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族对国家的新贡献

济南的清真寺

　　回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回族对祖国的历史贡献是与过去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她希望能够开拓未来,再创辉煌,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对祖国的繁荣昌盛再作贡献｡ 　　要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就必须超越自我,登高望远,放眼世界,审时度势,把握好新的时代特点,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认识到我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认识到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革和变化,在此基础上,对自身重新进行定位,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并找准为祖国作新贡献的恰当的切入点｡ 　　综观世界大势便知,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后冷战时期,这个时期,旧的两极格局已经打破,但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朝着“一超多强”的方向发展｡“一超”就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多强”就是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可能还有印度､巴西等｡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强化一超地位,建立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防止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其地位提出挑战,使21世纪仍然成为美国的世纪｡为此它要遏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的在其看来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崛起——手段多种多样,宣扬“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共同防范中国是一种;宣扬“中国崩溃论”,企图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让中国服输是一种;进行“文化渗透”,输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让中国的青年人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又是一种;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搞所谓“人权”外交又是一种｡而打“民族宗教”牌就是其中的一个毒招,需要特别警惕,尤其是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决不能上当｡ 　　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牢牢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时代的主题,充分认识到我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及时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提出两个“和谐”——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以营造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顺利实现｡ 　　那么,处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背景下的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自然就应该明了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在新时期,回族对祖国应有的和可能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二是经济方面,三是政治方面｡ 　　 　　一､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结构性的贡献,而不是量的增加｡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博大的文化,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足以令世人折服;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彝族的《阿诗玛》等等,数不胜数;那么,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的贡献就不是在上述非常丰富的文化宝库中增加其量,不是再增添一部大型史诗或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头的文献,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深层次的贡献,换言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个“炭”是什么呢?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补充､矫正､突破､创新｡这种补充､矫正､突破､创新,不是由回族的几部现成的历史文献来完成,而是通过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的深度挖掘､综合开发,并结合时代精神,用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赋予其时代特点,即通过一番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工夫,提炼出新的精华｡这些精华恰好是新时期祖国的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甚至是急需的,特别是对增强我国的文化力和软国力,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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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结构性的贡献主要有: 　　义利统一观 义与利这两个范畴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古老概念,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关系的思考和回答的历史,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百家争鸣图:从先秦诸子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义轻利”和法家､墨家､管子为代表的“重利轻义”两大派各抒己见,到西汉中期义与利的摩擦碰撞､针锋相对;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儒家“罕言利”思想的一脉相传和“重义轻利”论的一统天下,到两宋､明清“存天理,灭人欲”的登峰造极的“重义轻利”论的极端发展;及至唐宋以后对“重义轻利”论的反思､批判和“重利轻义”论的时隐时显,二者的争论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然而,这场长达2000多年的“义利之辩”,并没有辩出什么结果,辩论以各种形式还在继续｡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义利关系问题经常地､大量地､直接地甚至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中,有时还横亘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成为人们的一种思想或心理障碍,并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思维神经,让人无法回避｡人们时而把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捧为“君子”,而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贬为“小人”;时而又把那些满口“效益”､“利润”的发家致富者尊称为“能人”,而把那些安贫乐道者,称之为“迂腐”､“傻子”——“君子”与“小人”不断变换着位置,让人感到不知所云､无所适从｡而回族文化则把义与利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既崇尚义,又不耻于言利,不耻于求利｡对回族而言,没有义利对立的困扰和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追求正当的､合法的“利”,就是“义”｡回族历代学者根据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阐明了义利关系,明代回族学者王岱舆说:“今之世人,言利害有三品:曰身之利害,劳逸寿夭是也;曰财之利害,得失增减是也;曰名之利害,毁诋赞誉是也｡正教言利,乃固本和义之真利,非忘源背本之名利也｡”(P106)也就是说,回族文化也言利､求利,但须以合义为前提,在此前提下,鼓励求利,且多多益善｡这样,义利之间就实现了平衡,而不再摇摆不定,让人左右为难了｡当前,祖国需要增强综合国力,人民需要提升生活品位,公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保护,在此情况下,回族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观对于全国人民克服义利对立思想,放下心理包袱,理直气壮地言利､求利,并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求正当的利,具有重要矫正意义｡作为当代中国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尺度,不必再沿用过去的标准,合法的､正当的利益面前,不必自命清高,退避三舍;同样,对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也不能趋之若鹜,如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以同胞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以假药来获取钱财,这才是“小人”,甚至是罪人｡而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利益的人,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理欲结合观 儒家学说一向强调重理轻欲,宋明理学则把这一主张推到了一个极端,大讲特讲“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使理与欲之间出现了失衡状态｡而回族文化则认为,人既非纯洁无瑕的天使,也非屈从本能的动物,人就是人,既有本能的需要——这种需要产生“欲”,也有对真善美的向往——这种向往产生“理”,理与欲缺一不可,各有各的位置,不能互相挤占｡清初的回族学者刘智在其著作《天方性 理•图传》中指出:“人之生也,无嗜欲则不能领略声色嗅味之妙,无功修则不能渐还夫本然之真｡”这就告诉人们,造物主创造万物,乃是为人所用,如声色嗅味等人间美好的事物,是要人领略的,否则就愧对人生;但人是万物之灵,不能完全屈从本能,而有所选择,有所超越,有所修炼,如此才能返朴归真,才能使人做到名副其实,不然,就如同行尸走肉了｡人欲有多种,如食欲､色欲､名欲､权欲等,是否要满足,一要看是否正当,二要把握好度｡关于食欲,王岱舆说:“大凡养生之道,莫大于饮食,天轮日月,大地山河,尽人衣食之仓库;水陆飞行之物,花果草木之精,皆人身体之滋养,当食而不食,有违造化之恩;不当食而食,又属己私之用｡”(P129)关于性欲,他认为应该通过合法婚姻来满足,不婚不嫁,“上违主命,下背人伦”,“人身之精气,即济则和盛,衰则病,缺一则死,此即当体阴阳不齐之验也,有何况夫妇之缺略哉｡常见孤阴寡阳之辈形容枯槁,心意千歧,邪念丛生,失节者多,皆由阴阳失序故耳｡所以我教之礼,鳏寡不能独守,宁可明正改节,不可外洁内淫｡”(P192)显然,这种既不压抑人性､又不放纵人欲的､给人欲以合理定位的思想,比起宋明理学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压制人欲､使人性扭曲的观念要开明通达得多,显得更人性化,更富有人情味儿,对今天处在开放年代的国人处理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不无启迪,尤其对矫正今天部分国人过分沉湎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和观念,从而将一个民族的宝贵精力､财力用于更有价值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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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兼顾观 长期以来,中国主流文化重公轻私,一味强调公,而忽略私,其结果是公私不分,常常表现为公亦为私,私亦为公,貌似护公,实则损公｡因为公私不分明,私得不到保护,公也往往受侵害,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现象,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历代志士仁人对此有切肤之痛,故大声疾呼“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然而,实践起来,何等困难｡因为“大公无私”只能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极少数贤哲管用,而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芸芸众生,则缺乏普遍感召力和约束力｡而回族文化强调公私兼顾,互不侵犯,主张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确保私人利益不受侵犯,凡无端没收､侵占私人财产和侵犯其他私人利益的行为,被视为非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明代回族思想家李贽(1527—1602)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的信条,大胆而响亮地发出“无私则无心”的呼声｡他客观地理性地分析人的天性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可见,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臆说也｡” ①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劳动和付出的结果有一个恰当的预测和合理的期待的情况下,才会努力去做｡这种观念如果与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特别是与新宪法中有关“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条文结合起来的话,将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难看出,回族文化在对待和处理诸如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和更远大的目光,避免了偏激与极端,做到了不偏不倚､中正､适度,兼顾了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从而显示出普遍的文化价值和久远的生命力｡ 　　当然,新时期回族在文化上对祖国应有的贡献,毫无疑问还包括具体的贡献,如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医学等等领域的贡献｡回族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要高度重视教育,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祖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百千万合格的劳动者,数十万高素质的教师､工程师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数万具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和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一流的专家学者,为使祖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回族对祖国经济方面的贡献 　　 　　回族在经济方面对祖国应有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理念方面,二是实际的贡献｡ 　　在经济理念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多元并举的产业观､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以及合理分配观和适度消费观｡ 　　多元并举的产业观 在回族文化中,既看不到西方“重农学派”以农业否定其他产业和“重商主义”无限拔高商业地位而轻视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偏见,也不存在汉文化中所包含的“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无商不奸”和视商贾为小民琐事的消极思想;回族文化充分肯定各种产业并存的意义,认为每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对人类生活缺一不可,不能抑此扬彼,或顾此失彼,而应对每个产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到“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诸业并举,互相支撑,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这种产业观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差别的缩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②,都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涌现了一些新阶层,他们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民工阶层等,这些阶层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和正在作出特殊贡献,其中回族成员按人口比例来讲,在各少数民族中名列前茅;然而,这些新阶层由于受到来自社会传统观念和旧体制的约束,面临着如何融入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回族文化的上述产业观得到应有重视和借鉴,对解决这个问题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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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 回族文化重视商业贸易,重视流通,但同时也强调市场的有序化､规范化,要求人们遵守市场伦理,其核心就是提倡公平交易,反对投机取巧,做到“言语信实,买卖公平,称量度数,不以入加,不以出减,不虚托本利,不谬称好丑,不全己亏人,无讳无匿｡”在制假售假､不正当竞争泛滥成灾的今天,回族文化中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对当代人不无借鉴价值｡ 　　合理分配观 “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秩序的共识,即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和谐问题,所以这一思想一经提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共鸣,表明了社会对和谐有着强烈的需求｡”分配不公是当前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 ③｡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这方面,回族文化的一些理念,值得借鉴｡回族文化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资和能力的差异,因此允许在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别,不搞平均主义;但反对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主张通过适当的方式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让那些智商高､能力强而收入多的人将其一小部分财产拿出来,解决社会上贫､病､残､愚等弱势群体 ④的生存问题,以便调整贫富悬殊,实现合理分配｡回族社区长期以来,以“天课”､“施舍”等多种形式,存在着扶贫帮困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悬殊对社会稳定造成的消极后果｡难能可贵的是,清代回族学者马注进一步拓展了“施舍”的领域,将人的智力､精力､爱心､祝福等无形的财富都列入可施的范围,他说:“学施者,继往开来,阐明要道,著述典训,以垂万世,此学施也;财施者,饥则济以食,寒则济以衣,困则周以财,露则授以室,此财施也;言施者,遇人急难,出言解救,遇人痴迷,出言提醒,劝善止恶,引明正道,此言施也;力施者,尽瘁天宇,效力讲堂,葺桥修路,凿井掩骸,此力施也;心者,万善之根,理欲之界,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谟民贫不能济,心之所至,功亦如之｡”即爱心和善意与钱财的施舍,有同样的功德｡其中所谓“学施”正如当今的“文化扶贫”,其意义非常深远｡ 　　适度消费观 中华民族向来以勤俭节约而著称于世｡然而,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股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正在蔓延,这对我国这样一个资源原本比较匮乏的国家而言,其中的隐忧,不言而喻 ⑤｡中央及时提出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号召,正可谓未雨绸缪,全国上下理应积极响应,认真落实｡而回族文化中的适度消费理念,对建立节约型社会意义重大｡回族文化既反对超前消费,也不提倡过分节俭和吝啬,认为过分节俭和吝啬,如闲置资产,不用于社会财富的流通和增值,会降低消费水平,削弱对生产和供给的刺激,使整个经济停滞不前;但浪费和过度消费不但减少投资比例,使生产萎缩,经济衰退,而且还会败坏社会风气,把人们引向腐化堕落,从而丧失民族斗志和忧患意识｡浪费和吝啬都不可取,可取的是“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 ⑥｡这种适度消费的理念,对于节约资源(如水､电､气､油､土地､木材等),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意义,非同小可,不容忽视｡ 　　至于回族对祖国在经济方面实际的贡献,人们感受颇深｡首先,回族对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北的开发具有特殊贡献｡中央在20世纪末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为西部的大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然而,西部大开发的主体还是西部的居民,而回族由于其独特的禀赋在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回族的经济是农牧兼营､亦农亦商的“复合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在西北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文化类型复杂的区域起着重要的沟通和联系作用｡回族聚落大多沿着中国西部“三大高原—两大经济类型”的边缘或过渡地带断断续续地分布｡“三大高原”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两大经济类型”是青藏高原藏族和内蒙古高原蒙古族单一的畜牧业经济､黄土高原以汉族为主的单一的农耕经济｡三大高原分布着的规则的两大经济类型呈现出单一性,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尤其是游牧经济是一种脆弱不堪的自然经济,极易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风雪､疫病等自然灾害都会使成千上万的牲畜死亡,美丽的草原顿时会失去生机｡畜牧产品既是游牧民的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却满足不了自身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强｡而黄土高原粗放而单一的低水平农业,又具有封闭性,虽然盛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但由于封闭保守的观念的障碍,难以与游牧民族互通有无､彼此满足对方的需求｡换言之,“三大高原—两种经济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经济互补性很强,但缺少一个通畅的沟通渠道和强有力的沟通者｡藏族和蒙古族传统上缺乏商品意识,黄土高原上的汉族又有根深蒂固的轻商观念,加之牧区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因而望而却步｡因此,两大经济类型互补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具有经商传统和开拓精神的回族的肩上｡在历史上,回族上高山,下帐房,不辞劳苦,把内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带到牧区,再把牧区的畜产品又带回内地,充当了“互补”的使者,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牧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回族的这一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过去不起眼的皮毛贩运加工以及饮食等各行业中无数的百万､千万富翁脱颖而出,成为各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其中许多人通过商业资本投资或扩大规模,办起了现代企业,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如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从传统的食品行业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清真奶食品系列生产经营企业,已成为全国的知名企业｡复合型经济结构的优势还使西北回族实现了跨区域､跨产业经营,在家园以外的广阔天地里获得资源､市场､原料､人才､技术､资金,企业的原料和产品“两头在外”,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的鸿沟被最大限度地弥合,从而使其经济形成了两个特点:一是外向性倾向,即回族经营者走南闯北,异地办厂,实现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大流通和大整合;二是弥补机制,即经济结构多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农业损了商业补,商业损了工业补,主业损了副业补——东方不亮西方亮,相对于同在西部的其他民族单一的产业结构,有着明显的优势｡ 　　 　　实践证明,回族是一个有经济头脑､有经营才能､有开拓精神的民族,只要进一步落实中央的有关行之有效的政策,给他们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充分调动他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经营特长和聪明才智,他们一定能够创造新的经济奇迹,为国家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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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回族对祖国政治方面的贡献 　　 　　回族在政治方面对祖国的新贡献应该有实际的贡献和理论上的贡献｡ 　　回族在政治方面对祖国实际的贡献主要包括: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前面已经分析了目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面临的国内任务｡在此背景下,回族深知自己对祖国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历史上,当祖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关头,回族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今天,在祖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回族同样会珍惜和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极力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法律的尊严｡越来越多的回族成员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搞不好,这个国家就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恶性发展而导致社会离心力不断增强,国家用于维持社会稳定的财力､人力､物力以及注意力即社会成本会明显提高,这将增加政府的开支和民众的税收负担,进而延缓国家的发展,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民族矛盾激化,并演变为冲突,那将使社会分崩离析,国家四分五裂,有可能引发内战及外敌入侵,在动乱和战火中经济建设成果会遭到严重破坏,生命财产会遭受严重损失,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无论哪个民族都会饱尝民族分裂的苦果｡所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法律尊严,就是维护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四个维护”成为绝大多数回族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从根本上来讲,回族是我国社会中一个稳定的因素,是一个积极的力量,是一个建设的生力军,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回族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特点决定了她是一个接触面很广的民族,所以她在民族团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她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对民族团结能够作出特殊贡献｡ 　　回族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回族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她更容易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她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及其更高境界——“和谐社会”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她更加期盼加快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从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她是信奉“法”的民族,对法律和规则有一种神圣的敬仰和敬畏,合法(哈俩里)与非法(哈拉目)的界限分得很清,不得越雷池一步;她更加拥护以德治国的方略,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人际交往和社会运行成本,提高效率｡ 　　诚然,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政策水平､文化素质､执政能力甚至胸怀､修养等因素,当中央的有关民族宗教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的情况下,回族群众情绪会有些激动;当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亵渎的时候,回族群众的反应会有些强烈,这说明回族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很执著,对宪法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很看重,而不能把这种现象简单地说成是“回族爱闹事” ⑦,倒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干部是否全面贯彻了中央的相关政策,是否真正落实了“三个代表”(尤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否切实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工作方法是否得当,措施是否得力,是否综合运用了政策的､法律的､教育的手段,一句话,执政能力是否提高了｡因为“政策制定以后,干部决定一切”｡事实上,就回族的大多数而言,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渴望政策稳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因为如果社会动荡,由于回族的分布特点和居住格局,他们就会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这不符合回族的根本利益｡了解回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回族在历朝历代,她最关注､最计较的是其唯主独拜的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是否得到尊重,她把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一定意义上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从而成为她最敏感的神经,甚至当清朝的有些统治者把屠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时,他们也要坚守其信仰,维护其尊严,有所谓“砍头风吹帽,舍命不舍教”的说法｡回族的多次所谓“回乱”或“反清起义”,实际上反的是践踏其宗教信仰的贪官污吏,而不是朝廷,回族从来没有“坐一朝”的想法,所谓“争教不争国”之说由此而起｡“不争国”不是不爱国,而是不谋政权,不争政权,争的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今天,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不但是执政党坚定不移的政策,而且还明确地载入了国家宪法里面,成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必须遵守的神圣的法律｡对回族而言,只要认真落实这项政策和法律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他们就会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会更加坚决地拥护中央,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捍卫社会稳定,捍卫民族团结,正如曾经做的那样,就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毫不犹豫地､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国家的进一步繁荣昌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回族在政治方面对祖国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和谐理念和协商政治｡和谐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追求目标,协商政治是公共秩序达到和谐的途径｡ 　　和谐理念 和谐理念为什么是政治呢?孙中山先生给予了简洁明了的回答:“政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但在“文革”期间,不但把政治实践搞乱了,而且把政治理论也搞乱了,政治成了残酷的､野蛮的化身｡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政治文明建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呢?就是和谐的公共秩序｡文明的实质,说到底是人对自己的理想本质的追求,即首先使人变成自主的人,其次使人变成自觉的人,最终使人变成自由的人;政治的本质则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的文明化过程,正是人类一直在努力摆脱野蛮､摒弃动物世界中通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过程｡所以,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不仅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一种和谐的公共秩序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讲,回族能够为祖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回族文化中有一种和平､和谐的理念｡这种理念源于回族的两种主要文化渊源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合｡回族文化强调,人生来就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人必然要组成“哲玛提”(群体),要组织一种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必须要有秩序,秩序的建立必须要有规则(法律､道德､习俗等),规则必须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慈爱的基础上｡何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慈爱?就是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诚相待,公平相处,做到和善､和气､和睦､和平､和谐｡回族当中流传极广的两段“圣训”说:“爱人如爱己,方为真信士｡”“信士之间相亲相爱,犹如一个躯体,一处受伤,浑身发烧,以至失眠｡”强调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强调互爱互助､共生共荣｡ 　　回族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不但指回族内部的和睦､和谐,而且还包括回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和谐,提倡慈爱所有的人,清代回族学者马注提出的“四善”说拓宽了善的领域,提升了善的境界,他在其传世之作《清真指南》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爱和普善——要求人们不但要爱同胞,而且还要爱同道､同类;不但爱自己的同 类——人,而且还要爱整个大自然(包括一切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在此理念支配下,连清代不堪忍受清朝贪官污吏压迫而起义的回民领袖马化龙也只是把矛头指向欺压百姓的地方贪官污吏,而绝无仇视广大汉族民众与贤明官吏的倾向,他说:“吾本念经之人,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俟东南军务平定､甘肃重见天日,必有贤明长官主持西北大局,届时吾即投诚,当一个太平百姓,于愿足矣｡” ⑧即他只是希望地方官员能够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存权利,仅此而已,别无所求｡今天的中国社会处在深刻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党包括民族宗教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在不断完善,回族一定能够与各民族一道,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其特有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为政治文明建设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协商政治 和谐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追求目标,而民主政治被认为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又分为竞争性民主､非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逆转,问题是,中国民主政治应该选择竞争性民主呢,还是协商性民主呢?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因素决定了最终选择必然是后者｡ 　　基于民主程序的协商性价值偏好和由此产生的协商性运作程序､制度体系运作及其发展的民主政治,就是协商政治｡协商政治就是从民主政治的程序设计出发,强调社会多元主体在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有效的协调体制与协商过程,达成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最终达到高度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资源的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基础上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为协商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平台｡ 　　回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经济结构､职业结构特点,决定了她能够为协商性民主政治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回族政治文化传统提倡公平､秩序､和谐,强调通过协商追求公平与秩序,通过协调达到和谐｡被回族尊崇为最高经典而遵循的《古兰经》中的一段经文成为家喻户晓的天条:“他们的事务是协商而决定的｡” ⑨回族内部在历史上虽然纷争不断,但协商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历来有通过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传统｡因此,从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来讲,在集权政治､竞争性民主政治和协商性民主政治等诸多价值偏好中,回族更能够认同和接受协商性民主政治,也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回族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元化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越来越突出,而且,回族按人口比例来讲,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其所占比重更大一些,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等,他们无论从思想的敏锐度,还是从经营活动范围来看,是经济领域最活跃的一支力量,进而也会成为社会领域中较为活跃的因素｡随着他们的经营规模的扩大､经营档次的提升,其参政议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这些新的阶层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个人志趣方面与回族社会传统阶层如阿洪､“老人家”､“学董”以及农民､工人､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等等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基于协商政治理念作出的民主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是凝聚上述各阶层力量,集中其智慧,进而为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持续性贡献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协商政治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宪法为最高权威､以制度为基本平台､以合作为基本价值､以发展为基本目标､以协商为基本手段,能够把“民主”和“团结”统一起来,实现党派和谐､阶层和谐､民族和谐､区域和谐､界别和谐,进一步促进社会整合,最终建立更加合理的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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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②根据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所显示,各民族之间的城市化水平非常悬殊,回族的城市化进程高于除了朝鲜族和极个别人口较少民族外的其他所有民族｡1990年,回族市镇合计人口占总人口的 39.1%,藏族占7.1%,蒙古族占24.5%,维吾尔族占15.6%,汉族占27.1%,全国平均占26.2%｡到2000年,回族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回族市镇合计人口占总人口的45.3%,藏族占12.8%,蒙古族占32.7%,维吾尔族占19.4%,汉族占36.9%,全国平均占 36.9%｡详见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81页｡ 　　③据有关专家调查研究,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在城市创造的价值是人民币25000元,而农民工年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有为数众多的农民工遭受歧视的委屈和被拖欠工资的无奈｡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6页｡ 　　④中国目前有1亿多老年人,5000多万残疾人,30多万孤儿,15万流浪儿,贫困人口数千万,且每年都有因各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众多灾民｡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页｡ 　　⑤据有关专家推算,每创造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消耗能源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消耗水平的7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目前600多个城市中一半城市即300多个城市缺水,每年因缺水造成2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由于缺水,有的城市过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表下沉｡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页｡ 　　⑥马坚译《古兰经》第25章第67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⑦不排除个别人借机发泄私愤,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当别论(如依法处理),毕竟代表不了回族当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⑧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 　　⑨马坚译《古兰经》第42章第38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参考文献: 　　 　　王岱舆.正教真诠[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刘智.天方典礼[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56. 　　王春光.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的非均衡问题[J].新华文摘,2006,(2):11. 　　马注.清真指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135. 　　李德宽.西北回族“复合型经济”与宏观地缘构造的理论分析[J].回族研究,2003,(4):49-54 　　On th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Mother Country of Hui Ethnic Group 　　MA Ming liang 　　(Institute of Islamic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Hui Ethnic group that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motherland in history shoul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motherland in new period. This new contributions includes mainly three sides.First,the contributions to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such as combination of justice and benefit, balance of principle and human desire,Combin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ond, the contributions to economy, such as multiple idea of industry and market ethic.Third, the contributions to plolitics, such as harmonious idea and politics negotiation. 　　Key words:Hui Ethnic group; Mother Country; Contributions 　　

马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