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回族与伊斯兰教的理性发展道路

济南的清真寺

马德新，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学者、阿訇。清朝咸同年间云南部分官吏勾结团练屠杀无辜回民，马德新领导云南东南回民起义，后与政府议和并投身学术与教育活动，著有数十部汉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学术著作，开创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云南一派，为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马德新在当时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试图通过他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为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寻求一条理性的发展道路，为云南回汉冲突寻找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我们以为马德新务实的民族观和理性的宗教观今天依然有可取之处。


　　一、清代回族与伊斯兰教的艰难处境  


　　马德新生活的19世纪，正值社会处于大变动、大转型的时期。当时无论伊斯兰世界，还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都面临着双重挑战——内部自我变革的社会要求和外来的西方势力的全面渗透。伊斯兰世界由于受到十字军的野蛮蹂躏和蒙古铁骑的无情践踏，加之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 13世纪以后逐渐走向衰落，政治上分崩离析、任人摆布；经济上生产落后凋敝，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思想文化上因保守与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宗教信仰方面，由于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离正统信仰的现象，圣徒、圣墓和圣物崇拜随处可见，认主独一的思想被风行伊斯兰世界各个角落的苏非主义淹没。[①] 与此同时，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借助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迫使埃及、印度、东南亚、北非以及中亚、西亚的大多数穆斯林地区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对外来侵略，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们，有的采取抗拒主义，由反抗西方侵略进而反对西方文明；有的主张变革宗教，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从而壮大自己。但是总体上看变革的力度不够，缺乏真正有深度的大变革。在阿拉伯半岛、伊朗、北非、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穆斯林掀起的净化宗教、复归《古兰经》及圣训的宗教复兴运动和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社会运动，都因内部保守势力的强大以及西方殖民统治者的扼杀而遭受失败。

　　近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一样不断遭到外来侵略和凌辱。清政府为维护封建制度，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和专制集权的统治，使得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咸同之后，整个社会更加走向衰败。吏治日益昏乱，国库严重空虚，各地人民不堪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压迫，纷纷起义。内外交困下，国家衰败，民族衰败。回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处在外来的屈辱、压迫和内部的贫困、动荡之中。然而与其他民族相比，广大回族民众处境更艰辛，遭遇更悲惨。清朝统治者在满、蒙古、藏、回、汉等各民族之间实行不平等的民族宗教政策，联络蒙藏、压抑回汉。清中后期歧视回族和伊斯兰教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甘肃、青海、陕西、云南各地回汉关系不断恶化，各级官吏对回族及伊斯兰教持有偏见、歧视乃至仇视心理，不能公平、正确处理回汉矛盾，反而激化矛盾，甚至煽动民族极端势力进行惨无人性的民族仇杀。最高统治者在处理回汉关系以及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纠纷时，一再失误，作出极端错误的决策，激起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的哲赫林耶穆斯林两次大起义。清政府在严厉的痛剿之后，颁布了一系列限制伊斯兰教的措施，挑拨新教与老教关系以实施“以回治回”目的，加剧了政府与哲赫林耶穆斯林民众之间的矛盾，导致新老教各族穆斯林的共同反抗，政府再镇压，穆斯林又反抗，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直到清朝灭亡。回回民族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处在朝不保夕的生存困境中，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大肆屠杀，强迫迁徙，强卖为奴，强逼叛教，使中国穆斯林更加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元气大伤。

　　而云南八十万回民，更面临着政府、团练以及汉族的强势力量的重重逼迫，大有亡族灭教之灾。伊斯兰教在元代传入云南，经过元明两代发展，至清时已有80万穆斯林生活在云南各地。由于种种原因，云南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回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回汉民族之间矛盾和纠纷不断。[②] 特别是清代，昏暗的政治与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高涨。云南回汉矛盾激化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因信仰、习俗的差异引起的误会和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矛盾激化后引起冲突、仇杀，也有因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导致的回汉仇杀，还有不法之徒利用回汉矛盾挑起事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意图。此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者之间的纠纷等等，与回汉矛盾交织在一起，甚至还有汉族的不法之徒冒充回民抢劫掠夺，以及回族中极少数人自恃勇猛，血气用事，挑起事端等。长期的历史积怨和民族矛盾在清朝后 期演变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自19世纪以来，云南各地回汉械斗、仇杀屡见不鲜、愈演愈烈，由彼此间的口角、械斗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仇杀，由一村一乡的“屠回”、“灭回”逐渐扩大到全省回民居住地区，回民被驱逐，被屠杀，财产被掠夺，房屋被烧毁，田地被霸占，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却又无处哭诉。清云南地方政府既不能制止仇杀，又无力惩办元凶，加之相当一批满汉官员对回民持有偏见和恶感，往往坐视不管，甚至纵容恶人的暴行逆施，有些官吏直接参与屠杀回民的罪恶行径。

　　在危难之际， 马德新深切感到云南回民的苦难，深切感受到战争、仇杀、动荡对社会、对民族、对民众的极大破坏力，深切感受到回汉之间的矛盾、积怨带给广大人民的痛苦。他在对现实的切肤之痛中，思索着结束战争、化解民族仇恨的良策，并以自己的积极努力，为云南的回汉民众谋求安定的社会环境，为云南回民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二、马德新为解决回汉冲突而采取的措施


　　马德新先后采取武装抗暴、议和止战及以学术化干戈等措施，意在制止战争，为回族、为汉族，为整个云南谋求一个安定的局面。

　　云南地方官员及部分汉族富绅、团练推行的惨绝人寰的灭回暴行，激起云南各地回族民众的反抗，他们以教坊为单位，形成众多的起义队伍，后逐渐联合形成东、西两支大军。马德新以其宗教权威、文化权威成为云南东南众孚所望、统领全局的领袖，与马如龙、徐元吉等领导东南广大回民，占领府县城池并于咸丰七年、十年、十一年先后三次围攻省城，[③] 惩治残杀回民的练首和恶官，保障回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马德新于咸丰八年、十一年（同治元年）两次与政府议和，[④] 缔结条约，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委任部分回族担任官职并保护回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东南回民则保证永不滋事。咸丰八年正月，统治者看到马德新在回民中有重要影响，意识到通过马德新约束回民，收效会远远胜于武力围剿，故请求皇帝允许议和。马德新等人得知皇帝谕令“持平办理”、“只分良莠、不分汉回”，被统治者的安抚措施蒙蔽，带领聚集在省城的回民呈诉求抚，就城内外街道房屋及从前遇难回民遗产如何拨抵等事宜，与政府官员、回汉绅士、头人达成协议并写立合同，双方署名画押，然后呈递“永不滋事”甘结，陆续遣散聚居省城的各地回民，令他们回本籍安业。回民选留一千名守于城外，由掌教马德新管带。汉练千人分配六营，其余回众汉练全部解散[⑤]，于是“省城解危，道路疏通，人心安定”[⑥]。云南地方官员因马德新议和有功请示皇帝赏赐四品顶带，并责成马德新承办云南全省回务[⑦]。 咸丰八年议和后，政府官员徐之铭以及不法团练违约，屠杀回民，再次激起回民起义。咸丰十年、十一年马德新等率领回民第二次、第三次围攻省城，未能克服。十年十月，马德新递禀徐之铭，恳请招抚。徐之铭奏请皇帝批准，但因部分汉民侵占回民房屋，不愿政府安抚回民，致使议和受挫，后因无法收拾乱局，同治元年双方再次议和。马德新试图在云南全省范围内实现回汉和解，所以数次劝导杜文秀与政府议和，[⑧] 均遭到拒绝，[⑨] 他的设想未能成功。

　　同治二年后，马德新看到扑朔迷离的政治局势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毅然栖身于学术活动中，一面培养弟子，一面著书立说。他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伦理道德及天文、地理、历法知识，把异质的文化符号翻译为回族民众能够接受的文化信息、文化原理，另一方面又把伊斯兰文化的思想、观念予以符合儒家价值取向的阐释，以促进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他以伊斯兰文化为本体，融合着中国本土文化，以建构一个不为主体文化所拒斥、又有助于保存自身、发展自身的文化系统[⑩]。他积极促使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相互认同，引导广大民众化解仇恨，消融冲突。


　　三、务实的民族观


　　云南回民起义之前，甘肃、陕西等地的回民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起义的失败，统治者的残忍屠杀，给广大回族人民、给中国的伊斯兰教，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云南连年的战乱，给回族民众带来惨重的损失。残酷的历史和无情的现实促使马德新冷静地思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促使他思索回族苦难的根源，反省“回回路窄”的原因，寻求解决回族苦难的途径和超越苦难的方法。马德新自幼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后到陕西跟从著名经师周大阿訇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在埃及、土耳其、新加坡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的游学和考察，以及对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先辈回族学者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的研究，对儒家典籍的学习，使马德新积累了渊博 的学识。他担任过清真寺的阿訇，到麦加完成了朝觐功课，获得“哈吉”称号。又在清真寺招生讲学，著书立说，还领导过云南东南回民起义。丰富的阅历，开阔的眼界，使马德新具有超人的睿智，使他得以为回族与伊斯兰教选择一条理性发展的道路。宗教家所特有的强烈的济世胸怀和历史使命感，激励马德新为回族、也为包括汉族在内的云南各族人民探索结束动乱、恢复和平的道路，激励他在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在激烈的民族对抗关系中，寻求一种非对抗的和平道路。在对反抗与镇压、激烈反抗与血腥屠杀的反思中，马德新意识到回族在中国是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与政府的激烈对抗，与汉族的水火不容，势必给强势力量包围下的云南回族带来灭种之灾，因此对抗不是出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马德新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马德新以为，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回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伊斯兰世界七年的游历使马德新深知，没有强大政府的领导，人们既不能走上发展的道路，也无法抵挡外来侵略。马德新认为清政府有压制回民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在他看来，对抗朝廷，对回族、对伊斯兰教、对国家均不利，因此应该承认政府的合法性。他率领东南回民武装抗暴，不称王称帝，不与朝廷为敌，而要 “为朝廷除贼官，为朝廷保良回”， 希望借助政府维护云南地方安定、保护回民利益。在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上，马德新试图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既能保护国家利益，又可保护民族利益。他被统治者“持平办理”、“只分良莠、不分汉回”的政策蒙蔽，认为清廷与云南各地屠杀回民的恶行没有直接联系。马德新认识到当时云南政府对回民虽有反感甚至敌视心理，但政府也仇视它无法驾驭的不法武装团练。因此回民可以联合政府共同对抗不法分子。否则，与政府毫不妥协的对抗，与拥有百万军队的政府的激烈对抗，只能把同样仇视不法团练的官府推向回族的敌对面，使政府与团练及不法汉民结成强大的、牢固的联盟，使他们在镇压回民叛乱的幌子下进一步屠杀回民，那时不仅不能惩罚屠杀回民的凶手，还会使回民遭受更大的损失。马德新以为，惟有消除与政府的激烈对抗，回族才有可能获得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因此他率领东南回民采取务实的措施，以一定程度的妥协（不是投降）换取政府的支持，惩处凶手、保护回汉人民，从而解决当时的民族矛盾与纠纷。

　　马德新对于民族关系也有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回汉关系对回族的生存与发展非常重要，缔造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回族生存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中国，回族缺乏共同居住区域且又高度分散，人数大大少于主体民族，这样一个弱势民族若与强势民族对抗，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极其不利。马德新指出，回民与人数十倍、百倍于自身的主体民族的对抗，终究只会给回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处在对抗、战争、动乱中的回族，既不能求发展，甚至不能求生存。在云南，回汉族人民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形成互相依赖、难以分离的密切关系。云南回汉之间往来频繁、联系密切，但信仰习俗差异较大。回汉交往时，礼仪的分歧常常引起彼此之间的矛盾。其中既有无知、误解所致，也有蓄意嘲弄、侮辱而发；既有汉族歧视回族、侮辱回民之事，也有回族嘲笑汉族之举。马德新认为有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回汉文化差异与生活习俗的不同，蓄意制造回汉之间的冲突。双方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惟我独尊，视他族为异端，不容异己，这种偏激思想与回汉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仇杀，酿成悲剧。马德新以为，回汉矛盾虽然由来已久，但历史的积怨应该而且可以化解。因为回汉失和，始则诉讼相争，终则干戈相见，由零星的回汉纷争，到一地的回汉仇杀和小规模械斗，进而演化为大规模的仇杀，混战期间，杀人如麻，回民遭到惨痛损失，汉民也是满目创痍。汉族团练不仅大肆屠杀回民，也屠戮无辜汉民，戕官踞城，无法无天，广大汉族民众同样仇视团练，一样渴望太平。战争、动乱使云南广大回汉族无辜百姓遭受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久经战乱的云南回汉人民都有期盼和平的愿望，马德新以为在政府及回汉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回汉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马德新反对回汉两个民族中的极端狭隘者盲目排斥异己的行为，[11] 尤其反对极端分子有意夸大民族文化及思想信仰上的差异从而制造事端的做法，力主民族和解。他反对民族极端主义者挑起的仇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回族与汉族和谐相处、互相尊重；主张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相互包容。为避免回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马德新两次与政府缔结回汉互保的和约，一定程度上给东南回汉民众带来了相对的和平与安宁。他试图通过伊斯兰教的“和平、宽容”精神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引导回汉民众忘掉 历史恩怨，着眼于现实，共建美好未来。他引导人们以仁慈化解仇恨，以宽容取得谅解。他以伊斯兰教的后世说，以真主公正无私的末日审判和赏善罚恶原则引导众人了结已往的恩恩怨怨，缔造和谐、友善的回汉关系。他著书立说，阐释回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区别，揭示回汉之间民族的、文化的、信仰的以及风俗习惯的差异。他解释回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及信仰，以消除汉族的疑惑和猜忌[12]。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回汉人民要互相尊重，他奉劝统治者及汉族民众以公正之心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告诫他们不要以“异端”对待回族。他积极学习儒家文化，高度肯定孔子的伟大历史作用，引导回族民众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学习儒家优秀的思想文化，要求回族民众尊穆罕默德圣人的同时尊重孔子圣人。他引导广大回族在双重认同中建立友好的回汉民族关系，从而为回族的生存与发展赢得宽松的外部环境。他的著作，送与总督、巡抚及云南高层人物传阅、作序、评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伊斯兰教，对满、汉官吏及文人士大夫了解伊斯兰教...


一部回族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数百年的族教纷争使回回人口牺牲无数，清末，回回民族到了难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危机地步。历代回族精英都苦苦探求回回民族的出路，马得新就是其中之一。他以其深厚的学识、广阔的见识和血腥现实的亲身体会，认识到了“与政府对抗、与大民族对抗是没有出路的”这个道理，马德新反对回汉两个民族中的极端狭隘者盲目排斥异己的行为，[11] 尤其反对极端分子有意夸大民族文化及思想信仰上的差异从而制造事端的做法，力主民族和解。他反对民族极端主义者挑起的仇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回族与汉族和谐相处、互相尊重；主张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相互包容。为避免回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马德新两次与政府缔结回汉互保的和约，一定程度上给东南回汉民众带来了相对的和平与安宁。他试图通过伊斯兰教的“和平、宽容”精神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引导回汉民众忘掉 历史恩怨，着眼于现实，共建美好未来。他引导人们以仁慈化解仇恨，以宽容取得谅解。他以伊斯兰教的后世说，以真主公正无私的末日审判和赏善罚恶原则引导众人了结已往的恩恩怨怨，缔造和谐、友善的回汉关系。他著书立说，阐释回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区别，揭示回汉之间民族的、文化的、信仰的以及风俗习惯的差异。他解释回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及信仰，以消除汉族的疑惑和猜忌[12]。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回汉人民要互相尊重，他奉劝统治者及汉族民众以公正之心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告诫他们不要以“异端”对待回族。他积极学习儒家文化，高度肯定孔子的伟大历史作用，引导回族民众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学习儒家优秀的思想文化，要求回族民众尊穆罕默德圣人的同时尊重孔子圣人。他引导广大回族在双重认同中建立友好的回汉民族关系，从而为回族的生存与发展赢得宽松的外部环境。------------
       然而，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恶意挑拨、由于偏见、由于回族自身之缺点等原因，这条“出路”一直没能“找到”。新中国的建立，为回族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尽管经历了“文革”的干扰，但是，回族发展的大趋势一直没有改变，可以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彻底改变了回族的命运，今天是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最好时期。作为回族，作为穆斯林，应该了解一些历史的艰辛，应该知道今天我国各民族兄弟般的和睦来之不易，应该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应该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积极拥护各级政府，踊跃参与社会事务，当好国家的主人。同时，一定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狭隘、偏见，反对极端，把民族团结当做眼睛一样去珍惜、去爱护，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赢得生存、发展的时空环境和兄弟民族的理解和支持。阿敏！


如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这几天反复讲过的一句话：“历史应该是一面镜子，而不应该是一条绳子，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作为，看到前人的教训，而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绳子则是一种纠缠，让过去的冤孽影响到现在人理性的思考。”当前中国回族的状况亦是如此，应从无谓的历史纠葛中撤身出来，将目光放在如何能在中国当下经济、文化腾飞的形式下稳步发展，正确地将伊斯兰的价值理念、理论体系输出给中国广大的非穆斯林群体，才是取得双赢的机会与良策。

知识分子应该整体上反思历史，我们的历史在中国有盛衰两个方面可以总结，马德新也是一个总结者，他试图以学术来化解纠纷，以学术来赢得空间，这应该是一条好途径，但无奈他没有处于好时候。

胡登洲是以学术安邦的成功者，他们创立的经堂教育传播了文化，给整个民族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更愿意将他们的努力看作是教育，这种教育在中国施展伊斯兰教育，同时极力要趋向主流方式，这些努力在一定范围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理想，但三四百年的时间仍然解决不了一个全民教育的问题。

相信伊斯兰的精神会指导回族如何与社会、与大民族相处，并且为社会作出贡献。问题的实质在于伊斯兰精神如何切实贯彻到社区当中去，这方面我觉得政府也应该透过知识分子来促成，因为只有这样的基础教育实现了才真正实现民族发展、和睦相处。

中国穆斯林各民族如果处于落后状态，他们就不可能全面地发挥出伊斯兰的优秀，伊斯兰文化也就不会为中国带来多大益处，一种优秀的文化不能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损失，其实更是中国社会的损失。所以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在这层面上加以思考。如果中国穆斯林各民族在内部全面推广了伊斯兰的真精神，那就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积极力量。反之，就会拖住民族复兴的腿。

也许，在当今阐释这个问题是打开国际意识形态恶化、打开真正意义上民族和解的关键步骤。纵观历史，冲突并非人民之所愿，但冲突终究难以避免的原因在于相互的隔绝和狭隘的观念，这都是伊斯兰所反对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如何用好这个镜子，应该成为我们着力研究的地方。

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