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教育的女学并不是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的首创,而是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回族穆斯林的文化发明和创新。关于女学历史的研究首先应提及Maria Jaschok和ShuiJingjun二位学者合著的The History of women'S Mosques in Chinese Islam一书,这是一本于2000年在国外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作者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方法在纵横时空上对中国穆斯林妇女清真寺的历史作了综合研究,是一部近年来研究回族学、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根据作者的研究,女学的始兴、形成在晚明清初,大约是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首先是在河南省兴起,后扩散到中原地区各个穆斯林社区[1][P86]。女学的最初发起者不是女性,而是男人,到清中后期,逐渐发展为由妇女自我管理的妇女清真寺,形成了独特的基于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妇女文化[1][p98]。作者是把女学的产生放在广义的中原地区的文化背景上来考察的,或者说是放在了中原地区这一强势的大传统的历史语境中来研究的。正如作者指出的:当回族知识分子在晚明清初开创旨在拯救伊斯兰的妇女经堂教育时,他们关心的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妇女,这个产生于巨大危机时刻的女学教育是基于伊斯兰教义和儒家伦理原则的,它形成了作为穆斯林的妇女身份,规定了妇女在宗教和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伴随着女学的发展,妇女逐渐取代了男人而成为教师和管理者,有声望的妇女被提升为阿洪,女学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机构即女寺[1][P98]。从女学诞生的时间来看,它略晚于经堂教育之男学的产生,或者说,相伴经堂教育在中原地区的兴起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女学的产生是文化挑战与应战的必然产物,是文化自觉的创新。在关中渭南地区产生的经堂教育东渐比邻的中原地区,并首先能够获得男学与女学几乎同步的充分发展,既与回族穆斯林传统文化无法传衍的内部危机有关,又与中原地区整体的文化发达相关,同时,经堂教育向东的全面发展又与唐宋以后中国文化的中心东移南下波脉相承。换一个角度来看,经堂教育之所以在中原地区没有性别偏见地得到全面发展更与其面临的大传统的强势文化霸权的压力密切相关,亦即与中华帝国在明清时期从传统国家向专制型的绝对主义国家转型十分关联。
总之,经堂教育之女学在中原的倡兴,是在文化互动中以变应变的必然结果。诚如Maria Jaschok and Shui jingjun中肯的评价:在中原地区,在异质的文化氛围中,回族穆斯林为了维护和重振他们的信仰,诉诸于创新的方式——女学提供给妇女一个新的有意义的社会文化角色,促使她们从有限的家庭领域进入宗教、教育和社会活动领域。……这些基于妇女宗教和社会需要的创新的制度,给予了回族穆斯林社会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改变现存宗教结构的机遇[1][P304]。
与中原地区相比,回族穆斯林聚居的西北地区是国家的边陲,是大传统鞭长莫及的边地。因此,它面临的文化挑战与压力远远小于中原地区。所以,经堂教育在这里的发展并没有因外在的文化压力而撑破这个传统的男权社会的樊篱,仅形成了经堂教育之男学的单极发展模式——Jamaat—→清真寺(经堂教育男学)—→男人(父亲、儿子)—→家庭(妻子、儿女)—→Jamaat的文化传承的单轨路径,男人成了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将女性排除在了直接受教育之外。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中原地区的回族穆斯林迁居西北地区,立起自己的Jamaat,建起女寺、女学时,它的启蒙并没有为西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所动。如Maria Jaschok and Shui jingjun指出的:河南中原的穆斯林迁居西北,他们在西北发展了具有他们文化特征的地域性社区,建立女寺和推进妇女教育成为他们最突出的特色。相反,西北当地的回族穆斯林仍将妇女限制在家里,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考虑并试办妇女教育,但这些学校数量少,存在时间短,影响有限。然而,这些外来的女学却开创了历史的先河,成为未来西北地区穆斯林妇女教育发展的基础[1][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