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回族的双重挑战和双重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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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正以超越时空，超越民族和种族的界限而进行着。各国各民族文化都在这种大交流中，面临着危机、挑战和机遇。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技术和信息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有的专家预言，文化的冲突和撞击是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使东方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以及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社会危机），不同文明（文明危机）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导致威胁某些文化的存续。因此，一些有民族危机感的人对保留改造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方案。

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文化侵略挑战下的一百多年间，则提出了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等。这些主张和方案都有其提出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同样，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是伊斯兰国家的主体文化精神，是广大穆斯林安身立命的依据，因而在这种冲突和危机中，伊斯兰知识分子也所见不一：一、以埃及的艾哈默迈德•鲁夫提沙耶德、塔哈•侯赛因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将政治腐败、社会贫困、宗教义务的丧失归咎于传统道德与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机制的无能为力，认为只有走西方的道路才能使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不致陷入绝境，主张全盘西化，通过仿效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制度，及其文化机理，以谋求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二、世俗主义，主张将国家建立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将宗教和国家截然分开，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政治——宗教机制已无力应付现代化的挑战，只有取西方制度，文化才能摆脱困境；三、以拉希德•里达•穆罕默德•哈桑•海卡尔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价值，但却强烈反对全盘西化论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弃置和抨击，进而为伊斯兰传统作理论和哲学的辩护。海卡尔说：“我发现，我们的伊斯兰传统是唯一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长并结出果实的种子，我们除了向我们的历史寻求精神本源之外别无他途”（伊斯梅尔《伊斯兰政府与政治》P38）。也就是说，伊斯兰宗教文化自身能够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基础和现实模式；四、以毛杜、哈桑•班纳、穆罕默德、库卜特兄弟为代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强烈反对“西方化”、“世俗化”，主张在宗教上“回到《古兰经》”，在文化上“返祖归根”。导致这种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背景是复杂的，但就文化而言，世俗化、西方化的加强造成了伊斯兰的“文化返祖”现象，反过来又滋生了它新的自豪感和自身文化强烈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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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争取现代化的一切民族国家而言，吸收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外来文化，是自身传统更新的重要条件，但是，外来的进步文化要素，只有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融合，才能完成创新的转化，才能真正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并非是完全消极的，与现代性因素完全对立的文化存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并非通过抛弃传统来换取现代化，传统因素在参与现代创新，并更新着传统本身。对回族，确切地说对整个中国穆斯林来说，在西方文化的挑战和现代化挑战面前有着双重危机和双重机遇。历来把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称为世界四大文化，中国穆斯林由于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阿拉伯伊斯兰和中国两大文化，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来看，回族所拥有的文化既不可能是阿拉伯世界的纯伊斯兰文化，也不可能是以儒家为中心的汉文化，而它自身所有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穆斯林文化——以伊斯兰为中心，粘合了汉文化特质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所谓双重挑战，就是回族的伊斯兰文化，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一样，受到西方文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与挑战；同时又受到中国汉文化的冲击。中国穆斯林的传统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伊斯兰教如同强有力的粘合剂，渗透其中并将其凝为一体，当经历了从她一进人中国这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家，经过冲撞、吸收、融合、适应的过程后，异质的现代文明被发现、接触时，对传统文明的扬弃和继承就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了。所以自明清两代以来，出现了不少“以儒诠经”的穆斯林大学者，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二十一世纪中国回族将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呢？青年学者李健彪提出了“和谐”与“周守”论，“二十一世纪的回族不论国际国内的形势如何，回族人都将在固守自己民族个性的同时，顺应时代，顺应社会，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准自己的最佳位置。‘合而不同’正是中华民族富有凝聚力的生动体现”（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会《工作通讯》1998年第四期P30）。“和谐”与“固守”固然是中国回族文化面对二十一世纪文化挑战的对应措施，但“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回族只有在教育、文化、经济三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才能固守与和谐。这就要求回族在坚守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现代文化和高科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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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整合的方法和手段，九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了“和合学”，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全球一体化”的构想。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宇宙间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包涵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和合学对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上述五大冲突具有巨大的魁力，对回应西方文化挑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具有内驱动力，从而试图把一百五十年来关于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的论争，落到一个实处，以回应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现代化及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使中国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所谓“全球一体化”是由“欧共体国家一体化’引发的，“全球市场化”带动的，通过世界各国间的文化彼此融合和发展，文化一体化的构想。这个构想会威胁到某些文化的存续，使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性有所削弱，甚至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这种“和合”和“全球一体化”中的中国回族文化又面临着双重机遇。即：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经受住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与现代化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回族文化也就能经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国家经受住了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的挑战，中国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同样也就能经受住这种挑战和冲击。因此中国回族要在双重挑战和双重机遇面前，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发展形式，与中国各族人民一齐乘上驶向现代化的不沉巨轮，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