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回族上将马福祥：创办宁夏公共图书馆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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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穆网消息  1932年8月19日，河北琉璃河车站，一位即将离世的老人“弥留之际，犹喃喃曰‘吾行将西北公学移入甘宁青矣，家中某花园可充校舍也，家中某处书籍可充图书馆用也’”……

马福祥

[local]1[/local 曾位于银川市中山公园内地马福祥纪念碑。


　　这位老人就是名震一时的民国上将马福祥，其“捐资在宁夏创办公共图书馆一所，此为宁夏建图书馆之始。”

　　民国上将的传奇人生

　　作为宁夏曾经的统治者，马福祥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

　　马福祥（1867年─1932年），字云亭，回族，甘肃河州（今临夏县）韩家集阳洼山人。清末、民国间将领。6岁入清真寺诵经，8岁入私塾读“四书”、“左氏春秋”。 清光绪十四年（1888），13岁的马福祥随兄马福禄到河州观看陕甘总督杨昌浚阅兵，回家后遂生习武从戎之心，乃随马福禄演习刀枪弓马，三年不废。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八，撒拉、回、东乡、保安族等群众近万人在韩奴勒（撒拉族）率领下起义，清廷飞檄甘肃各地，准回族绅士招兵买马，“练士勇以资防卫”。马福祥与兄马福禄招募士勇200名，称“安宁军”，分步骑两营，马福禄任督带兼步兵管带，马福祥为骑兵管带，镇压义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海固起义渐成燎原之势，朝廷急调新疆喀什噶尔抻督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马福祥兄弟率队配合，董福祥赞其兄弟“真良将也”，授马福禄记名总兵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马福祥赴省参加武举考试，以乡试第二名考中武举人。

　　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他与其兄马福禄率众兵士与八国联军激战于北京正阳门，北京沦陷后，马福祥担任宫廷警卫保护慈禧和光绪帝西逃，直到护驾西安。慈禧、光绪后来回到京城，以马福祥“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劳谨”为由“著加恩，遇缺尽先即补”。光绪二十七年（1901），马福祥被补为甘肃靖远协副将，奉命回靖远驻防，至此起家。在此期间，马福祥延请当地名举人高炳辰教读侄马鸿宾、子马鸿逵。自己也博览群书，摹习名人法帖。

　　1912年8月21日，袁世凯政府任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马家军统治宁夏的历史就此开始。

　　“儒将”的图书馆情结

　　作为掌控宁夏的军阀，马福祥在政治上极力维护马家在宁夏的统治地位。不过马福祥虽然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从小在接受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受到过良好的汉文化儒学教育，并以儒将自诩。因此，在宁夏，他也倾力兴办文化事业。

　　马福祥兴办宁夏第一所图书馆，是在1916年。据《银川市志》记载：“1916年(中华民国5年)，马福祥捐资在宁夏创办公共图书馆一所，此为宁夏建图书馆之始。”实际上，马福祥当年创建图书馆虽然开创宁夏图书事业的先河，但在当时的中国，他只能算作一位热心的追随者。

　　纵观我国近代历史，西方思想在清代晚期对中国影响极大，政治上主要表现在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等等；社会影响上，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那时图书馆在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很普遍了。

　　1878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2岁时，随母亲到夏威夷群岛投靠大哥孙眉，大哥把他送到当地一所学校去读书。这个学校的教师都用英语讲课，孙中山听不懂，为此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图书馆，查阅资料，终于学会了英语。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留居一年每天都到大英图书馆去读书，可见图书馆在当时一些西方国家早已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阵地。

　　晚清时期，一大批进步人士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先后在西方国家学习过，回国后他们将进步思想带回国内，图书事业也伴随晚清时期人们的猛省在国内风靡而起，蓬勃发展。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建立了私人图书馆“万木草堂”，1910年，梁启超以欧洲带回国的一万多册图书作为基础成立了“图书馆俱乐部”。

　　马福祥创办宁夏图书馆期间，也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1912年至1926年在教育部的工作期间。鲁迅先生可谓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的缔造者之一，他对我国现代图书馆特别是北京的图书馆建设，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查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记载多达94次之多，内容涉及馆址选择、藏书建设、人员配备等许多方面。

　　1916年4月，鲁迅在取得政事堂通过、内务部同意后，以教育部名义发布通令，要求凡在内务部立案出版发行的图书，都要呈缴一本给京师图书馆。从此，京师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接受国内出版物的制度正式成立。

　　京城图书事业办得红红火火，宁夏虽然地处边塞比较偏僻，但1916年时任宁夏护军使的马福祥也不甘落伍，自然要有所作为。马福祥在宁夏统治8年，不但率部平息了一些躁动，维护了当局权威，成为甘肃回族军阀中的翘楚，而且还做了一些治学尚文的业绩。如在宁夏创立蒙回师范，在北京资助成达师范、西北中学（一说西北公学），在兰州、临夏、包头等地设立学校30余处，并有《磨盾余墨》《蒙藏状况》《先哲言行类钞》《训诫子侄书》等书籍问世。

　　甚至在临终前一个月，也就是1932年7月，马福祥还写信给成达师范的唐柯三校长：“柯三校长松亭主任惠鉴：文电计达，前托平汉特快车带上瓷器一箱，计：印合水盂笔筒各十八份，系福祥赠本届毕业同学者，外食盒十八份，系鸿逵备赠，又《归真总义》《蒙藏状况》《先哲言行类钞》《积善堂训戒子侄诸孙书稿》《王阳明生活书》共五种，各十八册，统于本日特快车带平，到时并祈，分交本届毕业诸同学，以作纪念。马福祥拜祈。七月十二日。”这些事实证明，历史上的马福祥不只是戎马生涯的“武夫”，更是热衷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儒将”，是个文武兼备的全才。

    以下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马福祥对图书馆的钟爱之情，可以窥知马福祥生前积极倡导社会文化教育的冰山一角：1932年8月初，马福祥风尘劳顿,重染时疫,由其子马鸿逵亲自护送,准备到北平协和医院医治。8月19日,车行至涿州琉璃河车站时马福祥因病去世。“弥留之际,犹喃喃曰‘吾行将西北公学移入甘宁青矣,家中某花园可充校舍也,家中某处书籍可充图书馆用也’”……

　　岁月其实是个善于“隐匿”的收藏家，宁夏第一所图书馆的历史也是这样被悄然收藏起的，于是，史料的匮乏令我们已经不能将当年马福祥创建图书馆的梗概一一复原，至于图书馆的规模和书籍资源多少等情况更是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