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宣教工作浅析

济南的清真寺

伊斯兰自穆圣接受宣教使命以来，它的光辉经穆圣及其圣门弟子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就迅速在亚非欧三大洲明亮起来，并照耀黑暗中的人民。可是，在中国，它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却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光芒。这是为什么？难道伊斯兰不适用于这个中央之国和这片神奇的土地吗？不，伊斯兰是来自安拉的启示，是针对全人类的教化。而华夏民族这一古老而又现代、辉煌而又落伍的民族，不可能不在安拉的恩赐和引导当中，安拉是全人类的主宰，他通过泥土造化了人类的始祖阿丹。但由于人类最终因历史的演化和安拉的意欲分布在不同的地域生活，受地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影响，再加上人为的私欲作祟，逐渐远离了安拉的正道，形成了不同的异质文化，并以其特定的异质文化心理和文化表现为民族纽带与别的民族相区别、相抗衡和相吞噬。异质文化破坏了人类兄弟间的关系，消解了祖先嘱咐的仁爱和宽容，使人类产生了离心力，相互之间走了极端。
                        
                   当今世界，人类被西方文化体系（以基督教为理念），伊斯兰文化体系（以伊斯兰教为形式），华夏文化体系（以儒释道为混合信仰的民间表现），印度文化体系（以印度教为文化背景），斯拉夫文化体系（以东正教为文化心理）所分割。西方文化体系以欧美为踞点，向世界各地延伸和扩张，政治理念被世界很多地方所接纳。伊斯兰文化体系由于被西方和东方利用二十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所分裂和扭曲，政治形态支离破碎，表现形式百态不一，至今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与侵略势力相抗衡，但认主独一的宗教思想令许多仁人志士敬仰。华夏文化体系由于无神论意识形态几十年的作用，社会功能孱弱，民众对之认识模糊，信仰形态庞杂，逐渐被西方文化的糟粕所浸染。印度文化体系由于上层建筑和民族主义的扶植地区性复兴，在南亚的影响正在扩大。斯拉夫文化体系由于前苏联的解体而正在恢复，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外渐趋势。
                        
                   当代，五大文化体系中，向外扩散突出的是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目前西方文化正在东渐中国。伊斯兰文化正在美国的黑人、欧洲的中东移民中兴起，并在欧美的部分白人中传播，同时在中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在中国，由于上层建筑和无神论动摇了华夏文化的社会根基，民众的思想处在真空当中。因此西方文化东渐就有了可乘之机。中国，斯拉夫文化和印度文化没有得到过传播，缺乏群众基础。因此它们没有在中国普遍传播的可能性。同时华夏文化由于社会根基被动摇，社会功能被破坏，宗教体系被肢解。虽然目前有部分汉民族知识分子在倡导，但由于汉民族知识分子倡导的华夏文化缺乏社会性、群众性和宗教性，它们只有学术上的意义。因此它除非被上层建筑大力扶植，否则，复兴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由于华夏文化在根本上与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分歧大，因此上层建筑扶植它的可能性也就不大。这样一来，在中国最有可能得到传播的宗教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也就是说世界三大宗教中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这块信仰市场上将具有传播的客观条件。而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当中，基督教由于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性，并在某些地区突破了汉民族的心理防线，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学术弘扬和理论建设上的指导以及西方世界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因此它在中国沿海省份正迅速传播，在伊斯兰的前面先走了一步。而伊斯兰教在中国虽有几千万穆斯林作群众基础，但由于我们没有统一的观点和思想，没有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漫无目的和方向，资金短缺还使用不当，理论上缺乏建树，没有争取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参与，再加上它优良的政治形态被信仰载体剥离，中东的专制独裁臭名远扬，夜郎自大般的文化本位心理排外。因此一方面存在宣传上的乏力、盲目和莽撞，另一方面还存在未突破的中国主体民族的文化心理拒斥。因此它在中国这块文化信仰市场上的传播是落伍于基督教文化的。但是从文化的质和《古兰经》的感召力上来看，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扬主观能动性，把伊斯兰教中的天启思想展现出来，削剥掉那些专制文化传统中遗留下来的有碍伊斯兰在中国传播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素，让普世再现，真正地做到伊斯兰慈悯世人和引导中国，而不是作为域外文化在渗透中国。那么一旦中国人实现民族自觉，文化拒斥心理防线撤除，它是一定能够倾听安拉的教导和归信伊斯兰，走认主独一之道的。反之，如果我们知难而退，不主动克服困难去探讨伊斯兰在中国传播的途径和有效方法，不让真理显现，继续用民族传统包裹伊斯兰，湮没启示，不让中国人发问于《古兰经》，那么，一旦伊斯兰在中国传播受阻，世界格局更不利于伊斯兰世界，富有侵略性质的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称霸的局面将形成，穆斯林蒙受屈辱的历史将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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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世界自1991年后，象征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柏林墙倒了，从此东方阵营开始走下坡路。1992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和俄罗斯决裂，部分投靠北约集团。维护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两极格局变成了一极或多极。西方大国欲谋促进世界一极化，以便打击那些不俯首听命的国家和民族。而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等国又有促进和维持世界多极化倾向，以削弱西方的霸权和影响。这样各种文化宗教争夺自己势力范围、展开思想战和扩大地区性影响的工作开始了。它们都看准了中国这块市场，都把目光投射在中国这块有文化信仰真空的地方。各种宗教都想在这里粉墨登场，欲谋发展。特别是西方，他们把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视作世界一极化发展的决胜地点和最终肢解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源泉，想尽各种方法在中国加大西方文化的宣传渗透力度。也就是说，由于中国这块文化信仰市场对未来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种宗教在这里宣教的成败将关系着它们将来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对比。因此目前西方文化在中国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犹太组织还作出了破坏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计划，他们阴谋地挑起中国某些官员对穆斯林的仇视，挑起穆斯林之间的教派纷争，以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之名阻止穆斯林宣教士进行宣教活动，用舆论来破坏穆斯林的形象，给穆斯林之间制造教派矛盾和内部分裂，可是我们中的很多穆斯林面对危机还不觉悟，面对机遇还不珍惜，他们只热衷于搞教派纷争。同时伊斯兰世界中的一些“达瓦”组织还不知道中国的重要性，他们缺乏战略眼光，只知道输出教派，对中国不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宣教激情和资金用不在关键问题上。
                        
                   在中国，伊斯兰教要在民众当中进行有效传播，我们必须认真地探讨出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和策略。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了解中国国情、民族性、文化特点和政治导向，正确把握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和思想状况；同时结合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史、传播得失，以及先知在麦加、麦地那针对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传教的方法策略，以便从中获得经验指导。
                        
                   伊斯兰自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麦地那复兴以来，经过圣门弟子、再传弟子的努力，迅速地在亚非欧地区传播：在亚洲，由阿拉伯半岛到波斯高原再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在非洲，经埃及迅速传遍北非地区。纵观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首先下层贫民和有正义之举的上层人士容易接受，其次文化传统松散、浅浮的民族容易接受，比如中亚各民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民族接受伊斯兰教就是这种情况。在文化传统根基深厚的地区，伊斯兰受到了抵制。比如西班牙、印度、中国等地。在西班牙和印度，虽然穆斯林在那里建立了长达几百年的统治政权，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虽然曾经是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学术文化重地，但一当穆斯林在那里的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失败后，伊斯兰文化也就被排挤出来。伊斯兰教在文化根基深厚的民族中传播成功，波斯是一特例。波斯首先也是被穆斯林军队征服，但由于什叶派以其波斯民族的语言概念在这里建立了什叶派伊斯兰教学说，时间一长，伊斯兰教通过波斯语潜移默化波斯人的思想，袄教传统文化就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并最终成了波斯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以致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狂热西方化也动摇不了它。但是西班牙和印度就与波斯不同，西班牙和印度虽然穆斯林在那里占领了几百年，但由于逊尼派视外文翻译《古兰经》为非法八百余年，因此这两地就没有使用西班牙人和印度人使用的民族语言来建立伊斯兰文化学说来影响西班牙人和印度人，以致基督教文化传统和印度文化传统在当地的西班牙人和印度人中的根子没有受到动摇。因此，当穆斯林的军事占领失败后，伊斯兰教也就被西班牙人和印度人所驱逐。所以伊斯兰教在异域异地传播，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进行神学概念嫁接建立伊斯兰文化学说去潜移默化当地民族的宗教思维，非常重要。比如波斯人在翻译《古兰经》时就以袄教的神名胡达来称安拉，因为安拉有不同的称谓。（古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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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麦加和麦地那的传播，首先强调的是认主独一思想和穆罕默德先知的使者地位及扬善戒恶，而对当地民族中不违背认主独一思想的民族习俗却不反对，并有所继承。在麦加宣教时教律基本上未涉入，并且不允许用武力来反抗多神教徒的迫害，相反只允许忍耐和躲避，穆斯林迁到麦地那后，“乌玛”逐渐形成，并在同一地域里穆斯林人口已占多数。这时教律才开始降示，武力拒敌也才成主命。但安拉降示教律和穆圣宣传时却是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步步为营。他考虑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宣教工作不但注重争取部落上层人士进教，培养“乌玛”骨干，还注重了争取平民大众进教扩大穆斯林队伍，在儿童的教育上空前重视，连多神教徒的战俘也用来教儿童识字。在麦加，起初的三年是秘密传教的，在敌我力量悬殊时，为保存星星之火不受损失，穆圣让一部分信士迁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基督教国王的保护；在麦地那，穆圣还与犹太人缔约争取和平以免腹背受敌；在也门，当穆圣派圣门弟子去宣教时，特别强调循序渐进，先讲作证词，再讲聚礼，再讲其它。可以说，当时麦加、麦地那已经严格执行的很多主命在已经归信伊斯兰教的也门人中却未同步执行，也未同步宣传，这就是穆圣及圣门弟子宣教的策略和高明之处。它很值得我们今天的穆斯林宣教士借鉴和在穆斯林占人口少数的地区合理运用和效法。
                        
                   伊斯兰的宣教工作，自“9·11”事件以来，世界各地加紧了防范，某些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大民族统治利益在反对穆斯林激进人士方面取得了共识，他们和穆斯林国家的世俗主义者和独裁统治者以反恐为名结成了同盟，互相默认了各国统治集团的反伊斯兰传播政策，给伊斯兰教在各地的宣传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各地方兴未艾，并迅速在民众和部分知识分子中传播，力量越来越大，并局部地动摇了本国的西方化政策和所在国的大民族同化政策。九十年代，伊斯兰教在某些地区的民族性复兴，加深了当地穆斯林民族与所在国主体民族统治集团的分歧，使伊斯兰宣教成了他们有眼中钉、肉中刺。“9·11事件”发生后他们更加感到不安，为了实施共同遏制政策，几个本来互为战略竞争的大国都联合行动了起来。
                        
                   “9·11事件”后，美、俄、欧、印尽管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反伊斯兰传播时，立场是一样的。“9·11事件”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遏制俄、中、印的发展，从而保护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对车臣、新疆、克什米尔等地区性问题，基本上是以人权问题定性的，他们煽动那里的少数民族动乱。西方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以此为由抵制俄、中、印地区性大国的战略性发展，从而实现他们的永久性地位。
                        
                   “9·11事件”以来，国际社会表现出许多对伊斯兰教发展不利的因素。和平、恐怖、人权这些用以打击别人表明“正义”或进行自我防卫的问题，解释权都在西方国家或伊斯兰国家手里。西方国家为了联合国际社会打击阿富汗清剿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的网络，默认了俄罗斯对车臣问题、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恐怖主义定性，甚至还默认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法特权力机构、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恐怖主义定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非穆斯林国家为轴心的世界新秩序建立，订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反恐宣言、国家主权宣言相继问世。但是由于这些国际公约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解释权上的不确定性和关系上互不隶属性，因此反而给大国提供了实施国际霸权和地区性霸权的“合法”依据，蒙蔽了世界公众。比如西方大国对车臣、科索沃、台湾、西藏等地区性问题的干预是以人权的名义进行的。俄罗斯对车臣、南联盟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又是以国家主权的名义进行的。再则，二十世纪末穆斯林一些激进组织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反击是以民族尊严和反侵略的名义进行的，而美国对穆斯林激进组织以及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又是以反恐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互为战争对手的双方的战争行为都有国际法为依据，都有国际法这把保护伞，西方操纵着反恐大棒和人权大棒解释权，可以随便打击那些不俯首听命的弱小国家和民族。而俄罗斯、中国、印度这些地区性大国也可以凭借主权独立的国际法与西方大国周旋，在制裁与反制裁中求生存求发展。而穆斯林由于被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和西方模式所分割，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和联盟对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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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出现混乱的原因，有国际法的某些因素。一方面二十世纪在民族主义思潮背景下出台的民族国家主权受到了西方人权价值观的挑战。比如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出兵攻打南联盟和伊拉克。另一方面，西方文化背景下制定的单一文化传统涵盖的人权价值观的普世性受到了其他文化传统的挑战。第三，西方大国垄断的恐怖主义解释权受到了穆斯林激进组织的挑战。由此世界在短时期内是不会太平的，因为没有哪一方能迅速压服哪一方。所以我们穆斯林要有思想准备，要有迎接挑战的胆略。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有利的方面，增强自信心；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能反思不足的方面，以便改进。
                        
                   目前，我们深有体会的一个问题是：伊斯兰信仰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但我们深入地去研究这些复兴现象当中所潜伏着的本质，它有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背景下民族自决的思维方式搀杂，也有穆斯林帝国文化传统遗留到今的思维方式搀杂。由此我们的精力、勇气和智谋就表现在维护民族尊严、民族复兴和武力反侵略反迫害上，没有注意到学术文化的和平传播和用伊斯兰去改造其他民众的愚昧思想和野蛮行径的积极意义方面。因此复兴带来的是与西方及穆斯林当政者的冲突和对抗、战争和报复。车臣、新疆和科索沃的伊斯兰复兴是想把自己圈起来，有严格意义上的边界、经济、文化和民族主权，可这些却是现代西方设置的现代国家概念中的隔离围墙，它对伊斯兰真的非常重要吗？阿拉伯民族以国家的形式分裂就是上了西方设置的国家概念的当。所以，穆斯林不一定非得要有严格意义上的边界防线和隔离墙吧！大地是真主的，没有隔离墙，我们随时能出入四方去寻求真主的恩惠难道不更好吗？
                        
                   沉迷在严格意义的国家概念当中，不一定是好事。比如世界上的穆斯林有近十亿，可面对巴勒斯坦穆斯林的鲜血却都袖手旁观，这不是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国家概念在作怪吗？所以我们在进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工作时，不但需要有热情和勇气，还需要有理性和智慧，我们不但要警惕别人给我们设置的樊篱，也要警惕自己给自己设置的樊篱。如果不小心被这些樊篱套住，那就被彻底禁锢住了。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穆斯林宣教层有必要稳中求动，淡化形式，注重思想，避免教派争论，多集中精力培养人才。我们不但要有能适应市场经济规则的经济人才，更要有能适应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行政人才和文明对话的文化学者及宣教干事。我们不但应该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几千万穆斯林宣教，也应该面对广大的汉民宣教。我们的宣教士不但应该了解伊斯兰认主学、念礼斋课朝、六大信仰方面的内容，还应该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文化思潮，以及伊斯兰政治学、经济学、伊斯兰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但应该知道发展经济，还应该知道发展伊斯兰学术和伊斯兰教育。宣教士要知道不同地方伊斯兰教的发展基础、发展水平、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管寺和教长的思想状况、整体素质、教外民族的宗教信仰状况，以便在宣教上作出符合实际的安排，并策略得当，把握好整体与局部、深度与浅度的关系。掌握宣教重点，哪些是中心可先做，哪些是枝节可缓行。
                         宣教中特别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在那些教门基础薄弱、群众教门认识浅和遵守差的地方宣传伊斯兰时要先宣传教义和一些简单的基本常识，让群众对这些基本常识首先有个了解，并认识了它们的意义后，再宣传教律。这样群众才不会有较大的心理压力，遵守教律才主动积极，因为一个人只有他充分认识到了教门的意义、价值，并发自内心地信仰了，遵守教律才会顺理成章。
                        
                   二、在宣传教律时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松到紧，由宽到严，步步为营。这样群众遵循起来心理上才能承受，也才不会感到有压力，不要还未进入角色就以审判官的口气和态度教训人，指责别人什么都不对，使人敬而远之。
                        
                   三、宣教时要能对号入座和顺应对方的心理、思考方式、审美角度进行引导。这样才能产生共鸣，达到宣教的目的。针对普通大众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要用他们能够感受到的简单事物说理；针对文化人要多从社会、人生、道德、法律、文化比较等方面去阐述伊斯兰对人类、社会、个体的价值。因为大众在接受宗教信仰时只顺应自己的情感，注重仪式和感受；而文化人在接受宗教信仰时往往偏向于哲理，注重自己的理智判断。
                        
                   四、教门基础好，经济又发达地区的穆斯林宣教士可以引导本地方的乡佬、管寺给予一些教门落后、经济贫困，但又能够扶植起来的清真寺一些支持，让他们感受到穆斯林大家庭的温暖，帮助他们尽快在教门上脱盲，走上伊斯兰的康庄大道，以便壮大穆斯林的整体力量。
                        
                   五、要加强文字宣传力度，组织部分人力和物力从事伊斯兰文化理论建设，针对不同群体的思想、文化程度、价值观念编定出一批能对应他们的文字宣传资料和图书杂志，供他们了解伊斯兰教。因为文字资料和图书杂志的投资比起建一座清真寺来要少得多，但收效也许却很大，因为它是伊斯兰教能否在文化人中打开突破口的关键和重要条件。
                        
                   六、在一些重要地方和穆斯林聚居区建立信息服务部和经书流通处。因为网络是我们迅速传递消息和接收信息的关键，通过信息传递和接收我们能把大分散的穆斯林联系起来，也就是使信息服务部成为穆斯林省区之间的桥梁，经书流通处是本信息服务部所辖范围内群众了解伊斯兰、学习教门知识和提高整体教门素质的一个媒介窗口。
                        
                   七、要注重引导各清真寺走向民主化管理，增进群众对清真寺管理的参与意识，防止伪信士通过渗透管寺或教长来控制清真寺，特别健全群众监督和管理人员考核机制。因为，一个清真寺只有群众参与管理的意识增强，并知道民主管理清真寺的运行规则，真正实现了清真寺管理的民主化，才能抵制伪信士对清真寺宣教工作的破坏，也才能提高广大群众的信教热情。
                        
                   八、要注重培养合格管寺的工作，通过培养合格的管寺去主持清真寺工作聘请合格的教长宣教，可以这么说，一个地方清真寺的管寺非常重要，因为教长是由管寺聘请。如果管寺的素质不高，对教门的认识不清，他聘请的教长就不一定合格，而教长不合格，宣教工作就很难搞起来。
                        
                   九、对汉族的宣教，我们对他们在教律遵行方面的要求不要太严，生活习惯也一样，不一定要求他们像我们那样做，只要他们认主认圣，承认古兰的天启性和穆圣的使者地位，做一个真正善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他们。也许我们有我们的局限，人都是不能完美的。
                        
                   十、在宣教工作中，我们要尽力去和政府中那些思想开明的人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要注意化解民族矛盾和教派分歧，多为地方做一些福利，对待既成事实的教派，我们不要只想着去改变它，这样会出乱子，导致内耗，而是让它先存在，我们只能先集中精力搞素质教育，素质提高了，群众就会渐渐明白其中道理，那时不需你去改，他也会自我接受。
                        
                   十一、宣教士还要注重引导清真寺管委会、乡佬、信仰群众把为教门捐献的资金、天课用在教门最需要也最有价值、使用起来效益也最高的地方。盖清真寺要考虑实用，还要考虑到是否急需，助学要看该学校教学质量是否可以，出书和助刊要看这些宣传品是否能起到宣传教门的作用。在先知时代伊斯兰资金更多的是用于施济贫困者以团结他们在真主的道路上，以及用于宣教者的路费和盘缠，而很少用于装饰清真寺。可今天我们却时髦地用于修建豪华的清真寺，对学校教育、图书杂志以及济贫解困投入的却很少。
                        
                   十二、宣教士要卓有成效地搞好长期的宣教工作，还必须时刻掌握社会的发展脉搏，认清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文化思想界的学术动态，了解各阶层的思想状况和社会主张，以及各宗教的传播情况和理论观点，以便自身有成熟应对社会变化的方法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