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

济南的清真寺

一般说来，在世俗的眼光中，没有比皇冠和帝位更为高贵了。时下，皇冠成为商界喜用的标牌，无论是皇冠牌轿车、皇冠牌香水，还是皇冠大酒店，似乎什么商品只要与“皇”字“帝”字搭上边，就会使之身价倍增，令人刮目相看了。这种广告策略，也足以折射出皇冠与帝位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了。但是，在阿拉伯的历史上，却有一位人物，宁愿放弃王位而追求学问，他就是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一世的儿子哈里德。
     哈里德从小爱求学问，长大后不愿继承哈里发的大位，而志愿从事化学和医学的研究，著书立说，不同政治，埋头学习，前后长达近30 年。他用阿拉伯语写的一部有关星相学的著作，至今还有一本手抄丰收藏在伊斯但布尔的博物馆里。哈里德对学问的这般执著，令人叹服。在近代史上，放弃王位另有他图的有英王室的爱德华二世（温莎公爵），他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与自己钟爱的女人结为连理而断然退位。他的举动虽然也惊世骇俗，着实让天下轰动了一阵，但是与哈里德的行为比较起来，似乎总有点逊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倭马亚王朝中，哈里德只是其中典型一例。当时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献身于学术文化研究的比比皆是。因为自伊斯兰教形成之后，在阿拉伯人心中就树起了一个信念：“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  
   把求学问视为天职，最早出自伊斯兰世界的先知穆罕默德之口。伊斯兰
教形成之初，穆罕默德就说：“我受安拉的派遣，负着宣传正道，提倡学问的使命。”其后，他又多次以明确的语言规定，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男人和女人终身不渝的天职。他说：“求知，从摇篮到坟墓”。还说：“哲理是穆民们失去的骆驼，必须寻找，哪怕到中国去”。以此激励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学习古代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鼓励求学的圣训很多。如“求学比礼拜更善”，“为求学而死者”等于殉教者（舍牺德），“守财者死，有学者生”。这些圣训，都是以“求学问是穆民的天职”观念为基础的。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把学习提到这样高度的，几乎绝无仅有。
    什么是“天职”？马克斯•韦伯在解释基督教新教的天职概念时，曾这样写道：“天职”一词的涵义，具有一种终身使命，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意义。这种天职概念为全部新教教派提供了核心教义，这种教义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的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韦伯曾详细考察了这种“天职”观念对新英格兰的影响。他指出：“在任何场合，那种清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这当然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其实，阿拉伯人的“天职”观念，对阿拉伯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在其广泛和深刻的程度上，也类似于此。
     首先，它为所有阿拉伯的穆斯林，不论男女老幼，主人奴隶，识字或还不识字的人，规定了人生的一个主要的活动领域与一种终身的使命，即从摇篮到坟墓，人必须永不懈怠地追求知识与学问，这是真主唯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是真主赋予他的任务。其次，它不但在判断中包含了对任何人的求学行为的褒扬与赞许，而且它直接使求学具有了神圣的宗教意义。求学问成为人们对真主真诚与虔信的具体表现。这就为宗教热情的宣泄指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正道。再次，把求学问视为天职，也就是把求学问视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应达到的最高形式。   
这一天职观念还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理智化、文明化。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会逐步将一切引导到文明生活的轨道上来；它促使一切与求知求学问有关的事物即使与原有的传统相悖现在也都具有了肯定的意义；它还促使造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即有学问的人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被视为民族的精华，社会的楷模。因为这种天职观念已使学习神圣化，学问已同道德完善、宗教虔诚紧紧连在一起。当社会出现如此的舆论导向时，其走“正道”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无论从直接的层面还是间接的层面看，穆罕默德倡导这样的天职观念，为阿拉伯人摆脱游牧时代的传统，开创新生活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正如新教的“天职”观念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提供了精神护卫一样，穆罕默德的天职观念，也为日后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大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第一推动力”。在这一天职观念的指引下，阿拉伯人鼓励求学和教学不遗余力。伊斯兰教形成之初，当穆罕默德迁到麦地那建立政权之后，他就立即派人到叙利亚学习外语和各种学问，当时为了保卫麦地那•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发生了战争。犹太人战败后，穆罕默德马上叫犹太教俘虏教授阿拉伯人读书写字，以此作为赎身的代价。这些做法，都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的求知渴望与无往而不学习的决心。
     对追求学问，阿拉伯人既有决心，也有智慧。飞毯是阿拉伯民间故事经。凡是得到了飞毯，它的主人就可以坐在上面以最快的速度奔向他们要去的地方。飞毯会帮助慢者变快，使后进者居上。如果将阿拉伯人关于飞毯的故事与人们熟知的龟兔赛跑的寓言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到在龟免赛跑的寓言中，思维的焦点还是集中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会使勤能补拙，落后超过先进；而在阿拉伯人对飞毯的期望与崇拜中，已积淀着运用智慧把握先进手段以达到超越常规的意义了。龟兔赛跑中，乌龟的获胜是建立在兔子的失误之上的，要是兔子不躺下休息，乌龟是绝对跑不过兔子的。而坐上飞毯，即使跑的本领比乌龟差10 倍，稳操胜券还是没问题的。能够想象飞毯的民族自然也会为自己创造飞毯。在开化民族已创造的灿烂精神文明面前，阿拉伯人运用其他民族的智慧，为自己编织了一条飞向文明世界的飞毯：  
   一、全力广罗现存智慧——大力兴盛图书馆业。
     图书资料是智慧的结晶。拥有图书资料是求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织造飞毯的基本原料。只有用别人的智慧织造出自己的飞毯，才可能飞向文明世界的任一目标，任一角落。所以，阿拉伯人在开始新生活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对图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视书为宝。
     首先，他们在图书的收集上不遗余力。求知是天职与求知即圣战的观念使被征服地区的图书像财物一样，成为他们俘获的对象。军事胜利推进到哪里，图书的收集就出现在哪里。当时，许多希腊文、波斯文和古叙利亚文有关历史、炼金术和医学方面的图书都是帝国的当权者和上层人士先后从被征服地区收集的。哈里发拉希德则从与拜占庭的战争中得到了大批图书。
    阿拔斯王朝的几代哈里发，从曼苏尔、拉希德到麦蒙，还都曾派人到各地用重金搜集流散的珍本，他们鼓励学者云游四方，搜集古籍。另外，通过外交渠道收集珍本也是当时的做法。哈里发曼苏尔得到的一批著名希腊典籍就是拜占庭皇帝应他请求而赠送的。麦蒙也曾派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向利奥皇帝本人索取希腊文著作。其次，阿拉伯人在珍藏图书方面极具匠心。他们对图书的装帧十分考究，精致的犊皮封面，加上漂亮的阿拉伯书法和鲜艳的色彩，刻印着美丽的浮雕图案，使图书显得异常精美。  
   求知即圣战的观念使图书也罩上了神圣的光圈。为了使图书便于携带和珍藏，拉希德还下令人们只能用“撤马尔罕纸”即用中国造纸术所造的纸写字。因为阿拉伯人的草纸性能较差
当时，他们的图书馆十分普及且管理完善。巴格达图书馆在7 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形成之初便开始兴建，后经哈伦、拉希德扩建，830 年，麦蒙又在巴格达建成了著名的智慧宫，智慧宫是一个藏书及文化中心。图书馆设有馆长和助手，总管和助理，还有书记官及专门负责装订的人，甚至还有伺候学者们起居的使女和侍从。除巴格达外，大马士革、开罗、巴士拉、木鹿、布拉哈以及安德鲁西亚和摩洛哥都没有许多图书馆。仅木鹿城就有12 座图书馆，且一次可借出200 册书。科尔多瓦城内有70 座图书馆，其中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达40 万册，仅图书目录就有44 卷，每卷50 页。该馆管理人员多达500 人，还有许多派往世界各地的图书采购员。皇家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秩序最好的图书馆。
    他们注意图书的利用。不少图书馆能尽量向读者提供借阅、抄写或翻译的方便，藏书目录大都按类编制和存放，以方便借阅。当时布韦希王朝的哈里发阿托德•道莱，在设拉子建立的图书馆，就是把图书按放在书架上，并且有分类目录供人查找。有的图书馆还免费向该馆抄写资料的研究者提供纸张，甚至向在该馆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发放生活费等。显然，学者作为“飞毯”的织造工，是不能亏待的。
     当时，一些有钱的学者、文人仿效哈里发和王公大臣的做法，还设立了私人图书馆。有的藏书达千册。据说于伊斯兰历70 年出生的艾布•阿慕尔收集的图书，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到了阿拔斯时代，著书译书的活动十分活跃，造纸工业的发展，随之出现了抄书的风气。有了书商和书店，这样，各类图书馆就更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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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力激发活的智慧——学术旅行和学木讨论会的兴起。
    在阿拉伯人眼中，学术旅行是求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常常为了求得一段圣训，弄懂一段经文，甚至为了收集一句格言和警句而不惜跋山涉水。有位学者艾布•达尔达就这样说过：我若遇到一段难懂的《古兰经》经文，只要有人能给指点，哪怕他远在天边，我也要马上找到他。学者贾比尔•本•阿布杜拉听说某人有一段直传弟子传达的圣训，便买了一头骆驼，打点好行李，跋山涉水一个月，赶到叙利亚去听这段圣训。在那时，语言学家跑到沙漠中游牧人居住的地方收集语言和文学素材，圣训学家云游四方去收集圣训，文学家为了向各地民间文学家求教学艺，他们的足迹也遍及伊斯兰国家，学哲学的人则跑到君士坦丁堡等地寻找希腊书籍以便进行翻译——各门学科的情况无不如此。有人问过文学家门才尔•本•瓦绥勒：你对文学的兴趣如何？门才尔说：只要我听到过一个未曾听到过的字，我的全身就像长了耳朵，乐不可言。有人又问道：你怎样求得知识呢？他答道：像失去孩子的母亲寻找其独生子那样。又有人问道：你怎样珍惜它呢？他的回答更妙：像一个食不果腹的饿汉珍惜他的钱财一样。当时，圣训学家是旅行最多、吃苦最大的人。这是因为圣门子弟在传播伊斯兰教时期，分散到了各地，有的定居波斯，有的定居伊拉克，有的定居埃及或叙利亚，有的远到马格里布。他们都保存着一些圣训，并且传给了其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每个地方都有些不为其他地方所知的圣训。于是圣训学家便奔走四方，其宗教热情，使他们排除万难，历经艰辛。例如，生长在安达卢西亚的柏柏尔人叶海亚•本•赖易斯，28 岁便远行到西亚地区。先后到麦地那、麦加和埃及，遍听名师讲演。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当时学者们在伊斯兰帝国各地旅行，好像棋子在棋盘上移动。贫困不能阻，艰险不能移，沙漠的酷热、大海的惊涛，他们都视之坦途。因为在他们心中，已深深扎下了求知即圣战的信念。以至在许多人眼中，学问就是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管结果是富是穷，也要去追求。不管是生是死，也要去满足其求知的乐趣。
     与学术旅行相辉映的是学术讨论会的兴起。书院、宫廷和清真寺常常成为讨论学术的场所，也是当时重要的学术机构。学者们在哈里发面前，讨论教法、语法、词法、语言学及宗教等问题。这种学术讨论在阿拔斯时代呈现出一派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大部分学术问题，尚无定论，不成体系，所以，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必然需要展开辩论，另方面也是学者们出于追求真理的愿望，并希望得到哈里发和王公大臣的赐与和恩宠。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为了推动学术发展，亲自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意见，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特别是麦蒙，他知识渊博，通晓多种学术，经常参加学术辩论。他在巴格达住定后，曾下令为他物色一批法学家、教义学家及学术界人士与之交谈。经过层层筛选，麦蒙从100 个候选者中只选中10 人，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艾哈迈德•本•艾比和比什尔•麦里西等。这种座谈会和辩论会，是促进当时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激励学者们研究和考虑问题，以便在讨论会上能以研究精湛的专家、权威面目出现，而不至失败出丑，因为当众失败等于毁灭自己。因此，学者们对每次辩论，都深思熟虑，长期准备。在一次有哈里发麦蒙参加的聚会上，教义学家阿卜杜勒•阿齐兹•迈基和同行比什尔•麦里西就一问题辩论，当比什尔表示认同迈基的观点而没有别的可说了时，迈基却说：“但是，我有。穆民的领袖啊！这是我足足准备了30年的心血呀！”
     由此可见，这种学术讨论会对激发活的智慧，促进文化发展，起过多么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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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方位兼收并蓄——实行学术宽容。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由于帝国境内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以及祆教的学者，大都是文明古国的后裔，又曾就学于希腊学校，往往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知识渊博，精通数学，擅长书写，善于管理财务和田赋。出于统治的需要，也许还加上“飞毯”思维在潜意识层面上的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当权者们，就把他们从各地招聘到巴格达，生活上给以优惠待遇，信仰上给以宗教自由，放手让他们为帝国服务。后来，这些外族学者大都献身于阿拉伯学术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其中不少人是著名的翻译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和著作家。
    哈里发麦蒙在位的时代，巴格达的智慧宫中就有大批基督教、犹太教、祆教的学者。麦蒙不问宗教信仰，也不计来自什么民族，只要有学问，就给予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自由探究自由探讨。一时，智慧宫成为荟萃东西方知识精英的大本营。学术宽容给阿拔斯王朝带来了言论自由。有一位语言尖刻的讽刺家底阿比勒•胡扎伊，他的唇枪舌剑所到之处，当时的名门望族，不管对他有无恩怨，都无法幸免。有人就到麦蒙那里告状，也说：底阿比勒作诗讽刺你。麦蒙答道：他对残暴、疯狂的艾布•阿巴德都敢挑战，骂我这样温和宽厚的人又何足为怪呢！结果，连这位诗人自己也说：“50 年来，我的肩上一直扛着一副十字架，但却没人把我绞死在上面。”由于学术宽容，一些讽刺诗被保存了下来。如：当艾敏立自己的幼子为哈里发后，就有诗讽刺道：宰相的欺诈、教长的决断、谋士的意见，一起断送了哈里发的职位。这是骄傲自大的道路，这是邪恶、堕落的道路。哈里发的主意算是奇迹，宰相的行径更加稀奇，但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向一个孩子效忠宣誓。艾哈迈德•本•艾比•纳伊姆还留下这样激昂的诗句：只要阿拔斯家族当权执政，世上的黑暗、暴政就不会消失。
     由于这种宽容，各方学者们带来的各方智慧统统汇入了阿拉伯文化的主流之中，使之由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大河。
     但是，宽容也是有限度的，当时的言论自由与哈里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如哈里发曼苏尔在政治上心胸狭窄，在学术上却有广阔的胸怀。他允许持不同意见的穆阿台及勒派及其学说存在。他还拉拢一位从他身边逃走的穆阿台及勒派的首领阿慕尔•本•欧拜德，并能鼓励星相学家和医生以及各种流派的哲学家。但事关王权，他不但疑心特别大，而且惩办极严。曼苏尔说过：哈里发王朝决不容许泄露机密、侮辱妇女、诋毁王权等三种行为。如果说当时的哈里发允许人们在各方面享有自由，那么在这三方面是绝无自由的。学术若涉及这三方面的问题，惩罚是严厉的。当时有三位教长不愿意出任法官后，竟遭到惩处。原因全出自下列的推理：拒绝当法官就意味着拒绝与阿拔斯王朝合作，从而使人们以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意味着他们认为王朝黑暗，治国不公。而“不合作”就意味着会暗中支持呵拔斯王朝的政敌。由此给他们扣上了“不虔诚者”的罪名，使其遭难。所以，学术只有不涉及王权和政治，我们才可以说阿拔斯时代的言论是自由的.

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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