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女性生育文化探析

济南的清真寺

马亚萍




           
      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于1981年，县境内居住着保安、东乡、撒拉、回、藏、汉、土、维吾尔、蒙古族等10个少数民族，据2004年统计，全县总人口为22.95万人，其中汉族为10.90万人，保安族为13681人，占该县少数民族总人口的0.8%，保安族在县境内主要聚居在大河家镇的大墩、梅坡、甘河滩三村，俗称“保安三庄”，有一部分居住在刘集乡高赵李家村、柳沟乡斜套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我们选择了属于大河家镇管辖的大墩、梅坡、甘河滩三村作为调查对象，“保安三庄”共有保安族1063户5461人，占该县保安族总人口的39.92%，其中大墩村有保安族331户，1612人，总耕地面积为2050亩，人均0.91亩，人均收入940元；梅坡村有保安族351户，1709人，总耕地面积为2472亩，人均0.9亩，人均收入1100元；甘河滩村有保安族381户，2140人，总耕地面积为1715亩，人均0.74亩，人均收入850元，三村人均收入为963元。本研究报告分析的主要资料依据是2004年9月课题组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进行的保安族妇女问题调查问卷数据及访谈资料。

      一、保安族生育文化特征的转变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生育文化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的，往往受制于传统文化的制约，具有滞后性。因而在生育文化变迁过程中，总是呈现出旧生育文化顽固存在，新生育文化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特征，保安族生育文化变迁过程也是如此。保安族生育文化随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给其生育文化注入了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促使其生育目的、意愿及观念随时代发展发生重大变化，烙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呈现阶段性的特征。

      保安族传统的生育文化以早婚、早育、多育为特征，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构成其传统的生育观念，在其影响下保安族育龄女性生育五六个孩子的现象十分普遍。新中国建立后，保安族地区的生育文化仍以传统为主，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较为显著的变化是孕妇分娩方式实行新法接生，即由传统的在家中由没有经过医学培训的民间接生婆接生转变为到医院、卫生所由医生接生或请医生到家中接生，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极其缓慢。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保安族地处西部“少、边、穷”地区，缓慢发展的社会经济，加之所处地理环境的偏僻，使保安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处于一个相对闭塞的状态之中。
      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就开始提倡实行计划生育，但到70年代末期，计划生育政策在保安族地区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基层干部与群众为此常常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其生育文化正是在这种冲突中迈开了变迁的步履。保安族的生育文化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其生育观念及其行为较前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生育行为由先前无节制的早育多育逐渐向有节制的生育转变，但这种变化表现为被动式的接受，缺少主观意愿的配合，其推动力源于政府实施强制性的生育政策。

      保安族生育文化真正发生急剧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其生育观念及行为的转变，出现了与主流生育文化趋同的迹象。随着保安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宣传实施，保安族对国家生育政策的认同不断加深，使得其生育观念发生较大的变化，“晚婚晚育、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念逐步确立；生育行为基本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在主观意愿的积极配合下，由先前无节制的早育多育逐渐向有节制的、有选择的优生优育转变；生育目的由求生存向追求高质量生活转变。而这种变化呈现主动发展的态势，其生育文化与国家政策处于协调发展之中，表明国家生育政策由调整和控制保安族生育行为的外在因素逐渐转化为内在因素，保安族生育行为发生了由行政性生育控制到个人自主性生育控制的历史性转变。

      二、生育文化中的保安族女性

      历史上在保安族传统的以早婚、早育、多育为特征的生育文化模式中，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是其传统的生育观念，作为生育文化主体承担者的保安族女性深受其影响。保安族女性一直在封闭性极强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默默地承担着本民族人口繁殖的重任，怀孕、分娩、抚育子女被认为是女性天经地义的义务，生育是她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生多生少则是“真主”的前定。保安族女性始终将自己看作是传宗接代责无旁贷的承担者，如果女性没有生育能力，在她们看来是其人生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因此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早育多育给其自身带来的健康问题她们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因过度生育染上各种疾病的女性为数不少，多数女性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由于保安族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她们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常识都不具备，与前辈或同龄人互相交流生育过程的感受和经验成为她们获取有关生育常识的唯一途径。保安族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没有任何医疗卫生保障，通常在家中分娩，由没有经过医学培训的民间接生婆接生，母婴安危、健康没有任何保障，在该民族生育史上因难产而导致母亲或母子丧命的事例为数不少，产妇分娩被看作是过生死关，牵动着每个亲属的心，孕产妇的死亡率较高。保安族社会受当时医疗卫生水平的限制，其女性在生育孩子数量上没有选择的余地，除非意外流产，一般情况下，只要怀了孩子都会生下来，在保安族女性生育史上生育五六个孩子极为普遍。过去保安族有早婚的习俗，导致该民族女性生育年龄普遍偏低，她们十四五岁结婚，十五六岁生育孩子是常事，早生儿女早得福的生育观念得到保安族社会的普遍认可。因此保安族传统生育文化中早婚、早育、多育的特征与其女性生育观念和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促进了保安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保安族女性生活随之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尤其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保安族女性接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此引发了保安族传统生育文化的一系列变化。

      保安族女性生育观念由“多子多福”到“优生优育”的转变。由于政府坚持不懈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与贯彻执行，以自然村为社区的保安族育龄女性积极参加当地政府部门举办的定期与不定期的计划生育知识普及宣传教育和各种形式的培训，她们通过有意识的学习，了解掌握了妇幼保健、优生优育、避孕节孕等卫生和生育常识，抚育子女的亲身经历使她们认识到“儿多母苦”、“孩子多拖累大”，体会到早育多育给她们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制约，认为无节制的生育既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难以过上好日子，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她们说“与其把一个苹果分给两个孩子吃，不如给一个吃更好”。社会生活实践和亲身经历使她们认识到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再也不能无节制地生育了，只有转变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才能过上富裕美满的日子。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及她们对“少生优育”的看法时，90%以上的人持“赞成”态度，表明她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少生孩子好处多，“优生优育”在如今保安族女性的生育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调查访谈资料与问卷统计数据基本一致，印证了“少生优育”是当今保安族生育文化中的主流生育观念。

      生育意愿直接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社会的生育文化影响着个体行动者的生育意愿，个体行动者的生育意愿塑造着社会的生育文化，社会生育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在“生育意愿”的调查中，保安族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规定相吻合（即每对保安族夫妇可生二胎）。2001年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在保安族家庭中，“二孩化”家庭占被调查家庭总数的70%—80%，农村中“三孩化”家庭约占被调查家庭总数的20%—30%，“一孩化”家庭在城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特别在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中，生育观念的转变更为明显。2004调查资料显示保安族育龄男性和女性都没有不要孩子的，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愿意生两个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期望生育一个孩子的保安族女性占被调查总数的4.08%，男性占8.25%，女性比男性低4.17%；期望生育两个孩子的保安族女性占被调查总数的74.49%，男性占69.07%；期望生育三个孩子以上的保安族女性占被调查总数的13.27%，男性占20.61%，女性比男性低7.34%。在生育意愿方面，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保安族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男性期望生育一个孩子比女性高4.17%，但男性期望生育两个或三个以上孩子比女性分别低5.42%和7.34%，尽管两性在期望生育孩子数量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其主流生育意愿是以生育两个为主，表明在符合国家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保安族生育意愿以生育两个孩子为主，然而，在期望减少生育子女数量方面，女性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比男性表现得更为强烈。

      保安族孕妇分娩形式由过去的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过去保安族孕妇分娩形式以在家中分娩为主，婴儿由没有经过医学培训的民间接生婆接生，母婴安危、健康没有任何保障，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较高。为了解决保安族孕妇和婴儿死亡率过高的问题，1954年在大河家分批组织农村妇女学习新法接生和卫生保健常识，并在当年采用新法接生了174人。1955年在保安民族乡成立了新法接生组，使保安族集中的梅坡、甘河滩两村的新法接生率达到70%以上。由于实行了新法接生，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有了可靠保证，婴儿成活率大大上升。新法接生在保安族地区的普及，打破了保安族女性单一的分娩形式，随着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分娩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城镇女性绝大多数在医院分娩，农村地区女性在医院或家中分娩，即使在家中分娩，也是有经过医学培训的乡村医生接生。据2004年统计，保安族农村地区的新法接生率约为80%；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90年的34.18%和36.3%分别下降到1999年的26.68%和28.82%；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由1990年的14.6%提高到1999年的19.6%。卫生条件改善及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使因生育染上各种疾病和患妇科疾病的保安族女性人数呈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生育影响她们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

      以前保安族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她们的卫生保健意识淡漠，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基本处于无知的状态，她们认为女性的一些生理现象是不可以公开谈论的。在本次调查中，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被保安族女性认为是羞于启齿的妇科病，现在她们都会主动地与你探讨，向你倾诉她的病症表现、治疗的情况，甚至会向你请教如何防治、治疗等问题，这些迹象透露出她们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保安族育龄女性主动采取避孕方式。过去受医疗水平发展的限制，保安族育龄女性没有任何避孕措施，随着计划生育知识、晚婚晚育、优生优育、避孕知情选择权的普及，她们的生育自主意识随之提高。计划生育意识在保安族育龄女性中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她们主动采取各种避孕措施来选择生育台次和生育间隔时间，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和自己喜欢的避孕方式。近年来，在保安族育龄女性中选择做结扎绝育手术和主动放环避孕的人数逐年增加，表明政府大力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保安族女性的切身利益和愿望。保安族育龄女性的避孕意识和行为由最初的疑虑、不理解、排斥、被动地接受发展到完全自愿的主动接受，其生育行为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为保安族现代生育文化模式建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保安族妇女生育文化特征与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职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及国家人口政策等因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各种因素的不同作用形成了保安族生育文化的特征和该民族女性生育观念。在保安族生育文化变迁历程中，在其传统和现代生育文化的调适整合发展中，与保安族女性的主动参与及其参与程度的提高、保安族女性良性互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生育观念变化的根本动力源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从而推动了保安族女性生育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为整体推动保安族现代生育文化建设的进程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