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

济南的清真寺

白友涛　

　　可以窥见回族社会变迁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思考，探讨了回族文化模式转型的有关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回族文化模式的演变
　　
　　民族文化模式关系到民众的信仰、思想意识、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器物等各个方面。社会学把能够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最小单位称作“文化特质”，如筷子、和服、礼拜帽、蒙古包等。又把若干功能上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质群称作“文化丛”，如“宗教文化丛”包括经典、建筑、礼拜方式、服饰、语言等文化特质。最后，将一系列互有关联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的构成方式和稳定特征称作文化模式，如藏族文化模式、蒙古族文化模式、回族文化模式等。民族文化模式有外层、中层和里层之分。外层是物质层面的，指人们使用的器物，即物质文化；中层是心物结合层面的精神产品，又被称作制度文化；里层是心理层面的，主要包括价值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感情、民族精神等，即精神文化。
　　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最容易接受的是物质层面的文化。中间层次的文化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最困难的是接受里层的文化，因为接受了里层的文化就意味着本民族原有文化内核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会使原有文化特征消亡。历史上很多民族消失了，是因为这些民族的后人不再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内核，最终被同化了。相反，有些民族虽然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很多方面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但是其本身的文化内核没有改变，这些民族仍然至今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自回族先民来华至今，回族文化模式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和两个转型期(元初至明初和清末以来)。唐宋时期(约7世纪中期—13世纪中期)回族先民多居住在“番坊”之中，形成了“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他们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为核心，以阿拉伯、波斯等非汉语语言为主要的内部交流工具，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形成了一套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到“番坊”制度，再到清真饮食、婚丧嫁娶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回族先民中虽然有如李波斯者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甚至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取功名，但毕竟人数不多，不是普遍现象。中国在唐宋长达6个世纪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开放社会，中外交通便利，不断有阿拉伯、波斯等国穆斯林来华，补充伊斯兰文化因子，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民族的人能够和平共存。回族先民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父子相传，代代承袭。
　　元初至明初是回族文化模式的第一个转型期(约13世纪中期一15世纪前中期)。元初大量回回来华，并出现了许多懂汉文的回回学者和官员，作为文化标志的“胡服”、“胡语”、“胡姓”逐渐减少。回回“华化”程度加深了。明朝以后，无论陆路还是水路(明中期后)，中外交通都一时受阻，加上明初政府“禁胡服”、“禁胡语”、“禁止胡人自相嫁娶”等汉化政策的推行，伊斯兰宗教文化的输入和传承都出现了问题。回族先民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不得不转型。回族大量吸收中华文化因子，并最终形成“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这也是回族正式形成的标志)。
　　明清时期“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稳步发展(约15世纪中期—19世纪中后期)。这一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尽量吸收那些与宗教信仰不相矛盾、不相“抵触”的中华文化因子。甚至对某些有一定“抵触”的文化因子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加以利用，以利自身生存。与伊斯兰信仰不相“抵触’’的文化因子，如汉语、汉文、服饰、中医、节日、宫殿式建筑、书法、艺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私塾和书院制度等全部吸收。对于中华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也加以整理吸收，如忠君爱国、忠孝仁义、君臣父子、中庸之道等。与伊斯兰信仰有某些“抵触”但尚可重新解释的也不得不加以利用，如某些清真寺长期保存皇帝圣旨；一些清真寺长期存放明太祖朱元璋的御制天方百字赞；在“以儒诠经”运动中回族学者们力图将信主和忠君思想结合起来等。
　　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和中国国际国内环境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文化倚仗枪炮和先进科学技术冲进了中国。中国为求民族生存，爆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革命，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大变革，回族文化模式再一次转型——向“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转变(约19世纪中后期—估21世纪中期)。经过清末一民国和新中国两个阶段的发展，“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的特点初露端倪，但没有完全定型，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回族文化的总特征是，物质生活明显改善，科技文化水平和受教育层次明显提高，婚姻家庭、职业经济、文化教育和社区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伊斯兰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虽在，但明显受到了冲击。
　　清末一民国，为了救亡图存，回族同中华其他民族一道不得不大量接受西方文化。“留东清真教育会”、“中国回教俱进会”、“中国回教学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等现代社团组织相继成立；新式学校教育、新式报刊杂志在全国各地回族社区普遍出现；回族日常生活不断接受外来“洋货”等等。但是回族在不断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仍不忘自己的民族文化内核，并积极利用现代技术宣传民族文化，如《竹元白话报》、《醒回篇》、《月华》等回族伊斯兰教报刊杂志的出版，成达和伊斯兰师范学校等现代中等教育机构的创办，一些地方伊斯兰布道会等传教组织的出现，各地新式回民小学的兴建等。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回民中小学，改为公办，演变成普通中小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不再传授传统文化知识。清真寺不再被允许办普通学校。回族青少年同汉族接受一样的教育，大多没有条件接受正式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教育和熏陶。回族民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了很大提高，不少人成为科学家、文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教师、医生、律师等等。回民大众大多成为具有一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普通劳动者。
　　
　　二、当前回族文化模式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任何民族文化都在不断变迁之中，但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又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是那些处于核心层的精神文化理念更是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民族文化内核——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不容轻易改变。然而文化并不是死的东西，更不是远古时代的遗传，而是要满足人们功能需要的。不能满足人们现实功能需要的文化就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成为死文化。回族文化模式变
迁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文化内核，同时又能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先进成分，并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成为非常重要的涉及民族前途的大问题。
　　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有600多年历史，明末清初先贤王岱舆等人曾经长期在这里研讨伊斯兰教哲理。民国时期这里曾经出版过十多种穆斯林期刊。“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南京回教青年会”、“中国回教协会”等回族社团都曾在这里长期活动，并对全国的回族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在东部沿海大都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对七家湾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希望通过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结构变迁的研究来把握回族文化模式的走向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如下两个方面是主要的。
　　
　　(1)部分地区民族文化出现“断裂”现象。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家庭、学校、社区(会)。现代社会家庭的教育功能正在逐渐外移，普通学校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少之又少，不少城市的传统回族社区已经或正在面临城市现代化的改造，处于“消失”之中。新型的适合城市现代化需要的回族社区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回族文化传承面临新的挑战。对于许多城市回族民众来说，没有地方礼拜，没有民族小学上学，缺少清真食品，缺少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总之缺少民族文化传承的条件，他们正面临是否放弃传统文化的艰难抉择。广大农村回族社区也同样面临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再也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农业人口，大量农村回族穆斯林不得不同汉族农民一样外出打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然而由于城市回族社区的文化支持不足，许多流动穆斯林陷入了“要么改变穆斯林身份，要么离开”的文化窘境。
　　我们在七家湾的实地调查发现，55个被调查的回民中明确表示信仰伊斯兰教的只有3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60％，明确表示已经没有信仰的回民达19人，占总数的34．53％，同时已经有两个人明确表示信仰基督教和佛教。在问卷调查中，我们问，“您是回民，每年大约去几次清真寺”。回答“从来没有去过”的14人；回答“平均1年1次也不到”的6人；回答“平均每年1次”的10人；回答“每年2—3次”的8人；回答“每年5—10次”的3人；回答“经常去清真寺(每月1次以上)”的12人。可见“从没去过清真寺”和“1年1次也没有的”合计已达20人，占回民被调查总数的36．4％。这一数字和明确表示没有信仰的回民几乎相等，这证明了七家湾回民中已经有三分之一离开了伊斯兰教信仰。[9](P10—22)
　　我们还利用户籍资料，对七家湾回族的婚姻状况进行了统计。单身回民(独立户籍)101对，男女双方都是回民的119对，男回女汉通婚的143对，男汉女回通婚的95对，合计共458对(户)。如果把单身的独立户和夫妻双方都是回民的算作“纯回民户”，不管男女任何一方为回民的称作回汉通婚户，则“纯回民户”为220户，回汉通婚户为238户。很明显，回汉通婚户已经超过了“纯回民户”。再从年龄上来看，出生在1910—1920年代的绝大多数是“纯回民户”；出生在1930—1940年代的至少有一半是回汉通婚户；1950—19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几乎全部是回汉通婚户。总的看来，建国前几乎没有回汉通婚现象，建国后回汉通婚明显增加，文革时期及以后回汉通婚已经是普遍现象。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回族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重为21．05％，其中男11．21％，女9．84％。1984—1992年，南京净觉寺曾建立“回民婚姻介绍所”，前来登记的回民青年250多人，经过介绍最后建立家庭的只有12对。这说明“回汉通婚”已经是大城市回族婚姻的主要形式。
　　然而，建国以来南京市回族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了较大发展。1953年全市回族2．95万人。1958年为3．03万人。1976年估计为3．3万人左右。1982年5．55万人。1990年6．44万人。2000年达到7万人。可见40多年中南京回族人口翻了一番还多。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只要有一方是回族，一般情况下孩子就申报了回族。有这样一位回族女士，丈夫是汉族，但是自己仍然长期保持着回族生活习惯。她儿子刚出生时，在其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孩子奶奶报户口时申报了汉族。一直到孩子中学快毕业，年满18岁之前，她还执着地主动要求公安、民政部门和民族宗教局将孩子户口改为回族。这说明无论回族如何分散，民族文化传承多么困难，回族民众对本人的民族身份还是相当认同的。
　　从七家湾回族社区文化发展来看，一部分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始终坚持不渝，风雨无阻，守护着心灵的“一片净土”，坚守民族文化内核，甚至放弃“读书”(获得实际生活技能的机会)专门“读经”；另一部分人专门“读书”，不再懂伊斯兰文化，远离了传统，成为“户口回族”。这两部分人将回族文化引向两端，使民族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这种文化“断裂’’所产生的‘‘两难选择”是近代回族文化模式转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回族传统经堂教育、近代新式回民教育以及现代民(回)族学校教育等都没有真正完成这个历史重任。其原因在于经堂教育忽视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学生难以获得在社会上拼搏的生存能力。近代新式回民教育办学时间短，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加上经费没有保障，办学地点大多在城市，远没有普及到大多数回族社区。现代民(回)族中小学没有传授民族历史文化知识，民族文化内核的传承面临挑战。当前一些清真寺举办的成人文化补习班、一些回族聚居地方创办的中阿(语)学校以及政府创办的伊斯兰经学院正试图调试“读书”和“读经”问题，但是规模小，远未普及。
　　
　　(2)整体上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吸纳不足。
　　回族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其他民族。在南京市的“兰州拉面馆”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处于“读书黄金时期”的十几岁青少年在从事饮食服务工作。中国少数民族中回族的受教育水平处于中等偏下，远低于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2000年宁夏回族成人文盲、半文盲率为23．76％，比全区高8．04个百分点，其中回族女性比全区女性高10．46个百分点。回族青壮年文盲率16．56％，比全区高7．49个百分点，其中回族女性比全区女性高10．57个百分点。回族劳动力人口文盲率为18．3％，比全区高4．06个百分点，回族女性为25．98％，比全区高5．31个百分点。回族十五周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7．1年，比全区低1．5年。
　　多数回族聚居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对薄弱。中、小学回族学生占本民族人口的比例，不仅低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而且严重存在失学和中途辍学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回族学生较集中的中学，因教学质量差，每年毕业学生考入大学的寥寥无几，甚至几年考不上一个，终因生源无济，不得不停办。西安回族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为数不多，平均每年高考录取的回族学生尚占不到少数民族录取学生的一半。多年来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一半的回族聚居地莲湖区被录取回族学生远低于其应占比例。
　　1999年一项对兰州市民族中学的调查显示，回族穆斯林学生占初中学生63％左右，占高中学生25％左右，而该校高中升学率为35％左右，且该校初中毕业的回族穆斯林学生绝大多数报考本校高中(比非民族高中低20分)。至少50％的回族穆斯林学生没有进入普通高中继续学习，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该校高中回族穆斯林学生的高考升学率不足10％。金城关回民中学的高中升学率更不容乐观，回族穆斯林学生升学率还不到12％，基本上没有人考入重点高中。
　　河北省回族比较集中，有回民小学303所，回民中学45所。当前同样面临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1．办学条件差；2．师资素质差，教学质量低；科班教师不愿到回民中小学任教，多数回民高中教学质量上不去，升学率低；3．回民学校，特别是农村回民小学，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多数低于当地同类学校平均水平；4．饮食习惯的特殊性限制了求学之路；5．回民学校相关照顾政策落实不够；6．民族教育机构不健全，影响国民教育发展等。[15]
　　可见回族民众平均受教育年限较少，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掌握明显处于劣势。而这种文化上的劣势最终又会成为回族民众提升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活的羁绊，影响民族文化模式的顺利转型。
　　
　　三、积极构建开放型回族文化新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更加深入，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同时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被人们发掘和认识。任何民族都不能再回到历史的封闭世界中去建构自己的文化了。在这种形势下，回族文化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就变得异常重要和艰难。我们认为，要完成这个已经持续100多年的文化转型任务，必须站在全球文化的高度，从世界文明三大板块的碰撞中寻找灵感。
　　事实上文化转型的历史任务并非回族独有，它也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他说，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首先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过去条件下形成的旧文化，即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使其得到更新，有益于今天；第三，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坚持“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在民族文化转型过程中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中心主义，既要尊重传统，又要积极创新。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推动回族文化模式转型的基本思路应该是：
　　
　　(1)对回族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要构建开放型回族文化新模式，就必须从“文化自觉”、“自知之明”开始。杨怀中先生认为，伊斯兰文化是回回人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没有中断过的世界性的大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构成了回回民族文化来源的二元一体结构。也就是说回族文化的来源有两个：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今天，从中华文化的视角来看，回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就是其伊斯兰文化，而从世界伊斯兰文化的视角来看，她的特色就是中华文化(历史上主要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回族文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边际文化”，回族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边际人”——带有一定伊斯兰文化特色的中国人。在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大板块之间出现一些带有一定过渡性质的“边际文化”是非常正常的人类文化现象。回族正是这两种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结果。“边际人”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充当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边际人”如果放弃其文化构成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她就失去了“自己”。
　　
　　(2)对传统文化自觉更新，使其适合于新的时代。
　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更新必然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新时代的“扬弃”。实践证明伊斯兰文化中认主独一、两世吉庆、体恤孤寡、重视义利、善于经商、吃苦耐劳、团结互助、饮食清真等都是值得传承的优秀品质。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不适合时代的，哪些是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等等，就需要回族宗教领袖们带领回族知识分子认真反思，从回族社会和时代的现实需要出发，重新解释经典理解传统，融合新的思想和理论。同理，对待中华文化传统，也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分别对待。现在看来经过“五四”以来80多年的文化洗礼，儒家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所剩无几，但是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忠孝并重、重视人伦纲常和家庭、强调集体意识、实现天下大同的思想还是可以挖掘并继承的。
　　没有继承，回族文化就会“断裂”。要防止回族文化断裂现象的发生，就要在回族自治地方和散杂居地区的回族(民)中小学普及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包括伊斯兰宗教知识和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在各清真寺举办成人学习班、暑期大中小学生补习班，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重视城市回族社区的改造和利用，为城市和农村进城的回族穆斯林提供伊斯兰文化传承的平台。
　　没有创新，回族文化就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要创新，回族就必须广泛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和人文精神。西方文化中的不断进取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重视科学、技术、环境和资源保护、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重视发明和创造、学术、讲求诚信、不断反思历史文化传统和现行政策、多元文化共存等，尤其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西方文化中的惟利是图、霸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则需要反思和抵制。
　　
　　(3)要了解世界文化，使回族文化成为其构建的组成部分。
　　伊斯兰文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三大文化板块，覆盖人口近5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0％。回族具有对这三大文化板块的优秀成果全面吸收的优越条件。回族文化模式中具有伊斯兰文化的“根”，又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发育成长壮大，同时还具备向西方学习的现实条件和基础。如果失去伊斯兰文化的“根”，回族就失去自己的文化内核，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质，本身就会消失。如果脱离中华文化的母体，回族就会失去前进的给养和动力，难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不能够广泛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回族就会远离现代科学技术，失去“搏击长空”的力量，因为科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生产力。
　　中华民族正在不断地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加入WTO不断引进西方“游戏”规则，力图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文化体系之中。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发展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力争率先实现现代化。只有这样回族文化才能最终成为世界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的“理想类型”应当是三种文化的有机结合：即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广泛地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这种新文化模式必须是完整的、开放的、动态的，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而不是分裂的、封闭的、保守的，完全脱离伊斯兰的。要对回族伊斯兰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解读，使其不断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同时也要防止回族文化“断裂”现象的发生。而要完成这样的历史跨越，靠少数人的努力是难以成功的，它需要回回民族精英分子的普遍认同，并且需要回族的民族领袖们协力推进，最终得到多数回族民众的认可，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