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回汉支队

济南的清真寺

【人物档案】
     郭登科：1929年生，汉族，宁夏灵武人。1946年参军，为宁夏工委盐池工区战士；1947年，为回汉支队司令部警卫员；1949年9月，任灵武县公安局公安队队长；1989年退休前任灵武县工商局局长。现居灵武。

     龙占元，1925年生，汉族，宁夏灵武人。1947年参加回汉支队，1949年离开宁夏，1971年回宁夏，1988年退休前任灵武县公安局局长。现居灵武。

     【历史背景】

     1947年1月，经西北局批准，中共三边地委将宁夏余庄子工委、红井子工委和回民支队3支武装合并，正式成立回汉支队。当时，回汉支队的武器装备有：步枪130支（能用的只有81支）、驳壳枪2支、轻机枪1挺、手提式机枪1支、掷弹筒2个、手榴弹60余枚、大刀8把、七九子弹1840发、六五子弹185发、马连匣子弹115发、水连珠子弹165发、轻机枪子弹290发，不少战士没有武器。

     参军

     马鸿逵父子统治宁夏30余年，宁夏人民过着饥寒交迫、担惊受怕的苦难生活。当时，流传有“万物皆有税，唯有屁无捐”的说法。尤其是马鸿逵的兵役制度,许多人不堪忍受，纷纷逃往解放区的定边县、盐池县等地。1936年，陕西定边县只有一户回民，到1945年发展为一条街都是，后来成立了回民乡，回民支队便由此形成。

     郭登科和龙占元就是这批逃往三边解放区的宁夏人中的两位。

     郭登科父母早亡，1942年，为躲兵役，郭登科跟着叔叔从灵武逃到了盐池。白天，路上常有哨卡，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在夜间赶路。到了盐池，13岁的郭登科开始给一位姓关的有钱人家放羊。1946年9月里的一天，郭登科一气之下离开了关家，一口气跑到了宁夏工委盐池二区（即宁夏余庄子工委）。郭登科为什么气鼓鼓地到了区上？原来，关家掌柜的把他给打了，他跑到区上是为了告状。郭登科到达余庄子工委的时候，正逢工委招兵，郭登科想：如果告赢了，他也就回不了关家了，那么以后该怎么办？不如直接参军算了。就这样，16岁的郭登科成了宁夏余庄子工委的一名战士。

     当时，包括余庄子在内的宁夏三边武装装备较差，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郭登科成为一名战士后，一身军服都是从老战士那里东拼西凑才配齐。当晚，郭登科就留在了部队里，第二天一早，就跟着余庄子工委的七八十位战士一起开始训练。

     穿起军装、抗起枪，并不代表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一个羊倌和一名合格的战士之间，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所以，刚参军的那些日子，除了训练，郭登科也要通过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此外，他和战友们还要种地干农活，因为那时部队的供给都靠自力更生。那时，地里多种着些糜子、荞麦、白菜、土豆，但事实上，因为工委的战斗多是游击战，常年东奔西走，所以，他们种下的粮食和蔬菜，多半还没等到收获，人就已经离开了。

     1947年1月，宁夏余庄子工委、红井子工委和回民支队3支武装正式合并成回汉支队，支队总人数有300余人，支队队部设在定边。因为三边战士大多是从宁夏逃往解放区的难民，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马鸿逵部队里的逃兵，所以，回汉支队成立后，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纪律观念不强，而同时，又因为支队的武器装备差，所以，就造成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相对较弱。

     回汉支队成立不久，22岁的龙占元也因为逃兵役从灵武来到了定边，成了回汉支队的一名战士。只不过这时的郭登科因为进步快，已经成了回汉支队司令部的一名警卫员。所以，这两个从灵武逃出来的同乡，虽然同在回汉支队，却并不认识对方。

     参战

     1947年3月，胡宗南率34个师23万兵力进攻延安。马鸿逵部暂九师也随即占领盐池县城。3月22日，马鸿宾部约3个团的兵力，侵占大水坑、红井子、马坊、二道沟、苏家堡子、薛家堡子等地。回汉支队得到消息，连夜将部队由雷家沟撤到羊圈山。

     新兵龙占元遇到的第一个战役就是“羊圈山战役”。那时他刚刚到部队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接受训练便跟着部队紧急撤退。白天休息，晚上行军，回汉支队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而部队紧急撤退，根本来不及准备食粮，又因晚上行军，也无法向沿路百姓买粮，一路上，战士们又渴又饿，但总算撤到了较为安全的羊圈山。然而没想到到了羊圈山没多久，敌人又追了上来。龙占元老人记得，马鸿逵3个团的兵力火力非常大，有重机枪，有炮，他所在的连队很快就顶不住了，而他因为几乎没有受过射击训练，只是看见敌人就打，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射中。“羊圈山战役”打了一个多小时，回汉支队就败下阵来，迅速撤离。

     1947年8月，马鸿逵再次进犯盐池、定边一带。这一次的战役发生在陕西“五表台”，这一仗，回汉支队的损失更大。1947年8月底的一个中午，回汉支队的战士们正准备吃午饭，后山就响起了枪声。战士们放下碗筷拿起枪就冲上了驻扎的山头，到了山头一看，敌人已经密密麻麻围在了山下。敌人大概有一个团的兵力，回汉支队300多人支撑了一个下午，到了黄昏时，部队被打散成二股，不少战士牺牲，副支队长被俘。郭登科随同指挥部冒着敌人的弹雨，从陡峭的崖边滑了下去，往吴旗方向撤退。龙占元随连队从另一个方向撤离。撤退过程中，龙占元所在的部队又与敌人撞上，因为天黑看不清，敌人也弄不清他们有多少火力，所以，勉勉强强地交了一会儿火，彼此都谨慎地退开了。龙占元和战友们这才算完全逃出了敌人的埋伏圈。

     在回汉支队战斗时期，留在二位老人记忆里的，只有这两次稍大些的战役，那些像家常便饭一样的小战斗，已经被埋进了时光深处。郭登科老人为此说：“仗啊，两天三头地打，那些日子，几乎天天都在赶路，天天都换地方住。我们打的都是游击战，所以白天休息，晚上活动。三年里，我的背包没打开过几次，外面的军装也没有换洗过，经常有饭吃到一半枪声就响起来的事。”

     “五表台”一战，回汉支队的战斗力受到重创，牺牲的战士不算，还有不少战士被打散。但是，在指挥部撤到吴旗镇后的二十多天里，那些被打散的战士陆陆续续全部归了队。这些被打散的战士许多都是死里逃生，重逢时大家既高兴又心酸。

     由于回汉支队的主要战斗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在三边打零碎的敌人，所以，那几年，郭登科、龙占元打过的敌人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也有“清乡团”的地方军，此外，还有土匪和烟贩子。“五表台”一战之后，回汉支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作战，配合解放军打了不少胜仗，战斗经验因此日渐提升，他们的主战场也多数在陕西地界。直到1948年夏天的陕西环县战役，郭登科和龙占元终于见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而这时候的他俩，也已经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在环县，回汉支队的武器装备得到大大改善，回汉支队也由此从一个不能打硬仗成长为能打硬仗，而且战之能胜的坚强部队。

     结语

     记住这些谱写历史的普通人

     今年是宁夏解放60周年，6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60年是一个甲子，60年可以使一个人从婴儿变成老人，60年可以使时光抹去许多生命，60年可以使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由千疮百孔转为蓬勃欣然。60年包涵了太多，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而这里，我们所选择的角度，则是从个人的记忆进入宁夏的历史，让个体的生命来见证宁夏在巨变中的阵痛与欢欣，于是，有了我们的“我的1949——宁夏解放民间记忆”。

     今年4月21日，“我的1949——宁夏解放民间记忆”大型主题活动以从民间寻访线索的方式拉开序幕，为了尽可能使我们的报道活动贴近生活，贴近历史最鲜活最真实的一面，我们首先在银川中山公园、唐徕公园开设了寻访台，以民间寻访的形式搜索那些珍贵的历史记忆。随后，我们又前往银川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宁夏军区兴庆区干休所、银川市老干部局、灵武市老干部局、银川市老年大学等单位，由此获得了大量线索，计有近70条。经过对线索的逐条落实，计有40余位老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撰写报道予以刊发。

     采访过程并没有最初想象的那样顺利，因为接受采访的老人绝大多数都在75岁以上。有时候，我们不能苛求一位老人的记忆与语言；有时候，我们还需考虑老人的身体状况，因而必须尽可能地缩短采访时间；另有一些时候，我们还需接纳采访对象在回忆往事时附带的情绪与情感。当然，我们的采写工作也出现过纰漏，由此给一些老人带去了烦恼。无论怎样，在“我的1949——宁夏解放民间记忆”大型主题活动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在此想对全部采访对象、线索提供人，以及银川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宁夏军区兴庆区干休所、银川市老干部局、灵武市老干部局、银川市老年大学等各家单位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谢意，同时也对我们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表示谦意。

     “我的1949——宁夏解放民间记忆”系列报道从今年4月底刊发至今，陆续得到了一些反馈，有的称许我们的报道内容；有的为我们指出报道中出现的疏漏；有的把我们的采访对象视为影视剧中的原形；有的因此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战友……如同读者一样，我们的记者和编辑也从这些报道中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教益和历史知识。同时，对于宁夏历史档案，报道中一些生动活泼的细节、片断都将成为一种珍贵的补充。

     在“我的1949——宁夏解放民间记忆”大型主题活动即将结束之际，我们还想说的是，历史其实并不仅仅是由大人物所书写，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这也正是我们策划、组办这个活动的初衷：记住这些谱写历史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