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新文化运动与回族报刊

济南的清真寺

　　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是回族知识分子鉴于国家的内忧外患和本民族的积弱积贫，为振兴国家、民族、宗教而在回族中掀起的一场以兴教育、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它以1906年为起始，在辛亥革命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上世纪30年代走向高潮。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先驱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创办报纸是其主要的活动之一。回族报刊本着开启民智、发展教育、改革宗教、振兴民族、凝聚人心、化除畛域的宗旨，在回族社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被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称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
　　上世纪初的回族社会，以阐发伊斯兰教义，提倡新式教育，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交流各种信息，报道时事为主要内容的回族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伊斯兰教学者马博忠先生统计，自1906年《正宗爱国报》创刊至新中国成立，回族（伊斯兰）报刊总计达270种，平均每年创刊的达6种之多。
　　回族有识之士通过报刊媒体来关注和解读国家和民族命运，自省自强。通过新文化运动的历练，回族报人较好地完成了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传播文化、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保教救国的基本任务，也从中积累了珍贵的办报经验。回族新文化运动为回族报刊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背景和历史舞台，回族报刊则为新文化运动传递信息、贡献良策，成为活动开展的重要引擎。同时，回族报刊为回族经济建设所作出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成效，也间接支持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这种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为回族报刊完成自身历史使命、实现自身价值的可靠保障。
　　报刊创办活动本身就是回族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回族刊物多由回族进步团体或个人创办，在当时可作为新式教育的辅助教材，亦可成为留学生和国内宗教学校学生发表见解的重要园地，还可以直接介入并配合学术研究和译经活动的开展。
　　在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创办报刊杂志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康有为曾说“中国百弊，皆由弊隔，解弊之方，莫良于是”。他所说的“于是”即是办报馆。回族新文化运动更使办报风气一时蔚然。1906年，以“注重启迪回民”为宗旨的回族第一份白话文报《正宗爱国报》，由回族人士丁宝臣于北京创办。1907年，留学日本的36名回族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并于1908年创办了以“联络回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的回族穆斯林第一份刊物——《醒回篇》，此刊物虽只出一期，却吹响了中国回族觉醒的号角，该刊把民族、宗教与现实、教育联系起来，与国家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适应了中国整体上的文化运动进程。
　　《醒回篇》的《发刊序》及其众多回族人士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保廷梁的《劝同人复兴教育之责任说》、王廷治的《回教与武士道》、黄镇磐的《回教之文明》等，或是提倡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主张，或是认为发展新式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观点，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赵钟奇在其《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主张，他说：“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带来瓜剖豆分之患。”在一片“排满”、“仇满”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声中，这种以少数民族身份提倡民族大团结、共赴国难、同雪国耻、振兴国家的主张，显得难能可贵。这一时期，同在日本的孙中山不能不受到这一主张的影响，后来他逐渐摆脱了笼统“排满”的思想，提倡民族平等和“五族共和”，进而对回族刮目相看，认为“中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族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
　　在这一时期，回族报刊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功能对回族新文化运动起了直接作用。各种刊物刊发的文章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阐述回族新文化运动历史渊源、演进过程与现实努力，分析运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策略，深入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深层次问题，如“反侵略与回教文化”、“儒耶墨与我教在人生哲学上的比较观”、“回教对于社会进化上的贡献”等都极有针对性。回族报刊利用自身平台，针对“回教文化”这一中心议题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这些有益探讨为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这一时期，回族报人与回族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宗教团体组织者的3种身份往往是合一的，从中也可以感受到回族报刊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回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先进性。
　　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回族报刊的创办
　　《醒回篇》的创办，拉开了回族文化觉醒运动的序幕，自此，回族报刊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版发行。早期的回族报刊以北京、天津、上海等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城市为基地，如从1906年《正宗爱国报》开始至1924年，兴办的28种回族报刊中，北京8种，天津8种，上海5种，这3个城市兴办的刊物占到75%，这也正印证了以上三地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城市和中心城市。而1925年至1934年所兴办的74种刊物，办刊地点则趋于分散，其中北京17种，天津2种，上海9种，这三地共28种，约占全部的38%。这印证了此时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此时，南京、广州、西安、昆明等地的回族报刊日渐兴起。1935年至1944年创办的85种报刊中，北京仅2种，天津没有，上海5种，这三地共7种，仅占全部的8%，所占比重急剧下降。而此时期的其他城市如重庆9种，南京6种，西宁5种，西安5种，总数上完全超过了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说明此时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向着西部城市挺进，因抗战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总体上受到了一定影响。1945年至1949年创办的52种报刊中，北京9种，天津没有，上海3种，占全部的23%，比重有所回升，而此时的南京7种，兰州5种，广州4种，重庆3种，解放战争时期，中心城市因为承受较多的政治压力，办刊环境相对紧张，回族报刊继续呈现办刊分散状态。报刊创办的时间、数量及地域分布是回族新文化运动开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反映的正是回族新文化运动的趋势和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回族新文化运动的波浪起伏之势，才使得回族报刊的创办呈现五彩纷呈、遍地开花之态，报刊的合理波动和瞬间振荡现象直接受制于新文化运动演进的大潮。
　　回族新文化运动为报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内容
　　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形式，兴起背景与成败得失，都主要通过回族报刊来记录、整理和传播。新文化运动为报刊的采、写、编提供了真实而广阔的阵地，也提供了迫切而丰富的内容。比如，报刊中的专版、专号、专刊，基本都是紧随运动形势的重点而开办的。以《月华》为例，除创刊号外，其共开辟了15个专号、特刊，分别是斋月专号、青年专号、妇女专号、古尔邦节专号、翻译古兰宣传特刊、成达师范学校第一班毕业专号、纪念马云亭先生专号、辩诬专号、回教与人生特号、北平西北公学校毕业专号、五周年纪念特大号、马自成大阿衡（訇）纪念专号、儿童专刊、卫教专号、十周年专号。
　　可以看出，专号、特刊所关涉的内容价值相对重大，紧密联系国内、族内形势，以人为本，力避空谈，其中大部分都与回族的文化、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例如辩诬专号、卫教专号等都直接集中反映回族文化的自我护卫，通过辩护与论战，提升了回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对于回族报人来说，也使其应对突发事件的分析报道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增强。
　　另外，有关学校教育的有4期，关涉《古兰经》翻译的一期，都表明报刊已经融入到译经与兴办教育等活动当中去，并且开始严谨地分析已有成果和未来走向。此外，对于马云亭、马自成等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有较多关注。一般刊期中多刊登“回教明星”的照片和介绍，以增进读者对回族文化运动先驱和骨干的进一步了解。以上专号、特刊的出版发行显示，回族报人们的编印发行业务已经日臻成熟，稿件组织能力已得到增强，已经能够组织批量稿件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重点探讨，且形成一定影响。
　　同时，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报刊所受的即时连带影响也较为明显，如频繁停复刊、办刊地转移，办刊经费不济，办刊人员重组等，都直接受制于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报刊编印工作时常处于威胁和压力之下，如《清真铎报》的印刷纸质多有变化，《回教论坛》、《伊斯兰青年》等多用草纸排印，油墨质量亦不佳，视觉效果较差。再如《穆民》、《人道》、《回教大众》、《突崛》等刊物的封面都为彩色且多有颜色变化，《明德月刊》、《突崛》、《天方学理》等刊名字体经常出现变化。亦有如《战时滇西回教月刊》为手写油印式，《云亭小学校刊》使用红格黑字手抄报式，《回教论坛》出现手写告示等。这些都说明了回族报人们考量自身条件，适应形势变化，根据客观能力和实际需要进行办刊实践的不断调整，在不断刊的前提下力争将刊物做得更具阅读美感，而新文化运动正是贯穿始终的大背景。
　　回族报刊一直体现着回族知识文化界沉稳庄重的思考方式和爱国爱教的理想信念，也体现了回族进步人士机敏果敢、敢作敢当的处世原则。通过对以上互动关系的梳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评估当时的回族报刊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全面衡量当时回族社会在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扮演的重要角色，更能够强化对当时少数民族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运动的互动的经验把握，深化对回族报刊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广泛联系的探究。另外，通过发掘回族报人及报刊爱国爱教、身肩大义的历史事实，可以增强回族群众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回族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