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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0 12:55:44 |显示全部楼层

近几百年来,考古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研究成果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和宗教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多年以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探讨的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宗教的渊源,将有望得到解答。
几百年来,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研究有哪些成果呢?这些成果与两河流域的文明史有哪些关系?下面我们将从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史、人类的宗教、语言和 文字的渊源有机的结合起来,为了解两河流域的历史提供有力的依据。
一、考古发掘概况:
     两河流域出土的大量考古文物,越来越引起了世界考古学家的重视,通过近几百年来的发掘工作,目前世界考古学家认定:阿拉伯地区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和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人类从石器时代到近代历史的全过程,都能够在两河流域找到依据:石器时代约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
(一)在现在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巴尔达—巴尔卡、桑尼达尔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狩猎者的临时营地。
(二)在桑尼达尔和卡里木—沙希尔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大麦、小麦、燧石、镰刀、杵禾臼。
(三)在扎尔莫和哈苏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
(四)址中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陶器初期时代的产物
陶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在两河流域的埃利都、乌鲁克、扎尔默和哈苏纳所发掘的古代居民点和埋葬品中获得了反映陶器时代的经济资料。这些资料同时也反映了两河流域畜牧业发展的过程和农业发展中的新品种,新技术及人工灌溉的萌芽。
手工制品的遗物证明了制陶业、纺织业、首饰和石雕手工业的发展,金属制品的遗物说明了手工业的进步。从埋葬中可以看出当时人类阶级分化的萌芽、宗教信仰的状况及当时人们埋葬的形式等。
两河流域大量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对两河流域早期历史年代的划分有了一个概括的依据。人类文明史的早期历史年代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  石器时代:约(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
二  陶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300年)
三  欧贝德时期约(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3500年)红铜与陶器并存时代(因红铜熔点较低古人最先发明了红铜)这一历史时期的出土文物有:
1、用陶苑制作陶器的技术以及彩陶的出现
2、冶金技术的出现,铸造的红铜制品
3、小的居民点
4、地球上最早的城市—埃利都遗址的出现
这段时期反映了人类初期文明的建立与发展、信仰的多样化已从神庙的发展体现出来。
四、乌鲁克时期:约(公元前3500年—3100年)
    这是人类首次进入了一个空前辉煌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信仰的多样化、使人类的善与恶有了一个充分发挥的社会大舞台,这一时期在两河流域出土的大量神庙就是一个人类信仰腐化的佐证:
1、陶轮制作的灰陶和彩陶
2、装饰性雕刻的石制器皿
3、印章的出现
4、用烧制的砖砌成的房屋
5、在乌鲁克发现了安努神庙和祭祀女神伊南娜的安娜神庙
五 、詹木迭特—那色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700年)
1、青铜制品的出现
2、小舟和车
3、粘土模型
4、经济文件---神庙经济档案
以上人类早期历史阶段的出土文物既反映了人类早期生产力的发展也反映了人类信仰变化的基本状况。考古发掘的成果为研究人类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二  考古发掘的主要成果:
1、1849年英国考古学家阿兰米勒德,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发现了古代亚述国的都城尼尼微遗址
2、1850年业余考古学家,亨利莱亚德爵士在尼尼微遗址挖出了数千片破碎的粘土书板
3、1853年将数千片粘土书板送到大英博物馆
4、1872年一名钞票镌刻师、业余亚述学家乔治史密斯经过对泥板上的楔形文字长期研究后,终于能读懂其内容并破译了文件的故事情节,从而发现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吉尔加美什史诗》这是两河流域古老的历史传说用文字记载下来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吉尔加美什史诗》重要文献的发现与释读,为以后所发现的历史文献的释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吉尔加美史诗》的重要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它里面的故事内容与我们所了解的重要经典,如《古兰经》、《圣经》里面的故事内容如此惊人的相似(如国王吉尔加美什为了探索长生不老而去两河交汇处找努海圣人询问如何长生不老,(传说努海活了950岁—《古兰》里也有记载),更重要的是证实了古代“大洪水”的传说的真实性。
5、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爵士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国的都城乌尔发现了王族墓地,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同时通过对王族墓地的深挖与研究又发现了著名的《大洪水坑》,从而证明了许多历史文献中所提到的世界性大洪水的考古证据,并对历史文献的考证提供了重要根据。
6、1939年《苏美尔国王表》的翻译者—索基尔德雅格布森,通过对十五种流传下来的残缺不全的不同版本的国王表研究后精心编辑而成的最后版本的《苏美尔国王表》为研究两河流域的古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的标准确定为以下几个条件:
1、定居的农业文明出现
2、语言和文字的形成
3、城邦获国家的基本确立
4、私有财产及等级界限的明确化
那麽,人类文明的形成还不到8000年,人类原始的种族民族及宗教信仰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人类的语言和文字又是怎样成型的?这些问题是需要学者们长期探讨的问题。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些问题?研究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人类的文学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鉴定人类的历史,而要了解人类史前文化(文字发明之前)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与人类原始文化联系最紧密、最广泛、最深刻的内容就是神话神灵观念,神话与传说是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生动活泼的传说与神话后面是大量的祭祀与神庙。随着原始宗教的产生,使原始人类的文化丰富多彩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深奥话题。
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人类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对宇宙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宗教研究越来越引起普遍重视,宗教作为文化现象已经逐步深入并走向社会,人类社会越是进步对于宗教的研究就越显重要,在全球人文学术领域里就越显突出。例如:宗教研究目前在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梯队,几乎欧美所有的综合大学均有宗教系。他们对于从原始宗教到当代神秘宗教派的研究,对宗教的各种理论和各种细节的研究应有尽有,涉及面广博而深厚。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有许多宗教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有的高等院校还设立了宗教系(如北京大学开设了宗教系)。
宗教研究的意义,使我们认识到宗教并不只是人类认识和理解人类文化的主要依据,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宗教本身在人类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宗教文化本身久盛不衰,虔诚的宗教心理是人类创造社会文化的源泉,宗教研究意义更与人类现实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
    宗教使人类的认识更加深化,人们在深层中去寻求人类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人类生存于同一星球上和谐相处的基础,因此说宗教作为人类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全球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势头。有力地说明了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存在的重要意义。自有人类以来人类除了具有原始的宗教信仰以外,还发展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语言和文字也正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先有语言还是先有原始宗教的信仰-----这是学者们长期所探讨的问题。而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生也是一个世界学者长期争论不完的课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原始信仰的遗物及神话与传说是研究人类文明初始时期的主要依据。
人是以万物之灵的身份来到了地球上,人具有其它生灵所不具有的功能。人具有高度的智商和理智;具有一定的分辨是非的能力;有较强的创造力、理解力和记忆力。人的功能决定了人对周围之物的感悟能力和思维能力,人在地球上感悟到白天与黑夜永久不息的交替变化,逐渐认识到地球的自转能力,而冷热的变化使人认识到地球的四季产生原因。宇宙万物的规律性极其精密的运转轨道是人对神灵存在的真实感悟。但是人的功能还不足以使人真实的认识到神灵的存在。人类还需要一种《天启》的力量来认识自己的存在是来源于神灵。由于“天启”的力量加之于人的智商和理性(人类的高级功能),因此使人类在初始时期,人类关于“主宰”和“神”的概念就已经建立起来,哪里有人哪里就有神的存在,没有神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后来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神话传说,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是由神话开始铺开的。
人类的诞生与发展是与人类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我国学者杨奎认为:人类的起源、社会的起源以及语言的起源三者是同步进行的,同样也是互相促进的。语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一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从学术角度讲各种观点各有不同。当我们从宗教信仰的观点来审视一下我们所了解的科研成果时,就会发现人类古代关于语言、文字、服装等人类生存,交流功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阿拉伯地区广为传诵的《天方大化历史》一书中的有关人类原始时期的语言、文字、服装的故事。给我们指出了从人类宗教信仰的观点来认识人的语言,文字、服装的产生与发展可能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方法。《天方大话历史》一书指出:前言部分—《天方大化历史》一书原名《白达义尔率胡勒》,是阿拉伯历史学家木海默第采集各名家所著伊斯兰教典籍中的精彩部分编篡而成,1919年由中国回族学者李延相翻译到中国。《天方大化历史》并不是具体的阿拉伯国家社会或民族的发展史,而是叙述伊斯兰教列圣史迹与传闻的一部宗教发展史,书中记述时间的跨度如此之大,“始自真主造化天地万物具备,……至最后一位圣人穆罕默德,世将尽矣”。记述的内容如此之活泼与神奇,也可以让人认为这是一部充满文学色彩的伊斯兰神话与传说的荟萃。《天方大化历史》卷之三神世第37页摘录:阿丹自天国至地终日呺泣悔过,不敢仰面于天,俯首求主饶赦,三百年之久,…然后阿丹赤身无衣,难挡太阳之曝,有求于衣布来衣勒天使,天使奉主命从天国牵羊一头行至好娲处,遂剪其毛教以织纺成衣,复将此衣送至阿丹与之遮体,免受太阳酷热之苦,然阿丹又立站四十年,当无饮食,但饥渴交加,又诉于衣布来衣勒天使,其天使奉真主之命从天国牵牛黑白两头,教以栽种麦田五谷,无以不备…传说主赐阿丹夫妇牛、羊、驼等共八对此为饮于其乳,衣于其毛。从此阿丹耕田、种树、造室、置毛衣日用备而教化兴…主降天经二十一卷,指导古人怎样防寒防暑、禁止、许约、警戒四则,不吃自死物、遵守伦理道德、不吃一切不洁之物;主将字母二十八个以为天下古今字母之祖。
古代的传说与神话我们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但是目前人类的原始信仰、语言、文字的产生之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期待着人类传说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历史。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人类从原始的一种语言发展到多种语言,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已经形成了人类的多种语言系统。
一、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使用的语言超过5000种,没有被公认是独立的语言有1400多种。
二、在数千种语言中,使用人数不到10万人的占大多数,有的语族只有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它们在数代之后可能会有90%的数量面临消亡。
三、使用人数在100万以上的语言约有200---250种。
四、使用人数在一亿以上的语言有10种,总人数超过33亿占全球人口的55%,以上这种十种语言是:
1、汉语:使用人数12亿,主要在中国及世界华人地区
2、英语:使用人数4亿5千多人,主要在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目前全世界有75个国家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
3、印度语:使用人数近5亿,主要在印度属于印欧语系
4、西班牙语:使用人数3、62亿,主要在西班牙及拉美洲等地
5、俄罗斯语:使用人数近3亿,主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
6、阿拉伯语:使用人数近3亿,主要在阿拉伯半岛、西亚北非等
7、孟加拉语:使用人数1、9亿,主要在孟加拉国
8、葡萄牙语:使用人数1、77亿,主要分布在葡萄牙和巴西
9、马来及印尼语:人数为1、48亿,分布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10、日语:人数为1、2亿,主要在日本
(是世界上唯一的单一民族语言)
全世界的语言基本上可划分为若干语系,语系下分语族,语族下是语支,语支下是语言。如汉藏语系下包括很多语族,其中藏缅语族下分为藏语支、彝语支、彝语支下又有彝语,纳西语,哈尼语,拉詁语等等。又如原始印欧语系下有欧洲语族和亚洲语族,欧洲语族下又有南欧语族,南欧语族下才是意大利—凯尔特语支,包括凯尔特语和意大利语。
我国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九大语系:
即:汉藏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伊比利亚和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南亚语系、马来—波黑尼西亚语系
至今语言学家和世界学者没有对人类语言的起源有一个统一观点,并将长期争论不休。语言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研究课题。当人类初期语言形成后,文字随之而产生,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人类文字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
两河流域文明史的研究,使我们对人类初始阶段在两河流域所形成的部族、语言、文字、信仰及国家都有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认识,而两河流域的历史研究是与亚述学紧密相关的。亚述学是19世纪中期产生的,它是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历史和文化的综合学科,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称为亚述地区,而南部地区称为巴比伦尼亚,地球上人类最早的文字产生于两河流域,是由苏美尔人于6000年前发明创造的契形文字,它是由削尖的芦苇秆刻划在泥版上所形成的契形文字。这种文字干后可以保存几千年。由于这种文字最早是在亚述地区发现的,故称为亚述文字。
后来所形成的西亚大多数民族都曾使用过这种文字,不同的民族都用它来书写自己的语言。人类的文字从诞生到成型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人类的文字诞生于距今8000年与7000年之间,早期文字诞生于苏美尔和苏斯亚纳时,是用一端削尖的芦笋秆在湿土简上写划,这时写划的字是与实物大体相似的象形字,即记载对象是可以辨识的表示法。但是经过一段时期后,人们很快就创造出一种更快捷、更实用的方法,就是将契形芦笋秆末端压入土简中,同时用左手转动小土简以改变压印的方向和角度,这样先前很容易辨识的实物形象变得抽象起来,并且需要符合特定的程式,它们与最初的象形符号有了较大的差别,这种对形象的逐步提炼就形成了更加抽象的表意文字,这时文字不仅可以记载实物(名词)和数目(数词),而且动作和行为的概念(动词)也被引入。古人从简单的记账(牲畜的头数和谷物数量),进步到用动词和形容词修饰名词,从而开始了真正的文字描写,最终契形文字符号定型了达600多个,其中约有一半是简单的语标符号(单个的词/单义),其他的则既是语标符号也是音节符号,有些符号也用作限定词,帮助解释单词或给单词分类,例如:一个人在其名字前可能会有一个表示“人”的契形符号(简单的一竖),城市和神有相似的限定词,这些新的符号后来成为苏美尔诗人写作著名史诗《恩麦卡尔和阿拉塔之王》的工具。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许多文明都采用了这种非常实用的文字形式,将其融入自己的民族语言中,使用契形文字的阿卡德语变成了古代社会的通用语言,这是埃及人的很麻烦的象形文字所达不到的。由于阿卡德语的推广使得赫体语、巴比伦语、爱兰语、亚述语、乌拉尔图语、波斯语和叙利亚语相继都使用了契形文字,而乌加里特人采用契形文字后,创造出了他们的简单的23个字母,并最终通过腓尼基语和希腊语演变成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字母。
苏美尔人所创造的契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所继承并发展为后来的巴比伦语和亚述语。而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又将这种语言传给临近的波斯人和周边民族,这为以后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为解开契形文字之谜创造了条件,因为要想解开长久以来人类最难懂的语言文字—契形文字之谜恰恰是需要从相反的方向进行。通过释读波斯语的契形文字过渡到释读埃兰语的契形文字再过渡到巴比伦语的契形文字。
如果说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诞生了亚述学,那麽对亚述地区发掘的最古老的契形文字的释读成功,则奠定了亚述学的基础。人类语言文字的研究,对人类历史宗教信仰,以及更好的释读重要的历史文献有哪些重要的作用?以下是我们论述的重点:
     几百年人类在继承传统信仰的同时,也同样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经典,如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佛教的《佛经》等。在破译远古时期人类最古老的契形文字之谜之前,人类是不知道契形文字记载的许多传奇故事,是和我们目前所继承的历史文献中的内容有惊人的相似的之处,它为我们解释历史找到了依据。
古代语言文字之谜是如何解开的这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情:
1849年英国考古学家阿兰米勒德在底格里斯河东岸挖掘时发掘了亚述古国的国都—尼尼徽遗址。1850年业余考古学家亨利莱亚德爵士在尼尼徽又挖出了数千片破碎的图书板,并于1853年送往大英博物馆,在那儿一些富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开始翻译这种奇异的刻写在粘土板上的契形文字。其中一名钞票镌刻师业余亚述学家史密斯,经过长期的研究后能读懂泥板上的契形文字,并从中发现了著名的古人的史诗《吉加美什史诗》,重要的是史密斯所发现了古老的《吉加美什史诗》中有关“大洪水”的记载,这与《古兰经》中的努海造船及《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的记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由于史密斯是英国人而英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因此当史密斯在伦敦圣经考古学会上宣布了他的发现,他的报告立即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考古研究成果头一次与宗教经典的记载相联系。当时的《每日电讯报》立即决定出资供史密斯前往两河流域去寻找其余的泥板残片。令人惊奇的是史密斯居然在尼尼徽遗址的灰尘和瓦烁中找到了那些残简,古老的苏美尔的洪水传说主要记载着乌鲁克的国王—吉加美什,寻找到了乌特纳普什蒂姆(即指努海、诺亚),问这位大洪水后的英雄是如何得到了永生(这和中国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很相似)。当时这位英雄住在交汇的河嘴处过着他那长生不死的日子。
     当时的史学界对史密斯所发现的泥版上记载的“大洪水”故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直到187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起的第一次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当时对苏美尔古国尼波城进行了四年的挖掘,并出土书板约五万件,其中有一块3700年前的碎泥片中,也同样记载着和《吉加美什史诗》中所说的那次“大洪水”的故事,这一事实改变了考古界对两河流域“大洪水”传说持怀疑态度的看法。这五万多块泥板直到今天仍在研究中。苏美尔人古老的历史传说故事,被记载在流传下来的泥版之中,这些版本是在尼尼徽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不仅包括被称作《吉加美什史诗》的12块泥板,还有关于讲述伊塔纳乌鲁克第一王朝的恩麦卡尔和卢加尔班的传奇故事,和苏美尔人著名的“大洪水”的故事。
两河流域早期历史年代的最重要的资料是—著名的《苏美尔国王表》,也是近二百年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的翻译者—索基尔德·雅各布森,是他在研究了十五种流传下来的残缺不全的不同版本后,于1939年精心编辑而成的,是保存得最好的版本,现存于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这份契形字文件的《苏美尔国王表》,是保存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一根五角形的大泥柱上,这份重要的文件上列的王朝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从后来发现的文件中,我们看到其中有些王朝是同时存在的,由于考古发现的文件中很少记有国王的名字,所以很难精确断定某一国王属于哪个时代的。在历史年表中很难确定其位置,而在以后所发掘的泥版文件中出现的英雄的名字,和《苏美尔国王表》中的名字印证是同一个人,为考古界释解《苏美尔国王表》和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另一项非常主要的考古发掘,不但印证了苏美尔国王表的真实性,同时也为世界性“大洪水”的传说提供了实物依据。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爵士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国的主要城市乌尔城发现了王族墓地,王族墓地里不但有帝王贵族们的陪葬品、艺术珍品,还发现了许多年图书版上面的历史记载,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中发现了和《苏美尔国王表》里帝王名字相同的文字记录,其中有乌尔第一王朝创始人的名字,在这之前认为《苏美尔国王表》是虚构的说法被乌尔出土的文物证明是其真实性。
伍利相信在乌尔发现的帝王墓地,是乌尔第一王朝建立之前不久建造的,从出土的文物及各种艺术珍品上断定:在第一王朝之前肯定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这就是被学者们认为是消失了的苏美尔文明)。伍利细细审视了发现的文物后,决定从墓穴下面再往深处挖去。向下挖了一米后,除了破砖、灰烬及碎陶层外,再往下挖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沉淀的干净的泥土(由大洪水后沉淀而成),挖掘工人们认为再往下挖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但伍利坚持自己的看法,继续往下挖,当又往下挖了两米后,终于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造得燧石工具和陶器碎片(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人类在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石器时代的产物)。挖掘停止了,伍利认为这两米厚的沉淀的干净的泥土层就是“大洪水”造成的沉积物,这就是被后来考古界认为是“大洪水”的证据的——著名的伍利“大洪水”坑,它显示了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重大灾难。史前人类遗留下来的文明产物都在伍利的大洪水中显示出来,王穴从上到下所明确显示出来的遗物:离地面最近的一层遗物是当时人类的用品和建筑物品;出土文物中红铜制品、彩陶、艺术珍品等,显示了当时时代文明的辉煌。而下面一层是过渡时期碎砖瓦片,再下一层既是两米厚的洪水沉淀泥层,最下面一层出现的燧石工具与陶器碎片,显示了古人在石器时代的文明程度。伍利的“大洪水”坑,不但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人类惨遭“大洪水”惩罚的真实记录,而在另一层面上又印证了人类信仰危机的结果。人类为什么要遭到大洪水的惩罚?古代的真实历史传说,在我们后来所发现的历史文献中有哪些体现,这是需要我们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认真研究的。
契形文字从认识到释译的重要意义
1872年英国亚述学家乔治·史密斯破译泥版上契形文字的《吉尔加美什史诗》,为释读历史文献做出了贡献。而在这之前,人们对契形文字的认识到释译经过了一个非常困难漫长的过程:
一、最早关于契形文字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IV89)中曾提到过这种文字,把它称作亚述文。
二、1621年意大利旅行家彼得罗·戴拉·瓦莱在从波斯写给他在意大利朋友的信中,首次提到了契形文字,信中摘录了一小段文章,包括五组符号,这是欧洲人所见到的最早的契形文字;是由意大利人瓦莱从波斯古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大流士皇宫的墙壁上临摹下来的。
当时人们对这种文字非常陌生,甚至于有些学者怀疑它根本就不是文字而是一种画在墙上的装饰品而已。但是在随后的巴比伦尼亚和亚述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很快就证明了契形文字是这一地区唯一常用的文字。
三、1677年曾经担任过英国驻波斯大使的英国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他发表了一份三行契形文字的复制品,并认为它是由单词或音节组成的,他根据波斯王宫保存完好的铭文正确地推断出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读的,并确认这就是波斯人的语言。
四、1693年英国驻东印度公司代表塞漻尔·弗劳尔发表了一份只包括23个独立符号,由20行组成的波斯波利斯铭文,被称为真正的铭文。
五、1700年托马斯·海德在一部有关古波斯宗教的著作中,复制了弗劳尔的铭文,并把它称为契形文字,这是这种文字首次获得这种称号,此后被普遍采用。
六、1711年法国旅行家施瓦利埃·卡尔丁复制了第一份完整的波斯波利斯王宫的铭文。而在三年后卡涅利·莱布鲁姆发表了一份更为精确的三种语言的铭文抄本。
七、1778年数学家卡尔斯滕·尼布尔发表了由三种语言组成的准确全面地波斯波利斯铭文,指出铭文应该从左向右读,并认为这三种铭文代表着契形文字的三种不同形式,在尼布尔研究的基础上,同时代的两位语言学家对释读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一位是东方学家—奥拉夫·格哈德·泰克森,他在1798年正确地断定尼布尔所说的三种形式的语言代表三种不同的语言。另一位是哥本哈根的弗雷德里希·明特尔教授,于1798年向丹麦皇家科学院提交了他的两篇论文,并于1800年正式发表:他认为第一种铭文是字母文字;第二种铭文是音节文字;第三种铭文是一种表一式或象形文字。
八、1802年9月4日德国一位年仅27岁的中学教师—乔治·弗里德里希·格罗特劳德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在前人研究契形文字的许多成果的帮助下,宣读了他的论文,他以令人信服的材料,证实那三种形式的契形文字书写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正确分辨出古波斯契形文字的10个字母,格罗特劳德的研究成果为契形文字的释读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1835年25岁的英国年轻军官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前往波斯担任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罗林森是一位古典学者和多种语言的研究者。他一到波斯,就对遍及全波斯的契形文字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收集三种不同的铭文。他很快就注意到了,哈马丹附近的阿尔凡德土墩铭文和位于克尔曼沙20英里远的贝西斯敦铭文,前者铭文里包括三种语言的短篇,罗林森临摹了它们并成功地读出了它们。能从中断定出18个波斯契形文字的符号,他感到要想确定铭文的所有符号,必须掌握许多专有名词才行。而后者《贝希斯敦铭文》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为向世人炫耀他的功绩刻写在150米高的悬崖上的铭文。主要记载的是他镇压国内高墨达暴动和人民起义的经过,铭文以波斯契形文字、埃兰文和巴比论文三种文字刻写在位于古都埃科巴坦那西南的贝希斯敦的大崖石上。罗林森首先拓出了铭文的波斯文部分共五栏414行,并摹拓了《贝希斯敦铭文》的第二种语言—埃兰文铭文的全部263行。1848年他完成了以上两种文字的全部翻译工作,并将他的研究成果从巴格达寄往皇家亚洲学会,从而把古波斯铭文的释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古波斯契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使释读《贝希斯敦铭文》中其它两种契形文字成为可能,大量来自亚述和巴比伦的考古发掘成果把这种可能变成了丰富的文字资料。
罗林森等人随后很快便识别出第二种文字的200多个符号,这种文字被证明是埃兰文。
1847年罗林森冒着生命危险摹拓出铭文的第三部分,即巴比伦部分,共计达112行。
十、1850年另一位学者爱德华·兴克斯正确读出了巴比论文的许多元音,元音加辅音并读出了巴比伦语的第一人称单词(代词“我”)并进一步断定巴比伦—亚述语不是字母文字而是音节和表意文字。
十一、1855年著名东方学家欧佩尔特连续撰文证明罗林森和兴克斯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从而大大巩固了亚述学的根基,1857年这门语言被正式命名为—阿卡德语。从而一门新的学科—亚述学宣布诞生。罗林森由于在释读契形文字方面的突出成就,被尊称为—“亚述学之父”,随后罗林森等人又基本上破译了苏美尔语,并因此产生了亚述学的分支—苏美尔学。
解开文字之谜为学术研究敞开了道路,有了文字这个基本工具后,如何开展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呢?首先是做好基础性工作:需要整理、释读和发表原始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有:法律文书、管理文书、经济文书和契约文书。
当发掘、整理、释读和出版的原始契形文字泥版文献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编纂系统的亚述学辞典的工作便成为可能:承担这一重要具有非凡意义工作的是,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参加编纂工作的学者都是国际著名一流的亚述学家,专家们编纂的词典是亚述学者们必备的工具书,而且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的所有例句均选自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典、铭文、契约和书信等原始文献。
亚述学自创立至今,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在全世界已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在全世界逐渐形成了一些研究中心:
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德国的马堡大学、慕尼黑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亚述学有自己的国际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分别在不同的国家举行,从1986年起,我国便有学者参加国际亚述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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