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①

木子

<><FONT size=4><STRONG>[转帖]“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①<br></STRONG>阅读全文请点击</FONT><a href="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1/list.asp?id=3048" target="_blank" ><FONT color=#000000 size=4>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1/list.asp?id=3048</FONT></A><br><br><FONT size=4>姚大力（复旦大学） <br>《中国学术》2004年第1辑。,2004.01 <br><br>[关键词]回族学<br><br>     一 <br>在中国历史上，回回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形成为今天被称为“民族”的这样一种人们共同体的？ <br>    对这个问题，我们先后有好几种不同的回答。较早对回族历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的金吉堂认为，从元代到明中叶，“为回民在中国[的]同化时期。各色回教人士，在中国境内起一大结合，构成一整个民族”②。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真地对这个问题从事讨论的“民族问题研究会”，在《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中没有明确断言回族究竟形成于何时，只是不失审慎地写道，回族的“发展史应该从元朝开始” ③。基本完成于1963年的《回族简史》事实上遵循着上述思路。它写道，自南宋末叶至元亡，“是回回的初期活动时期。这时，形成回回民族的条件在萌芽、成长中，回回民族还没有形成”；而在“明代三百年中，回回已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④。有明统治长达近三百年；那么，能否将回族的形成确定在其中某个更具体一点的时间段之内呢？王建平在他完成于瑞典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认为，就云南而言，“一种区域性的回族认同形成于明代中叶以后；那时‘回回’的名称已广泛流传，而一个松散的网络也已构成了”⑤。当代著名的回民历史学家杨志玖，则在他逝世前不久为自己最后的论文结集《元代回族史稿》所写的“绪言”中，将回回的民族形成提前到比明代更早。他说，这个过程，“大约在元代中后期”已臻于完成⑥。 <br>与以上诸说相比较，还有一种差异度更大得多的见解，将回族的形成时间位置于1950年代中国政府正式地对这一点予以确认以后。杜磊指出，尽管回回先前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种族意识，但在国家于1950年代正式承认它是一个民族之前，此种意识是相当地方化、并且缺乏充分条理化的。他说：“与各种的官方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图所示相反，在1950年代获得政府确认之前，回民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就像许多其它的人们群体一样，回族只是在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才开始出现。如今以回民著称的人们，是7至14世纪定居中国的波斯、阿拉伯、蒙古和突厥等族的穆斯林商人、军人和官员们与当地非穆斯林妇女通婚而产生的后裔。因为绝大部分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共同体中，如果说他们其中的部分人（肯定不是全部）还有那么一点共同性，那也就是对伊斯兰的信仰而已”『7』。李普曼也说，所谓“民族”的概念，“只是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且仅在1949年以后才被有效能的中央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持续有力地加以使用。但这样的‘民族’论者却又坚持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各种技术的和社会的干预及能力使‘民族’得以成立之前，这些实体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统一的团聚体，已经存在了极长的时期”。因此，李普曼反对“把‘民族’的范式应用于回民穆斯林（或者毋宁说是任何一个人们群体）的历史”。他赞成杜磊的看法，认为在1949年之前，“回回”的概念仅仅意味着穆斯林『8』。 <br>学者们对回族形成的时间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分歧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他们在怎样界定一个民族的存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严重的不一致。仔细检视把回族的形成位置于元明时代的上述诸种见解，不难发现，它们都把某些共同文化基质的产生、发育视为特定民族共同体确立的标志。不论持有此种见解的人们是否先验地假设，他们所发现的那些共同文化基质必定会或者已经在该共同体成员之间催发出一种主观归属感或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意识本身始终不曾成为他们郑重关注的对象『9』。另一方面，李奇于1954年发表的对高地缅甸克钦部落的研究表明，种族集团的形成又未必以共同文化的承载单元作为必要前提。恰恰相反，是“自我指属”（self-ascription）的意识，导致某个群体的人们选择并利用某几项文化特殊性作为自身之与众不同的标志。继李奇提出的“挑战”之后，巴特为1969年出版的《种族集团与划分界限》一书所写的“导论”，在人类学领域内赋予种族性以“新的意义”。于是，从不同人群间互动关系中产生的“边界”意识、而不是由其文化基质的异同本身所直接引发的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意识，以及它在有关种族性的各种理论中的重要性，就在1960年代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中被极明显地凸现出来『10』。事实上，到1980年代中国民族学研究重新起步的时候，不少国内学者对这一点曾有所意识。他们似乎是想把这种极其重要的主观认同意识纳入斯大林定义中所谓“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框架里去『11』。不幸的是，这样的处理，正好消解了新观念原本可以推动的再深入一步的思考与新的学术创获。 <br>主张回族形成于19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者，高度强调现代国家的“制度化”运作对回族成员的身份自觉或种族认同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此种见解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在极大程度上揭示出过去一向为中国学者所普遍忽视的那一个层面的现象。但是，如果像杜磊所指出的那样，在形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之前，回回人的群体中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种族意识，哪怕它还带有“相当地方化”的、“缺乏充分条理化”的特征，那我们就应当对出现在回民群体内部的这种自我归属意识的历史状况及其演变，作出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人类学提出的这个问题，于是也就伸展到历史学的领域之内，并需要<br>    借助于历史学的方法来回答。尽管李普曼的著作所采用的基本上是历史学的方法，但他对回回群体内部认同意识的产生及其历史变迁，似乎仍未给予特别的关注。 <br>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不尽然是回回民族究竟在何时形成的问题。问题的实质似乎是，在当代中国政府将“民族”作为一种制度化范畴用以“识别”和划分国内的各种人们群体之前，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种类的人们群体，其特性与今天被称为“民族”或“种族群体”的人们共同体基本相近？更体地说，今天的“回族”，是否存在着某种前现代的历史型态？『12』<br>本文拟从回回群体内认同意识产生与变化的这一历史层面，对有关的史料进行清理和尝试性的分析。 <br>二 <br>汉语文献里的“回回”名称，如果不算沈括《梦溪笔谈》卷5“乐律一”所记“凯歌词”中的“银装背嵬打回回”一语，则最先是辽金之际的华北汉人用指喀剌汗朝乃至迤西诸地居民的名辞。该词本身应当是派生于“回纥”、“回鹘”的又一汉语异写；对西北域外情形不甚了然的华北汉人，很自然地将辽远地方的人们看作是同属于这一方向上自己尚能有所知晓的最外缘人群。因此，在金宋汉人的观念中，“回回”与“回纥”、“回鹘”经常是同义语词『13』。 <br>但这种情况在蒙元时期发生了变化。元初汉人用“回回”来对译蒙古语Sarta’ul。后者派生自突厥语词sart，原来译言“商人”，但它在十一世纪之后衍义为（与游牧人相区别的）“伊兰人”『14』。从《元朝秘史》来看，当该词以Sarta’ul（&lt; Sartaq）的形式进入蒙古语时，它似乎是用来指称西辽或花剌子模的地面及其人民的一个专用名词『15』。蒙古人很清楚地知道，Sarta’ul的概念并未将回鹘（元代又称“畏吾儿”）包举在内『16』。这一区分，最终使得“回鹘”（或“畏吾儿”）与“回回”这两个名词，在大约十三、十四世纪之交被分离开来而各有所指。此『12』 并不是所有的现代民族都必定具有其前现代的历史型态；同时也有很多具有“民族”的前现代型态的人们群体最终未演变成现代民族。为了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相区别，本文用“种族群体”或“种族”来称呼民族的前现代型态。这里的“种族”，与用来翻译racism 的“种族主义”一词的意义无关。顺便说，后者其实应当译为“人种主义”才更准确。 <br>后直到元末，“回回”不再包括畏吾儿，而成为畏吾儿以西中亚诸人群的集体称谓。当时，它的主要构成部份虽然是伊斯兰信徒，但它还不是“穆斯林”的等义词。元代有“术忽回回”（指犹太人）、“绿睛回回”（指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普赛人）等，便是明证。 <br>汉语“回回”一词真正转义为伊斯兰或伊斯兰信仰者，似乎是在明初。在《华夷译语》中，“回回”分别被用来对译两个不同的语辞。《鞑鞑馆杂志》用“回回”对译“撒儿塔兀勒”；我们在十三世纪文献里遇见的这个蒙古语词仍然存在于明清时候的蒙古语中；在此种场合，它的词义被固定为古代的地理－民族专名“哈剌契丹”，即西辽『17』。《回回馆译语》则用“回回”移译“母苏里马恩”，即阿拉伯语词“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Musulmān的译音（元代的汉语译音作“木速蛮”等）。随着明代汉地社会与蒙古人的隔绝，“回回”的前一种涵义逐渐退出日常通用的汉语，“伊斯兰”、“伊斯兰信仰者”遂成为它最基本的词义。 <br>从现在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看，在明代前期和中期的近二百年里，“回回”的名称虽然流行于汉地社会，但是今天回族的先人们那时似乎并不把它当作他们的自我称谓『18』。在当时，他们用以自指的，很可能是今日仍可见于“经堂语”中的“穆民”（Mu’min，阿拉伯语，译言“信仰者”，又异译作“摩民”、“母民”、“穆我民”等）、“母思里妈纳”（即“木速蛮”的异译）等称谓，而“教民”、“教门人”“同教人”等词，也许就是它们的更汉语化的对译词。今天所能见到的回族先民自称“回回”的最早的证据，大概是写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北京牛街礼拜寺“敕赐礼拜寺记”碑『19』。可以说，至晚是在明末清初，“回回”一词已相当普遍地被回回人群接受为自我的称谓。王岱舆写作于崇祯年间的《正教真诠》，康熙时代马注的《清真指南》，康熙、乾隆时代的刘智附著于《天方至圣实录》中的《回回说》，都关注到对“回回”或“回辉”称谓的解释『20』。到了清代后期，回回中间已有人明确地把自己的这个群体称为“回族”。 <br>“回族”作为一种他称，最早似出现在乾隆时代。据田坂兴道的征引，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卷三十“西陲纪略”叙述哈密人口向肃州地方的迁徙时写道： <br>    “哈密夷人于故明时徙居肃州卫东关乡居住者三族。曰维吾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织，为边氓矣。士商营伍，咸有其人”『21』。 <br>乾隆五十年（1785），福康安在关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奏折里，也不止一次使用“回族”的提法『22』。光绪十六年（1890）刊印的杨昌睿《甘肃忠义传》，在传文中亦多次出现“回族”、“回籍”的字样『23』。光绪后期的樊清心在《甘肃回匪肃清善后议》里，更将“回族”一名当作明确的分类范畴来使用『24』。恐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族”也逐渐成为回回人的一种自称。同治六年（1880），云南人马开科为马复初的《大化总归》作序时说：“科生不辰，相见恨晚。虽隶籍回族，而非真回”『25』。马开科在这篇序言里几次提及自己的族属。他更多地使用的是“回人”这个词；可是在上面引述的那一处，他确实明白地称呼自己是“回族”。由回民留下的涉及自身族属问题的文献实在是太少了。无论如何，这个例证不应当被看作只是措辞方面的一种偶然巧合。正如下文将要说到的，如果在民国前期，“回族”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自称，那么这一倾向在清末开始呈现，不是正在情理之中吗？</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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