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吉夫与苏菲的隐秘历史(译文)

济南的清真寺

苏菲在灵性上属于这个时代，这其中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与世俗同道，与当代对真正知识的渴望相承。然而苏菲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某些地区人们一直相信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神秘分支，但大多数可靠的资料表明苏菲远比穆斯林宗教久远。有证据显示，该兄弟会的触角曾延伸到诸多宗教和文化体系中去并持续了千百年，而它的成员曾被冠以“真理之友”、“神匠”，“导师”、“道中人”等等称谓，这些名称所流传的时间远比伊斯兰教的历史要久远的多。“真理之友”们据说在穆罕默德在世时就已经出现在麦地那（Medina，穆斯林圣地），后来在宣誓效忠穆斯林事业后他们采用了“苏菲”这个名字。

“苏菲“（sufi）一词的释出有多种来历，这当中就包括犹太“卡巴拉” （Kabbala，犹太经典）中出现的词Ain Soph，意为“未可知”，还有Sophos，意为“智慧”。这些解释与许多苏菲门徒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声称与之相应的隐秘深奥的智慧次元是一切宗教的根基。因此英国的苏菲主义追随者、作家Ernest Scott相信苏菲传统已经使西方文化孕育到了一个我们很难意识到的程度，以致他甚至将其称作“无形的传统”。据他说，在摩尼教（Manichaeism，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和卡特里教派（Cathar，一种基督教异教派别）里，在中世纪欧洲的游吟诗人和宫廷弄臣中，在犹太卡巴拉的演化中、在炼金术中，甚至在基督教自身都暗藏着它巨大的影响。Scott引用阿富汗苏菲大师Idris Shah的话道：“有迹象表明，苏菲中最深层的秘密与西方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有着密切联系。”

Scott进一步引用十二世纪的苏菲大师Hakim Jami的话暗示苏菲主义绝非源自伊斯兰，并断言在断断续续的苏菲传播之路上留下了柏拉图、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和赫尔墨斯的足迹，也因此使苏菲主义与古代希腊的神秘主义学校有了因果联系。英国的神秘主义者本内特（J.G.Bennett，葛吉夫的学生）更宣称苏菲派是古代阿尔泰地区先师术士的后人和精神传承者，而中亚一带在长达四万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曾他们的腹地。他说，苏菲从远古阿尔泰萨满那里继承了宗教宽容、非凡的实用技能和民主的理念，这些在当今都成为了他们的特色；正是在西伯利亚一些传授智慧的学校里他们学到了他们独一无二的臣服之道，即完全顺从那个高于人类的准侧，这也使他们博得了一个绰号“上主之奴” （the slaves of God）

本内特从他的导师葛吉夫那里了解到了很多苏菲派的隐秘历史。葛吉夫（George Ivanovitch Gurdjieff， 1877 – 1949），亚美尼亚-希腊裔的神秘家和精神导师，他曾在高加索和中亚各地广泛游历并在他遇到的一些托钵曾学校中接受苏菲训练。在本内特的著作《智慧之师》（The Masters of Wisdom）中记叙道：

“葛吉夫对我说他是在高加索山区的洞穴和突厥斯坦（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锡尔河（Syr Darya）地区的石灰石山洞里考察研究时了解到这些古代智慧学校的，我自从那时就知道了中亚流传着据称始于四万年前的苏菲传统。”

葛吉夫还告诉本内特，位于法国多尔多涅被岩壁艺术权威步日耶（Abbé Breuil）指认始于公元前三万年的的拉斯科岩洞（Lascaux caves）绘画是晚期的萨满苏菲后裔所做。葛吉夫很认真的提到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并将其与前沙漠时代埃及（pre-sand Egypt）相联系，他认为拉斯科的艺术家来自一个兄弟会，他们在七千或八千年前亚特兰蒂斯沉没时存活下来。他们是高度成就的智慧导师，这些完美的人掌握了永生的秘密，他们发迹的中心正好位于已经沉入海底的亚特蒂斯大陆架，在他们遗留下来的鹿、美洲野牛和Aurochs（大野牛，已灭绝）的绘画里传递着千百年来没有破解的神奇史前灵性信息。

在旧石器时代，艺术和宗教还是一体的，世俗意识与宗教意识也未曾分离，精神和物质并不对立更没有什么所谓独断的邪恶势力图谋颠覆正义。所有的事物和所有对待事物的态度都充满了富有磁性的、综合高等宇宙能量的光辉，葛吉夫称之为“意识能量”（conscious energy）。在这样一个统一的世界里伟大的启蒙先师发展出了一套至今还使苏菲主义卓尔不群的独特灵性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头脑的两极化活动要服从至高无上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不断的寻求回归于一（the One）。葛吉夫相信只是到了后来一些更使人内在疏离的宗教体系才孕育哲学二元论的矛盾种子。

本内特继续道，远在闪族人（Sumerian）文明时期据说苏菲派就成立了一个叫萨尔蒙社团（Sarmoun Society）的兄弟会，据葛吉夫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而且他们承担着在宗教衰败时期保藏内在教学并启蒙雅利安（Aryan）传统的责任。萨尔蒙（Sarmoun）一词在古波斯语中意为蜜蜂，象征性的指兄弟会要像储藏蜂蜜一样储藏传统智慧和超自然能量或巴拉卡（baraka），使之能被理解并在需要的时候把这双重“甘露”释放回世界去。萨尔蒙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开悟者”。相信至今在中亚的某个偏僻地方还存在萨尔蒙的秘密修道场所。

在《葛吉夫，创造新世界》（Gurdjieff: Making a New World）一书中本内特推测说，约在公元前500年萨尔蒙从古代卡尔迪亚王国（Chaldaea，故巴比伦的一个国家）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穆索尔（Mosul，今伊拉克），然后又北迁到底格里斯河的上河谷进入库尔德斯坦山脉和高加索山脉。在那里由于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古波斯宗教）在波斯王朝岗比西斯一世（Cambyses I）的统治下的兴起他们也变得活跃起来。据葛吉夫讲，后来萨尔蒙又移师中亚，从喀布尔（Kabul，位于阿富汗）到那里需要20天，从布哈拉（Bukhara，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启程则只需12天时间。本内特说“葛吉夫曾提及喷赤河（Pyandje）和锡尔河的河谷一带，这意味着是在塔什干（Tashkent，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东南一带的山区。“尽管葛吉夫从没有明确表示他与萨尔蒙的关系或他在游历中接受训导的修道院的具体位置，但他在自传《与奇人相遇》（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中提供的很多暗示和线索指出萨尔蒙兄弟会的修道院应该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而且萨尔蒙兄弟会就是已知最古老智慧的掌管者也是葛吉夫非凡的神秘知识和力量的主要源泉。

葛吉夫是个带着使命来到西方的人。他曾在高加索地区广泛游历，可以想见他首先来到库尔德山脚并加入阿迪长老（Sheikh Adi）的雅萨维（Yesevi）托钵僧帖克（tekke，即苏菲聚落），然后在阿富汗地区的萨尔蒙兄弟会接受了各种启蒙教导，那时他22岁。他身边的人也称他一生都与隐秘的苏菲派保持着联系并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他确信自己是在他们的允许下在西方建立学校来传播他在游历中习得的宇宙哲学和心理学。然而尽管遍历中亚寻求智慧的经历对葛吉夫来说是信手拈来，但葛吉夫还是有意为他与托钵曾传统密切接触的细节蒙上一了层永久的纱。这当然与苏菲教派一向的寡言沉默相一致。

葛吉夫，魅力超凡的催眠师、地毯商、俄国密探，这位神秘非凡的人物是一个希腊-亚美尼亚裔游吟诗人的儿子，他深深地为父亲歌谣中逝去的远古精神所散发的光辉着迷。这个孩子在15岁时就明确要去寻找失落的古代智慧，为此他一直付诸着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精力，直到将近30年后他以神秘家的姿态带着无法抵挡的魅力出现。在一次世界大战中，葛吉夫怀着巨大的勇气带领一支人数庞大的俄国追随者穿越东欧来到安全地区，这期间他们不断冒险穿越布尔什维克和哥萨克人的战线，最后终于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落户并建立了一个致力于学习和训练人类精神自我转型方法的机构。这些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训练方法已经确信包括托钵僧圣舞和音乐训练，它们源自库尔德斯坦的萨满雅萨维团体，似乎葛吉夫最初就是在那里接受的“灵魂发展”（soul-making）的苏菲式训练。

苏菲的贝克塔什派（the Sufi Bektashi order）是从雅兹迪（Yezidi）教派发展而来的。雅兹迪教派是一个崇拜天使的神秘库尔德人宗教分支，至今还存在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穆索尔以北山区。根据英国E.S.Drower男爵夫人于1940年发表的关于雅兹迪聚落的论文，雅兹迪的主要守护天使是Malek Taus，他是一个孔雀天使与恶魔路西法（Lucifer，基督教里的堕落天使）类似。在雅兹迪宗教中黑蛇（black serpent）也作为神奇力量的代表受到尊崇——无疑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瑜伽中灵量（kundalini，昆达里尼）的象征和精神生理学阐释的把能量提升的系统。雅兹迪信众一方面在口头上效忠穆斯林，另一方面他们有自己的宇宙论、神话和仪式，这些特色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没有多少共通之处反倒是与古波斯的袄教（Magian）和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的信仰体系很相似。由于不断的遭受库尔德穆斯林和土耳其帝国以及伊拉克和伊朗的穆斯林军队迫害，被斥为异端的雅兹迪部族几乎被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目前只有少数孤立的部落留存，他们有的分布在库尔德斯坦中部一些山区的凹地和俄国境内的高加索山区，有的则零星分散在叙利亚、黎巴嫩、安娜托利亚和伊朗。

阿迪长老（Sheikh Adi），13或14 世纪时一位著名的神秘家和大祭司。尽管他被认为是雅兹迪信仰创立者和孔雀天使的化身，但雅兹迪宗教和部族的起源应该更早。有人相信雅兹迪部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诺亚，Adrian G. Gilbert评论道：

“我相信雅兹迪来自古老的迦勒底人（Chaldaeans，古迦勒底帝国）。他们曾经从南方迁移而来，而他们很可能是古巴比伦祭司中残留下来的人并在亚历山大的马其盾时代后消失了。”


这的确吻合葛吉夫所认为的苏菲派源自以高加索和中亚为中心的极为古老的灵性传统，一如在雅兹迪信仰中的发现。然而，还有和多证据表明苏菲派的发展早已超出了它最初的形式并在数个世纪中不断扩大其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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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犹太学者和作家修·肖恩菲尔德（Hugh Schonfield）说，到公元三世纪为止在中东尤其是位于亚述王国中心的穆索尔一带已经有大量的苏菲学校在琐罗亚斯德祭司的支持下建立起来。那时大量为逃避罗马迫害离开埃及的犹太人融入了苏菲派，这其中就包括特拉普提派（the Therapeutae）。特拉普提派属于艾塞尼教会（Essene Order，犹太苦修教派），而后者主张把与上帝建立的“新契约”（New Covenant）渗透到冥想中。这个新契约涉及到犹太改革，如禁止军国主义和以动物为牺牲，主张男女平等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特拉普提派不仅把这些他们奉为章程的启蒙社会理想带进苏菲传统，还带入了大量亚历山大时期酝酿起来的赫尔米特-卡巴拉神秘主义（Hermetic-Kabbalistic mysticism）。因此肖恩菲尔德说：

“在埃及和中东一带各路宗教融合并进，灵性上的混血儿开始崭露头角……琐罗亚斯德教和密特拉教（Mithraism）把他们的个性借给了犹太艾塞尼派，却在赫尔米特和基督教诺斯替派那里找到了希腊式的表情，随着罗马帝国扩张到整个地中海周边，与之相伴的各种信仰也开始了新的融汇之路。“

这样，苏菲派就不断的受到新趋势的激励，而反过来苏菲派也会激励其他的教派。后来到了7世纪由于面临肆虐的瘟疫、战争、地震以及信仰拜占庭基督教的希腊人的压制，文明发展岌岌可危，于是苏菲的长老们决定放弃琐罗亚斯德教转而效忠伊斯兰教，后者相对来说更有望重建人性。因此，拥有巨大希腊传承的波斯智慧传递到了穆斯林文化中并被穆斯林的圣人们传遍世界各地。随着黑暗的中世纪终结，伊斯兰教在苏菲的支持下带来了希腊、罗马文化艺术及自然科学的复兴。

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Moors）对西班牙征服说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15世纪前是完全可以和谐相处，不但如此还创造了美轮美奂的文化盛世；直到犹太人和穆斯林被驱逐到拜占庭，这才开启了苏菲派退居欧洲后方的道路。就在那个世纪十字军中的圣殿骑士组织（the Templars）在圣地遭遇了富庶的撒拉逊文化（古阿拉伯人）同时把从那里汲取的苏菲精华悄然带回欧洲滋养基督教的神学、艺术和自然科学。

随着蒙古人的入侵欧洲文明迎来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与此同时重多的苏菲智慧源泉开始消逝。而此时在中亚作为Khwajagan世系的苏菲大师们把他们的学校撤退到了跨喜马拉雅山的区域并坚持办学。Khwajagan们既不是博学之人也不是神秘的狂喜经验者，他们很实际，平时勤恳的练习吐纳术和叫做zikr的冥想训练；他们利用羞辱和贬低作为考验来战胜自己的弱点，在蒙古人的铁骑践踏西方的城市时他们还不断建立起新学校、医馆和清真寺。有的人说这些大师与萨尔蒙无异而且直到今天还身处远在喜马拉雅的总坛指导着各级苏菲，本内特把他们称作“背后的总管“。其实那些后来留下来的苏菲派也在不断增进与其他各个神秘社团的联系，比如与波斯和袄教的神秘社团和埃及的科普特人（埃及的基督教派别），并不断把影响扩大到东南亚一带。

在巽他群岛（Sunda Islands，东南亚马来群岛的一部分）他们成功的与当地一些萨满、佛教徒和道教徒融合在一起，在苏菲的促进下于爪哇岛（Java）上建立起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的藏传时轮金刚密宗学校。结果后来一系列相互交融的神秘社团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扎根于由苏菲、袄教的智慧和来自埃及艾塞尼的所罗门、赫尔墨斯智慧一起铺就的热爱自由的土壤中。正是这些泛宗教化的融合缔造了多个跨越数个世纪的启蒙教育：基督教圣殿骑士、沙特尔（the Chartres）主教、蔷薇十字会（Rosicrucians）、光照派（Illuminati）、共济会（Freemasons）及神智主义（Theosophists）等，所有这些组织都在为通过宗教和科学的方法构建一个免于宗教狭隘的新世纪做贡献。

整个西方世界一直被这个漫长的苏菲传奇贯穿而没有察觉其介入，至少没有意识到身边居然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组织，在静观历史演变的同时还保持着自己独立于可见社会政治结构和宗教结构之外的等级、目标和世界观。然而苏菲大师们很清楚通过把无法控制的压制施加在人们身上的无意识境况必须终结，而觉醒的时刻正在临近。

17世纪初，在德国匿名出版的两份蔷薇十字会（Rosicrucian）宣言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标志着苏菲首次冒险进入公众视野。这些宣言据传是为一个叫玫瑰十字兄弟会（the Fraternity of the Rosey Cross，就是蔷薇十字会）做宣传，其创始人据称是一位基督玫瑰十字会（Christian Rosencreutz）成员。不久，以高地德语出版的第三份宣言《基督玫瑰十字会的炼金术婚礼》（The Alchemical Wedding of Christian Rosencreutz）也随即问世。这些宣言中宣称玫瑰十字兄弟会的精神源泉来自阿拉伯、菲斯（Fez，公元8世纪以来曾是苏菲炼金术的发源地）和埃及，而所有这些地方都是苏菲的活动中心。而在蔷薇十字会的渊源中，玫瑰十字兄弟会就是由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教派发展来的。据Ernest Scott的发现：

“当认识到阿勒颇（Aleppo，位于叙利亚）的苏菲大师Suhrawardi有一种称为玫瑰之路的教导方法以及这种托钵僧修习方式在苏菲派词汇中与玫瑰一词有着相同的词源时，有理由相信蔷薇十字会是具有苏菲根源的。”

现在据我们所知，在蔷薇十字会的一系列饱含关于一所“无形学校（据说这个被称为‘插翅的学堂’是献给大众的）”的憧憬和革新的言论出版后在欧洲引发一阵狂热。有人认为这纯属愚弄，还有人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千禧祥瑞。一如既往，苏菲派还是没有被直接提及；但正如一股回春的暖风吹过新教和天主教的土地，这场由神秘宣言搅起的运动变成了促进变革的短效催化剂。它鼓起了僧侣和知识分子寻求教育、宗教和科学改良的浪潮，并有望迎来一个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都得到承认的理想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学者弗朗西斯·叶芝（Frances A. Yates）坚信17世纪的这段时期应被正确的称作“蔷薇十字启蒙期”（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从这个蓄积伟大的灵性智慧力量及道德观和改良远见的宝库中孕育出了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和科技革新的时代。

蔷薇十字会的教义中充满了基督神秘主义同时浸透着赫尔米特卡巴拉天使学（Hermetic-Kabbalistic angelology）和炼金术的宗教哲学成分，他们宣称宗教与科学不再对立的启蒙时代即将到来并取得空前进步，而整个世界的革新将预示着一股“汇集真理与光的伟大融流“注入这堕落的社会，就如亚当在天当感召光的洗礼一般。在那段时间里很多小的教会团体都拥护这种主张，而本身就有神秘主义和赫尔米特渊源的耶稣会（the Jesuits）甚至采用了不少蔷薇十字会的符号和象征物。

然而整个事件的进程遭到了西班牙宗教法庭伙同其政治同盟哈布斯堡王朝的猛烈反击而最终流产，哈布斯堡王朝因此还挑起了著名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War），迫使数以千计持不同宗教见解的人士带着憧憬新世界的萌芽背井离乡。故在后来的数个世纪里苏菲派的进程不得不在隐秘中孕育。

直到更为宽容的20世纪到来苏菲才终于能够公然显露自己。1921年，流亡在外的亚美尼亚大佬葛吉夫首先把这一切变为可能。他为20世纪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正如我们能预见的，这正恰逢第三个千禧的到来。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使命感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的葛吉夫带着灵性发展计划突然登陆西方舞台，首次让欧洲的精英们认识到了东方的神圣舞蹈和托钵僧的修习。据葛吉夫说所有这些都与阿尔泰萨满教和西藏及中国的密宗有巨大联系。

不过，苏菲派从不认为仅仅有精神修习就够了。一般来说，苏菲文献很少提及巴拉卡（baraka），这种通过宽恕感恩的有效方式能使灵性得到发展，而正是它具有重要意义。巴拉卡被一代代老师不断传授给新一代学生，据说那是一种连接心灵中心的高情感能量，据本内特说，能使学生们做到超越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正是内在意识能量——高灵能量——的灌注，使得苏菲的zikhr修习（祈祷修习）富有成效。训诫、苦修和甘愿受苦也是少不了的，葛吉夫更愿意称之为意识的劳作和蓄意受苦，他所说的蓄意受苦意指将自己置身于痛苦的境遇以便帮助他人。

当南方的苏菲团体在拥抱爱和与上帝合一的神秘教义时，北方的苏菲则受到了来自佛教的巨大影响，像Khwajagan就致力于从自我以及表象世界中全然解脱。较保守的南方苏菲认为他们不正统，甚至指责他们把从西伯利亚萨满那里学来的巫术带到了北方。但不管怎样，葛吉夫看到这些托钵僧修习对西方有益，尽管一些较纯粹的兄弟会如Nach’shbandi和Qadiri不认可，但他还是为所有愿意发展自身潜能的人设计出了独特的程序。

在他位于枫丹白露的人类和谐发展机构里，葛吉夫训练他舞蹈团里的学生依照托钵僧的节奏来舞蹈，这要求他们付出剧烈的体力劳动并协调肢体以使身体提升到“高等意识状态”从而有助于转化能量。他还鼓励学生们集中精力观察他们的思维、感觉和本能的精神中心，以此作为达到高度自治的手段，而这正是当前人类普遍缺乏的，若是缺乏它，葛吉夫强调，他是没有办法掌管和维持这样一个大摊子的。葛吉夫的托钵僧之舞先后在各地的剧院公演，甚至包括享誉盛名的纽约卡耐基大厅，而欧美舆论无不惊呼其前所未见。葛吉夫说：

“神圣舞蹈一直是东方密意学校里教授的一门富有生命力的课程…… 这些体操有双重目的：它们包含并传递着一种特定形式的知识，并且在同时成为获得生命和谐状态的途径。”

他曾一度有意让舞蹈团以传统的方式运作，由于这中方式原先主要是作为古代寺庙里开示之用，是一种不经由头脑而直接把认知传送到更高中心的途径，这便是密宗（Tantra，谭催）之道。但是一场车祸使葛吉夫的健康遭受打击，致使他为这个舞蹈团准备的宏大计划终结，而他也只好把重心转向写作，并教授一些经过筛选的人在思想层面上继续他的工作。

苏菲的预见、苏菲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给予正确教导的智能是百试不爽的。从诸多方面看，葛吉夫著作的重大贡献在于使西方熟悉心智或灵魂的根本观点——居于灵性活动和感观功能之间的动态中心——当时弗洛伊德也同样将此带入了西方视野。承认相对中心的统一——也即改变一边是宗教和哲学一边是物理科学的传统对立—— 只是一个开始，葛吉夫以心理学为特色的通灵学在当时弗洛伊德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风行的时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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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吉夫的自我发展机构扩展到了许多国家，而且他的理念在6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成为人们的共识。通过人们围绕葛吉夫的方式和教学所引发的感兴趣尤其对其中心特色的关注，葛吉夫才首次发表了一些关于隐藏在欧亚一带的苏菲派塔热卡（tarekats）的信息。而在葛吉夫的培养下则涌现了一派优秀的苏菲主义作家：Guénon、Bennett（本内特）、 Ouspensky（乌宾斯基）、 Schuon,、Hazrat Inayat Khan和Idris Shah，这些人进一步为公众开启了苏菲世界之门。

在葛吉夫信仰体系里有一个重要核心就是世界创造维系原则，据他说源自一份古老的闪族人手稿，是由一位伟大的库尔德哲学家发现的。这个原则可以被简单的概括为“一切存在皆在维持并被其他存在维持着”（Everything that exists maintains and is maintained by other existences）。这是其他宗教没有而苏菲独有的，它意指整个宇宙就是一张互相支持的网络体系，是“转换能量的装置”，而每一部分都在为其他部分提供给养。

这种互惠互补的原则统治着一切生命，也同样使用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世界不是为人类而创造的，我们都是为彼此的存在而存在的。人类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进化取决于其他人的进化，一个人的生存建立在其他人的生存之上。人与宇宙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处于他观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他必须为世界的进化和自己的进化做贡献。这就是宇宙的法则，也是旧石器时代的萨满在数千年前所定义的。

葛吉夫从萨尔蒙那里得知现在的人只是一种由盲目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驱使着的自动机器，他们的身份意识四分五裂，他们的意志几乎不存在。若不接受自己的存在是为了服务整个世界，那么即便他工作自己也无可挽回。通过葛吉夫苏菲派才得以为20世纪带来关于生命的新教导、新展望，这在70年前是革命性的：除非完成在地球上及通过地球关联到太阳系中的职责，否则一个人无法在灵性上提升；他必须通过给予那些曾经给予过他的一切来偿还他的“存在之债”。

人的遭遇是精神上的双重命运，不但作为个体要进化，还要为身外的世界和他人的进化服务。葛吉夫谈到，在这些相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超验的第三者——即超我意识（conscience）的诞生。这些相反力量间的紧张情势所产生的苦难正是宗教的真正法则，也仅在灵魂内在的和谐力量被唤醒时才能得到减轻，这力量就是超我意识或爱。随着这个星球在生态在数十年间持续恶化，苏菲的世界创造维系论——本内特称之为“未来时代的主导理念”——已经变得越来越中肯了；现在当我们站在新千禧年的有利位置回溯时，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记，也许就是开启其本质意义的钥匙。不管下一个文明的中心在哪里，那里一定能使第三种和谐的能量运转，使超我意识回归。那就是苏菲带给我们这一代的讯息，正如葛吉夫所带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