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的教育和思考

济南的清真寺

中国伊斯兰教育之方式，历来是以自倡、自办、自养、自用的民办教育为主。清真寺既是穆斯林大众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是文化教育中心。经堂教育世世代代培养着穆斯林精英，以延续教道与继续培养精英。并造就了如明清大经师那样的贤哲智者；凝结出字字珠玉的华章，给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构筑了新的辉煌；尤其为伊斯兰认主学的精微意境记录了新的颠峰。
       满清政府对穆斯林的歧视迫害，自然也殃及经堂教育之发展而呈萎靡之态。而低谷四周皆上，萎颓之极，则孕育着新际遇之生机，于是乎，陇东师范、明德中学、成达师范应运而生了。以成师为例，其之出现、发展、壮大、转折、消失，从主的常道上，都有其必然性；其偶然因素不过是必然中的因缘（塞白卜）而已。它不止给我们留下了缅怀和纪念，也给我们留下了经验和教训的一面镜子——资教之鉴。虽然经验不能完全被套用，但经验所寓之哲理，教训所示之警戒，对于我们认识事物及其规则与把持今天民办教育之兴革忌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清庭若不灭亡，它不会改变对回回人的压迫政策，不会允许回回人开办学校。成达改国立的事实证明，国民政府不会允许回回人为自己培养优秀阿訇的学校存在下去。成师等回回人自己的学校，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内外交困，政府“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的空挡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尽管还是在战乱频仍中，当成师日益发展壮大时，国家也要于本无暇顾及时而予光顾，本腾不出手中强腾出手——收归国有，国立后自然很快即成为普通师范，与培养宗教人才之初衷无关了。成达之开办、发展、消失，一皆寓有因果，无不适逢其时，岂偶然哉！
       成达之桩桩件件，都是沉甸甸的教训足为儆鉴，又皆非金科玉律般的规则，需步趋唯谨。时非事异，事异理同，因时因势、或因或革，适其宜以为师，择其当而为法，是继往开来之道也。
       世事之则，人是第一因素。是故各国家行业，无不以人才为重。成达肇兴，有一批德才兼备、刻苦勤奋、勇于牺牲的回回精英。而今可作充数之精英车载斗量，而象成达精英之经摔禁打者则鲜。成达诸贤能精诚团结、互相尊重，而唯事业是事，不计个人得失，今之后贤有愧于先贤否？成达时期之教众对经师敬礼有加、拥护爱戴、重道轻己。今之教众之当权者，多对经师视若僮仆、弃如敝履、重私己而轻师道。似此尊卑易位，贵贱倒置，岂兴盛之象哉！
       真主为每一民族派遣先知宣示教道，亦于每一时期与地域安排贤士而为教众之表率导师。今之为主道工作而置身家利害于不顾之德才兼优者，非无其人。远弃孝养（因有“为主道工作即是大孝”之严命），舍妻离子（或独身天涯，或孩子平均不足一年转学一次，致学业荒废），成就昭校绩，贤声闻遐迩。如此英才，我们并不知珍惜，反听之（甚且迫之）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换言之，刚有起色的教育状况，不唯难以持续，反且扼杀偃然；又换言之，此三十年来中国伊斯兰民办教育，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并无突破进展。而世间事不进则退，今天之诸多阿校，多为流于形式、受制于人，形同虚设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亟需大批初级的宣教执教人才，真主准承我们纯笃虔敬之诚，而涌现出所需人才。今天我们所需的是中等执教人才和高等专业人才，然而，连合格的初级人才也为数寥寥，因为我们心有旁鹜、杂二不专！如此民办教育连聊胜于无也谈不上，而实是为他人做嫁衣了！
       成师南徙并积极致力于抗日宣传，是中国穆斯林遵循“爱国是信仰之部分”之实践。成师若不南迁，当时日寇从其“大东亚共荣”之需，必会抚慰有加，更不会干预其教务。就是说，成师在沦陷区得有完全按自己意愿施教的时空。请注意！于此我们认识一下常道的重大机密：举步维艰、行径坎坷，正道之征也；春风得意、畅行无碍，歧途之象也。盖火无下趋，水不逆行；危难寓庆，惬意弗吉，此常道也。成师若不南徙，则不成其为成师了，大节既失，何有于教道之端哉！然而，“国家”对成师爱国之赤诚的回报是什么呢？是改为国立并砍掉宗教课程。国家（当权者）何负德之甚耶！那么，成师南徙是错了吗？非也！中国穆斯林之爱国不唯基于道德伦理，甚且基于信仰，是真实不虚的，是当然之责，本不望报，故无受宠若惊之态；本无计怨，何有辜负憎嫌之情。世之不公适以见后世之至公，故荣辱不惊，得失弗计，唯以经训为则，行所当行，无改于初。
       经费困难始终是成师的难题，又不能不是相伴始终的一大实际问题。这是中国伊斯兰民办教育所必然伴同的现象：教众捐助是民校经费的基本来源，其难可知。十钱之事，只有五钱，而有了十钱又必定想要办二十钱的事，故始终只能是“捉襟而肘见”的。于是乎千方百计募捐筹资者有之，慷慨解囊者亦有之。无条件捐助者大有人在，却皆为零星小宗；而大宗定时“助”之者，则无一不是有条件者。比如国家月助2000元，成师得以扩大规模，德惠不可谓薄。而后又以取消援助要挟，终致改为国立。又如马鸿逵，乃翁云亭公躬身竭力于中国伊斯兰文教事业，彼以区区每月500元尚要挟制，终致食言爽约。傥来之惠岂易易哉！“谁出钱，谁说了算”，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难免如此。知世事本如此，勿以为怪，识世事竟如此，勿坠其中！
       中国伊斯兰民办教育，无论是经堂教育还是成师式教育，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本土化。因为中国穆斯林扎根蕃延于中华千余年，早已是道地的土著中国人。这不是谁情愿与否所可改变的事实。中国伊斯兰教育之所以能如水溶乳般地、顺势而然地本土化，并将今后优势恒长之必然性；可以从伊斯兰与基督教同中国文化之异同及两者在华的施教实践得以印证：
       中国穆斯林原本是中国人，中国穆斯林对儒家的评语是“有人道而欠天道。”欠者，不足也。从伊斯兰的视角审视，儒家在人际关系及人与社会之关系（人道）上的观念同伊斯兰是吻合的。而在形上学宇宙论（天道）上的观念也是相近不悖的，第儒家于斯有欠完全透彻耳。儒家同伊斯兰于人道之教条教训相同，皆为人道五伦（又称五典），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爱妇节，兄友弟悌，朋友以信。又同样以忠君、孝亲为核心和支柱。儒家诚信天（造物主）的真实存在倡导对天的祭祀敬事和禳祷祈佑，只是本体论颇不完善。两者都倡导宽容性并无宗教裁判庭与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以中国穆斯林为载体，伊斯兰文化很自然地同汉文化和谐融合。形成以伊斯兰文化为基本思想，以伊斯兰认识方法和宋明理学为思维模式，以儒学语言为表达方式的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体系——既是伊斯兰文化，又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中国伊斯兰的教育方式，也是自孔子开创民办教育的两千多年的一种民办教育模式之探索。是以爱教爱国为宗旨。以与兄弟民族共同营造和谐社会、和睦共处为主要内容的由土著中华人而施教的本土教育实践。

济南的清真寺

唐宋元时期基督教存迹中国，被称为景教。向不为人所知，虽得自生，终致自灭。明清之际三次来华传教均告失败，终缘“礼仪之争”而被清廷明令禁止。至道咸年间，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嗣后，一切来华传教士皆为相伴于对华侵略而偕来者。此际，凡有爱国心之中国人是不会受洗的，而此前已入洋教之有人心者，亦无不为其“教胞”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而扼腕疾首。
       基督教文化同中国文化，尤其同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是排斥一切、吞噬一切而以惟我独存为理念的单边主义文化。以其当然的损人利己为天经地义和宗旨而不辍此道。自近古以至于今，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凡是由教皇、教宗、教会按本来宗旨，既定规划而布置、掌控的传教活动和教会所办的学校之教育。无一不是教唆人们背弃自身传统而唯以基督教西方文明为则。而凡是以为仿效西方文明可以图强者，鲜不受害而入彀中。
       然而唯具包容性者才具持久性。在中国，当她需要西方文化之补给，而协调自身机体时，以其包容性而接纳了它。当她将它有益于己之成分溶解消化而同自身血肉融为一体后，自然要将不可融和之有害成分排除体外。以害人为能事者，从根本的、长远的意义而言，并不能害人，适足以自害！
       伊斯兰倡导“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要求非伊斯兰国度的穆斯林在不危害信仰的前提下，首先遵守所在国的法度。最接近伊斯兰文化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古汉文化，在形上学、宇宙论上，最接近伊斯兰的是道家和儒家。伊斯兰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有经训为之宗旨，有人类史可资见证。一千多年来，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同各族兄弟同甘共苦、携手前进的史实，是两种文化相近相容相适应的有力证明，同时又是中国伊斯兰民办教育坚持本土化的成功范例。无疑，这一教育方式将会长期坚持、不断改进，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 （阿米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