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与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民族文字形成史初探—从回回字到“小经”文字

济南的清真寺

一．前言
     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以唐元以后入华的西域人为主体形成的回回民族中，有相当部分其祖先母语为波斯语。在回回人尚处于从外来移民至新形成的少数民族阶段，波斯语在中国既是一种外语，也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即回回人的共同语。经过数百年与汉民杂处的过程，回回人逐渐接受了汉语作为自己民族的共同语。
     从事回族与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直至今日波斯语的一些词汇仍在回回人中使用着，在学术著作中多将它们划入“经堂语”的范围。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把“经堂语”解释为“回回等族伊斯兰教经堂解语解经的一种汉语形式宗教语文”，并提出“从起源上说，经堂语不过是通过宗教用语的形式将回回人在语言演变过程中的遗存了下来，因而其语言现象主要是双语制和混合语遗存。”[1]这就是说，“经堂语”中存在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是回回先民母语底层的反映。
     在当代，回回人除了在“经堂语”中保存了自己的部分母语词汇以外，部分回族与西北的东乡族、与撒拉族人民中还流行着一种用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字母为基础拼写的文字。这种文字通常被称为“小经”。多数“小经”读物的语言是汉语。此外在东乡族中还流行东乡语“小经”。东乡人把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小经”称为tuxua qiaodin，即汉语“土话小经”的音译。东乡族的“小经”是在回族“消经”文字的强烈影响和启发下产生的。[2]
     实际上，这种文字至今没有统一的名称。这种文字的名称写法不一。在多数情况下被称为“小经”。如在作者收集到的经堂教育用书油印本《回教必遵－小经释意中阿对照》，《小经东热岁黑乃》，影印本《穆民教诲（小经）》，《小经＜古兰＞》等。[3]
     “小经”又称为“消经”。“消经”的名称亦见于不少穆斯林民间出版物。如笔者收集到的经常教育用书油印本《中文消经双解》，《中文消经双解噶兑新字典》与《中文消经双解伊哈雅仪字典》等。[4]８０年代初期冯增烈先生在撰写《“小儿锦”初探－介绍一种阿拉伯字母的汉语拼音文字》一文时，已经提出：“小经”的正确名称应该是“消经”，即将伊斯兰教经文加以消化的意思。在新疆将《古兰经》经文，加上标注元音的符号，读出来叫做“消经”；而在甘、宁青一带将清寺经堂老师讲过的阿文经文，在课后复习，称作“消一消”。因此，从后一种意义来看，“消经”是指语言的转化，即将阿语译为汉语而加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用阿拉伯语经典称为“本经”，而将用阿文字母拼写的汉语称为“消经”。[5]
     取“消经”这个术语的还有甘肃省民族研究所马克勋先生。[6]余振贵、杨怀中所编《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亦取此名。[7]临夏州政府秘书长、东乡族学者阿．伊布拉黑麦．陈元龙在其学术论文与其他出版物中（详见下），亦一概将这种文字称为“消经”。除了上述冯增烈先生论述“消经”的意义时提到的内容外，马克勋先生介绍“消经”的名称的通行范围为晋、冀、鲁、豫、陕诸省。[8]
     “小经”有时又被称为“小儿锦”。最早从学术角度研究“小经”的冯增烈先生在其论文中已称此种文字为“小儿锦”。[9]邱树森先生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词典》即亦取此名。[10]冯增烈先生曾介绍，“小儿锦”之名既不见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不是什么织锦绸缎之类的衣料，而是在回族人民中流行的一种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汉语拼音文字，主要见于近代一些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作。[11]有研究认为，“小经”在甘、宁、青一带称为“小儿锦”。[12]
     主持临夏大祁寺女学的王忠义先生及其女儿、该女校校长王菊芳在调查中，均对笔者表示，从前穆斯林向自己的孩子们教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拼读法，故称“小儿经”。但临夏韩家寺的马希庆阿匐（其父人称“井口四师傅”，精通“小经”，６０年代初去世），对本文笔者十分肯定地说，“小儿经”这个术语中的“儿”字乃儿化音，并非意为“教育小儿的文字”。陈元龙先生亦持此看法。马希庆说，他们从不用“小儿经”这种说法，只称“小经”。本文前引“小经”这个术语的“小经”文字写法中并不包括“儿”音，也佐证此说。
     此外，在个别情况下，“小经”被称为“小锦”。在个别论著中，“小经”又被称为“狭经”。其意义源于，“把学习典籍的心得体会写于典籍原文之后，因而使每页原文在视觉上空间变狭。以‘狭经’指代‘狭经’时所使用的文字。”[13]
     学者们对“小经”、“消经”、“小儿锦”、“狭经”等名称孰正孰误意见不一。在笔者收集到的“小经”文字读物中，“小经”这两个字在一些“小经”文字的经文中的拼法为ＳＩＵＫ（Ｉ）Ｎ。[14]实际上“小经”、“消经”、“小儿锦”、“小锦”和“狭经”等诸种名称的读音相近，应出于同一辞源。而且这一词源并非出自其他语言，当为汉语。
     而在安继武先生在自己的论文将这种文字称为“忾达尼”文字，其名称得之于以“小经”文字写成的《忾达尼经》（即《开达尼经》）。[15]
     讨论上述各术语哪一个正确，已经超出本文主题。为行文方便和术语统一起见，除引文、引书外，本文采用“小经”这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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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明时代的回回语言文字学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武力造就了疆域空前的蒙元帝国。在辽阔的国土内，蒙古文、汉文和回回文（即波斯文）是主要的官方文字。大批回回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回回知识分子、回回官吏和军人、回回工匠、回回商贾入华。为了便于在政府中任职的西域各族官员与汉人沟通，元政府在各级机关中均设有回回译史等官员。为了培养翻译人材，至元二十六年（1289）八月元政府还设立了回回国子学，即官办波斯语学校。
     在这所学校中不仅教授回回字，即波斯文，还教授一种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韩儒林师曾提出“亦思替非文字”可能是波斯语的设想。[16]笔者根据《通志条格》中提到，要求设置学校教习“亦思替非文字”的麦术丁，曾任回回译史，通“普速蛮字”，[17]即波斯文。他自称自己只会一点“亦思替非文字”，提出“亦思替非文字”不可能是波斯文。作者还进一步提出，“伊斯兰化的波斯文人，在没有学过的情况下，能够稍许会一点的，而他们又认为很重要的文字”，应该是阿拉伯文。[18]我国学者的研究引起了伊朗学者的重视。１９９３年伊朗学者穆扎法尔．巴赫提亚尔撰文，指出“亦斯替非”的本意乃是“获取应有之权利”，或“向某人取得应得之物”。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意为“财产税务的核算与管理”。巴赫提亚尔还指出，“亦思替非”文字乃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用于国家文书之中。它有特定的写法与规则。国王及政府有关财务税收的诏书、清算单据、税务文书等都用这种文字书写。这种文字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只表意而不标音。[19]巴赫提亚尔的论文最终解决了有关“亦思替非文字”的讨论。
      [9]。
回回国子监学，按元代制度，属翰林院。[20]今天留下来的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回回字”，收录了２９个字母。其中２８个是阿拉伯文字母，另一个是字母Lam与字母Alif合成的复合字母。由于回回字在元代主要指波斯字，故
笔者推测，波斯人在阿拉伯文基础上创制的另外4个字母，在当时还未被看做独立字母，被归并在与之相近的阿拉伯字母之下，故未列出[21]。
     明朝建立后，为与周边各族、各国往来，造就翻译人材，在翰林院内设置四夷馆，时为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初设时包括八馆，曰：鞑靼、女直、回回、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西方学者如伯希和、威立德[22]和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在研究四夷馆时，都把四夷馆理解为“翻译处”，或“翻译局”。其实，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这是我国最早结构完备的、带有语言教授功能的“亚洲研究院”。而八馆中的回回馆则是一所官办波斯语学校，或波斯语言文化系。
     四夷馆的首批学生共38人均从国子监生中选出。回回馆开办初期的教师多为通波斯文的回回人。从保留至今的文献看，回回馆的学生与其他各馆一样，其主要学习内容是“译语”。馆内所设课程包括字汇、来文（即波译汉）与敕谕（即汉译波）。生徒的总学习年限是九年，共分三阶段，每阶段三年。在学期间国家供应食米，即助学金。学业完成后，生徒须赴礼部参加考核，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继续译书。后来招生范围扩大，目的是使生徒能专其业。学业完成后，朝廷会六部大臣考试。考核通过者，授以冠带。此后须再学习三年，业成考核通过后，授以译字官之职。明中期以后，回回馆的学生多为教师的世业弟子。满清入关后，全盘接管了四夷馆，但更名为“四译馆”。回回馆一直维持到清乾隆初年。其存在时间近350年。
     要学习语言便离不开词典。中国编写番汉对译字书有悠久的历史。现存最早的有关番汉双语字典的目录是北朝时代编写的。《隋书．经籍志》著录了１３种鲜卑语书籍，计有：《国语》１５卷、《国语》１０卷、《国语物名》４卷（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真歌》１０卷、《国语杂物名》３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十八传》１卷、《国语御歌》１１卷、《国语号令》４卷、《国语杂文》１５卷、《鲜卑号令》１卷（周武帝撰）及《杂号令》１卷。
     《隋书·经籍志》在提到这些鲜卑-汉对照字书时说，“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这段记载说明，拓跋人进入华北之初，仍保留自己的语言。随着时代的推移，拓跋人逐渐汉化，其母语渐被淡忘。由于鲜卑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故有人以汉字记录鲜卑语，编成鲜卑-汉语字书，相传教习。这就是说，汉人在记录拓跋语时，为便于发音，采用汉字“录其言”。因此上述这些字书中的鲜卑词应当都是以汉字音译的形式出现的。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今已不存。唐代的元应的《一切经音义》与慧琳的《一切经音义》解释了许多音译梵文词，但未给出相应的梵文词原形，可以说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唐以后，用汉字录写他族语言，编写字书的传统代有其人。元代的《至元译语》一类的书籍，也是以汉字录写蒙古语词汇，再给出汉语释义。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字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双语对译字典。
     录写番字原文并附汉字释义的字典应当起于佛教界。佛教僧人为研究梵文编写过梵-汉对译字书。此外唐代还出现过为沟通吐蕃与汉族交往而编写的汉-藏对译字书。这种字书与上一种字书相比，更为先进，可以说是现代字典的直系祖先。
     《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是明回回馆为教学和翻译而编写的波斯文－汉文词汇表。当时的中国人尚不知在字典中按字母来排列语汇，所以使用的是古老词意分类法。分类分别为“天文门”、“地理门”等，相当于今天的分类字典。每个分类分别收录有关词汇。所录词汇包括波斯文原文、汉字注音与汉译。此外明会同馆也编写了一种《回回馆杂字》。即只包括汉字音译与汉译，无回回字原形。《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为学者们认识回回人先民的语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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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人有关“小经”起源的若干意见
     关于“小经”的起源，说法不一。冯增烈先生曾举出在回民中流传的两种说法。其一为，回族的先民入华之初不会汉语。为学习汉话，他们便用阿拉伯字母将汉语拼出来认读，此即“小经”文字的前身。其产生年代当在公元８世纪初。冯增烈先生认为，目前虽无史料和文物佐证此说，但有合理成分。第二种说法认为，“小经”产生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奠基回族伊斯兰经堂教育的胡登洲。冯增烈先生认为后一说较为可信。
     除回民口碑资料外，冯增烈先生还指出，在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中的一方颂扬修建清真寺善举的阿拉伯文碑文，撰于回历７４０年。其中一些回回人的名称和籍地以阿拉伯字母拼出。他认为此即“小经”的前身，故推论“小经”文字在１３－１４世纪之交已流行民间。[23]此说为陈元龙所接受。[24]
     持“小经”产生于明中期以后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寅住。其论据是“小经”应该是“伴随着经堂教育的普及而产生的。当时经堂教育的宗教读本完全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但经师讲授则使用汉语，而多数学员又不大识汉字。这种经堂教育的客观状况成为创造“小儿锦”的诱因，换句话说，当时的讲授条件逼迫学员们不自觉地用阿拉伯字母记录汉语讲授的内容。那时的经堂教育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言知识，所以‘小儿锦’一般只在经堂教育中使用，例如记笔记、注释经文等。”[25]
     新疆教育学院的安继武先生认为“小经”文字（即所谓“忾达尼”文字）创制者是“灵州马”。[26]他所依据的灵州马撰写的“小经”文字本《开达尼经》（即《忾达尼经》）１８９９年出版于圣彼得堡。按此推理，“小经”文字的创制当在此前不久。此看法失之过晚。
     见于文献的已发现的最早“小经”文献，据冯增烈先生介绍有两种，其一是清初一位佚名阿匐写的《塔志尼》。另一种是上世纪法国蓍名东方学家布洛歇（Blochet）在甘肃曾收集到过约１８世纪的《米尔萨德》的抄本，内有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即小经的注解。[27]而据陈元龙介绍，还有清康熙、乾隆年间东乡族学者、高山门宦创始人马哈三（１６８２－１７７０）遗留的札记，其中有大量用东乡族“小经”记载的民间叙事、劝善言、事记和宗教知识等。陈元龙认为，东乡族“小经”产生的时代当早于此。[28]而东乡“小经”系受回族“小经”创制，故回族小经产生的时代当更早些。
     冯增烈和陈元龙均未提到“小经”的创制人问题。而《回族大词典》则说“小经”的具体起源时间与创制人不详。回族作家张承志在其小说《心灵史》中提到，哲合忍耶门宦的一位学者名阿布杜．尕底尔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创制了一种中国文学史上的新形式——第一是秘密，不外传也不使用外人能读的汉文，第二是散文体兼以神密主义”。此书称为《热什哈尔》，意为“海之露珠”。阿布杜．尕底尔因祖籍关内凤翔、甘谷、伏羌一带，又称为“关里爷”。[29]
     上引冯增烈先生所述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中的一方撰于回历７４０年阿拉伯文碑文本文笔者未见，故无从了解其中以阿拉伯文拼写回回人的名称。一般而言，元代回回人多保持阿拉伯文名称。如果这些回回人的名称是阿拉伯语，则以阿拉伯文字母拼写它们并没有什么奇怪，也不能与“小经”文字的起源问题挂钩。不过这些被提到名字的回回人籍贯地如果是汉语名称，其名称的阿拉伯文拼法则有一定价值，并可从“小经”文字的起源的角度来观察。这一点启示我们注意元明时代用阿拉伯文字母和波斯文字母拼写汉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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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穆斯林文献中的汉语词汇
     穆斯林民族采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现象非常普遍。７世纪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先后征服波斯和中亚西部，使波斯和中亚西部遂渐伊斯兰化。大食帝国统治区内民族众多，在阿拉伯征服之前，均有悠久的文化，而且其文字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在西亚和中亚，当地居民在接受伊斯兰教后，他们起初采纳阿拉伯文作为书面语，但在市井日常生活中仍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随着伊斯兰化的深入，包括波斯在内的中亚各民族先后逐渐放弃自己世代相传的传统民族文字，转而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母语。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自10世纪起，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新波斯语成为最重要的学术语言。
10世纪以后，波斯文在伊斯兰世界东部，起着类似阿拉伯征初期阿拉伯在大食帝国中的作用。波斯文通行于许多母语为非波斯语的民族中。这一时期写成的波斯文文献中，也录有许多非阿拉伯－波斯语的词汇。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小经”以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拼写汉语词汇，并不是什么特别令人惊异的现象。
中国内地与伊斯兰世界接触由来已久。唐朝已与大食往来。9世纪以后产生的大食各种地理学派中，已经记录有一些中国的地名，如将长安称为Qumdam，[30]将南海称为Changhai[31]等。11世纪中亚突厥族学者可失哈里以阿拉伯文写成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收录有经突厥人中介传入伊斯兰世界的汉语词汇，如Changshi“敝失”，来自于汉语“长史”。12世纪20年代，辽朝被金所推翻。辽宗室耶律大石率辽残部西迁中亚。辽在华北立国多年，深受汉文化影响。西辽上层统治者通用汉文，中亚穆斯林对汉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一些汉语词汇当在此时传入中亚穆斯林民族之中，并在穆斯林文献中被记录下来。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德福（Gerhard Doerfer）曾蓍有《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份》[32]，涉猎蒙元时代及帖木儿朝波斯文献数百种，其中间有汉语词汇。波斯语中的汉语词汇问题需专门撰文研究，这里只能就“小经”的起源简单涉及。据笔者所见，在波斯文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汉语词汇，是波斯史家志费尼（Ata Malik Juwaini）写于１３世纪中叶的史书《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 Jahan-Gusha)。此书在提到西辽女君主、耶律大石之女时，称他为“国王”（Kuyang），并称其夫婿为“驸马”（Fuma）。[33]
     １３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蒙古人在波斯统治的建立，更多的直接源于汉语或进入当时的蒙古语和突厥语的汉语词汇，出现于波斯文文献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波斯史家剌失都丁（Rashid al-Din）的著作《史集》(Jami’ al-Tawarikh)。现举数例说明，如：札剌亦儿人木华黎“国王”（Kuyang）及其子孛鲁“国王”，克烈人台－帖木儿“太师”（Taishi），乃蛮人塔阳汗，即“大王”（Taiyang）汗，“河西”（Qashin）－即西夏，“蛮子”（M(a)nzi），“南家”（Nankya）, [34]“高宗”（Gauzun），“大辽”（Railiu<Dailiu），金“熙宗”（Hizun），金海陵王完颜亮“亮太祖”（Liank-Taizu），“南宋高宗”（T(a)msun Kauzun<N(a)msun Kauzun），“大理”（Railiu-<Dailiu），“桓州”（Qun-Jiu），“云内”（Unui），“东胜”（Tujink），“宁州”（Yunk-Jiu<Nunk-Jiu），“东京”（Tung-King）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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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明回回人拼写的汉语
     以上所举证据均为在中国境外由母语为非汉语的作者撰写的著作中的汉语词汇。这些以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拼写的汉语词汇，但与入华回回人拼自己的语言仍有区别。
     《回回馆杂字》中源于汉语的词汇有：第９５词“地理门”：“陕西 ，钦张夫，kinjanfu”，源于汉语“京兆府”；第５２４“衣服门”：“罗，剌衣，lay”；第５５４词“饮食门”：“茶，本音，cha”；第６１６词“文史门”：“墨，百克，buka”。[36]此外，在《回回馆译语》补充词汇之“人物门”：“王，本音，vang”；“通用门”：“中国，赤尹，Chin”，源于汉语“秦”。[37]
     在会同馆本《回回馆杂字》的“地理门”中，有“中国，凝音”，源于汉语“秦”，与“南京，喃台”，源于元代对驻于江南的“南御史台”的简称“南台”。[38]
     《明史．西域传》“哈烈”条中收有明成祖之使臣白阿儿忻台所携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之国书的节录本。而在帖木儿王朝史臣哈肥子．阿卜鲁（Hafiz Abru）所著之《历史之精华》（Zubdat al-Tawarikh）中则收有这封明成祖致沙哈鲁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全文。对照此信的汉波两种文字文本，可以确信，其波斯文本是在明政府中任职的回回人，甚至很可能就是回回馆的教师翻译的。这篇国书的波斯文译文含有一些来自汉语的词汇，现列举如次：
     Daimink，“大明”；Kimkha，“金花”（纺织品名）；Fuma，“驸马”；Du Chihuy“都指挥”（官职名）；Bai Arkintai, “白阿儿忻台”（人名）；Su Chu，“锁住”（人名）；Dank Chink，“唐征”（人名）。[39]
     明中后期以后，回回人因入华定居日久，其波斯语水平遂渐下降，回回馆的教师亦不例外。比较存留至今的这一时期的二十余篇“回回馆来文”与上述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可发现回回馆教师已不能书写波斯文。这些“来文”虽然以波斯字写成，但语法和词序基本是汉语，书写者不懂动词变格和人称变位。特别是其中出现许多以波斯字母拼写的汉语词汇，如：
     Daiming，“大明”；vang，“王”；dudu，“都督”；su jiu，“肃州”（地名）；qam jiu，“甘州”（地名）；yung chang，“永昌”（地名）；vai，“卫”（明军事单位名）；syam si，“佥事”（官职名）；ji，“只”（量词）等。[40]
     上述资料形象地表现了入华回回人语言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回回人中的部分知识分子自元初入华定居至明初已一个多世纪，其语言中虽已掺杂了一些汉语词汇，但尚能流利地书写波斯文。而降至明中期以后，就是在回回馆中讲授波斯语的教师，其母语也变成了汉语，已不能正确地书写波斯语，相形之下，一般曾通回回人百姓的语言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与上引蒙元时代波斯史家所著《世界征服者传》与《史集》相比，《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和《回回馆来文》均是在华写成的，其中出现的波斯文字母拼写的汉语词汇可视为“小经”的前身。
     对比“小经”与上引明代文献中的汉语词汇的拼写规则，可发现无论是《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还是明成祖致沙哈鲁国书的波斯文本和《回回馆来文》，它们在拼写汉语词汇时，多拼写出元音，而“小经”则多循阿拉伯文拼写规则，不写元音，代之以元音符号，不符合元代与明初入华回回人的共同语是波斯语的状况。由此判断，“小经”的产生不会太早，当在明中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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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经”的拼写法
     “小经”的拼写虽有相当的随意性，随着书写人所的操的基础方言不同，其拼法略有变化。但亦有大致的规则，兹简述如下：
     阿拉伯文有２８个字母，波斯文在阿拉伯文的基础上，另创制了4个字母，共有３２个字母。“小经”接受了全部波斯文字母，其中Gaf仅用于拼写“小经”中出现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原文或源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词，He与Re主要用于拼写“小经”中出现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原文或源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词，但在个别情况下也用来表示汉语的声母H-（喝）与R-（日）。除此而外，《小经》在此基础上另外创造了４个字母。
     为排印方便，本文所有“小经”字母均使用斯坦因．嗄斯《波英大辞典》[41]标音的转写体系。“小经”中与汉语拼音对应的字母如下：[42]
     声母字母：
     B玻，用字母Be表示，如“不”、“步”、“拜”、“把”、“边”等。
     P坡，用字母Pe表示，如“怕”、“凭”、“撇”等。
     M摸，用字母Mim表示，如“面”、“们”、“没”、“你”等。
     F佛，用字母Fa表示，如“吩咐”、“发”、“非”等。
     D得，用字母Dal表示，如“弟”、“地”、“道”、“对”等。
     T特，或用字母Te表示，如“他”、“太”、“听”、“体”等；或用字母Ta表示，如“头”、“腿”、“同”等。
     N讷，用字母Nun表示，如“你”、“男”、“那”等。
     L勒，用字母Lam表示，如“路”、“里”、“来”等。
     G哥，用字母Ghaf表示，如“故”、“个”、“盖”、“跟”、“干”、“高”等。
     K科，用字母Kaf表示，如“叩”、“看”等。
     H喝，在多数情况下，用字母Khe表示，如“害”、“好”、“活”、“候”、“后”、“回”等；在个别情况下用字母He表示，如“衡”等。
     J基，用字母Kaf上加三点表示（此为“小经”文字新创字母），如“既”、“见”等。
     Q欺，用字母Kaf表示，如“切”等。
     X希，或用字母Se表示，如“兄”、“膝”等；或用字母Sin表示，如“象”等；或用字母双眼He表示，如“信”等。
     Zh知，用字母Jim表示，如“着”、“这”、“主”、“遮”、“直”等。
     Ch蚩，用字母Che表示，如“出”、“长”、“传”等。
     Sh诗，或用字母Shin表示，如“身”、“时”、“说”、“圣”、“十”等；或用字母Sin表示，如“是”等。
     R日，用字母Jhar表示，如“然”、“若”、“人”等。
     Z资，或用字母Zal表示，如“脏”、“在”等；或用字母Ze表示，如“在”、“至”、“造”等；或用字母Zad表示，如“坐”、“在”等；或用字母Za表示，如“坐”、“做”、“罪”等。
     C雌，用字母Sad上加三点表示（此为“小经”文字新创字母），如“错”、“从”、“此”等。
     S思，用字母Sin表示，如“三”等；或用字母Sad表示，如“虽”、“随”等。

     韵母表示法：     
     i 衣，用字母Hamze下加齐齿符表示，如“一”等；或用齐齿符＋字母Yey表示，如“时”、“十”、“直”，“此”、“既”、“里”、“你”等；或用字母Yey＋齐齿符表示，如“体”、“弟”、“地”等；或用静止符表示，如“至”等；或用静止符＋字母Yey表示，如“是”等。
     u 乌，用字母Hamze上加合口符表示，如“无”；或用字母’Ein上加三点表示，如“我”（应为甘陕方言拼法）；或用合口符＋字母Vav，如“故”、“不”、“步”、“主”、“出”、“路”、“咐”；或用字母Vav表示，如“我”。
     ü迂，用齐齿符+带合口符的字母Yey+带齐齿符的字母Vav+字母表示，如“女”；或用字母Vav上加三点（此为“小经”文字新创字母），下加齐齿符表示，如“与”（当为甘陕方言的拼法）。
     a 啊，用字母Alif表示，如“他”、“阿”、“把”、“怕”、“发”；开口符表示，如“那”；或开口符之上标符号Hamze表示。
     uo窝，用合口符＋带开口符的字母Vav表示，如“活”、“若”、“说”、“坐”；或用合口符＋字母Vav表示，如“做”；或用字母Vav上加合口符表示，如“我”（当为甘陕方言的拼法）；或用字母Ghein＋开口符表示，如“我”（当为甘陕方言的拼法）、“我”的另一种拼法为字母Ghein＋开口符＋字母双眼He。
     e鹅，用字母双眼He＋开口符表示，如“着”；用齐齿符＋Yey表示，如“这”；或用齐齿符＋字母双眼He表示，如“这”；或辅音上标注开口符＋字母双眼He表示，如“个”、“遮”。
     er二，用字母’Ein＋齐齿符＋双眼He表示，如“二”；或用字母’Ein＋开口符＋双眼He表示，如“耳”。
         ie耶，用带齐齿符的字母Yey＋双眼He＋开口符表示，如“切”、“撇”。
     ai衰，用开口符＋带静止符的字母Yey表示，如“哎”、“害”、“太”、“盖”、“在”、“来”；或用开口符＋带静止符的字母Hamze表示，如“在”。
     ei（矣欠），在F, H之后用齐齿符表示，如“非”（当为甘陕方言的拼法）；在其他情况下多用齐齿符＋静止符表示，如“拜”；或用合口符＋带开口符的字母Vav表示，如“没”（当为甘陕方言的拼法）。
         ui威，用字母Yey＋齐齿符表示，如“虽”、“随”、“腿”、“罪”；或用合口符＋字母Vav＋带齐齿符的字母Yey表示，如“回”。
     ao熬，用开口符＋带静止符的字母Vav表示，如“好”、“道”、“造”、“高”。
         iao腰，用字母Yey加开口符＋带静止符的字母Vav表示，如“要”。
     ou欧，用齐齿符＋带静止符的字母Vav表示，如“候”、“后”、“头”、“叩”。
         iu忧，用字母Yey＋齐齿符＋带静符的字母Vav表示，如“有”。
     an安，用字母Alif＋开口鼻音表示，如“然”、“三”、“干”、“看”、“男”。
         ian烟，用齐齿符＋字母Yey＋字母Alif＋开口鼻音符号表示，如“典”、“面”、“见”、“边”。
         uan弯，用合口符＋字母Vav＋开口鼻音符号＋字母Alif表示，如“传”；或字母Vav＋开口鼻音＋字母Alif表示，如“玩”。
     en恩，用齐齿符＋字母Nun表示，如“身”；或用齐齿鼻音表示，如“圣”、“人”、“跟”；或用合口鼻音＋字母Nun表示，如“吩”（当为甘陕方言的拼法）；或用合口鼻音表示，如“们”（当为甘陕方言拼法）。
     in因，用齐齿符＋字母Nun表示，如“凭”；或用齐齿鼻音符号表示，如“信”；
或用字母Yey＋齐齿鼻音表示，如“音”。
     ang昂，用开口符＋字母Alif＋字母Nun＋静符表示，如“长”、“脏”。
         iang央，用字母Yey＋开口符＋字母Alif＋字母Nun＋静符表示，如“阳”。
     eng享的韵母，用齐齿鼻音表示，如“衡”。
         ing英，用齐齿鼻音表示，如“听”。
     ong“轰”的韵母，用合口符＋带静止符的字母Nun表示，如“从”；或用双合口符表示，如“同”。
         iong雍，用字母＋齐齿符，再上标双合口符表示，如“兄”。[43]

济南的清真寺

七．“小经”拼写规则的特点
     如上所示，“小经”文字在拼写中有明显的“一音多形”现象，即同一个音素用数个不同的字母表示。“一音多形”现象在声母和韵母上有明显的不同。先谈声母。
     T（特）音用两个字母表示。或用字母Te表示，如“他”、“太”、“听”、“体”等；或用字母Ta表示的如“头”、“腿”、“同”等。试对比波斯语。波斯文T音用两个字母表示，字母Te多用于拼写波斯语固有词汇，字母Ta多用于拼写阿拉伯语借词。
     Z（资）音用四个字母表示，或用字母Zal表示，如“脏”、“在”等；或用字母Ze表示，如“在”、“至”、“造”等；或用字母Zad表示，如“坐”、“在”等；或用字母Za表示，如“坐”、“做”、“罪”等。试对比波斯语。波斯文Z音亦用四个字母表示，即字母Zal、Ze、Zad与Za。其中字母Ze多用拼写波斯语固有词汇，其余三个多用于拼写阿拉伯语借词。
     S（思）音用两个字母表示。或用字母Sin表示，如“三”等；或用字母Sad表示，如“虽”、“随”等。试对比波斯语。波斯文S音用三个字母表示，即字母Se、Sin与Sad。其中字母Sin多用拼写波斯语固有词汇，其余两个多用于拼写阿拉伯语借词。相形之下，“小经”文字将字母Se移用于表示音X（希）。
     H（喝）音用两个字母表示。在多数情况下，用字母Khe表示，如“害”、“好”、“活”、“候”、“后”、“回”等。在拼写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时，多用字母He, 在个别情况下拼汉语时亦用字母He，如“衡”等。试对比波斯语：字母Khe在波斯文中是磨擦喉音，而字母He是非磨擦喉音，两者区分清楚。
     X（希）音用三个字母表示。或用字母Se表示，如“兄”、“膝”等；或用字母Sin表示，如“象”等；或用字母双眼He表示，如“信”等。波斯语中无X音，X音的“一音多形|”现象为“小经”所独有，
     Sh（诗）音用两个字母表示。或用字母Shin表示，如“身”、“时”、“说”、“圣”、“十”等；或用字母Sin表示，如“是”等。波斯文Shin两Sin两字母严格区分，从不相混使用。“小经”文字以字母Sin表示Sh音，当与某些书写者的口音有关。
     综上所述可知，“小经”文字的声母的“一音多形”现象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音素T、Z、S，其“一音多形”现象基本沿袭波斯文拼法规则。波斯文“一音多形”现象产生的原因是，阿拉伯文字母表中某些音值相近的字母，在波斯语中无法区分，都发成某一个字母的读音。例如，字母Te与Ta在阿拉伯文中表示的辅音略有区别，波斯人全盘接受阿拉伯字母后，因限于波斯语的语音，无法区分他们所代给的音值，都读成T音，造成用两个字母表示T音的现象。
     再如，在阿拉伯文中字母Zal、Ze、Zad与Za代表的音值虽有区别，但十分接近，但在波斯语中却没有这种区别，都读成Z音。而字母Se、Sin与Sad所代表的音值在阿拉伯语中亦略有区别，但因波斯语无法区分它们，都读成S音，而形成“一音多形”现象。“小经”文字中的上述“一音多形”反映了我国回回人浓重的波斯文化历史背景。
     “小经”文字的H（喝）、Sh（诗）两音素的“一音多形”现象的产生，当是某些“小经”文字书写人的背景母语，无法区分某些在阿拉伯文、波斯文中原本音值不同，但读音仍较接近的字母，如表示H（喝）音的磨擦喉音字母Khe与非磨擦喉音字母He。表示Sh（诗）音的两个字母在“小经”中的混用也当出于此。
     汉语中的X（希）音为波斯语所缺。“小经”并无统一拼写规则。凡汉语与波斯语、阿拉伯语共有的音素，“小经”一般直接采用表示对应音值的阿拉伯文、波斯字母。凡汉语独有的音值，如X（希）音，则“小经”取音值相近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如用字母Se、字母Sin和字母双眼He。
“小经”文字的韵母的拼法,倾向于用开口、齐齿与合口音标符号和开口、齐齿及合口鼻音符号,而不倾向于书写元音。故其书写规则更近于阿拉伯文而非近于波斯文。“小经”辅音也有“一音多形”现象,其产生原因主要是因尚无统一拼写规则。其次书写者的口音不同,也影响辅音的拼法。这一点在叙述辅音时已经作了介绍,兹不赘。
“小经”文字主要用于注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籍。但亦世俗使用。限于篇幅笔者拟于另一篇论文中讨论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