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音乐历史长河成就的优美旋律

济南的清真寺

　　伊斯兰音乐：回回音乐的母体基因
   
　　谈到回族音乐，人们不免会联想到那回荡在连绵群山中的“花儿”。那么，“花儿”究竟是回族所独有的呢，还是汉、回、东乡、撒拉、土等多民族共有的？是仅宁夏山区才有“花儿”呢，还是西北甘、青、宁、新诸省区都有“花儿”？回族除与其他民族共同占有“花儿”外，有没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花儿”？除“花儿”外，伊斯兰音乐对回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有何影响？
   
　　回族的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少数民族—样，回族音乐文化也是我国灿烂辉煌的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回族音乐的流传与回族在我国的分布状况及居住特点密切关联。一般说来，回族相对集中的地方，其宗教色彩、语言特点、风俗习惯明显，其音乐文化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较小，所呈现的形态也较为独具。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它的先民来自中东和西亚。这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唐朝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促使各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交流融合的结果，不仅使西域文化注入了中原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大唐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不论是何种形式，规模大小，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其中也不乏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和波斯人。
   
　　据延河在《回族音乐概论》中谈：唐代，由于疆域的扩大和对外政策的开放，曾大量吸收融汇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及国外音乐。当时唐王朝与波斯萨珊王朝交往甚密，由中亚前来我国的商人、学者、工匠，也带来了中亚的的乐舞。这种乐舞曾风靡于唐代的上层社会，成为唐代宫廷所备的十种外国音乐的—种（参见《旧唐书•音乐志》）。
   
　　中国回族的形成，主要是迁徙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在与中国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相处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在迁徙、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带来原居地的音乐文化。因此也必然会造成音乐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和融合，一方面可能滋生许多音乐上新的变体，另一方面，可能失去原有音乐的部分体质及其它一些特征，但原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却不会消失，它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存活于新的民族中。正如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所说：“是时光抹掉了匈牙利人脸上东方人的特征，却在心灵深处流出了旋律，即便是活的古代东方”。这说明作为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纵使千变万化，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母体的基因。就回族音乐而言，这种母体基因，应当表现为伊斯兰音乐。

济南的清真寺

　　历史长河成就了回回音乐的优美旋律

　　据《宁夏文联通讯》１９８５年２期杨韧等同志《赴云、贵、川及两广调查回族文化的报告》指出：从总的方面说，回族音乐是在继承和发展伊斯兰音乐和吸收融合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音乐这种特定的历史状况下逐渐形成的。杨韧等同志的调查报告，证实了这种“母体基因论”。

　　谈到伊斯兰音乐，日本著名的比 较音乐学者东方音乐专门研究家、东 京大学教授岸边成雄先生在其所著的《伊斯兰音乐》一书中，论述了伊斯兰 音乐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作为蒙昧时代的阿拉伯音乐对印度、波斯、希腊、中国新疆音乐的影响。他认为伊斯兰音乐的起源，包括阿拉伯沙漠地带固有的原始音乐、波斯音乐、希腊音乐以及印度音乐四部分。

　　伊斯兰音乐对我国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中原地区的音乐和中国回族的音乐都有一定影响。

　　现今我们听到的伊斯兰音乐，多流传于回族较集中的地区，而且与这些地区穆斯林的宗教及民俗活动分不开。穆民们经常以极为丰富多彩的歌唱性音调来吟咏《古兰经》和赞颂真主。在这些诵经音调中，除继承了伊斯兰音乐传统外，在某些方面又结合中国回族的习俗而有所创造和发展，曲调因教派、门宦、地区不同而有所迥异。有些传入的伊斯兰宗教音调也因语言和审美习惯不同而中国化或地方化了。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音乐是中亚、西亚伊斯兰音乐与回族民间音乐相融合的产物，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它和中国传统音调相比较有明显的异国风味，但与纯正伊斯兰音乐相比较，又具有较多的中国化音乐特色。

　　回族受伊斯兰教音乐影响较深，这和回族的本源和宗教信仰有关。因此伊斯兰音调对于回民来说并不陌生。但由于受生活习俗、方言声韵、演唱习惯的限制，便很自然地把他们所熟悉的地方音调揉了进去。所以他们的唱诵音乐，既保留了伊斯兰音调中的原汁原味，但同时又注入了新的地方性音素和回民音乐成份，形成了以伊斯兰音乐为主调的音乐变体。而回族民间音乐一方面受到伊斯兰宗教音乐的影响，另—方面也受到与之相邻民族的民间音乐的影响。影响的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民族音乐的个性，形成回族民间音乐。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族民间音乐的普遍性、群众性和深入人心的程度，以及其对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的影响，又是伊斯兰宗教音乐不能相比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回族民间音乐—直紧密地伴随着回族人民的劳动、生活，是他们抒发感情，表达理想愿望、消愁解闷和自娱自乐的手段，是他们心曲的诉说。

　　流传在甘、宁、青一带的部分夯歌、船夫号子、牛佬佬调、小调等回族民间音乐，有些曲调强调了“角”音，有些曲调强调了“羽”音，有些曲调则呈现了“角”“羽”调式的对置，这些曲调显见受到一定程度的伊斯兰音乐的影响，同时也有别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音乐。

　　西北一些地区回族人民在婚礼及节庆集会活动中演唱的一种民间传统仪式歌，群众称之为宴席曲。宴席曲主要在回族中流传，在与回族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撒拉、保安、东乡族中也有传播。

　　在认识回族音乐中，概括起来讲，是否应该是这样一种思路：回族的先民来自于中亚、西亚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伴随回族的迁徙，必然会带来原居地的音乐文化，而新衍生的音乐，仍会带有原来母体的胎痕；伊斯兰音乐是在融合阿拉伯固有音乐、波斯音乐、希腊音乐、印度音乐中逐渐形成并获得发展的，其主要形态特征是多呈“羽”、“角”、“宫”调式，在旋法上多呈二度近关系模进音型；伊斯兰宗教音乐是伊斯兰音乐的一部分，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以极大的渗透力影响着中国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如维吾尔、回、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的民族音乐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伊斯兰音乐的成份；中国回族音乐是在继承和发展伊斯兰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成份而逐渐确立了自身民族音乐的风骨；部分呈“角”、“羽”调式的夯歌、船夫号子、吆场歌、牛佬佬调、“山花儿”、“干花儿”、宴席曲等，基于其带有伊斯兰音乐的遗韵，所以具有着回族本体音乐的性格，在确定回族音乐风格，发展回族音乐的主体走向中，应当将其作为创作音乐作品的依据、素材、动机，并且融入当地的音乐元素，以形成中国回族独具的音乐特色。这种音乐不仅具有中国回族的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穆斯林的共同性；流传在甘、青、宁、新一带的大多数“花儿”，特别是“商徵”型“花儿”，是多民族、多地区共有型，是汉、回、撒拉、东乡、土等民族共同拥有的音乐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