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回族学也谈回族学的学科属性

济南的清真寺

白友涛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回族学等诸学科的渊源出发。梳理了这几个学科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回族学的学科属性。本文认为，回族学隶属民族学．其学科属性具有综合性。如果从当前回族学的社会功能、研究任务、学者构成、学科体系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回族学主要应当属于一级学科的社会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建立回族社会学、回族经济学等分支学科也应该提上日程。 　　

　 　　回族学正逐渐成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社会科学，迈步走向世界。近年来，中国回族学界十分重视回族学的学科属性、学科地位、社会功能、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并进行了专题讨论，涌现出很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共识，如：回族学是个综合性的学科应该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中历史学、宗教学是基础，人类学、社会学是趋势；回族学要为国家和回族的现代化服务，尤其要为西部大开发、“回儒对话”。回族文化发展服务；回族学的研究重点应当逐渐从历史文化转向社会发展，回族学的今天是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百年研究的必然结果；回族学与其它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把回族学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才能够使回族学产生更大社会影响等等。 　　本文通过追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回族学等诸学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回族学的学科属性，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由于回族学的名称中包含了民族的概念，加上中国回族学会隶属中国民族学会等原因，回族学界大多认为回族学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如姚继德先生认为，回族学“应该成为中国民族学学科领域里的一门分支学科，并取得同中国藏学、蒙古学、彝学、朝鲜学、维吾尔学、敦煌学、丝路学、壮学等中国现有的广义民族学学科群下的一个二级民族学学科的同等地位。“根据当前世界民族学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欧洲大陆国家所谓的民族学，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美国文化人类学诸学科，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都几乎重合，都是一门对世界上的民族、族群或人们共同体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问。”马平先生也倾向于认同人类学并将近年发表的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回族学研究成果用“人类学视野中的回族社会”为题，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回族学隶属于民族学，而民族学又基本等同于欧美各国的文化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因此回族学也属于人类学，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似乎已成定论。 　　不少学者谈到回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时，只主张“借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仅仅急需社会学的“大视野”。然而，社会学与人类学有什么渊源，回族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关系究竟怎样，没有人给予明确说明。要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起源谈起。 　　在西方，人类学主要有两大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都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发展起来的。我们所讲的人类学主要指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形成要远远早于社会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主要是海外逸闻趣事，后来主要通过对相对“落后”的异文化研究为殖民统治服务，重在理解异文化，开拓海外市场。而社会学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矛盾的突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它关注本民族社会问题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寻找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战以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那种相对于西方而言“落后”的异文化已经所剩无几，人类学家们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本土范围的亚文化研究，如宗教研究、民族研究、都市族群研究等，并出现了宗教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可以这样说，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已经逐渐回归“本土”。同时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加强了对“本土”不同族群的社会问题研究，并出现了民族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等分支学科，把传统人类学研究范畴的东西纳入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因此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虽然还存在着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的区别，但是从宏观上来看两个学科正在“趋同”的现象还是明显的(相互吸收对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同是西方社会科学舶来品，同一时期传人中国，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命运相连，难舍难分。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难以分割现象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可见一斑。费老对苏南汉族农民生活状况的研究就是一个著名案例。众所周知，费老的这个研究成果(A PeasantLife of China)最终为他本人赢得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学位。在西方学者看来，A PeasantLife of China不但使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而且更重要的，它是相对于西方来说的“异文化研究”。然而，在中国学者看来，费老对汉族农村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属于本土社会问题研究，当然是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所以，费老的这个人类学成果(后以《江村经济》命名重新出版)在中国一直被看作是社会学的代表作。 　　建国后，社会学、人类学同时被迫停滞，以费老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类学家大多“改行”从事民族学研究。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和人类学一起得以恢复和发展。许多高校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同时发展．相得益彰。在费老的影响下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使用“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所”名称开展相关学术研究，费老本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很难分清究竟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 　　教育部学科目录是中国高校学科建设的指南，该目录中，社会学是一级学科，在它下面有四个二级学科，即社会学(二级学科)、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全国拥有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大学，如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大多都同时拥有社会学和人类学二级学科。可见在中国，作为二级学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同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 　　然而，社会学和人类学毕竟还不完全是一个(二级)学科。它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方面还是有所不同，有所侧重的。社会学大多使用访谈法、问卷法，重点关注本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和变迁研究，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控制、社会问题等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其目的是推动社会的良性和谐发展，促进社会整合一致。以参与观察为主的社区研究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人类学更多关注海外异文化和本土亚文化(主要是少数族群和地域性文化)群体的研究，重在对异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人类学通过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习惯和风俗”，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还进一步解释道，“为了跨越现代文明的局限，欧美人类学家走遍天涯，去寻找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来克服社会理论的自我限制。人类学家将这种研究和思考的方式叫做‘他者的目光’……人类学家要做的恰好是从‘非我族类’中提炼出理论的洞察力。”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来顿更加简捷地指出，“社会人类学还可以理解成‘文化翻译’，即理解陌生人群的那些貌似奇异的风俗”。人类学无论是关注海外文化还是关注本土文化实际都是跨文化的社会研 究，因此有些学者也把人类学称作比较社会学。 　　西方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那属于人类学(或曰东方学)，如费正清等领导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所做的中国问题研究。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研究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也属于人类学。王铭铭教授就做过这样的尝试性研究。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华人从西方文化视角研究中国问题也属于人类学，许多留学或移民海外的华人学者都在从事这样的研究，如哈佛一燕京学社杜维明先生对中国新儒学问题的研究等。而中国学者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那就应当是社会学，如费老的中国农村社区工业化问题研究等(在西方学者看来这些研究也具有人类学性质)。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是人类学，如美国学者杜磊、吉烈特等人关于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但是西方学者从西方文化视角来研究西方社会的少数族群问题则是社会学，如美国学者托马斯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弗兰克林·弗雷泽的《美国的黑人》、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等，甚至中国学者吴景超和美籍华人周敏对纽约唐人街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人类学性质的社会学成果——两人都因此获得了美国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同样道理，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属具有一定人类学性质的社会学，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关于藏区社会变迁的研究等。 　　中国汉族学者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问题，可以算作人类学，如只关注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问题则只能是社会学。而少数民族学者研究本民族社会文化问题就很难说是人类学，而应该是社会学(实际大多被认为是民族学)。同理，回族学者研究回族社会结构和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等问题，理所当然是社会学，而不应该是人类学，如虎有泽的《张家川回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和本人的《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等。 　　 　　二 　　 　　文化人类学的学科传承主要在欧美等国，而民族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在欧洲大陆，特别是中东欧国家传承。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等许多方面都存在雷同。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当社会学和人类学传人中国的时候，民族学也几乎同时传人中国。梁启超、蔡元培、吴文藻等人率先开始了民族学研究。由于东欧各国，特别是前苏联，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大量殖民地，本国少数民族、族群又特别多，因此民族学在东欧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本土少数民族。前苏联的民族学研究对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影响甚大，新中国民族学正是借鉴其经验发展起来的。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社会问题解决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问题”等思想——的长期影响，在中国，民族学研究带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一直受到重视。 　　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走过了不一样的道路。当195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被迫停滞的时候，同样作为舶来品的民族学，反而有了较大发展。其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人类学是西方传人，主要为西方服务；民族学是苏联传人，主要为社会革命服务；建国后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西方势力退出中国，同时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甄别的特殊需要。这样民族学不但没有停滞，反而有了较大发展。民族学研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使其即使在“十年浩劫”时期也没有完全停止。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和人类学由于停滞了近30年不得不重建，而民族学则由于数十年的建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学科群了。 　　今天，民族学在中国教育部学科目录中是一个隶属于法学门类的独立学科，毕业生获法学学位，其硕士点、博士点的评估也是独立的。民族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有民族理论、民族史、民族人口、藏学、蒙古学、满学、维吾尔学等。中国民族学主要研究民族和族群理论、民族历史和文化、民族人口和社会变迁、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和民族地区在中国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民族学关注一定族群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对外关系和影响，而特定族群本身总是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 　　当前正是学科大发展、大组合、大优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中国到21世纪中期整体上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同时提出了新的挑战，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回族学学科属性提供了可能。重新思考回族学的学科属性，就不能不把回族学放在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富强、全面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在中国，民族学也好，人类学也好，都不能摆脱社会学而独立发展，都应该在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中开展研究。因为民族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解决民族问题必须依托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回族学当然也应属于一级学科的社会学。 　　从回族学学科的社会功能来看，回族学必须具备社会学的基本功能。国家设置回族学的专业研究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建设学术园地、投入研究经费，必然对回族学寄予厚望，希望回族学能够直接或间接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吗启智在第14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上提出，“回族学研究，必须首先把服务于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贴近现实，面向未来，多关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多出一些对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有参考咨询作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事实上回族学正在回应这一厚望。中国回族学会成立后召开的几次国际性或全国性回族学研讨会无不紧紧围绕国家的社会建设和发展开展研究，如2000年北京会议的主题是“2l世纪与中国回族学”，2001年南京会议的主题是“西部大开发与2l世纪回族学展望”，2003年银川会议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回族学”，2007年宁夏吴忠还召开了全国“回族文化与区域和谐发展”研讨会，专门讨论回族文化对宁夏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回族学的现实离国家的希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了，那就是要为回族地区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千百万回族民众正面临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转型、宗教和日常生活的社会适应、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就业压力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快速城市化的迫切要求、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民族文化的保护等急迫的社会建设任务，也迫切希望年幼的回族学能够“指点迷津”，发现规律，引领回族民众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近年来的回族学研究对此做出了一些回应，但还远不能满足回族民众的发展需要——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开展的应用性研究还太少。要满足回族民众的需要，解决回族民众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回族学就责无旁贷地要进行回族社会结构、回族社会分层、回族宗教文化、回族社会变迁、回族经济发展、回族社会问题、回族教育机制、回族社区和社会发展规律等等现实问题的研究，拿出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从回族学的具体研究任务来看，回族学需要采取社会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回族学研究要回答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回族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探索回族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为宗旨；以分析、评估和阐释回族社会变化为特点；以推动回族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为使命”。回族学要根据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应当紧紧围绕西部大开发这个战略重心，着重研究当代回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根据小康社会的变化和要求，加强回族文化理论和回族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探讨回族社会的发展问题是回族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贯穿回族学研究诸多问题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它决定着回族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离开了对回族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也就不能建立完整的回族学的科学体系”。很明显，要完成时代交给回族学的艰巨研究任务，单靠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回族学只有广泛吸收和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社会学研究范式，进一步建立回族学的分支学科——回族社会学，广泛研究回族现实问题，回应现实挑战才可能胜任。 　　从回族学研究者的民族构成来看，回族学也应主要属于社会学范畴。截止到总第五十期(2003年夏天)，《回族研究》共发表了1003人次的研究成果，其中回族学者671人次，占总数的67％。汉族学者298人次，占29．8％，两者合计占97％左右。其他民族人数极少。国外作者涉及11个国家，总共只有29人次。在《回族研究》上发表文章数量最多、最有影响的都是本民族学者，如杨怀中、杨志玖、马平、林松、丁明俊、姚继德、丁克家、高占福、余振贵、纳国昌、马维良、马启成、伍贻业、郝苏民、答振益、丁宏等。他们是回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些学者研究回族社会和文化问题当然不仅是为了“理解”回族文化，而是要探索回族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回族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民族学者研究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研究本民族的发展规律和社会问题，为本民族的现代化服务，这样的研究自然应该属于社会学范畴。 　　从回族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来看，回族社会研究应该是重中之重。多数学者认可回族学研究应主要包括回族社会研究、回族经济研究、回族历史研究、回族文化研究、回族宗教研究、回族艺术研究、回族科技研究、回族民族关系研究、回族心理研究等诸多方面。回族经济、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又都离不开回族社会研究。回族社会研究与回族经济、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相互渗透，互相补充，从而完善回族学的学科体系。在回族学分支学科中，回族社会学、回族经济学、回族历史学、回族宗教学、回族心理学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当前应当急需加强回族社会学和回族经济学的研究。其它分支学科也有待建立。一旦回族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得以建立起来，则回族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很明显，回族社会学自然应该是社会学范畴，回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范畴，回族心理学属于心理学范畴，回族历史学属于历史学范畴，回族宗教学属于宗教学范畴，回族文化学属于人类学范畴等。 　　从回族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回族学正在步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范畴走向回族社会问题研究。这是回族历史研究和回族文化研究百年学术历程的必然结果，也是回族学回应社会现实需要的必然结果。回族史研讨会演变为回族学研讨会正是这一研究趋向的真实反映。从民族史走向民族学，再从民族学走向社会学，这并非回族学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学科发展特征。国内一些较有影响的民族学教学研究单位，如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都已经很重视社会学学科的建设，甚至将相关学院的名称也改为“民族学社会学学院”，希望通过民族学和社会学联姻，促进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共同繁荣。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回族学的学科属性具有综合性质，但如从其社会功能、研究任务、学者构成、学科体系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应当基本上归属社会学。要么属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回族社会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要么属于社会学的一级学科——通过人类学归属于社会学。或者再退一步说，即使有人坚持回族学只能属于民族学，而民族学不能属于社会学，那么我们也应当承认，回族学要完成当前中国回族社会发展提出的艰巨任务，就必须认真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学会使用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发展回族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积极从事回族社会问题研究，迎接现实提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