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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苏菲派及其历史作用之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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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7 11:02:57 |显示全部楼层
前言   唐孟生

           
苏菲派是伊斯兰教内一个特殊的神秘主义派别。7世纪末8世纪中形成于阿拉伯半岛,在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进入西亚和中亚等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11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入侵印度,随之大批苏菲陆续来到印度。从著名苏菲大师胡吉伟利进入,印度苏菲派形成到衰落,经历了七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根据印度苏菲派的发展特征和历史作用,大致可分四个时期:传人与形成时期、兴盛时期、进一步发展时期和衰落时期。
         
苏菲派进入印度,从一开始就得到穆肋统治者的庇护与扶持,但它作为与官方宗教有别的民间宗教派别,始终与统治者保持一定距离,以自己独 特的教义和方式活动于印度社会下层。苏菲派在印度的发展是世界其它任何  地方的苏非派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但确立了自己的宗教地位,还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它的影响涉及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为印度中世纪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诸方面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印度苏菲派的教义和活  动,从一开始就在伊斯兰教内部和外部引起争议,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正统派都对苏菲派持反对态度:伊斯兰教正统派认为苏菲派的融合主义倾向削弱了伊斯兰教的势力,影响了伊斯兰教的纯洁;而印度教上层则认为苏菲派的活动瓦解了印度教的根基,破坏了印度教的统一。实际上苏非派的活动既帮助和支持了穆斯林上层对印度的入侵与统治,又受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下层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因穆斯林入侵和宗教压迫所造成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缓和了冲突,推动了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教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笔者认为,评价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只有这样,做出的结论才可能是公允的、符合历史的。本文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苏非派传入印度及其活动的研究,透视苏非派在印度历史上的作用。期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历史发展的视角,对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作一个客观的评价。穆斯林入侵印度是古代世界史上屡见不鲜的宗教政治势力扩张现象之一,在入侵者带来宗教压迫和政治压迫的既成事实的前提下,能减轻压迫、缓和冲突、增进了解、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和活动,就应予以肯定,这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苏非派进入印度是11世纪,而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穆斯林学者提出的、我国部分学者认同的8世纪;关于莫卧儿王朝时期苏非派是发展还是衰败,笔者也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一时期是印度苏非派进一步发展时期而不是相反;在对苏非派的历史作用的评述方面,笔者提出苏非派历史作用有两重性,并且对这两重性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变化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本文还试图阐述伊本,阿拉比(1165一1240年)“存在的统一”泛神论学说的传入,受其影响艾哈迈德·希尔欣迪(1564一1642年)针锋相对提出“见证单一论”的一元论学说,以及这两种哲学理论和学说与伊斯兰教复兴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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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7 11:03:26 |显示全部楼层
本文探讨了苏非派传入印度后所经历的形成、兴盛、进一步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印度苏非派从传入到衰落七个多世纪的漫长历史和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潮及苏非派的活动在印度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中的作用,分析了印度苏非各教团的哲学思想及它们之间的异同与相互影响。苏非派哲学与其它伊斯兰教派哲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哲学基础是“神秘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印度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必定与其它许多文化现象一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和鲜明特点。
         
印度苏非派在思想体系上最突出的特色是泛神论的兴起,在思想领域内最尖锐的冲突是“存在的统一”论和“见证单一论”的争论。为什么在印度会兴起泛神论?为什么“存在的统一”论与“见证单一论”之争最为尖锐?这一点正是了解印度苏非派特点、作用和其必然归宿的一把钥匙。本文在分析“存在的统一”思想出现的背景时指出,是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生于1542年,1556—1年在位)宽松、平等的宗教政策为它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不过按照辩证唯物论,事物发展有两方面的原因,即外因和内因。阿克巴的宗教政策给苏非抒发思想的自由空间提供了外部条件,而泛神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苏非派内部,即泛神论的兴起是苏非派神秘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神秘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实践是和正统的教义、教法不一致的,要统一在严格的一神论下有相当大的困难。而伊斯兰教是一神论的宗教,其基本的神学是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变通学说就是泛神论,也可以说这是变相的、掩盖了的多元论。在这论的掩护下苏非派实行了与正统教义和教法并不一致的一些主张与实践。考虑到苏非派在印度活动的不同环境和任务,为了保持与穆斯林统治者的相互合作关系,胡吉伟利(1009—1072年)特另提出避免泛神论,坚持一神论。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是一种调和折衷的办法。不如此,苏非派就难在印度立足,更不要说发展了。但这种调和折衷是难以长期保持下去的,特别是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以后。事实上,胡吉伟利要避免的始终未能完全避免,泛神论的主张不断露  头,最终成为15世纪后印度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潮的主流。然而泛神论的盛  行意味着神秘主义在一神论框架内已发展到超越限度的地步,因此引出了  ‘见证单一论”的理论学说。“见证单一论”追随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发展方  向,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正统派,提出恢复伊斯兰教原教旨的主张。因  此,在实质上可以说,“见证单一论”是正统派在长期容忍和利用苏非派后,  最终起来对苏非派哲学思想和神秘主义进行清算和否定。这原是必然的,是  迟早会发生的变故。如果阿克巴的政策能保持稍长时间,苏非派的兴盛与发  展也许能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然而,当奥朗则布(生于1618年,1658—  170.7年在位)出于维护穆斯林统治的需要,急迫地动手摧毁阿克巴的开明  政策时,泛神论的死期也就到来了。苏非派自然是奥朗则布打击的对象,它  的理论基础又怎能见容呢?穆斯林统治者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支持苏非派的,  镇压苏非派也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苏非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统治者自然会把它赶下舞台。   
           
一般认为,苏非派的哲学核心是弃世,但是在印度,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笔者认为这是了解印度苏非派特色和作用的又一把钥匙。如果对印度苏  非派及其教义进行认真研究,就会发现,苏非派在宣扬放弃尘世哲学的同  时,却更多是居住在城镇开展活动。因为在城镇有统治者和贵族帮助他们建  造修道堂。苏非修道堂的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的资金,苏非派一方面从统治者  和贵族那里得到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却要远离朝廷,寻求建立自己可以控  制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在印度,苏非派的目的不是抛弃自己生存的社会,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现实社会服务,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使苏非派发挥作用的社会。苏非派的活动不在于要推翻统治者,而是帮助穆斯林统治者巩固其统治。此外,苏非派又以其积极的能动作用促进统治者善待百姓。所以印度苏非派的弃世,实际上是与穆斯林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为了发挥作用,又不能完全弃世。这是印度苏非派不同于别的伊斯兰国家苏非派的又一特色所在。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农民战争》中谈到西欧神秘主义教派的时候,曾指出:“神秘主义往往是一种反对封建运动的形式。”①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可以看到印度苏非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因为它反对宗教压迫,促进宗教和睦,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反封建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外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后者利用它从思想和精神上削弱被征服民族的反抗,以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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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7 11:04:00 |显示全部楼层
对印度苏非派所起的作用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一直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穆斯林是外来入侵者,他们占领了印度教徒的领土,建立了伊斯兰教上层的统治政权。在此期间,苏非派帮助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恨,拉近他们的关系,这种作用到底应该看作是“功绩”还是“劣迹”?在如何评价印度苏非派作用的问题上,印度学者和巴基斯坦学者的看法一直是截然相反的。巴基斯坦学者较多偏向肯定,有的肯定它帮助化解矛盾,有的赞扬它在吸引印度教徒改宗上的成绩。而印度学者有很多偏向否定,认为它帮助伊斯兰教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分析印度苏菲派历史作用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环境。首先,古代入侵者和近代殖民侵略有所不同,这是必须要区分的。
         
其次,对于古代入侵者还要区分是专门来掠夺的,还是流动部族带迁徒性的领土征服。前者是掠夺就走而不计后果的,后者则以被征服地为新的“家园”,以求在那里得到好的发展。两者性质上都侵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后者如果定居下来,认同于当地人,久而久之,其性质也就发生了转化,他们也就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穆斯林入侵印度应该属于后一类。
         
既然入侵和定居都已成为事实,那么从印度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考虑,究竟让压迫、对抗、仇恨、屠杀长期持续下去,还是消除压迫、缓和对抗、化解仇恨、促进融合更为有利?如果我们承认后者对国家的进步发展有利,对人民的安居乐业有利,那就不能不承认,苏非派的活动起到了这种作用,因此是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客观需要的。至于帮助传播伊斯兰教,促进印度教徒改宗,这是事实。但如果不是用强迫的手段,而是以平等关怀吸引印度教受压迫的低种姓和贱民,那起码在客观上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印度教不改变种姓压迫,低种姓和贱民就会寻找别的出路,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里,笔者无意赞扬苏非派帮助穆斯林侵略者实现征服和统治的行为,其所起的助长侵略的作用也不该予以肯定。前面提到的苏非派作用的两重性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苏非派所起的化解矛盾、促进融合的作用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从中依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宗教不同的本身并不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根本对立,只有上层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压迫的工具时才能人为地造成对立与仇恨。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立双方中的进步势力能为制止上层的操纵利用、促进广大群众的和睦团结而共同作出努力,是完全有可能找到不同宗教的共同点,从而达到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目的。也许这就是从研究这段历史中可以得出的有益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结论。
         
对于印度苏非派的活动,有不少印度、巴基斯坦学者和西方学者著书撰文进行论述,但大多为介绍苏非大师的言行录以及他们的神秘思想和修炼内容,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系统地探讨和评介苏非派历史作用的专门著作还不多见。在我国,有关印度苏非派的文章也是介绍性的多,深入研究的少,可以说苏非派在印度的历史作用的研究还是一片尚未拓荒的处女地。宗教神秘主义特别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是当前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笔者多年来从事印巴次大陆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又曾多次去过巴基斯坦进修和工作,期间深感研究苏非派的重要性,也有条件搜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这些都促使笔者选择这个题目。
         
笔者虽然对印度苏非派的活动进行了较为认真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有关苏非派的史料相对匮乏,且可看到的材料又都是波斯语和古乌尔都语撰写的,语言上的难度较大。加之苏非哲学的深奥艰涩,笔者在研究中深感力不从心。笔者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只能称作刚刚起步,更深更广的探讨有待于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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