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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忽必烈南下征宋与襄樊之战。忽必烈于1260年3月继承汗位,颂诏登基,当即宣布建元“中统”,把都城移向中原地区。1264年8月又改年号为“至元”,宣布大蒙古国号为“大元”。鉴于李坛之政变,更加重用东来的色目人。因而在忽必烈后期,回回及畏吾儿等的军政势力日益强大,几乎掌握了元廷的重要朝政。《元史》卷一九载有:“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当时各级重要的官职,除蒙古人外,则以色目人为最先任用。据记载忽必烈建元以后,任命丞相16人,其中色目人即有半数以上。其他高官显爵在《元史》列传记述者也占人数颇多。其中姓名含有“铁”或“帖”择音者有约有20余人。
襄樊之战是元军南下征宋重要战争,1268年元世祖忽必烈调集大军十万打襄阳与樊城地区,与宋军对峙争战5年之久(1268-1273)。其间曾令回人赛典赤行省事供应军需,由美索不达米亚请来两位回回工程师设计相助,引用汉水以行水利,备供作战之用,又命令回回军匠阿老瓦丁和亦思马所制作的回回炮,在阿里海牙(畏吾儿,时任参议中书省事)的建议下,炮轰樊城,切断襄阳后援,终于征服了襄,樊两地,其后元军攻取鄂州(今湖北武县),潭州(今湖南长沙)等地,以及其他重要战役中,回回炮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提前了灭宋的时日。
4.屯田落户。屯田落户是回回定居生根的开端,蒙元建国期间为了长期供应军粮,支持征战,全国各地实行屯田制度。屯田有军屯、民屯之分,其户籍划分,蒙古人与色目人一样,都是军民合一编籍。蒙古及西域探马赤军全是骑兵,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宋亡后,元廷变更政策,加强民屯,在河南中原一地普遍实施。至元六年(1269年),“以攻襄樊军饷不足,发南京(今开封)河南、归德诸路编民二万余户,于唐、邓、申、裕等处立屯。八年(1271年)散还原屯户,别签南阳诸色户,计立营田使司领之”当时曾设南阳屯田总营府,隶有司,为户6041,屯田10662顷之多,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又开始把“回回炮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开封)屯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复令“蒙古及西域探马赤军一体入社,依例劝课”。从此军屯变民屯,兵营变为村镇,原来由中、西亚东来的色目人士并非全是伊斯兰信徒。但在中原屯居、屯田过程中,由于宗教信仰,心理状态,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相似或相同,因而感情接近,互相认同,所以结伴聚居,形成穆斯林社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回族社区),并建筑清真寺(俗称“坊”)。于是许多“回回营”、“回回寨”,”回回屯” 遍及中原各地区。禹州市朝阳城门里是回回聚居区,还有清真寺,寺东西两街旧称为东、西回回营,现今仍有人这样称叫,或简称东营、西营。这是元代回回军屯驻之地,至今开封西20里仍有回回寨。巩县县志记载:回回凹在县西南十二里,即为元时牧马之地,此外洛阳、郑州、许昌、淮阳、沈丘等地,以及在荥阳回回沟村庄,均为当时元代屯田之处,在这种屯田落户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后来回族形成的动力,更是穆斯林社区发展的基石。
事实上,元代回回屯田居并不限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以及北方各地也有屯田屯居的回回人,尤以西北一带为多,中国南方回回人在云南者较多:其他地区有分布。元代对回回实行屯田落户的政策,除形成“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外,也影响后代回族在国内分布的特点,也就是所谓“大分散,小集中”分布格局,与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那样集中分布在一个大的地区情形截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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