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历史的两次大变迁

济南的清真寺

作者：李健彪

　　内容提要 近代对西北回族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社会的大变迁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清末的“屠回”浪潮引发回民起义,左宗棠的屠杀和“善后”安置使回族人口的变化最为突出,回族聚居区的变化最为明显,甚至影响到今天西北边远山区回族群众的脱贫和温饱;一次是清末开始的“新政”和马家军阀的崛起对甘、宁、青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在复杂多变的民国时期,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正面临重要的社会转型。
　　　　
　　研究一个民族的近现代史对其在当代的发展意义深远。当前的西部大开发和构建和谐社会,对西北各民族而言都是历史的机遇和现实的责任,如何增强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促进西北回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当前的一大课题。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回族重要的聚居区,近代(1840—1949)对西北回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时的社会最为动荡,回族人口的变化最为突出,回族聚居区的变化最为明显,甚至影响到今天西北边远山区回族群众的脱贫和温饱问题。西北马氏家族的强大割据势力对甘、宁、青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正面临重要的社会转型。研究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的历史变迁,笔者以为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相信能够在理论上、政策上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西部大开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
　　
　　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历史的大变迁笔者以为主要有两次。第一次大变迁的背景是清王朝的腐朽 统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 会,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清政府向各省强 行摊派, 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以后,饷源所在的 江南地 区被太平军占领,为了筹集大量经费镇 压太平 军,清政府加大了北方各省特别是陕西的赋税。在陕西,地方官吏除对回汉人民横征暴敛外,还蓄意制造民族纠纷,挑拨回汉关系,甚至煽动械斗,亲自布置和参加屠杀回民的活动,以达到以汉制回的目的。当回汉群众发生纠纷时,不少地方官吏推行“护汉抑回”政策,“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屈直,皆抑压回民” ①。“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 ②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太平军入陕后,地主团练趁机散发“秦不留回”的传单,“将回村不分良莠,一概剿洗” ③。团练屠回的暴行,“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地,绝无生理,拼命相争。”(注:李启讷:《忧愤疾书》,载邵宏谟、韩敏合编《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陕西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出版,第68页。)同治元年六月,陕西团练头子张芾被愤怒的回民杀死,标志着陕西回民自卫斗争的扩大和这场具有民族自卫性质的农民反清运动的正式爆发,起义军在“三河两岸之间,纵横千里”。(注:余树畴:《秦陇回务纪略》卷1,载《回民起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 本文属陕西师范大学资助的优博论文《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历史变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受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项目编号2008CXB003)资助。
　　① 张集磬:《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1页。
　　② 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载邵宏谟、韩敏合编《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陕西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出版,第65页。
　　③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1934年版,卷173,纪事。
　　
　　清朝对陕西回民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有四次:第一次是派直隶总督成明率京兵两千来陕,结果被回民围困在大荔朝邑城内,围剿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是派钦差大臣胜保率步骑八千进陕,回民起义军采取了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清军,使胜保躲在西安城内不敢出城,清廷一气之下令胜保自尽。第三次是派多隆阿率清军十八营进陕。多隆阿凭借洋枪洋炮新式武器,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自东向西对关中所有回民村庄逐个进行剿杀。仅在渭城一地,就屠杀了1.8万回民,老人、小孩、妇女多被投入渭河淹死,“夺路逃逸者,不过一两千”,(注:吴廷锡:《重修咸阳县志》纪事,民国二十一年印。)伤亡惨重的回民扶老携幼西撤到陕甘交界的董志原,后来多隆阿也战死在西安。第四次是派陕甘总督左宗棠率12万之众围剿。当时捻军入陕,回民又从董志原返回关中,回、捻两军互为配合,共同打击清军。
　　自陕西回民起义后,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9月)甘肃宁夏府的回民也“波连而起”,其中金积堡是陕甘回民军最强大的堡垒。面对清军“不分良莠,肆行杀戮”,回民军“纷纷出巢抗拒”,“呼杀官兵”,(注:《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210。)进行了殊死搏斗,直至起义领袖马化龙等被“凌迟处死”。此时还有穆生华领导的陇南和陇东的回民起义,曾连克固原、平凉等城;马占鳌领导的河州回民起义,有过太子寺大捷;马桂源领导的西宁回民起义,有湟中之战;马文禄领导的肃州回民起义,有过肃州保卫战;妥明领导的新疆回民起义,抗击清军和阿古柏侵略军。波澜壮阔的西北回民起义,还引发了西北的东乡族起义、撒拉族起义和维吾尔族等各族大起义,极大地催毁了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直到1878年,白彦虎将所剩的陕甘回民约4千人赶入俄国境内,历时16年之久的对西北回民的围剿才告结束。
　　这次社会变迁首先是对西北回族人口及聚居区带来了旷古未有的变化。在近代,对西北回族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是清末的西北回民起义,因为这一时期地主团练和清军对回民的屠杀最为惨烈,左宗棠认为回民“性与人殊”,是“凶狠嗜乱之民”,必须“痛予剿洗”,(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于是实行血腥的民族屠杀政策,仅陕西一地,就使上百万回民被屠,数千座清真寺被毁,“短短六七年间,回民人口损失总数高达155万”,“人口损失的比例超过91%”,“几乎到了亡族灭种的程度。”(注: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以至于连左宗棠也承认:“以陕回人数计之……其死于兵燹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民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注:左宗棠:《收复回民安插耕垦折》,《左文襄公奏疏》续编卷31,第8页。)起义被镇压之后,除西安城内被禁锢下来的上千回民和部分少数陕南回民外,陕西关中和陕北各地已经没有了回族,有幸生存下来的少数回民,有的逃往秦岭深山、四川、内蒙、河南等地;有的被迫反教,成了今天的汉族;有的被安插在了甘肃、宁夏的贫瘠之地,不准他们“复归本土”;有的流落到新疆、甚至境外。“凤翔府原有回民六万三千人(一说七万二千人),解放后统计,1953年仅有17人。”(注:刘永恩:《凤翔回民起义及回族人口变徙考略》,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编《伊斯兰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这还是民国后迁入的。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族人口的损失同样巨大,使数百万回民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许多传统的回族聚居区荡然无存,极大地改变了历史上西北民族成分和回族人口、居住地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回族的分布格局,影响到今天中亚东干族(即回族)的形成和分布。人口的锐减、传统聚居区的丢失、新的居住地理环境的恶化、回族移民的社会心理与迁入地的文化适应等问题是这一时期不得不首先关注的课题。

济南的清真寺

　　其次是对回族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回族的政治地位创历史最低,左宗棠通过对回民兴办汉文化的义学,实行民族同化,目的是“化彼殊俗,同我华风”。屠杀和迁徙造成了回汉民族关系的紧张,清廷在甘南用藏族武装镇压回民,又造成了局部地区回藏关系的紧张。起义后,仅陕西一地,回民就有数万顷的土地和无计数的财产被瓜分,整个西北被侵占的回族土地和财产无法统计。左宗棠对劫后余生的回民进行了“善后”安置,强迫回民大迁徙,限制回民种种自由,“充满了对回族的歧视和压迫,给西北和回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祸害”(注:王天奖:《也谈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镇压》,《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许多回民被迫迁移到偏僻荒凉的地方”(注:《回回民族问题》第九章,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编,1941年4月15日出版。),“左宗棠甚至禁止回民随便外出,只准他们在家种田糊口。”“严重地妨碍着他们的商业活动和畜牧业生产,破坏了回族经济的内部结构,从而使遭受极大摧残的回族经济很难在战后得到恢复和发展。”(注:杜经国、张克非:《左宗棠在陕甘与新疆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极大地压制了回族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对回族自身的发展和西北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甚至直接关系到今天这些边远贫瘠的回族聚居区的脱贫致富。
　　　再次是对西北伊斯兰教各教派的打击和影响巨大。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受到严重摧残,以陕西为例,“陕西除省垣以内,秦岭以南,凡三辅及陕北一带,茫茫大地,皆无吾教人之足迹矣。庄田庐墓,俱为他教人所有,八百余所礼拜寺俱毁于火,”(注:马光启:《陕西回教概况》,载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因此而西移。(注:白寿彝:《中国回教寺院教育沿革及课本》,载《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页。)伊斯兰教各教派都受到沉重打击,礼拜之前甚至不敢念邦克,阿訇的牺牲使宗教人才缺乏,尤其是哲合忍耶遭到血腥屠杀,新建清真寺受到禁止和限制,甚至影响到全国其他地方回族正常的宗教活动。

济南的清真寺

　　二
　　
　　第二次大变迁的背景是以清末新政(1901至1911)的实施为起点。1901年,清廷发布变法诏书(辛丑变法),开始了“清末新政”,主要在行政法律制度、教育体制和军事体制三方面进行改革,这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开始。应当说,清末新政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有限,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西北回族的第二次大变迁是因清末新政的影响而逐渐开始的。
　　清末西北回民起义期间,河州回民起义领袖马占鳌等人降清后被朝廷收编,参加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战役,随后又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后来这些对朝廷有功的回族将士马安良、马福祥等积极扩充军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辛亥革命后,他们又拥护共和,成为了“五族共和”体制下的一方诸候,以“甘马”、“宁马”和“青马”三大家族为中心的回族军阀集团初步形成。马占鳌家族,从1901年其子马安良任甘肃提督算起,到马廷勷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讨逆军第十五路总指挥,其武装势力存在了29年。马千龄家族,从1912年其子马福祥被任命为宁夏镇总兵开始,到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任甘肃省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其武装势力存在了37年。马海宴家族,从1912年其子马麒任西宁镇总兵,自立“宁海军”算起,到马步青、马步芳、马继援等相继而起,三世拥兵,武装势力存在了37年。作为家族武装,回族军阀凭借已经取得的军政大权和宗族势力,兴盛于甘宁青地区,参与了当时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权倾西北几十年,他们的存在为近代西北回族的第二次变迁和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在回族政治层面的影响。一是马家政权模式的形成。马占鳌、马千龄、马海晏家族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马家军阀政权的存在,给回族创造了相对较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人士所处的政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各种权力机构中穆斯林所占的比重空前加大,甚至高达80%以上,产生了一批显赫一时的马姓高官。以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马福祥为例,其子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其侄马福寿曾以宁夏省民政厅厅长之职兼代宁夏省政府主席,马家兄弟子侄4人出任省主席要职,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罕见的。二是对西北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民国时期的西北复杂多变,面对日寇的侵略,马家军能以大局为重,揭穿日寇建立“回回国”的企图,顽强抗战。但从政治上讲,他们又投靠蒋介石政府,积极反共,尤其是对西路军的剿杀尤为惨烈,阻挠解放军解放西北。三是回族的社会分层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是回族的高官执掌西北的军政大权,一方面是回族的普通老百姓政治地位并不高,贫富分化严重,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依然存在。比如门致中任宁夏省主席期间,以马仲英事件为借口,任意屠杀回民,“杀死和活埋回民无数”,致使省城银川“遍地腥膻,人血斑斑。以一省城之大,全市竟不见一回民”。(注:苏盛华:《回汉纠纷亲历录》,载《禹贡》第七卷第4期。)可见民族关系与清末相比有了较大改善,但局部依然紧张。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蒋介石公开否认回族不是一个民族的现状,中国共产党推行了民族平等政策,1936年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抗战时期还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区、乡级回民自治政权,极大地提高了回族中下层的政治地位。
　　其次是对回族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是回族人口的流动比较自由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左宗棠制定的种种限制回民自由的规定失去了效力。20世纪初,由于新疆的开发进入高潮,不少回民自甘、宁、青等地前往新疆,“嘉峪关东西道上,岁往来如织”(注:王树楠:《新疆图志•礼俗》,中华民国十二年东方学会据当时志局本重校增补本。)。至20世纪40年代,“甘回在新疆者,其数较普通汉人为多”。(注:陈寄生:《新疆民族之剖析》,载《政论》1941年4卷1-2期。)1934年,陇海线通车西安,河南、河北等省的一些回民来陕经商、做工,以谋生计。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战火,大批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回民入陕定居。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也吸引不少甘、宁等地的回民迁居陕甘宁边区,“现在边区的回民,有很多是边区成立和抗战以后迁入的。”“抗战以后,迁入边区的回民,几乎全部是逃避非法的捐募、征发、拔壮丁以及逃荒来边区谋生的。”⑤
　　《回回民族问题》第九章,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编,1941年4月15日出版。)使在陕的外籍回民人口占到全省回族人口的一半。在甘、宁、青等地,回族因谋生等原因自由迁徙的更是不计其数。二是回族经济的垄断性质比较突出。在马麒的“殖边”政策、马福祥“休养生息”措施的鼓励下,宁夏创办了轮船公司,积极开发黄河水运,筹办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改善落后的交通状况,西北地区一度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回族传统的长途贩运、驼运业、皮毛加工等谋生的方式得以恢复,但金融、贸易、农、牧、工、矿等各个行业均被马家军阀垄断。三是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国年间回民文化促进会、教育促进会等回族社团应运而生,《月华》等一批回族民间报刊的出现,西北公学等新式学校的建成,成达师范等新式中阿经学教育模式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近代西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不少马家军阀也热心民族教育,如马福祥在镇守宁夏期间,主张在各县设立劝学所,倡导青少年进学校受教育,并带头捐资在宁夏创办了蒙回师范学校,先后捐建清真小学64所,创办了宁夏地区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和讲文论武馆,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了省立第五中学和第八师范学校,首开宁夏现代教育之先河。
　　再次是对西北伊斯兰教各教派的影响。民国年间的伊斯兰教经过清末的毁灭性打击正逐渐恢复和兴盛,各教派和门宦都得到了较大发展,由于马步芳家族对伊哈瓦尼教派的积极倡导,伊哈瓦尼在青海发展很快,新兴的教派如赛莱菲耶在西北发展迅速,灵明堂、西道堂等新的门宦悄然兴起,清末遭到重创的哲合忍耶恢复了元气。伊斯兰经书的编印进入了一个高潮,仅马福祥一人主持与资助编印的经书就有《希真问答》、《清真指南要言》、《天方性理》等20多部。宗教经济发展迅速,不少门宦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其中西道堂的经济运行模式颇为独特。随着西北各地回族人口的增加,修建的清真寺、拱北也逐渐增多,以陕甘宁边区为例,由于回族人口的迁入,“在边区已经有清真寺六处,其中有五处是边区成立以后建设的。” ⑤1940年10月落成的延安清真寺是在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倡议和边区政府帮助下修建的,共15间房,毛泽东亲笔题写“清真寺”三个大字作为寺名,朱德、谢觉哉、李维汉等还参加了落成仪式。
　　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历史的变迁告诉我们:良好的民族关系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是各民族团结、繁荣、进步的基础,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最有利于回族社会的发展,回族社会的稳定、发展对西北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