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东回族的来源

济南的清真寺

　根据现有资料(主要是回族家谱、古迹、碑刻和明清史料及东西交通史料等)，明清时期广东回族主要是从全国其它地区征调来的将士。蒙元时代，由于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被编入达鲁花赤，随同蒙古军一同征战，且作为战斗主力，为蒙古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的突出贡献。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各地战事不断，依然有大批回族将士随军作战，并建有军功，最后留居广东。从现有广州回族家谱记载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晰：
　　《广州杨氏族谱(杨公馆)》(序二)：“自我始祖荩臣公从世祖章皇帝入关定鼎，旋奉调驻防粤东，遂隶旗籍，于今二百余年矣。世居广州，支族繁衍，先府君慨然念谱系不详，无以纪昭穆而敦族谊也。”[7]

　　《广州马氏家谱(马证谊堂)》(序三)亦说：“溯余始祖攀凤公，沈阳人也。派衍扶风，支号证谊，自前清世神章皇帝定鼎之初，籍隶京师，汉军镶黄旗，充当禁旗军。康熙二十年奉拔驻防广州，由甲兵随征排猺(瑶)，绥靖土寇。雍正初年游擢到汉军镶黄旗协领，迄今二百三十余年。”[8]

　　《广州保庆善堂族谱》：“皇清康熙廿一年(1682年)奉调，由京旗分防广州省城、镶黄旗汉军。……有德公于清康熙廿一年(1682年，时年九岁)随父马承骥由京分旗到广东驻防，世居省城广州西门内，从此保姓一族在广州开枝散叶。”[9]

　　《广州香港刘氏族谱》(立族谱原序)：“吾族远出陕西省城西安府长安县五门楼北关捕属堡民籍。自清初帝臣公从将军马伯虎公来兹东粤，于今百有余年，恭逢昭代，圣圣相承。”[10]

　　除以上奉调来广州征伐的将士落户广东外，也有被奉调到肇庆的，最后落籍肇庆，成为后来广东肇庆回族的主体。如：

　　《肇庆市王氏族谱》(重修肇庆王氏族谱)：“我肇庆王氏，源出山西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回族人)，……惟自王籍荫公清初随军来粤，任职肇庆府内，由是定居肇庆，是为我肇庆王氏之始祖也。”[11]

　　《肇庆市罗积源家族谱》(前言)：“溯我罗氏积源家族，据传源出于浙江省宣平县。乾隆年间，奉旨统兵南下东粤，驻防于端州(肇庆)，后定居，宗枝繁衍，瓜瓞绵绵，迄今已近300年，源远流长。”[12]

　　在明清史料我们还可以发现大批征伐的军士在战事平息后，被安插在当地驻守、屯戍。如：

　　景泰年间(1450-1456年)“海宁侯董兴征广东贼黄萧养，事平，奏留达官于广城安插。”[13]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丁丑，兵部奏报自正统七年至景泰七(1442-1456年)安置在云南、广东等处的达官达军数目达一千八百人。[14]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七月丁丑，“兵部奏：‘近有旨，令查云南、广东等处征进达官、达军数目。自正统七年至景泰七年共调去一千八百人。’”[15]据史料记载，这批人大都携家小妻室者，总人数恐不少于六、七千人。[16]

　　明宪宗成化年间，两广瑶族发生暴乱，也大批征调达军征伐。“朝成化初，巡抚韩襄不毅公征剿广西诸蛮洞断藤峡八寨及广东高、雷等处流贼，奏调达官达军千余名。”[17]成化元年二月，“命南京抚夷都指挥廉忠统领达兵协同都督和勇征两广蛮贼。”[18]事后，“韩雍奏留南京达官都指挥阿里、哈答等四百余员名，存留广城安插居住。”[19]这一做法多为后世所效仿，也是明清时期来粤的主要方式。如现存广州市的濠畔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为外地入穗驻防的回族穆斯林兵士集资所建”，接着，南胜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东营寺(始建于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相继修建。从清真寺的修建来看，即可说明当时来粤者回回将士应该不在少数。[20]

　　这足以说明明清时期来广东的回族仍以将士为主，他们的到来是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而出现的。特别是在明末和清初之际，由于南明政权的残余和少数民族的骚乱，使得广东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战场。大批回族将士的到来，为消灭南明政权和平息少数民族暴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政权建立和暴乱平息之后，又有部分回族将士留住广东，进行戍守和屯田，且还有部分回族将领奉调来广东任职，这是明清时期广东回族来源的又一支主要力量。而且政府还调遣其家室来粤常驻，由陆路和海路南下，发给生活费用。并允许他们在城内营房周围加盖房舍，由布政司拨给建房补贴，给每个家庭供给柴炭，每月发银四钱作为生活费用，年计四两八钱，还有冬夏绢布、牛皮靴袜等日用品。[21]如：

　　《广州羽凤麟、撒之浮、马承祖墓碑》载：“回人羽凤麟、撒之浮、马承祖，明末殉国之三忠也。根据明史所载，三忠屡建丰功，而以凤麟为著。在宪宗成化年间，三忠奉调来粤，率领回兵四营与俱驻卫广州。绥靖地方，治安赖以巩固。”[22]

　　《广州香港刘氏族谱》(重修家谱序)：“爰考我族之先，始于清初吾始祖帝臣公从将军马伯虎翁，由陕西来东粤灭寇，官任广东罗定协镇都督府，于是遂世居住肇庆府城。”[23]

　　《广州萨氏族谱》(萨氏肇城房存谱序)亦说：“言吾族始出于粤西省城，分支来粤东。后至康熙年间，文盛公同长子赴任肇庆督标右营把总，后入籍高要，传嗣于今，子孙七世，计有二百余年。……予自同治四年由肇城迁寓省城，暇而因考系之源。”[24]

　　《广州李应祥捐银购屋碑》载：“前广州协镇应祥李公，蜀人也。其在任时矢公矢慎，整饬营伍，超拔英才，赫赫在人心目中。”[25]

　　此外，我们从现在遗留的古迹和碑刻的记载、撰写和捐献者中，发现大量是明清时期在广东任职的回回人士。如仅从同治五年《广州重修小东营清真寺碑》中，就有赏戴花翎、广东补用道西林巴图鲁加一级随带加九级海廷琛等65人。据估，当时在广东任职的回回官员不下数百人，若加上其家眷和随从人员，人数则更多。其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带，但也有零星分布在较远的肇庆、惠州、高州、雷州、万州等地。按照当时的情况，其任职一般都是携家带口，部分还兼营戍田，人数应不在少数。其中虽有与前征伐的将士留居、戍守和屯田外，还应有相当部分是专门调任的。

　　另外还有少量来自岭北的回族人士，有的来粤经商、宦游，有的来粤掌教，这是明清时期广东回族来源的又一支力量。其中经商者以商贩和手工匠为主，“内陆各地擅商贸经济以及各种工艺匠人的回族，经西江流入广东，首先就在肇庆入籍落居。”[26]其人数远远赶不上前两部分。如：

　　《广州傅氏族谱》(始祖来历考证序)：“始祖云峰公，浙江金华府溥宁县人，因入粤经营，到遂购居于羊城大新街焉。”[27]

　　《广州陈氏族谱》(立族谱原序一)：“始祖荣华公，乃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也，清康熙三十五年，因商入粤，遂购居于羊城小北十九洞，至乾隆年间，由三世四房浩然公迁居南胜里西约。”[28]

　　《广州萨氏族谱》(萨氏南胜里房存谱序)说：“奈数百年前濒遭兵变，分寓谋生，未能效张公之志。查始祖之公，原自粤西而东，下车怀圣寺掌教，计至雍正五年而来，至今百有余岁矣。……我□之公所生四子，一住肇城，距省二百余里，未便历其宗枝。而我二世祖兄弟三人，枝开三树，叶发成林，原为荣谋世务，分住各居：其住南胜里者，□之公之长子，文章公之后也;其住西关宝仁坊者，□之公之次子，文威公之后也;其住新城竹栏门者，□之公之三子，文林公之后也。”[29]

　　《广州杨宇昌墓碑》亦载：“这们需待真主慈悯的弱者，名叫德亚奥丁，是们法教学者。他工作超凡，日夜按其道而行之，时刻赞念真主，敬畏真主，履行正教义务。……殁于伊斯兰教历一一九O年一月十七日。”[30]

　　《杨锡龙为先叔捐屋碑》载：“先叔赵公讳元勋，字殿献，湖南长沙人。来粤游学二十余载，卒于粤。坟在走马岗南向之原。”[31]

　　《马孝贤墓碑》载：“河州(甘肃河州)牙由村勤奋的学者哈吉之墓。……由于他勤奋而诚实，在廿四岁时就攻读完十一门经学，从而穿衣挂帐，任职教长。……一三一九年九月五日(伊斯兰教历)，他于本市一所学堂里与世长辞。”[32]

　　《广州法明道阿訇墓碑》载：“墓主是位可敬的教法学者，正宗的传道士，甘肃河州的哈吉——穆罕默德•欧马尔。……生于咸丰(1854年)四年九月初十日，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六月初五，罕治阿洪[訇]讳明道号桂庭法公之墓。”[33]

　　《广州香港刘氏族谱》(重修族谱缘起)：“溯我刘族，源出陕西省西安府长安县伍门楼。自帝臣公宦游东粤，发祥兹土，宗枝繁衍，奕叶绵长，迄今二百余年，昌炽日盛，源远益纷，血统传来，知所宗法，舍族谱其何由。”[34]

　　其间还夹杂着因回民不满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起义后被遣散、充军、发配到两广和海南者(因为明初岭南两广属地广人稀，边远偏僻之地，常用来安插内附回回，有时甚至带点惩罚性质)。如弘治四年(1419年)朝廷将土鲁番“贡使百八十一名，尽发两广安置”。[35]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九月，陕西凤翔扶风等县回回数千聚众起义，后被镇压，“男子俱发两广充军。”[36]弘治七年(1494)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请将吐鲁番回回贡使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人遣发两广、福建等地，以示惩戒。[37]

　　也还有少量前代为躲避战乱，流落到广东的，由于这部分人口数量较少，且家谱不宜保存，所以资料极为匮乏。甚至还有一些来粤原因不明者，本文亦录如下。如：

　　《广州徐氏族谱》(民国巳未续修番邑徐氏族谱序)说：“而吾族稽诸史传，或云徐福浪迹东洋，故称东海。然唐宋以前，相去太远，系统难稽;或曰南宋之际，遭金之变，吾祖徙避南方，侨寓南雄，隐迹珠玑，再遭迁徙，而至穗城。明季吾祖志礼公偕二世文灿、文煌、文元列公来省，而伯祖文灿公、文煌公籍于西村，吾祖文元公籍居省垣。……然族中苗裔，苗裔生齿日繁，吾侪非聚族而居，或有迁徙他方，或散居远境者。”[38]

　　另外，我们依稀从广西回族族谱家谱资料中也可以发现其它原因来粤者。如：

　　《马氏族谱序(顺一堂)》(马族支谱源流序)载：“吾族旧有谱，自燕入粤，谱遭兵变，昆罔公以前不可考矣。昆罔公讳文玉，字君璧，号昆罔，崇祯初年侍亲偕弟侨寄东粤。……昆罔公父育文公，系直隶省顺天府宛平县民籍，世居西门，此迁居广东番禺之始祖。……崇祯初年，旅寓羊城，配祖妣陀氏、韦氏，系番禺人，生二子。……尉岑公返娶羊城，遂家羊城，由是东粤之族自尉岑公始，西粤之族自昆罔公始。”[39]

　　《司马氏宗谱》(序)载：“吾之先世原籍山西大同府大同县卧虎山人氏。吾之始祖系兄弟二人，长讳司马刚，次讳司马振，均出仕朝官，职授千户。于明纪洪武十三年奉命来粤管修城垣，应期式竣，彼时二公均因年迈，呈请解组，遂垂裔粤籍，此吾祖之本源也。”[40]

　　《广西李氏宗谱》载：“始祖永健公，系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籍，康熙间携眷至湖南衡州府贸易，……数年，继母杨太君暨其子来粤西，择居省垣，人地相宜，遂落业焉。” “……五叔祖在粤东，归即就质焉。”[41]

　　最后，明清时期依稀有从阿拉伯或其它西亚地区来的穆斯林定居在广州。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土耳其汗志•马罕默德墓碑》载：“……他专程来瞻仰先贤赛义德•本•艾比宛葛素，如愿以偿。住在达尔哈(音)清真寺。两年后，于(教历)一千一百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晶辞世。”[42]

　　《尔卜道拉喜墓碑》载：“先贤讳尔卜道拉喜、舍尔巴勒，西域满克也。……光绪十二年(1886年)，奉君命差派来华，传授道学。由西域航海到粤，旋往江南、河南、陕西、甘肃各省，尽心教化，实力傅(传)宣。十四年复到粤东省，……教诸弟子，日夜不倦，辛劳万状。……先贤卒年四十六岁，葬于粤东省北门外清真古墓之侧。”[43]

　　但这也说明，广东回族来源的多样化，不仅仅是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奉调和迁移，也有部分或少量自发迁移的，但明清时期这一部分回回人不作为主体，且人口数量较少。除此以外，还有明代以前就地遗存的“土生蕃客”的后裔，这可从《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宗支图所记记中给予反映。蒲氏留居粤省的计有八房，其分布：莪蔓房——今海南岛儋县;蒲庐房——今顺德县;丹灶房——今南海县;蒲村房、珠冈房——今番禺县;潮州房——今潮州市。因此，海氏、蒲氏家族生齿日繁，遍布粤省。但其后人也有演变为汉人的(本文不在此考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明清时期广东的回族来源主要是将士(含家属)、任职官员(含家属)、经商、掌教、宦游、避乱、被充军发配者及前世裔籍的回回人，但也有其它不明原因的迁移者。这使得明清时期广东回族来源的多样化，也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从职业上来看，明清时期，回回人依然是通过军攻来提高自己的地位，部分可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大部分则是从事社会的边缘性行业或末业来维持生计，这也反映出当时回回人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甚至不如蒙元时代;从地域上来看，来广东的回回人多是从西北、华北、华中以及江浙甚至东北一带等原先迁入的地区再次外迁，或者由周边省份流入，也有少量从阿拉伯迁入，具体有“辽宁、沈阳、济南、历城、平凉、广西、百色、正定、南阳、江宁、新疆、浙江、金华”、“湖南长沙、陕西、甘肃、四川成都、巴县、江苏镇江、扬州、北京、山西太原、江南息县、河北、天津”，[44]说明当时的回回人生活依然不够稳固，一直处于流离状态，或者说社会没有给以承认;从迁移的性质上来看，多是受政府支配，甚至是被迫迁移，大部分属于非自愿性的。虽有部分来粤经商，但并不能改变当时回回人的迁移性质。因此，有些是从省外或域外为传袭本民族文化和信仰，自愿来粤，以教育子民者，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