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商：跨越千年的沉浮起降

济南的清真寺

作者：马平



历史上的回商马帮。资料图片




西北羊绒产业大多由回商经营。 马平供图


　　自古至今，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同胞具有重视商业和尊崇商人的价值观，积累了经商的本领和经验，形成了世代传承的经商传统。“无回不商，无商不苦”是对回族同胞商业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历经千百年的风雨历练，回商作为一个活跃而独特的商业活动群体，已成为中华大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回族同胞擅长经商，有着深层的文化背景。在作为穆斯林人生信条的《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大量关于商业活动的训导。《古兰经》中提到的“出外奋斗者”、“大地上寻找财富者”，主要指商人，认为经商是受真主喜爱的，把为经营商业而旅行称为“寻求真主的恩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商人，他以经商资助宗教事业得以成功，并成为宗教革命的领袖。他曾经这样评价商人：“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诚实的商人在末日审判时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穆斯林视经商为崇高事业，他们以经商为荣，以追随穆罕默德的行为为荣。

　　受伊斯兰教鼓励经商的教义影响，我国的回族同胞秉承了阿拉伯穆斯林的经商才能。从历史上看，回族先民早在唐宋时期就由阿拉伯、波斯等地来到中国经商。元代以后，回族虽然拥有固定的生活区域，但他们并没有单一在土地上做文章，而是坚持农商兼顾，且城镇回族群众一般都以商为主，靠商生活，“无回不商，无商不苦”是对回族商业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回族同胞在全国各地的流通领域仍很活跃。如甘肃临夏、宁夏同心和吴忠以及陕西、新疆、山东、河南、河北、青海、云南等回族聚居的地方，回族成为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回商曾经长期辉煌

　　回族先民在唐宋时期进入中国时，较多的是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商人。1300多年来，中国各地回族同胞的商贸活动持续不断，经历了兴旺发达——式微衰落——再度崛起的沉浮起降。这种过程，伴随着历代回族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唐代，西来番客——穆斯林商人入华后，在中国受到统治阶级最高层——皇帝的极高礼遇，社会地位较高。因为当时的穆斯林商人多以“贡赐”为名而行贸易之实。骑在高高的骆驼上西来的穆斯林商人随着使者前来“朝贡”，目的是为换取高额利润。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皇帝每每见到“泱泱大国，四方来朝”的壮观场面时便龙颜大悦，非常慷慨地以二三倍甚至于数倍礼物“回赐”，西域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国家的穆斯林商人得此恩惠后更乐此不疲，不少人甚至留居中国不归。

　　宋代，西来番客依旧备受朝廷关照，番客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更多，当时宋朝专设市舶司，专门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中外穆斯林商人以海上贸易往来方式等缴纳“关税”、“例献”，给中央王朝带来了滚滚财源，甚至于南宋王朝后来偏居东南一隅时，这一部分收入构成当时重要的税赋来源，以支撑国家各项支出。

　　唐、宋回族先民中的番商客居中国，进行“贡赐贸易”，经营收入丰厚（番客中的波斯商人，当时就被称之为“富波斯”）。因此由唐及宋，是回族先民构成的回商在中华土地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元时，人分4等，色目人低于蒙古人，但仍然高于汉人与南人。作为色目人之一的回族人的社会地位较之唐宋时期稍有下降，但生活完全过得去，有的则依旧过得相当滋润。因此元朝时期成为那些理财好手、经商高手的穆斯林商人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

　　明清时期，穆斯林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尤其是清代，在人、地矛盾日趋紧张的中国西北地区，经济矛盾引发的民族矛盾愈来愈激化，回族人渐渐滑向社会边缘，回商没有了早期中国封建统治者给予的优惠背景，经营环境较为艰难。到清中后期，陕甘回民起义爆发，战乱频仍，老百姓生存都很艰难，当地回商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清末民初，时局渐转，依靠经商才能，回族先民练就了夹缝中求生存的本领。在社会夹缝中求生存——亦即回商发挥擅长的经营才能，在有限的经济领域，如清真餐饮业、屠宰业、长途贩运业中辛勤运作。这一时期，江苏省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苏南回族商帮，除了当地的餐饮经营、小百货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外，南京和上海的玉器珠宝业也都基本上由回族操控；云南则有回族马帮，通过著名的茶马古道，回商远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他们兢兢业业，在艰难的条件下靠经商维持生计，同时也将生意做到了极致。

　　从唐、宋、元到明、清，历史上的回商曾经长时期辉煌，后来又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观其原因，有诸多外部客观制约因素和回商自我主观性因素。外部客观制约因素主要在于其社会地位的变化、所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寡等，而自我主观性因素则主要体现在其经营禁忌与回族强调“舍散”的传统等方面。回商自身有很多的经营禁区，有的行业领域即便有再多的利润也不能做。同时，伊斯兰教规定诸多“善行”的教条，所以回族尤其强调“舍散”。“贪积不舍谓之聚，科取无道谓之敛”。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穆斯林无论是做大生意小生意的人，都要注意不能只顾赚钱，不舍散。要想集聚人心，必须注意舍散钱物。舍散是回商、穆斯林商人的基本行为之一。至于回商不能做大做强是否与舍散有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回商在当代的再度兴盛

　　回商在当代也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是全国进行了社会主义私有制改造、公私合营、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变革，其后是上世纪60年代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发挥个人才智的众多经营门类如个体餐饮、长短途运销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与徽商、晋商、浙商一样，回商也抓住了这一机遇再次崛起。回族企业和回族商人群体率先投入市场经济大潮，成为经济领域中一支活跃、积极的力量。

　　时代在变化，回商也在变化。新一代回商的经营模式、经营的行业门类、经营的理念也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前，回族穆斯林经商，主要限于小商小贩类的清真小吃。所谓“回回三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剥皮子，一把卖切糕”，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现在，他们经营的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涉及进出口贸易，乳品、肉类、皮革、绒毛、医药等的购销、运输、加工，甚至于拓展到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以羊绒业为例，如今在我国羊绒产业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宁夏，宁夏羊绒看灵武。我国羊绒占世界羊绒产量的50%，而宁夏年加工无毛绒4000余吨，占全国总量的50%左右。宁夏羊绒最集中的地方在灵武。世界上每生产10件顶级羊绒产品，就有7件的原料来自灵武。在中国产业集群品牌50强中，灵武羊绒产业就榜上有名。宁夏灵武市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精品羊绒产业名城”。灵武羊绒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经济创造了财富神话。

　　而宁夏同心县的羊绒贩运业则在西北乃至全国都一直是优势产业。同心县作为宁夏南部山区中部干旱地带回族人口聚居区之一，目前全县参与羊绒经营的人员达到1.5万多人，收购原绒近5000吨，其中2000吨来自于我国周边国家如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同心回族同胞的足迹踏遍全国乃至世界的羊绒产区，所以人们常说，每一群羊后面跟着一个同心人，他们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最庞大、最优秀羊绒采购队伍”的美誉。

　　灵武、同心做羊绒加工、运销业的人中大多是回商，在新形势下，他们更多代表宁夏新回商、中国新回商，而他们所追求的也不再是那种粗放式的发展，而是向高精尖端产业发展。

　　毋庸置疑，回族商人群体对促进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族经济在回族商人的带领下，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于当代许多成功的回商来说，今后最重要的是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做大做强，机遇与挑战同在。

　　回族喜好经商，积累了许多经商的本领和经验，并在经商的过程中将中华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精髓与本民族的商业经营实践活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培育出蕴含“乐商坚韧、义利互济”的回商精神。从古至今，回商群体在不断更迭，富有特色的回商文化、商业思想、经营理念也在不断演绎、传承，流淌于新生代回族商人的血脉中，最终流入中华大地的土壤里，成为回族同胞商业精神的核心，并给后人以无限的启示和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