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族汉文匾联看伊斯兰文化的特色

济南的清真寺

冯今源

匾额、对联，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与中国人长期使用的排列整齐的方块汉字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特产。在皇家宫殿、庭院、文庙及庵观寺院，人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匾联，在欢度传统节日或举办红白喜事时，我国人民也有书写、张贴匾联的习俗。有人认为，悬挂匾联与回族民俗相抵触，回族人民是不贴匾联的。(1)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我国的回族，由于长期以来接受汉族文化的熏陶，说汉语，习汉字，吸收了我国大量的传统文化。其中匾联这种特殊的文艺形式，也早已为广大回族穆斯林群众所喜爱。在遍布全国各地的众多回族清真寺中，书写、雕刻和悬挂着的大量的匾联，有阿拉伯文的，也有汉文的。这些匾联，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标志，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汉文匾联，无论从撰写者来看，还是从书法、内容上看，比阿拉伯文匾联都要更复杂些。对它们进行广泛搜集、系统整理、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开展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伊斯兰文化以及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乃至教派分歧等各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是有益的。

这些资料太珍贵了。感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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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清真寺的汉文匾联，是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回族伊斯兰文化是中国伊斯兰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些体现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的汉文匾联，有人颇不以为然，曾在报刊上撰文直斥其非。(120)然而，中国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交流及相互影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绝不以任何人的好恶和主观意愿为转移。广大回族穆斯林，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影响，将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使之成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回族穆斯林群众对中国文化及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历史贡献。我们应该珍视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的研究，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在中国文化史册上给它以应有的地位。愚意如此，尚乞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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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回族穆斯林大量借鉴和吸收了儒、释、道特别是宋明理学家的思想，从而使自己世代信奉的伊斯兰教带上了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他们采取拿来主义的学习态度，将儒、释、道各家的某些语言、概念和思想拿过来，为己所用，形成了以伊斯兰教经学为体、宋明理学为用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如马启西所撰那些对联：“人人具我真面目，弗失即是我；物物显他假形象，化尽就如他。”“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真诚难真，要真宜万缘皆空。”“为性海，为灵根，化有无之妙用；曰元勋，曰首命，显动静之玄机。”(117)其中就颇有佛教思想的意味。而四川阆中县巴巴寺匾联“道气犹真”、“性静神凝”、“虚灵不昧”及“真常留宇宙，清静著巴渝”等，又使人觉得飘飘欲仙，道家味道很浓。难怪合肥张广健为青海西宁东关大寺寺门所写对联竟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伊斯兰教“清净明心，义通释旨；真实进德，礼合儒宗。”(118)正因如此，中国伊斯兰教才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褒赞，受到一些道学家、理学家代表人物的承认。据传，北宋邵雍为之写过“道见知洪”匾，南宋朱熹为之写过“百世好教”匾。这两方匾曾一度高悬于山西太原清真古寺，其中邵匾至今尚存云。(119)诚然，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为中国伊斯兰教寺院撰写匾联，不过是对少数民族人民软硬兼施、剿抚并用政策中“软”和“抚”的一面，是为其封建王朝长治久安而搞的一种统治术；而回族穆斯林也不过是借封建帝王、官僚、文人书写匾联之手，保护自己，弘扬自己的伊斯兰教。双方实际上是在互相利用。但是，这种互相利用的事实本身即可说明，儒、释、道三教合流而成为中国封建正统思想的宋明理学，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确有影响；回族穆斯林对于这种影响，也确是乐于接受的。他们将这些明显盖有儒家印记的汉文匾联，书写、雕刻、悬挂在清真寺中，表达着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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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关于修炼道路的三乘说，修持方式的苦修勤练，恭维教主的“通微达隐，皈依穆教得真传”等匾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非派的思想。苏非派是以出世主义为主的宗教派别，消极的厌世、避世，追求清静无染的精神境界，鼓吹忍耐和屈从，是其社会人生观的核心。而这种人生观，在回族清真寺的汉文匾联中表现得尤其充分，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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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从汉文匾联看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某些特点
　　中国的匾额、楹联，具有广泛的、鲜明的宣传意义，既可显名，亦可明义。回族穆斯林利用汉文匾联这种形式，成功地宣传了自己信奉的伊斯兰教，并使之带上了中国的风格和特色。不妨说，遍布全国各地的回族清真寺中大大小小的汉文匾联，为我们研究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上面一些粗浅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中国回族穆斯林成功地坚持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传统和基本原则。汉文匾联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对教内申明教义，要教民巩固和坚定信仰。从上举匾联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要求教民牢记自己源于西域、坚持认主独一、坚守“五功”、坚持伊斯兰教三大基本原理(信仰、义务、善行)等方面，是谆谆嘱咐、寸步不让的。正是由于对教内的这种持久的宣传教育，才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和传续下来，这也是回族穆斯林得以独立于中国民族、宗教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中，有浓厚的苏非派思想。苏非派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自从安萨里(1058-1111)继艾什尔里(873或874-935)调和了理性主义与正统教义以后，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纳入了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使之合二而一，形成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阿拉伯官方神学。随着苏非派教徒来华布道，苏非派著作流入中国，以及中国穆斯林朝觐途中与苏非派思想的接触等多种途径，苏非派的神秘主义思想在回族穆斯林中有了广泛的传播。上举匾联中有不少内容都反映出苏非派思想的影响。比如在认主学方面的“物我忘尽归初境”、“有感斯通”、“赖真宰，脱二虑，窥妙本，不出我性；超万缘，归一体，视太极，若在我身”等等，都是在强调摈弃尘世声色，不忘人生最终归途，实际上是在讲神人合一的问题，而神人合一论恰恰是苏非派神学主张的核心。苏非派认为，人们必须做到个人灵魂的净化，排除尘世的一切私欲和杂念，集中精力思念真主，向往真主，把真主对自己的爱和自己对真主的爱合而为一，就可以纯净思想，达到灵魂的入神状态，从而使人与真主的关系交融与和谐，享受到神人相通时的“快感”。到那时，就会像苏非殉道者哈拉智(852-922)所讲的那样：“他我分彼此，同是一精神；他想我所想，我想他所思”；“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116)达到了这种神人合一的境界，据说就等于灵魂得到了解救。上述匾联追求的正是这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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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真诚以立圣行，成己成仁，允矣道全德备；体大公而遵主命，善心善世，洵哉仁精义熟。(甘肃西道堂对联)(111)
　　昭事必诚，方是追源返本。(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殿内对联上联)(112)
　　对上举三例略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周敦颐的立诚学说对回族穆斯林的影响。周敦颐在阐述自己的立诚学说时曾指出：“诚者圣人之本。”(113)他又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14)这是《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那种神秘精神境界的“诚”。上举三例中的“诚”，正是周敦颐所讲的那种诚。因为“诚者圣人之本”，所以回族穆斯林认为应“本真诚以立圣行”，如此即可“成己成仁，允矣道全德备”。因为“诚，五常之本”，所以回族穆斯林认为昭事以诚者方可以做到“追源返本”，“体大公而遵主命，善心善世，洵哉仁精义熟”。因此，他们强调要“至诚无息”，实际上也是把诚作为各种善行之源来看待了。正如西道堂教主马启西所说：“视人生为必然之过程，在过程中必有人生之义务，由至诚而形，由形而生，由生而化，唯至诚而求永生焉。”(115)他是将至诚作为第一项“人生之义务”来提出的。
　　总之，回族穆斯林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传统的伦理道德观，而且也接受了诸如三纲五常、中庸、三畏四勿、立诚等儒家伦理道德观。他们将这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后者去补充前者，提高前者，使之更富于哲理性，从而也就更具有约束力，成为穆斯林施善行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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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合中庸。(辽宁营口清真寺殿外门楣正中匾)(105)
　　中和位育。(河北保定清真东寺殿前匾)(106)
　　中庸，是典型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两种极端之弊，被认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左宝贵说伊斯兰教“道合中庸”，也正是将中庸作为伊斯兰教最高道德标准的。按何晏《集解》所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那么，在回族穆斯林的心目中，伊斯兰教正是这样一种“中和可常行之道”，它是完全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要求的。
　　“中和位育”，语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何谓“中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保定东寺匾宣传的正是儒家这种“致中和”的伦理道德。
　　三畏四箴。(福建泉州清净寺门匾)(107)
　　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甘肃西道堂对联)
　　这又是典型的儒家观点，即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08)“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09)回族穆斯林将孔夫子的“三畏四勿”作为箴言，悬于日夜出入的清真寺大门之上，以此指导自己的畏主和循礼等善行，衡量自己“谨斋三月”的操行，不也表明了他们的善行观中渗透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么？
　　至诚无息。(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二门匾)(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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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有许多汉文匾联，以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具体内容，从而带有浓厚的中国特点。
　　教重纲常。(山东宁津长官镇清真寺匾)(101)
　　纲常，即儒家所倡“三纲五常”。中国回族穆斯林对“三纲五常”确实是极为重视、津津乐道的。
　　以教勖忠。(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匾)(102)
　　心存忠孝，志义齐仁。(归绥清真大寺康熙三十三年碑阳面题额)(103)
　　惟道无名，看怀德畏威，西域久垂声教；以诚立愿，喜父慈子孝，中华递衍薪传。(河北蓟县清真寺对联)(104)
　　诚然，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服从执行政策的长官、善待双亲和子女等内容的文字，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是可以找见的。但是应该指出，将这类零散在经文中的内容，上升到“三纲五常”的理论高度，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则是在中国回族穆斯林手中完成的。正如蓟县清真寺那副对联所云，在“西域久传”的伊斯兰教，给人的印象仅是“怀德畏威”，令人顺从；而它之所以能在中华“递衍薪传”，则应归功于它所倡导的“以诚立愿”和“父慈子孝”等善行了。其间的这种微妙变化，原因不正在于回族穆斯林接受了更重伦理道德及人文主义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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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匾联中关于善行内容的为数也不少。北京牛街礼拜寺对厅阿拉伯文壁字云：“上帝不吝报赏行为之善者。”表明了回族穆斯林对善行的基本态度。所施善行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钦昊昭事、虔诚省礼。(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石坊)(92)
　　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全元气；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甘肃西道堂对联)(93)
　
　　修己爱人，至于爱物。(同上)
　　崇拜真主，称穆民，信德明心，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为万物，合一天人，幸谋得安宁秩序；优待孤儿，本圣训，赈灾救难，若衣食，若住行，若学问，多方教养，愿造成俊杰英才。(陕西灾童教养院清真礼拜堂纪念对联)(94)
　　敦崇教育。(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门楣匾)(95)
　　满足自封者是庸人，积极求学者是学者。(新疆昌吉本地寺门外壁联)(96)
　　兴办学校，惠及教门；扶助桑梓，共仰典型。(甘肃西道堂对马启西教主的挽联)(97)
　　济弱扶倾，恭敬梓乡敷仁泽；通微达隐，皈依穆教得真传。(同上)
　　其人日新又新，敷教胶庠，藏富社会；是谓入世出世，保民丧乱，祷主弥留。(同上)
　　忍耐。(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寺门砖匾)(98)
　　事留退步品真高。(河北保定清真寺殿后厅柱联下联)(99)
　　综观上举匾联，可知回族穆斯林的善行观，与《古兰经》中所讲的善行表现大体相同，其中特别强调学习，是对穆罕默“圣训”的遵循和理解。(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