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族史

冬天的背影

1历史渊源
第一种云南回族自称“回回”、“回族”、“朵斯梯”、简称“老朵”，是波斯语“朋友”的意思。当地兄弟民族对回族的称谓较多：汉族称“回族”、“回教”、“隔教”、“亲戚”。

第二种：用地名代称回旅，藏族过去称回族为“卡切”（kaqie），这是藏族对今属巴基斯坦、印度的克什米尔一带的称呼，因克什米尔人信奉伊斯兰教，以此借称回族。 (藏族还称回族为“国皆”，意为“戴白帽的人。”)纳西族则称回族为“古鲁”，原意是“北方民族”，他们认为回族是和蒙古族一道，由我国北方来到云南的，因此，把蒙古族和回族统称为“古鲁”。又如傣族称回族为“帕西”(paxi)即“波斯”的傣语译音，他们认为回族来自波斯，就以波斯为回族名称。

第三种：规范化的称呼、采取音、义译结合方式直接称呼回族。如僳僳族称“回实”(huishi)，“回”是音译，“实”是意译：僳僳语中“族”的意思。

云南回族先民先后分几个历史时期自中亚、西亚和我国的西北、中原，江南等地迁来。据一些民间传说、碑刻、史籍载，回族先民入云南最早始于唐代。如云南至今流传着“三千换八百”的传说，滇西一带传说，唐代为征服南诏向回族借兵3000随李宓征南诏，失败后被遣散与当地800妇女婚配，成为回族先民中的一部分。滇中滇东一带的说法又有所不同。昆明南城清真寺过去存有的清康熙、嘉庆，同治年间的几块《重修清真寺碑汇》，都有“寺建于唐”的记载，光绪年间编纂的《云南通志》亦有同样记载。另外，“文革”中被毁坏的一块阿拉伯文寺碑，曾记载着唐时有40位阿拉伯长老途经昆明到长安，其中一位名叫满苏拉，病故于昆，葬于南城寺后。又据《新唐书》记载和夏光南先生的《元代云南史地丛考》论证，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唐和南诏联军与吐蕃、大食兵大战后，曾将失败的黑衣大食兵掠来居于滇，他们也成为云南回族先民中的一支。显然，以上的传说，记载可作为云南回族之源的参考。

大批回回人迁入云南是在元代。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蒙古军、西城回回军10万人攻占大理，大批回回人开始入滇。此后百余年间，不少中亚，西亚的“回回”和新疆的“畏兀儿”作为官吏，将领、士兵，军匠，被派驻云南达10多次，每次多以万计，少则数千，在赛典赤·瞻思丁及其子纳速拉丁等回回官吏、将领的统帅下，分散在云南各地进行屯戌。

这些万里跋涉迁徙云南的“西域回回”在落籍云南的过程中，与云南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居住，友好交往，在保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情况下，与汉、蒙古、百、彝等民族相互通婚、融合逐步形成了回族。明清两代继续有内地回回大批进入云南。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任命傅支德为征南将军，回回人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30大军征讨尚处于元朝梁王统治下的云南。平定云南后，沭英被委派治理云南，随其入滇的大批江南回族定居云南，使云南回族人口迅速地增加，回族分布的地域更趋广大。明代中期，还有不少陕甘、江南回族随兵部尚书王骥以及其他明军将领多次征伐麓川而入滇落籍。明末，随护明桂王永历帝转战各地后退入云南的湖，广等地回族，在保山、腾冲留居，形成“明”、“朱”两姓回族。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为在云南推行“改士归流”的政策，曾从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征调一批回族士兵随回族将领哈元生、冶大雄、许世享等驻防滇东北等地区，同当地回族合为一体，发展起更多的回族村镇，此时回族已遍居云南各地。 可见，唐宋时进入云南的一些阿拉伯和波斯人（士兵、商人）；元时随蒙古军征战入滇的中亚回回人及阿拉伯人、波斯人、维吾尔人；明清两代随军从我国江南、西北、华北、四川等地进入云南的回族是云南回族的主要来源。在清代前，云南已成为仅次于西北的第二个回民大聚居区，人口达到了80多万这一历史最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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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冬天的背影


民国时期，云南回民赵钟奇、保廷梁，孙永安、王廷治等继在东京首批加入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并在云南组织响应辛亥革命的重九起yi后，又同蔡锷、唐继尧等一起组织了“护国讨袁”起yi。为彻底推翻中国的封建帝制，做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云南回族中不少先进人士，积极加入共产党，投身人民革命斗争，昆明东寺街回族马会云、马登云就是云南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马登云是云南学生中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在任期间，相继建立了10多个基层支部，为云南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9年在一次散发革命传单活动中被捕，遭反动派sha害。

1935年和1936年，红军两次过云南时，受到回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一些回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北上抗日、仅寻甸丹桂村就有十几名回族青年参加红军，并被编入中央军委纵队干部团组建的回民班。红军所过的会泽、寻甸、曲靖、楚雄、大理、禄劝、富民，武定、丽江等回族聚居地区都有回族青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滇军中有回族马继武旅长所率的众多回族官兵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英勇作战，付出了重大牺牲。

滇军各部中的回族官兵在历时8年的抗战中，先后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滇南防御战以及滇西反攻战(松山、腾冲、龙陵等各地战役)。

云南各地回族也积极支前，参加战地服务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滇缅公路，开通了抗战初期这条唯一的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线。井组织回族马邦承担抗战物资的驿运，特别是在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回族马邦更成了抗战物资运输的主要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后，云南回族人民积极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中有回民官兵组成的连、排。分散参加“边纵”和地下斗争的回民亦为数不少，他们为西南地区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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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经济方面。历史上云南回族的经济特点是：农村回民以农为主，兼营工商业；城镇回民以经营工商业为主。

早在元初，入滇的大批回回军士就已开始在驻防地区进行军事屯垦，为回回人从事农耕奠定了基础。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以后，随着赛典赤主滇，开始在经济上大力实行民屯以发展生产，回回军士受命逐步过渡到了以农为主的经济生活。在农业上来自中亚的回回带来了当地战胜干早，兴修水利的经验和技术，在水利上，赛典赤主持下修建了昆明松花坝水库和金汁河、银汁河，并挖通海口河，降低滇池水位，使昆明坝子得到开发利用，对解决昆明城市人口饮水和郊区农田灌溉，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入滇回回军中人不少工匠，落籍为民后，为云南回回兼营手工业、采矿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元代云南回回的手工业主要有“穿匠”和“铁匠”两类，“穿匠”能制皮革，生产各种牛羊皮货，“铁匠”能造枪炮，冶金锻打和生产各种五金用品。

赛典亦父子还在云南广设驿站，负责运送邮件和传达命令。驿站多为回回经营，形成了云南一部分回回善于以马邦运输为营生手段的特点，也促进了回回善经商传统的发展   

元代云南回回的屯垦，为云南的土地和水利开发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先进的手工业技术的传播提高了云南的工艺技术水平，促进了云南手工业和开矿业的发展。广设驿站加强了中央和云南行省、滇、黔、川、桂之间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
回族马邦运输的发展为云南商业贸易的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和清代前，中期云南回族的经济发展很快。来自江南等地的回族，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优良子种、把云南一些沼泽和荒芜之地变成良田。除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继续发展以外，制瓷业、制药业、制盐业的兴旺和成就很引人注目。

制瓷业，云南回族烧出了畅销中外的“回青”瓷器，这种玲珑剔透、素洁高雅的著名瓷器以阿拉伯文字和几何花纹为图案，原料也是回族人发现的，很有回族特点，可惜今天已经失传了。

制药业，明朝孙继鲁及其子孙开办的“万松草堂”药铺，承袭了回回医药传统，以蜜制丸散膏丹著称于世，被称为“神药”，享誉数百年不衰。制盐业，也有大量回族人参与，其中曾有一日被称为“回子井”的盐井，其产盐量和盐质在全省首届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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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族在采矿冶金业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无论矿冶技术、银、铜、锡产量，还是矿冶工人的数量云南回族在全国，全省都居于领先地位。滇西、滇东、滇东北、滇南的大量银矿、铜矿，锡矿中有不少是回族独资兴办的，就是在汉族开办的矿冶厂中，也有不少冶炼技师是回族人。这些回族冶炼技师技术精湛，能做到“无照不红”每一炉都冶炼成功，产量优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高超的技术，创造出了惊人的财富，被誉称为“财帛星”。

以杜文秀为首的大理革命政权建立以后，十分重视滇西一带的经济开发和对内对外贸易，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政策措施。每攻克一地，均“给贫苦农民发放耕牛籽种”；注意兴修农田水利，招民垦荒，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还鼓励人民开采备种矿产、纺纱织布。大力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整修川滇和中缅通道，设立客店，货栈、保护商人权益，从轻征收商税等。另外，大理政权直接主持大宗进出口贸易，在腾越和缅甸瓦城开办商号、出口石磺，进口棉花，以商促工，以商富民，大大繁荣了大理政权辖区的经济，也为长期坚持抗清革命斗争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这一时期，云南伊斯兰传统文化发展较快。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已有相当的规模，已形成由低到高的办学层次，由著名经师设帐讲学的体制已在形成。一批闻名全国的卓越的伊斯兰教学者在云南相继涌现。如马注、马德新、马联元，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马注，金齿(今保山)人，是我国回族中用汉文译述伊斯兰教经典的著名学者，他的著作《清真指南》，以精要的汉文字阐发了伊斯兰教的教义要旨，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典籍，并作为经堂教学课本，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汉文著作还有《经权》、《樗樵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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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新、字复初，是中国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一生著作甚多，对阐扬伊斯兰教贡献巨大。他的阿拉伯文和中文译著主要有《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五卷(是中国最早的译本)、《四典会要》、《礼法启爱》、《醒世箴》、《大化总归》、《据理质证》、《寰宇述要》、《会归要语》、《天方诗经》、《朝觐途记》等，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宗教学、语言学、历史学、天文历算学，文学等领域，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发展有很大影响。

马联元，新兴(今玉溪)人，是继马德新之后的又一著名学者，他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多且精深。汉文译述有《驻听译解》(《古兰经》选本)和为经堂教育所编著的各种教材。

辛亥革命以后，遭受清反动统治者严重摧残的云南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开始逐渐复苏。一些到外地高校学习和日本留学的回族人回到云南后，在老一辈伊斯兰经学家的支持下，以经堂教育的改进形式，成立了云南第一所包括普通中，小学和阿文专修三部分的民族学校——明德中学，为云南培养出了一批以埃及留学生马坚、纳训、纳忠等为代表的杰出人才。

马坚，沙甸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著名教授。他的译著主要有《古兰经》(汉文全译版)、《阿汉词典》、《回教哲学》、《回教真相》等。纳训，通海纳古乡人、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家，著有《阿拉伯名哲学家传》等。纳忠，通海纳古多人，著有《回教诸国文化史》、《埃及近代史》等，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的创始人，著名教授。

这一时期的著名学者还有傅统先，澄江人，著有《知识论纲要》、《美学纲要》等几十种著作，是我国当代知名的社会科学家。较有影响的作家有白平阶，他的文学作品备受巴金等赞赏，如《跨过横断山脉》、《驿运》等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