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

济南的清真寺

作者：罗万友　孙俊萍

　　摘要：唐宋时期发达繁荣的商业贸易与对外交流为回族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章就中国社会历史与回族发展历史相关的一些相似之处作些尝试性的探索，以引发我们对回商文化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与显著作用进行一些必要的哲学思考，以期有益于我们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构筑和谐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发生过许多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改革活动，这些历史事件和思想改革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改变了人们旧有的思维模式，调整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实践策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与繁荣。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的足迹，发现其中有许多与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唐宋时期发达繁荣的商业贸易与对外交流为回族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文就中国社会历史与回族发展历史相关的一些相似之处作些尝试性的探索，以引发我们对于回商文化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与显著作用进行一些必要的哲学思考，以期有益于我们早日实现在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和构筑和谐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
　　
　　一、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
　　
　　迄今为止，历史在不断地进步着，也在不断地重复着，但历史每一次的重复比起先前的历史都是在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更高的发展水平上进行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探讨历史上这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导现实的实践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外经济贸易具有直接的关系。早在我国唐代及两宋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与发展水平。这是因为首先唐朝自身经济的发展促使其必须寻求与外界的交往，与外界的交往推动对外开放与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其次，航海造船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同时陆上丝绸之路的畅达与商品贸易的昌盛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遥相呼应，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中国唐宋时期的历史发展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例子，与当今我国的对外开放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之一：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实行自上而下的战略步骤，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唐朝政府实行开明的政策和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推动唐代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发展。
　　首先，开明的政策对唐代对外开放与贸易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唐太宗曾说过：“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歧视外族，我独不采取这种偏见。因此境外的部落都来亲附。”这一开放的思想与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在这一思想与政策的指导下，唐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方针，如鼓励对外贸易措施等。在各大城市和港口专设接待外商的场所，如新罗馆(接待朝鲜商人)、蕃坊(接待阿拉伯商人)，并为外商开具凭证(护照)，使外商在中国境内的经营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对外商的货物要“任其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这些举措(优惠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外商来华投资贸易。其次，中央集权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唐代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唐代的企业、织染业、造船业、金属铸造业、采矿业、印刷业等均有很高水平，特别是处领先水平的造船业，有力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兴盛。再次，水陆交通环境的改善(主要是加强维护安全和畅通)，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最后，善于和加强管理也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陆路方面特设了两个特别行政管理机构予以管理：一是安西都护府，对塔里木盆地一带及葱岭外西方各国实行政治安抚和交通贸易管理；二是北庭都护府，对沿天山北路的贸易实行控制。在海路方面，在广州港创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可见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机构是推动唐代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到了宋朝，更是延续了唐朝的开放政策，加大了招怀诸国来华贸易的政策力度，继续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因而使得回族先民经商活动范围较之以前更为广阔。宋代与海外进行通商的口岸主要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今属浙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其中以广州和泉州最为兴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作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其中深圳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区的任务是吸引外资，帮助引进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是学习市场规则的“学校”，因而可用于推动中国城市经济的结构改革。经过几年实践结果，取得了成功。深圳经济特区试验的初步成功，引发了一浪接一浪的改革开放大潮，形成全国改革开放的汹涌澎湃之势。美国历史学会原会长、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其皇皇巨著《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一书中，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研究。迈斯纳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把深圳经济特区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第一把钥匙。
　　中国真正令人惊奇的发展还不是外贸的发展，而是对外商投资的开放政策。而正是这种投资开放政策，促进了包括外贸在内的全面发展。建立经济特区，则是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始。实际上，向外商投资全方位开放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深圳特区的成功实践促成的。
　　在5年的时间里(1980—1984)，深圳与来自50多个国家的外国投资者签订了3 000份合同和协议，价值达23亿美元。全国的合资企业大约一半落户在深圳，制造业的数量从1980年的26家发展为1984年的500家，总产量提高了29倍。特区人口从2.5万猛增到35万，到20世纪末，人口达到185万。人均产值据称达到了2 000美元，接近国家平均产值的20倍，而个人收入达到中国全国城市人口平均收入的5倍。这个让人头晕目眩的经济增长速度，后来被人们普遍地称为“深圳速度”。
　　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后，挥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过几年的发展，深圳等经济特区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更加坚定了中央大力进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在总结对外开放经验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8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并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所辖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4月，全国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出的方案，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为了推动沿边地区的改革开放，自1992年3月以来，我国进一步开放黑龙江省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省的珲春市，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新疆的伊宁市、塔城市、博乐市，云南省的瑞丽市、安定市、河口市和广西的凭祥市和东兴镇等13个镇。1992年7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和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南宁、乌鲁木齐、昆明、石家庄7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以及太原等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这是我国全面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继沿海、沿边地区开放之后，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迈出的又一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步骤。
　　由此，历经17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结束了由于多种历史因素造成的长期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转向了开放型的经济，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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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之处之二：造就了著名的国际贸易大都市和许多沿海港口城市及一大批内陆地区的中心贸易城市。
　　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首先成为最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外商前来贸易者甚众。同时，广州和扬州也是外商活动非常密集的城市。宋时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和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北宋初年，广州是宋朝最早设置市舶司的地方，也是宋朝进行海外贸易的唯一门户，因此，广州港继唐朝之后继续繁荣。北宋末徽宗崇宁初(1064)，在广东、福建、两浙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司，而“三方唯广州最盛”。到南宋高宗时，“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继广州港之后崛起的泉州港因远离宋金战场而成为南宋主要的海上门户，当时侨居泉州的蕃客“数以万计”，穆斯林商人众多。泉州港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民间传说那时有“回半城”、“半蒲街”。“市井十洲人”与“涨海声中万国人”便是诗人对那时泉州的写照。到宋绍兴末，泉州与广州两地的外贸收入约两万万贯，各占一半，说明泉州已经迅速地赶上了广州。南宋的都城杭州是东南海陆交通的枢纽，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素有“东南第一州”之称，是两浙路的一个市舶司所在地。而那时的扬州则是“万商落日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的景象。后来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与繁荣，于1088年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密州的板桥镇置市舶司，1113年又“圣旨于秀州华亭县兴置市舶务”，它在北宋末年出现了“番商舶船辐射凑泊”的盛况。另外在南宋初年，又在江阴、温州增置市舶务，澉浦也是在这时兴起的一个港口。
　　由于受到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也由于受到中央财政政策的支持，深圳这块曾经被古老小镇包围的不毛之地，开始有了现代城市的模样：各种各样的工业园区、高耸的写字楼、现代化的宾馆、令人惊叹的新大学、公共图书馆以及广播电视台，所有这一切都迅速地建立起来了。深圳屹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中心是全国最高也是最具现代化的建筑之一。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上述所有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以至于全国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举国上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似之处之三：唐宋时期由于外商的大量涌入形成了穆斯林聚居的“蕃坊”，而现代浙江义乌穆斯林社区的形成也是如此。
　　“蕃坊”之名始见于唐人房千里之《投荒录》中，是指来华贸易的阿拉伯商人的聚居之所。“唐时寓居广州的穆斯林人数当在万人以上。因此，‘蕃坊’首先在广州出现是必然的。”长安的胡商或蕃客在玄宗天宝年间就已经有留居达40年之久的时间。而扬州和海南岛等地也都是阿拉伯各地商人的聚居之地。上述地方的穆斯林聚居一处，就必然存在管理上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蕃坊”组织。
　　进入宋代后，海外贸易的繁荣使阿拉伯各地区的穆斯林商人云集于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城市与商业贸易中心，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形成了许多蕃客聚居区。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明确记载蕃坊的地区只有广州与泉州两地。朱或的《萍洲可谈》记载了蕃坊的详细情况。“广州番坊，海外诸国人所居住。置番长一人，管勾番坊公事，专切招邀番商入贡，用番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番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番坊行谴。缚之木梯上，以藤杖之，自踵至顶，没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番人不衣，喜地坐，以杖臂为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由此可见，宋代蕃坊的体制和职能与唐代的基本相同。每个蕃坊设蕃长(或都蕃长)一人，由德高望重者担任，封职由皇帝下诏，或由皇帝令地方官裁定。蕃长的服饰与华人相同。蕃长的职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教法管理蕃坊内的行政事务与宗教事务，同时还负责招邀蕃商入贡，通过国际商业贸易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穆斯林蕃客在中国居住日久，成家置业，子孙繁衍，对蕃客子弟的教育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宋代曾专门设置学校以便蕃商子弟入学，当时成为“蕃学”。如北宋程师孟知广州时，曾大修学校，而“诸番子弟皆愿入学”。
　　无独有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逐渐扩大，开始有新疆的维吾尔族和西北回族商人前来义乌进货，肩扛手提，大包小包往西北贩运。巴基斯坦、阿富汗商人也来进货了。他们最初在各自居住的宾馆饭店自行礼拜。本世纪初，中外穆斯林人数急剧增长。据《义乌清真寺简介》记载，2000年义乌有中外穆斯林260人。2001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商人较多的红楼宾馆设立了经批准的全省首处县级接纳国外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由于商人流动性很大，统计确切的人口数字难度较大。我们从穆斯林参加聚礼的人数也可见一斑。2002年，有500多人；2003年10月，广交会、义乌博览会期间，达1 500多人；2004年4月，广交会期间，达2 000多人；2005年以来，聚礼人数继续增加，多时达4 000人。据政府有关部门和当地清真寺阿洪估算，目前在义乌的中外穆斯林已达20 000人，其中国外穆斯林占60％左右。他们分别来自也门、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利 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马里、突尼斯、摩洛哥、苏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中国穆斯林主要是宁夏、河南、云南的回族和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东乡、撒拉、塔塔尔、柯尔克孜等民族则很少。
　　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坊的出现和发展是当时对外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义乌穆斯林社区的出现与形成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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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回商文化的哲学思考
　　
　　思考一，关于回商文化的定位，即回商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简要说来，回商就是指对回族商人和企业家的总称。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显著特征。在回族内部主要指专门从事商业经济贸易活动的一些人们的群体。而回商文化则是指这个群体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应该被视为是回族文化的一部分。回商文化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它在理论层面上的内容，这是由回族文化中的主导因素——伊斯兰一神信仰文化所决定的。
　　首先，回族的商业道德建立在伊斯兰教教义的基础之上，如有一则“圣训”认为，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徒，是真主在大地上可依赖的奴仆，诚实的商人在报应的日子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忠实可靠的商人，在复活日，将与烈士们在一块儿。其次，伊斯兰教确立了一整套商业道德规范，把商业这一世俗行为置于神圣的信仰之上，如商业交易中的互惠互利，公平交易的原则，这在伊斯兰教里被视为是真主的意志。《古兰经》强调，伤哉!称量不公的人们。当他们从别人称量进来的时候，他们称量得很充足；当他们量给别人或称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不称足量。难道他们不信自己将复活，在一个重大的日子吗?(83：1—5)再如，伊斯兰教提倡诚实经商，反对投机取巧。《古兰经》第83章第1—2节、第2章第188节、第11章第85节等章节明确禁止商品交易中欺诈、假冒、投机等不法行为。有一则“圣训”认为，投机取巧，非我族类，后世之日，招摇撞骗的奸商同暴君恶霸复活在一起，忠实利人的义商，同圣贤烈士复活在一起。伊斯兰教还主张要平等竞争，反对垄断和囤积居奇。《古兰经》强调，窖藏金银，而不用主道者，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圣训》认为，谁囤积四十天，他便和安拉脱离关系了，垄断是非理行为，只有小人才干这种勾当。同时，伊斯兰教严格禁止重利和高利贷。如《古兰经》强调，真主允许买卖，而禁止重利。伊斯兰教还主张立约守信，反对爽约。《古兰经》认为，信道的人们应当秉公代写。代书人不得拒绝，当遵照真主教他的方法而书写。由债务者口授，当敬畏真主，不要减少债额一丝毫。《圣训》认为，穆斯林是凭信合同的，伪信士有三个标志：说谎、爽约、背信弃义。还有伊斯兰教还禁止竭泽而渔的商业行为。《圣训》认为，穆圣禁止卖家畜的胎羊及其孙辈，禁止一连数年预售果木。
　　另一方面则是回商文化在实践层面上的内容，它又是这一文化核心理念的具体体现，这是由回族在中国境内从产生到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以从商为业，在教法中属‘哈俩里’的范畴，故回族人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行为。且从一般民族经济规律发展的模式来言，商业经济产生于社会经济一定的发展过程中，回族经济的发展显然与之大相径庭，显示出其独特的规律。即先有回族先民们的商业活动，而后方有回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的产生自然与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赖存理在《回族商业史》中分析了回族形成过程具有四个特点。笔者以为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回族商业意识形成的原因。首先，回族形成时社会经济比较发达，这使得回族形成时进行商业活动有了充分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回族形成过程中内部及外部的社会分工比较发达，这就使回族社会经济中的商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能较早形成，并能优先于回族农业、手工业而发展。再次，回族形成时生存空间从城市等经济文化密集区往稀疏区扩散的过程，十分有利于回族商业从城市往小城镇及农村发展，这就使回族商业的发展在经济地理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最后，直接采用汉语作为民族的共同语言，对于回族成员及时获得大量的商业及其他经济信息，并与操汉语的中国多数人口进行商品交换、经济往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总之，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促成其商业意识形成并发育成熟的内因和外因都是具备的。这些又是回族商业能比其他一些兄弟民族的商业较快发展的原因之一。”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我们认为，把伊斯兰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一定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回商文化也会在这种熔铸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创新、丰富和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于回商文化进行探讨与交流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回商文化所反映出来的民族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本质及其在宁夏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从而对回商文化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定位与解读，并使之更加有益于尽快实现宁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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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二，回商文化所反映的回族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本质及其特征。
　　回商有两个特征，一是它的族属身份——回族，一是它的行业特点——商业贸易。而回商文化则主要是指回族穆斯林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业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是由伊斯兰教的教义所规定的，是回族文化在商业贸易领域内的一种基本反映。
　　具有浓厚商业文化背景的回族人与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无论是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国策，还是儒家文化歧视商业的偏见，都丝毫无碍于他们在商业领域去创造财富，发展自己。自其唐宋先民蕃商胡贾，以奇珍异宝叩开中国海陆大门始，就“本末倒置”，表现出独特的“重商”思想，从商是他们业已谋生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成为后来许多地区、众多家族之回族人世代承袭的祖业。正由于从商，回族人打开了各种流通渠道，成了各地区间、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信使，而大幅度、远距离的空间流动，又造就培养了他们勇于经商、善于经商、乐于经商的特殊品格。庄子日：“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比者，和乐之意。回族人倾心于经商，注重商业贸易交往，他们并不去理会从商是否为“市井之事”，或者是什么“小人之举”。相反，经商却令他们从中求得诸多乐趣，乃至怡然自得，乐此不疲。可以说，从商作为中国回族人的一种民族精神，已深深沉淀于回族人的性格之中。但这一思想意识与汉民族传统的唯伦理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同处中华大地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然而其思维观念及行为、举止则是如此的悬殊，这就令我们只能从其文化背景的深层去思索，并寻求答案。
　　关于回族文化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回族产生、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碰撞、交流、渗透、吸收与融合的历史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促使回族作为民族所形成的四方面条件，不仅决定了回族的民族性格与属性，而且还决定了回族文化的本质及其特征，反映了回族文化的全部内容，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化起点、高度发展、自成体系的民族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族文化的本质与特征也就是回商文化的本质与特征。
　　回族文化的本质是以一神信仰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具有五大特征：第一，由于回族文化形成的特殊模式，不仅承载伊斯兰文化的精髓，而且还攫取了中华文化的丰厚营养，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从而赋予它与生就具有一种大文化的属性；第二，回族文化具有的宗教属性，主要是指构成这一文化体系的宗教文化具有的基本特征；第三，回族文化的民族属性，主要是指回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第四，回族文化的时代性；第五，对内具有超强的凝聚作用，对外具有强势的开拓和融合能力，回族文化的这种特征是由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回族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还是回族民族命运的发展变化，都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思考三，回商文化对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深入挖掘回商文化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弘扬回商文化的优良传统，客观地总结历史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及成功经验，寻找宁夏在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着眼点和突破点，立足宁夏，放眼全国，走向世界。我们应该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宁夏进一步改革开放，繁荣商品经济，发展物流及城市化发展等问题的远景发展目标，这将是未来宁夏实现跨越式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
　　“眼下，中东的战略地位、资源、极具特色的信仰和价值观，已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看，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从中国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中长期目标看，加强与中东地区之间的政经交往合作和人文对话，也日益显得重要和迫切。”由此看来，宁夏未来的发展和开放的目标之一也是如此。
　　思考之四，历史上回族进行商贸活动的作用与影响所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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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回族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纵观回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业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回族是一个具有崇商、重商文化传统并勇于付诸实践的民族，这种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有用武之地。“纵观回族人在其萌芽、形成时期的社会活动，几乎均伴随着商业贸易行为。正由于此，当回族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后，从贸经商——这一回族人约定俗成的历史传统，便自然深深植根于其民族基因中，并世代影响着其民族群体的每个成员。”
　　第二，伊斯兰文化对回族的商业贸易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对我们建设现代化商业伦理道德规范和良好市场环境及公平交易原则和各种慈善公益事业，具有积极作用。“伊斯兰教有关商业活动和买卖间的规章制度，不仅仅是单一的对生意人制定的制度和规章，而是一种体现及融入了伊斯兰文化深层内涵的表现载体，商业活动是伊斯兰宗教、法律、道德尺度的特殊表现形式，回族的商业贸易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下进行的。”“从伊斯兰教的商业发展史看，因为教规中制定了各种经营策略和章法，制约了那些靠放高利贷而获取暴力的人，缓和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现象，规范了人们的商业行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营氛围。”因此，回商文化的道德理念和行为准则为社会主义市场文化增添了新内容，而这些新内容有利于我们构筑和谐的市场经济文化环境，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一种较为理想的理论指导和商业伦理规范原则。
　　第三，回族商贸活动特色非常鲜明，其主营品种大多以日常用品和基础消费品为主，可持续发展程度较高，也较为长久。只要人类存在，这些基础消费品就是基本必需品。其次，回族商贸活动地域较为广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或是较为边远的边疆民族地区，都有回族商人的踪迹。回族人商贸经济活动在推动历史上社会商业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加强中原与边疆经济文化联系，丰富和方便各族群众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具有积极和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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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历史,心胸狭隘心狠手辣的国家领导人给我们回民代耒的是灾难,心地善良,胸怀宽广的国家领导人给我们回民代耒的和平幸福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