、壮族位于第三位。我国共有回族人口860多万，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省、青海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云南等省分布较多,有大小不一的聚居区。中国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回族人聚居和散居。回族分布广泛，可以说回族分散于全国各地，是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

回族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严格的风俗习惯和浓厚的民族感情，关于回族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公元第七世纪中叶，那时就开始有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尤其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经过五、六百年的不断发展，他们已成为回回民族来源的一部分。而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则是十三世纪初叶，大量东迁的中亚、西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由于通婚和社会经济关系，在与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人民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回回民族。从十三世纪初，约在南宋末叶，经元朝的建立，到14世纪中叶元朝灭亡，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就是初期阶段。在明朝正式形成了回回民族,明朝建立后，为了维护其政权，就在全国各地驻扎军队，以英勇善战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为主力组成的探马赤军也被分配到全国各重镇，屯积募养，这些从前的探马赤军，上马则备战，下马则屯积募养，军农合一，战事平定后，他们便就地为民，取妻成家，因为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各部族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所到之处，由于宗教生活的需要，首先都要建立清真寺，据说在郑州北大街清真寺边侧，至今还有里营街、外营街、马号街和分散在我国不少省市的回回营、回回寨、回回屯、回回村、教门街等一样，都是当年西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屯积募养的遗址。自元朝以来，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他们辛勤耕耘，繁衍生息，为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直到现在，身居在祖国各地的回族群众，他们在生态、遗传上都或多或少的都保留着阿拉伯人和西域人的显著特征，如深眼窝、高鼻梁、眼珠发黄、多须等等。他们的姓大多是巴、沙、哈、盖、海、拜、穆等等，这些都是元朝以后，由原来阿拉伯文名字，改用汉文名字前，阿文字母的译音，不过回族这一姓氏的衍变，既保留了原来阿文姓氏的痕迹，又明确的使用了汉字，这就是从外来的阿语人名中，抽出近似于汉姓，自己又满意的首音、尾音或中间音定为自己的姓，如穆罕默德的穆，就是现在姓穆的，阿里的里，就是现在姓李的，艾哈迈德的哈，就是现在姓哈的。

回族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其中约三分之二居住在农村，三份之一居在城镇，其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往往是在农村设其村落，在城镇设其街道，皮毛、制革、饮食、养殖、种植等行业是回族经营的传统项目。回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勤劳勇敢、富有智慧，对发展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富有团结性和斗争性的回族，虽然被民族同化了几百年，历经历代反动统治的歧视和镇压，反而更加团结了。在十年浩劫中，万恶的四人帮，曾使用卑鄙的手段和强硬的武力，要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消灭他们信仰的宗教，但是，四人帮和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一样，用心都没有得逞，回族不但没有被同化掉，也没有衰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回族地区的政治、经济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大回族人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同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济南的清真寺

第一，回回二字的解释
四个口字口含口，心口一般意义深。内口没有伪信在，外口不把他人谈。开口常念清真言，闭口就把真主赞。回：回心转意，改恶从善，永不再犯。（这是讨拜三要素）
回：回到大地里面去，回到真主的阙下。回回：方方正正的二字，正正派派做人。
第二，回回的来源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皇宫的金銮殿里的一个大梁即将倒下来，说时迟那是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头缠
白巾，身穿绿袍，肩搭黑毛巾的浓眉大眼，络腮胡子的大汉奋力托起。唐太宗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就召集文武百官进行圆梦，有一位大臣说：陛下，大梁倒塌暗指我大唐社稷面临危难，而头缠白巾肩搭黑毛巾身穿绿袍的大汉乃是西域人，唐朝的江山要靠他们支持。于是李世民下旨不远万里从西域请来了60个穆斯林，为了他们礼拜时洗小净，李世民下令命工匠铸造精巧美观，卫生方便的铜壶，每人赏赐一把，因为是唐朝皇帝赐给的洗壶，当时人们叫做唐瓶，久而久之民间就把唐瓶误叫成汤瓶了。（虽然这故事有夸张，但由于故事生动，充满民族自豪感，体现了回族人对本民族的认识和解释，与回回民族的形成的历史基本吻合，因此在广大穆斯林【回回】群众中间广为流传。）
第三，回族，穆斯林，穆民的定义：

回族是在唐朝永辉二年（即第三任哈里发欧斯玛乃时期，教历31年1月2日，公元651年8月25日）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时间，从陆路和海路进入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城市的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买卖人，旅行家，传教师。以及成吉思汗西征期间，一批批信仰伊斯兰的中亚各族人被迫迁来。（他和他的孙子旭烈兀用武力征服穆斯林的肉体，但反过来穆斯林用伊斯兰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他的后代中有个叫阿难答的系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他率领15万蒙古军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和他的部下的皈依对伊斯兰在宁夏、甘肃、陕西等地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人以工匠、商人、学者、长官、军人、传教师的身份散布在全国各地，被称为回回，由于通婚和其他原因，在元末明初形成了回回民族，在回回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起来重要的凝聚最用在当时回回就是穆斯林，穆斯林就是回回。穆斯林和穆民从语言学角度讲是有区别，伊玛尼是心的定信，口舌的承认。而伊斯兰是身体的工作，所以在站者那则的杜阿伊中念（主啊！你要让我们中的谁活着就让他活在伊斯兰的正道上，你让我们中的谁亡故就让他亡在伊玛尼上）身体的工作只能在活着的时候才能得到，所以做杜阿伊让他若活着就在伊斯兰教中干善功，若死去则身体的工作是做不到了，所以就做杜阿伊让他亡在伊玛尼上，他就可以进充恩不朽的天堂，从教法学角度讲是伊斯兰和伊玛尼是一回事，凡是穆斯林皆是穆民，凡是穆民皆是穆斯林。（圣训证据：穆圣（愿主福安之）说：伊斯兰教建立在主道五功上即：念、礼、课、斋、朝。当有人问伊玛尼是什么的时候，圣人同样以念、礼、课、斋、朝给于答复。这证明伊玛尼和伊斯兰是一个）所以在当今时代，如果一个人只保持不吃猪肉，而对伊玛尼一无所知，那他只能是一个回族人，而不是穆斯林或穆民。因此我们不能把穆斯林和回族混淆，也不要错认为世界上的穆斯林都是回回，或错误的把穆斯林（阿拉伯）国家认为是回回国家。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多个二千多万人，他们都叫穆斯林，但不能都叫回回或回民。
第四，不要弄脏头上的白帽：

众所周知伊斯兰喜爱绿色和白色，因为绿色表示和平，象征着活力和生机（大地如果是绿色的，我们会感到有活力，有生命力，人的心情也会感到愉快
。反之则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人的心情也会烦闷的。这是事实所证明的），白色象征干净纯洁。（穆斯林一般头戴一顶白帽，夏天喜欢穿白色衣服
去世后，给埋体穿克凡白布，这都是圣人要求的）一顶白帽是有伊玛尼之人的标志，一顶白帽代表有教门，有道德，有修养。一顶白帽代表一个民族的整体形象。当然我们看到身边头戴白帽的所谓穆斯林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气愤憎恶。（你们中有谁看到有人在干罪，它应当用手加以制止（如果有能力），如果用手制止做不到，那就用善言取劝，去忠告他。如果连劝说的能力都没有，那就应当用心去憎恶他们的行为。这是（用心憎恶）最微弱的信仰）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头戴白帽，嘴里叼着烟卷（特别是留着胡须的人和老年人）【吸烟是罪恶（哈拉姆）因为它对人体健康有害，是一种慢性自杀，而且吸烟还浪费钱财。】，头戴白帽不礼拜，下棋、下方、打牌从太阳出山一直到落山（这是哈拉姆的娱乐，正当的对身心健康有益的娱乐，教法是提倡的，而且定为送乃提，如：骑马、射箭、游泳、赛跑、武术等）。头顶白帽进赌场大战通宵，头顶白帽进酒吧，一杯接着一杯，一醉方休，不醉不归（饮酒，赌博，拜偶像，抽签只是秽行，是恶魔的行为，故你们当远离。以便你们脱离火狱进入天堂）。有的人抢劫、杀人、盗窃、贩毒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还不忘头顶白帽（表示自己是回族是穆斯林），头顶白帽出口成脏，出手就伤人，完全是给白帽抹黑。
吸烟，饮酒、赌博。偷盗等是泥垢，是污秽的，会弄脏你的象征干净纯洁的白帽，给回回民族脸上抹黑，损坏穆斯林的整体形象。所以作为一个回回穆斯林，真主的仆人，穆圣（愿主福安之）的稳麦，我们必须改恶从善（做讨拜），用行动清洗罪恶的泥垢，干干净净，端端正正的戴好我们的白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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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之源——伊斯兰
回族，又称回民，旧时称回回。这对于我们每个回族人来说并不陌生。回族在中国大地上有着“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东起黑龙江，南到海南岛，西达新疆，北至内蒙，处处都有回族人的身影，可以说回族人遍布全国各地。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这是我们回族人的骄傲。但是如果有人问：回族的起源及回族于伊斯兰的关系是怎样的？恐怕能够了解这一问题的人不会太多。
    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回族与伊斯兰是不可分割的，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可以说没有伊斯兰就没有中国这一回回民族。
    中国回族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在唐宋时期。自唐朝永徽二年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友好贸易关系以来，一些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犹太人便通过古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因贸易关系有的便侨居中国的沿海地区；另一部分是在元代时期。元代东西交通的发展，为中国与伊斯兰各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客观条件。元代东来的穆斯林不仅仅是由陆上交通蒙古军西征俘掠而来的一些人，也不仅仅是由陆上交通而东移的中亚移民，且还有因海上交通的畅通，来自中亚、西亚、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一部分人，他们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因他们绝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他们在经商贸易的同时，也将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带入了中国，这些人成为形成回回民族的又一主流；（参见《中国回族史》上册130页）还有一部分则是在明代。在明代虽说对穆斯林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移，但也有少部分外来人定居中国，成为回回的一份子。
    无论是唐宋时期来华经商、侨居中国的“蕃客”，还是元明两代因战争而东迁的各族人，他们定居下来以后，始终保持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建造清真寺，建立聚居区，这无疑加速了伊斯兰在中国的传播。由于互通婚姻而吸收了许多其它民族成份的人加入伊斯兰，尤其是吸收了一些犹太人、汉人、蒙古人等皈依了伊斯兰，成为穆斯林。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对这些人的称呼逐渐由“蕃客”、“回鹘”、“回纥”转变成了“回回”，而将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称为“回教”、“清真教”等等。这对日后回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回回”一词源于何时，以无从考证。据历史记载，早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及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等文献中就有所记载，但当时所称“回回”是泛指信仰伊斯兰的人，没有分门别类的专指哪一部分人而言；而在元代文献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的户口簿中，对“回回”的称谓便有了明显区分的记载：“蒙古二十九户、维吾尔一十四户、回回五十九户、也里可温二十三户。”因此，元代所提到的“回回”，可以说便是今天回族的先民了，又因为当时主要指的是中亚、西亚迁到玉门关以东的信仰伊斯兰的各族人所以才有了长期以来流传在回族中所谓“西域回回”、“西域古教”的说法；在明清两代，虽说有回回、维吾尔混淆，族、教不分的情况，把我国信仰伊斯兰的各民族统称为“回回”，但在族名上冠以“回”字来作为区分，如称维吾尔为“维回”、称撒拉为“撒拉回”、称东乡为“东乡回”或“土回”等。（参见《兰州回族与伊斯兰教》中《甘肃回族来源及变迁》一文）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族源复杂，人口分散不集中，没有任何民族称谓的回回统称为回族；将有民族称谓的，如：维吾尔、东乡、撒拉等民族以维吾尔族、东乡族、撒拉族等称谓称呼，同时在1956年6月2 日，国家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伊斯兰名称问题的通告》说：“伊斯兰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伊斯兰也是国际通用的名称。”并规定：“今后对伊斯兰一律不用‘回教’这个名称，应称为伊斯兰。”（选自陈广元1987年版的《伊斯兰教基本知识》）
    由此可知，回族既不是由某一氏族或某一宗族，或某一部落发展状大起来的，也不是经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形成的，而是由国内外许多归信伊斯兰的民族，经过长期发展，融合而形成的独特民族——回族。如果没有伊斯兰在中国的传播，也不会有今天拥有伊斯兰信仰的回族出现，可以说:一个回族人，一旦放弃了伊斯兰信仰，那么他已失去了根本，失去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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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诞生史
回族是以中亚细亚各民族为主要族源，并以移民迁徙方式和商业交流活动在中国境内逐渐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保持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族体的最早来源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留居的穆斯林“蕃客”后裔；回族主要来源是公元13世纪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时期以各种身份从波斯、中亚细亚和阿拉伯等地大批签发或自愿东来的各族穆斯林（他们首先成为元朝社会地位较高的色目人之主要组成部分，人数达到数十万）；回回民族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别吸收了所在地区的汉、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部分成员。
      从唐至元末，是回回先民逐步增量移入中国并形成为民族的时期。回回人在13世纪初就与大漠南北的蒙古人有交往，1203年铁木真遭袭溃退至班朱尼河饮水盟誓者19人中有回回3人，是建立蒙古汗国的功臣。在元代，回族（元代官方“回回”一词主要被用来指从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东来的各族穆斯林）被蒙古统治者划入色目人范围(色目人：元朝统治者对西域包括欧洲各族人及西夏人的总称)，辅助治理国家，社会地位较高，先后有26人任中书省宰相，在行中书省任省臣者有61人次，从而奠定了回回民族形成的有利条件。他们重修了广州、泉州、扬州、长安等地早在唐宋时期就建立起来的清真寺，又在各个散布地区建立了各种规模的清真寺，并围寺而居，形成一个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寺坊"社区。在元朝这种东方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内，通过回回商人经商、官宦流任、宗教职业者传教等自由往来方式，将这些"大分散"于各地的寺坊，串连成有密切联系的共同区域；回回人在与汉民族的长期生产、生活交往中，逐步以汉语言为交际工具；并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与手工业，善于经商的共同经济特点。虽远离西域，但他们入籍"东土"，总体社会地位高于汉人又低于蒙古人的共同境遇，最终促成了他们在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的纽带联结下聚合为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群体，伊斯兰文化成为回族的主流文化。回回人还在不背离基本信仰的原则下，吸收、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内容。
      明清两代，是回族遭遇磨难与形成主要聚居区的特殊时期。明朝及清代前期，官方大致以“回回教”统称今回、维吾尔、东乡、撒拉等民族。明初官方曾禁胡语、胡姓、胡服、胡饰，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等。在西北地区，继元代安西王阿南达（一写阿难答）“所部十五万众”皈信伊斯兰教融入回族后，明代不断有从西域迁徙而来的“归附回回”被安置在陕甘、新疆各地，拓荒种地，至明末清初，“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乾隆四十五年陕西巡抚毕沅奏折）。此时宁夏境内回族所居连片地区已有“平罗三十八堡、金灵五百余寨”。在云南、华北各地、运河两岸，也正式形成许多回回聚居区。同时， 随着汉语化的过程，回族失去了其先民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回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承一度出现了危机。于是，回族宗教界人士以陕西胡登洲为代表起而创办经堂教育，以王岱舆等为代表兴起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的编译运动，力图拯救。从而使回族的文化教育在明末清初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随之由于清朝在法律、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对回族的严格限制与歧视、迫害，遏制了回族的发展。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加剧和国内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清朝政府先后在回族内外挑起多起宗教纠纷与回汉仇杀事件，从而激起苏四十三起义、田五起义、云南回民起义、贵州回民起义、陕西回民起义、宁灵回民起义、河州回民起义、西宁回民起义、河湟回民起义等。
      20世纪初，在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遭遇与共同的斗争中，回族人民在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日益明确；对中华民族的相互依存关系有了新认识；对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民族发展与教育普及的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从而引发了一场回族新文化运动，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回族改革人士和知识分子还提出各民族化除畛域，“各信各教，各享自由”，主张民族团结的观点，并倡导回族内部进行宗教改良，发展民族教育，这些思想为后来回族各界投入抗日爱国斗争做了思想理论准备。在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中，回族教育历经艰辛，获得空前发展。
      从唐代回回先民到新中国成立前，回族经济一直处在封建经济发展阶段。回族分布的广泛性，决定了回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回族社会经济类型，既有农业经济，又有商业经济，还有畜牧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历史上是回族社会的最具特色的传统经济。元代以后，回族经济的主要形态是农业经济，而以农业为主又兼营畜牧业、家庭手工业与商业，在历史上一直是回族家庭经济的重要特色。由于回族是以外来人口为主体，以迁徙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分散居住而形成的民族，初始时期占有土地多为当时的荒漠旷土，回族农民往往能以勤苦耐劳的精神把这种土地开发为沃土，进行农业耕作。各地回族农民还为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利用耕余、农闲时间兼营畜牧业或屠宰、制革、榨油、运输等家庭副业，这是回族农业经济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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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著名的关于回回民族来源的民间传说
中国最著名的回回民族来源的民间传说，在清代流传甚广的《回回原来》这本故事体历史通俗读物中有详细记载。其基本内容是：唐王夜梦妖怪人宫，召来西域缠头人镇妖，通过一系列方式，西域缠头人向唐王介绍伊斯兰教的各种功修，以及对儒、释、道请教的看法。唐王诚服伊斯兰教义，知清真为“两世大道”，伊斯兰教为“天外之天”，于是敕封“清真可谓正教”，敕封来使掌管钦天监，唐王还“即选三千唐兵留止西域，选三千回兵来中国，生育无穷”。虽然这一传说有夸张、幻想，但由于其故事生动，充满自豪的民族情感，体现了回族人民对本民族的认识和解释，与回回民族形成的历史基本吻合，故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广为流传。《回回原来》一书，也被多次翻印和传抄，在回族中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回回原来》的原作者不详，曾假托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刘智之父刘三杰所作，经有人考证而否定。目前流行版本书后注有光绪甲午年（1894年）鲍闲庭抄录字样。全一册，约4．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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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的民族。据1990年统计，回族人口达8602978人，仅次于汉族、壮族和满族。在全国56个民族中居第四位。从回族的历史上看，她是形成于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新型民族共同体，是由来自海内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在她的形成和发展中，与其他民族不同，不是通过某个氏族、部落融合、发展而成的，不具备一般民族形成中种族的单一性。回族的族源在种族、民族成份的构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结合，而且种族来源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有先后，这就构成了不同地区的回族在形成时间上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认为大致形成于元代，但也有的认为形成于元代之后，实际上，在元代之前就已有了记载有关回族情况的大量史料。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伊斯兰教起了十分重要的纽带和决定作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伊斯兰教没有传人中国，就不可能产生并形成回族。
     （一）唐宋时期的穆斯林“春客”和元代之前的早期回族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侨居中国的穆斯林“春客”。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之一。那时，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曾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唾的“大食国”。中、阿两国一东一西，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至波斯湾的海上“香料之路”，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据州旧唐书·西域传》等史籍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叩51年人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一656年在位）首次遣使来华，中、阿两国正式缔交后，大食使节和“贡使”来中国不断，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见于我国史书记载，仅唐代大食使臣来华次数就达37次之多。不被记载的民间商贸活动估计更为频繁。
     其实，早在651年以前，阿拉伯人、波斯人就与中国开始了往来。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通西域，于公元前126年回国，曾提到安息（波斯）以西有条支（阿拉伯），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通西域时，他的副使到过波斯。《史记》和《后汉书》对阿拉伯当时的地理、经济和文化都有记载。据吴云贵、金直久等译巴基斯坦人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著《伊斯兰教简史》中说：“也门，或伊斯兰教前八百年的希木叶。在埃及与远东的海上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德门港（亚丁）是中国货和印度货的卸货口岸。阿拉伯史学家麻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称“公元五、六世纪时，中国船只经常航行到幼发拉底河的西拉甫港及波斯诸港埠，这些地方的船只也经常航行到中国。”明代何乔远的《阅书》记载，穆罕默德四贤徒在唐武德九年（662年），受遣人唐传播伊斯兰教。一贤在广州，二贤在扬州，三贤四贤在泉州。王贤名沙谒储，四贤名我高仕，车后俱归葬泉州。史料中还记载道，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安息（今伊朗）人安拙汗所率5000人人唐，太宗诏维州（今四川茂县）安置，授以刺史、拜左武卫将军，累授左卫大将军，右监门大将军，封定襄郡公。据元至正八年《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至元十年《泉州重立清净寺碑》等载，隋开皇七年687年人穆罕默德派第一位传教士翰葛思（宛葛素）来中国传教，在广州建怀圣寺。广州宛葛素墓有乾隆十五年（750年）碑，称其卒子贞观三年。尽管这些说法疑点颇多，甚至开皇七年的时间明显错误，但学者们仍认为贞观年间阿拉伯伊斯兰教传教士人华有一定根据，广州怀圣寺及光塔寺建于贞观年间是可能的。另外，在回族的民间传说中，还有很多回族来历的故事，其中讲到达斯、卡斯、宛葛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国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历史比651年还要早，中国与东亚各国（包括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交往比651年更早，更频繁。
     654年（唐永徽五年），波斯王子卑路斯就曾遣使人唐，请求援兵；622年，卑路斯又遣使人唐，诉说大食人侵，高宗以疾陵城（今伊朗俾路支一锡斯坦省东北）置波斯都督府，命卑路斯为都督；673年，被阿拉伯所灭后的卑路斯人唐；674年，卑路斯再次人唐，被高宗授予右武卫将军……由此可见，中国与波斯的关系与阿拉伯相比更为密切，其原因从地理上讲，波斯的位置更接近于中国。今天回族经堂语中许多词汇都是波斯语，这恐怕也证明了当时和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的波斯人并不比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少，只是后来统称他们为大食人或阿拉伯人罢了。
     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势力东伸，在葱岭以西与唐朝疆域相接。在阿拉伯帝国征服了中亚各国灭掉波斯之后，波斯人、九姓胡人逐渐也皈信了伊斯兰教。其中九姓胡人也称“昭武九姓”，他们属于中亚锡尔、阿姆河流域间的9个小王国。所以说，在八九世纪来华的波斯人、九姓胡人、中亚其他地区的人们，多数都是穆斯林。当时，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海上香料之路或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们来华后，有的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八九世纪时，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宝是出名的，当时书中所描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是藏有珠宝的富商，他们的一颗珠子就可以卖很多钱。10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商人的犀象，尤其是香药出名，大的象牙可以重到100多斤，犀角可以重到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政府特别统购的专卖品。阿拉伯人香药品的输人，无疑扩大了当时中国药物学的内容，而卖香料、卖药、卖珠宝，一直到1千年后，甚至还是回族的传统行业。
     由于当时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蕃商”和“胡商”等。这些来华通商贸易者，一般多在冬季回国，但由于商业往来频繁，有利可图，加上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国不归，称之为“住唐”，这是当时中国和阿拉伯、波斯等国友好往来的显著特点，也是早期阿拉伯、波斯等商人迁居中国的原因所在。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各国的“诸胡”，也曾留居在长安、洛阳等地。比如唐时沿丝绸之路经商来到长安的九姓胡人，多久居不归，并各以其国名康、安、曹、石、米、何、史等为姓，世代繁衍，与阿拉伯人、波斯人一样、相当一部分也成为了回族早期的先民。
     在八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马尔瓦则的《论中国突厥人与印度》一书中还记载了什叶派穆斯林大批进人中国的最早史实。大约在七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帝国内曾爆发了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武装斗争，反抗主力是什叶派穆斯林，在这次反抗斗争失败后，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麦叶王朝的逼迫逐渐由西向东迁徙，来到中国北方，学会了当地语言，作了中外贸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马、干果、古玩等行业“牙客”的人仍有很多，特别是在北方一带，同时，中国穆斯林虽基本属于逊尼派，但在宗教细节的某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却有不少什叶派的残存印记，反映了当时迁到中国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曾借过阿拉伯帝国的兵士帮助平叛。据史书记载：“肃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帅广平王领朔方、安西、回纥、大食之兵十五万，将收西京……中军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大食等军，从城南过产水东下营。十月壬戍，收复东京（洛阳）。”叙利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卡米勒尔·雅德博士的《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文中也说，安史之乱时，唐朝皇帝曾向哈里发请授，哈里发“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维吾尔人组成的军队，在突厥人业阿福尔的率领下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军队平定了叛乱，恢复了中国皇帝的王位，中国皇帝向支援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留住京城，允许他们同中国女子结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西安回族中仍有与之相吻合的民间传说，有“回回巴巴”（爷爷），汉民娜娜（奶奶）”的说法，也反映了早期的回汉通婚。这些安居长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乱的官兵有些也成为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唐时，侨居或在中国安家落户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据《通鉴》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以来，“留长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长安城内有专门为这些蕃商设立的“西市”，街上有他们开办的珠宝店，药铺等，被称为“波斯店”。唐代僧人鉴真还见到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旧唐书》载，760年，杨州发生了兵变，阿拉伯波斯商人遇害的有好几千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415页记载，879年，“黄巢率兵攻破广州，东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近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由此可见，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国的交往确实十分频繁，留居中国的穆斯林人数并不少。
     宋时，由于政府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通商贸易的规模在唐代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在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穆斯林更为增多。据我国史书记载，仅当时住在广州、泉州、扬州、明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达数十万人，所以南宋周密在他的《癸辛杂识》续集中就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记载。986年，占城（今越南南方）的蒲罗遏率其族百口，迁至海南岛居住，988年，占城回回忽宣率族人301人迁至广州。甚至还有130岁高龄的阿拉伯人无西忽卢华因“远慕皇化”而定居广州。为此，中国政府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将他们的留居地称为“蕃坊”，允许与汉人通婚和携家眷来往。并设有“蕃长”，负责管理“蕃坊”居民的日常事务，主持宗教活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富盛甲一时”的巨商豪贾，反映了他们当时已有相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另外，在宗教信仰上，早在唐时，来华的穆斯林就可自由地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八九世纪时的长安，极有可能就有礼拜寺，广州扬州也很有可能有。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其游记中，对广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这样记载：“其处有回族牧师（即教长）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即蕃长）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这些来自中亚、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南海、占城等地的穆斯林，源源不断地来中国置产寓居或定居，与当地汉族和其他不同种族的人民和睦相处，婚亲交往，繁衍后代，成为了今天回族的一部分。如 961年，小亚细亚人、禾文学家马依泽应邀来宋，参与修新历《应天历入任司天监，后代今天已繁衍至40代，遍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历史上不乏回族名人。除了经商、学习汉文化以外，有的穆斯林甚至还在内地作官，著书立传。783年，波斯人后裔骆元光率部平定叛乱有功，被封为武康郡王，后被皇帝赐姓为李，更名元谅，官至陇局节度使J48年，阿拉伯人后裔李彦升考取了进士，曾轰动一时。唐末五代的诗人李玉旬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人称“李波斯”，全家以贩卖“蕃药”为业，李劲还著有《海药本草》人南宋末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寿庚曾在泉州任提举市舶使达30年之久，后在元初兼任福建“安抚沿海都置使”，其兄蒲寿教著有《小心泉学诗稿》传世，成为中国式文人。宋代大画家米芾，先世为西域人，独创“米家山水”画技，书法苍劲有力，影响深远。

济南的清真寺

由于这些长期定居在中国的穆斯林后代在自己的蕃坊内建立起了礼拜寺，并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中记载了广州的穆斯林后人：“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现在东南沿海尚有的一些清真寺遗迹和广州郊外的“回回冢”以及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也许是这些穆斯林后代居中国太久，对自己原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淡化趋势，北宋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广州、泉州设蕃学，以对“蕾客”、“胡商”子弟进行文化教育，教授阿拉伯语及文化知识，类似今天回族各地办的阿语学校。所以说，这些出现在广州、长安、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的大量的“土生蕃客”或“四世蕃客”、“五世蕃客”，实际上已具备了今天回族的大致特征，是回族的最早雏形，或者说本身就是早期的回族。但在当时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仍是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后裔，而出生在中国的穆斯林后代，大多数由于本身就具有汉族血统，所以往往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国家，而把阿拉伯、波斯、中亚各国等地仅仅作为自己的故国用自己祖先的国家，这就如同今天定居在中亚独联体的陕甘回族（东干族）人一样，尽管目前传至四、五代，血缘也绝大多数是中原回族血统，但他们仍认为中国是故国，是老家，是老舅家，而自己现在所在的国家却是自己的祖国。这种状况在东南亚的华裔中更为普遍。因为在这些华裔中许多人已不会讲中国话了，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根在中国，但自己的国家却在东南亚，有的甚至自称是马来人或印尼人，只不过这种马来人或印尼人有中国血统罢了。所以说，从这些古今中外的大量史实中我们可以这样初步认为，那些唐宋以来长期定居中国，在中国娶妻生子，一代代繁衍的穆斯林后代，必然通用当时的汉语，已具备了回族的基本特征，是今天回族的雏形或者说是早期的回族。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济南的清真寺

（二）元代回国人的东迁和全国范围内回族的形成
     在元代，回国人是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甚至当时还没信伊斯兰教的）的中亚突厥的各族人及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由于“回回”这一概念比较模糊，所以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来华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吉普赛人。回回人的东迁，是与当时中国北方蒙古汗国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蒙古国建立之前，一批批回国商人就已进人蒙古高原，用中亚纺织品、粮食换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等珍贵土产，有的回回人还效力于蒙古各部，成为拥有“答刺罕”称号的开国功臣。南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1219—1225，1235—1242，1252—1260），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包括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和以南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西征中，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妇孺为奴，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西亚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国的工匠、平民、军士以及一些降将、贵族和学者等，都被迫签发或安置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这些被迫东迁、遭受了无数折磨的回回人，人数多达数十万至二、三百万。在蒙宋战争中，许多回国将领建功立业，忽必烈即位后，因发生李硬事件，汉族军阀渐失信任，于是适宣、赛典赤·赡思了、阿合马等回回政治家、理财家被重用；平李檀～阿里不哥、征南宋等战争中，回回将领战功卓著。由于当时大批回国人进人中原，在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括户时，又正式立“回回户”，按照《中国回族大词典》的观点，这“标志着回回先民的‘春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客’变‘户’，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实际上，《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贞元三年载；“李沁知胡客留居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讼曰：‘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归者。”可见早在唐代的回回先民就已人籍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只不过当时不叫回回，没有“回回户”罢了。到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时，仅中都路（今北京）的回回户就达2953户，且多系富商大贾势要之家。
     同时，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使中西交通大开，而元政府又在西域开辟了官道，设驿站，置守备，减少了行旅的困难和危险。从此，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穆斯林商人利用东西水、陆交通的方便，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水上的香料之路大量进人中国，盛况空前。尤其是突厥各族穆斯林移居中国西北，大部分城镇都有穆斯林定居的史实就曾被西方传教士卢布鲁克及稍后的马可波罗所目睹，而先前随蒙古军东来的中亚各族人（包括维吾尔族）也随战争而散居各地。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穆斯林，甚至包括一些非穆斯林，在“回回”这个共同名称下，以驻军屯牧或以工匠、商人、官吏、学者、掌教等不同社会身份，散处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元初，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并在扬州做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多次提到中国各省都散布着伊斯兰教徒。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日泰在其游记中也写道：“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区内有供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明史·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
     在元代的回国人中，除了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外，还有一些非伊斯兰教徒也成为了当时回回人的一分子，融人了今天的回族。《多桑蒙古史》引《世界侵略者传》说：“（有）偶像教徒之儿童沦为回教徒奴婢，曾在其教中养育成人者；偶像教徒之自愿改从回教者。”《元史》卷二七说：叶至治二年（322年）十月人敕蒙古子女器为回回汉人奴者，官收养之。”可见回国人中有不少的汉人和蒙古人成份。另外，回回人虽在原则上不和非伊斯兰教人通婚，但有时也对汉族进行片面通婚，即娶汉文而不婚汉男。这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使得一定数量的汉人也融人回回人之中。在蒙古人因归信伊斯兰教而融人回回人的例子中，阿难答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为一穆斯林抚养长大，笃信伊斯兰教并潜心研究《古兰经》和攻读阿拉伯文，至元17年（1280年）继安西王位之后，在其辖地河西、关陇地区及所部蒙古军民中传播伊斯兰教，广建清真寺，实施回国历，“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以8万计，为数就已相当可观了。除此，瓦刺部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其中不少人归附中原后而逐渐变为回回人。在陕西省西安市所属的兰田县发现的一本“黑”姓回族家谱就表明，兰田黑姓祖先为蒙古人，后来归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回回人，融人回族，清末陕西回民大起义爆发，黑姓回族的一支随白彦虎进人中亚，现在是独联体的回族，而未出走的黑姓回族迫于周围压力，被迫反教，今天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了。可见，在中原因回中，祖先为蒙古人的不会占少数。此外，北宋从印度孟买等地区来中国经商时侨居开封的犹太人，因其习俗与伊斯兰教有相似之处，又以青布缠头，而被称为“青帽回回”或“蓝帽回回”（元代还把犹太人称为“术忽回回加术速蛮回回”的）。蒙古西征时，征服了持波斯语的部落阿速人，阿速人原信奉东正教，后多从军进人中原，组成阿速军，被称为是“绿睛回回”。这些回回人显然不是穆斯林，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相当一部分也融人到了今天的回族当中，尤其是当时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上的亲近关系，后来成为穆斯林的更多。同时其他一些被称为回回人的基督教徒、袄教徒也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今天回族的早期先民之一。在回族的族源上，还有许多非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人种。比如“罗哩回回”，这是元代对吉普赛人的称呼，元代的“罗哩回回”大多来自波斯，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直到明代还将其称为“回国别种”，其中有的罗哩人也融人了回族。另有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穆斯林即“占城回回”，后来许多也迁居中国。而“昆仑回回”（即“黑回回”）则是对今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穆斯林的称呼，其中也有一些因迁居中国而成为回族先民之一。另外，学术界还一致认为，维吾尔族仍有一部分在历史上成为了今天回族的先民。
     元代回回的社会活动是以战争和农耕占其重要地位的。元朝建立之前的半个世纪内，人居中国的回回的大多数被分别编人“诸道回回军”或“西域亲军”，还有以族籍见称的“哈刺鲁军”、“阿儿浑军”等等，随战争而转战各地。无战争时他们便进行垦牧，这种“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兵农合一的生活，使   回回的社会经济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全国统一的安定局面，为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各种戍军“随地人社，与编民等”。大约从此以后，大批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耕，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但还有一部分人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即“屯戍”人口。屯戍人口是聚居的，人社居民可聚居，也可与别的民族杂居。人社的本意在于劝农，一般是50家为一社，这是农村的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而“屯聚”与“牧养”的联系，也可以理解成是后来的回回农户多以放牧牛、羊为副业的开端。

济南的清真寺

在元代，回回人的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民族心理素质在逐步形成。尽管元代的回回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但从回国人被迫东迁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蒙古贵族对回回人的那种持强欺弱的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多桑蒙古史》中，记载了察合台所执的法，忽必烈重申的法令，都是根据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去强迫非蒙古族的人去遵守的许多实例，由于回国人严守伊斯兰教律，坚持礼拜前的沐浴、烙守《古兰经》和不用破腹法宰杀牲畜，从而屡屡遭受迫害，并引来杀身之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回人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与今天回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几乎完全一致。
     由于回回人与其他色国人最先归附蒙古，又屡立战功，帮助朝廷治国理财，因而受到元廷的优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权，经济上的优待，已十分明显，回回上层人物已成为蒙元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仕官、科举、刑罚和私有兵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汉人好一些的待遇。据文献记载，回国人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职中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320人；在10个行中书省任丞相、平章、参政等重要职务者多达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路、府、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中，赡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绩卓著，其后裔纳速拉丁、忽辛、马速忽、忽先、砂的等长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务，成为云南赛、纳、速、刺、丁、忽、沙、马、闪、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纳速刺了马伯颜，大德年间主持“赛梁秉政”，使赛典赤家族在政治上处于顶峰时期。   阿合马家族左右朝政达19年之久，随着阿合马被诛，这个家族开始衰落。元代回   国人担任宰臣的几乎代不乏人，世祖时之阿里、宝合了、麦术丁、咱喜鲁丁，成宗 时之伯颜、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时之忽都不丁，仁宗时之哈散、察罕、乌怕都刺、伯颜察儿，顺帝时之买术丁、马某火者、陕思了等，伯颜倒刺沙等甚至因参与皇   位继承争斗而丧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脱脱及其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罗思及其子庆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过重大作用。阿速、阿儿浑等家族则多为武臣、将领。元廷规定，中书右丞相为蒙古人担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职；枢密院汉人，南人不可任职，康里人玉枢虎儿吐华则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元制规定，蒙古人为达鲁花赤，色目人为同知，汉人、南人为总管，而回回人出任达鲁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见回回上层人物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活动中，回回人除协助元廷理财外，回国商人多从事珠宝、贩运、外贸等业，亦有替蒙古贵族放债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赋税，称’‘斡脱线”或“羊羔儿息”。元代有许多回回巨商，经营香料、珠宝、金银器皿和药材，一些回国商人还擅长海上贸易，其足迹达亚非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请海、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的东岸沿海地区。这些回回世商交纳的税款在元世祖时期的财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为“军国之所资”。元贞年间，有一回国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曰“押忽大珠”，售价高达60万锭。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了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而泉州佛莲就拥有海舶80艘，珠宝等无数，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资本之雄厚。由于回国商人既有生财之道，又有理财之术，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进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寿庚父子，世祖时的阿合马、乌马儿等人。另外，伊斯兰教的掌教按元朝的法令，与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的长老）等神职人员一样，都享有免役免税的待遇。尽管元代回国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对最广大普普通通的回国人而言，却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甚至沦为“驱口”（奴婢），供人买卖，可见回回人的阶级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显。一方面，回回上层人物，特别是各级官员，对元廷始终忠贞不二，他们对抗农民起义军和明期，在战乱中“死节”者人数颇多，不少回国人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回回人为推翻元朝而拼杀伯朱元漳部下的回国将士）。 由于回回人在色目人中占较大比例，所以在元明两代更替之际，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割据势力方国珍、陈友定控制的地盘，大汉族主义复仇思想浓烈，在打击报复蒙古人的同时，排挤、打击、屠杀色目人（包括回回人）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后，陈友定乘机大肆杀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离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许多回回家族踪迹已不可考，回国人因战死、避难、隐姓埋名等原因致使人口锐减，泉州及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从此几乎音信皆无也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