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粘连与拒斥

冬天的背影

当回族的第一拨带着伊斯兰信仰的先民他上中国的土地，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行为将对其后人乃至历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就如同成吉思汗西征，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蒙古大的过，二不曾料想会给欧洲留下“黄祸”的深深恐惧一样。历史往往是由于个体的人有意识的行为带来的无意识的影响而改写着每一步足迹。处于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盛唐帝国，宽容地接纳了这一批来自一隅的客人。在长安城中有这些蕃客聚居的蕃坊，坊内有清真寺，清真寺的教长亦是这一坊的管理者。宋代蕃客增多，单人时聚寺而居，始终与其它民族呈现一种半隔离状态。虽是如此，但这一切已为统治者所接受。如果这一年代已太过久远，以至于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那末历史会重复它本身（Historyrepeatsitself）.

         “五四”前后，西放文化大举入侵，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中西文化之争，表现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界的骚乱和紧张惶惑。与此相比，在那悠远年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入侵，有没有引起同样的骚乱和惶惑呢？由于史料的欠乏，我们不得而知。但似乎是没有产生这样的阵痛。为什么呢？我认为西方文化自入侵，它就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登陆中国，并且是由中国文人自己发动的。西放文化自登陆以来，首先洗涤了中国人固有观念中的一些对抗因子，因此随之而来的西式的生活方式亦为国人接受，有的国人甚至以此为荣，并没有被社会精英视为殊俗。

       然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入侵却恰恰相反。从一开始，这种文化就被定义为某些侨民的“殊俗”而被接受。人们乃至统治者认可的仅仅是一种生活的习俗，而不是一种生存的理念。究其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伊斯兰传入中国虽不乏有献身真理的“宣喻”之士，但更多的是作为穆斯林来华的附属物：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性行为，二是一种个人行为。也就造成伊斯兰在内地的传播时“社会史式的，而不是哲学史式的，即它不是教义教理的传播，不是依靠教义思想征服群众，主要是依靠信教者自身细胞的增殖来扩展信仰世界。”（23）

     

冬天的背影

另一方面，在伊斯兰的信仰理念进入中国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儒释道的三元整合。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开始，辅以道家的避世之超脱思想的融入，到以无神论思想为核心的印度佛教精义的传入。中国的儒家文化揉以佛道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价值真理。而道家修道升霞的超然出世精神，及佛教寺大街孔、无所动心、清净涵虚的思想，不但不曾对“天人合一”的君主专制造成冲击，反而成为避免社会震荡的粘合剂。虽然三千多年前的“天”是有神意的天，但后代的“天”只是帝王将相所设置或至少是加以利用的存在，其“实有”的指代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主张无神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演为“禅”，“顿悟”“立地成佛”的主张更是暗合了人性中的“惰”。于是儒释道的三元合一就牢牢粘附在中华大地上。

       从这两方面来看，先天“宣喻”不足的伊斯兰文化，在与儒释道三元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整合过程中，是中未得到统治者的扶持，二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统治思想下，也就使其一直处于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如果这两方面的分析可以解释伊斯兰文化自登陆华夏便与中华文化的拒斥与距离，那么既然伊斯兰文化自登陆至今，1300多年以来未曾夭折或消失，并且还产生了中国境内的又一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足以说明，此种文化与中华文化存在着某种契合。

       中华文化成为儒释道三元整合体之后，虽然亦有人将其臣为“准宗教”，但它毕竟不是一种宗教，至是一种哲学体系。然而，“知道现在，哲学还没有毫无争议的确立到的、推论和批评的基准，尽管它滔滔不绝地谈论真与伪、罪与罚、美与丑，似乎振振有词，可是又不能决定这些区分的来源。”（24）就如同佛教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认可为“天启”宗教一样，哲学无论如何只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有的哲学理念，只源于人的思考，人所制定的某种规范成为人自省之后服从的他律。时至今日，所有人类思考之后的理念，都在经历着后现代摧枯拉朽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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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一经产生，就存在其超验性。“安拉”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创造者，他是存在的。然而“安拉”的存在是不能以经验进行“实有”验证的：他是超然的，但是是存在的。伊斯兰不仅仅是一套信仰体系，更是一完整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他律的决定者不是人的思维，二是安拉的意志。因此这种绝对价值的理念是不容超越也是无法超越的。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契合在于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作为宇宙中渺小的人，是否可以去寻找一种超验的绝对价值作为终极追求的真理？基于对儒家现世文化的思考，问题的“结”就转化为：先村的人类自定的他律规范是否能够慰籍个体生命的灵魂以达到人格的自足？

        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自沉汨罗江，留下了历时千年的一叹，那么屈原究竟绝望于什么呢？“以高扬内心道德自足的精神来维系社会、挽救社会的儒家信念受到了正当的怀疑。囱信儒家信念的屈原恰好是死于这种正当的怀疑精神。”（25）两千年后的王国维也正是在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化上的大分裂是，又上演了一幕自沉的悲剧。（26）他们都是绝望于一种他律规范的坍塌，而自毁于自己曾经执著甚至痴迷的一种理念。那么这种人类自定的他律规范在慰籍个体生命的疑问中定然存在着某种欠然。此时超验的绝对价值和终极真理便放射出它的光彩。这种信仰体系是个体生命再追问“我”之所需所求之后，服从的自律规范。然而，与佛道的逍遥隐遁不同的是：伊斯兰是一种入世的宗教。这一整套的生存理念不仅给予人面对神--安拉的方式，也给予人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它允许人沉浮于世俗，，但决不允许沉沦。他认可人能自毁，但也相信人能自救。（27）他总是承诺你美丽人生，在经历今世的凄风苦雨之后。正因为如此，在自古就缺乏超验的绝对价值和终极真理慰藉的中华文化中，伊斯兰文化始终有其存在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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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约16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开始以经堂教育传承伊斯兰文化，首创者为陕西渭城人胡登州。胡氏自幼习儒学，有从名师学习伊斯兰经学。他目睹当时陕西伊斯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便立志兴学。他采用的方式是在自己家中招收弟子，有他自己供给生活费用，传习经典，栽培学人。后来发展为各地清真寺内办经学，学费由坊内回民负担。在这种传承伊斯兰文化的教育方式中，我们隐隐可见宋代盛行的书院的影子。宋代儒学对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书院的教育模式，还在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亦为广大回族所吸纳。伊斯兰的“天道”与宋明理学“人道”结合，奠定了回族文化的基柱。这一套伦理道德在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文化中已然存有其精神，只是不曾用“汉语”这种语言方式重新构建。于是，在通行汉语的中国，现有的暗合于伊斯兰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便融入了回族文化的精神之中。明清之际，以刘智、王岱舆、马注为代表的以儒释经更将儒-伊文化的粘合推向一个顶峰。观之明廷“侍郎”的萨奇，诗人丁鹤年，都是以儒家丧葬习俗安葬他们故去的母亲。而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也“回而儒，儒而释”遁入空门又引劲自尽，临终却要求以穆斯林的葬俗施以白布裹身的土葬。这些都说明儒-伊文化结合之后又在产生某种裂变。在伊斯兰信仰中，个体的人从生到死这一段旅途中，都是以“神--安拉”的存在为依托，追求一种超验的价值真理。然而，这一切从更本上与“未知生，焉知死”，以及伦理道德理念始终以君主为依托的儒家统治思想相对立。并且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亦牢牢陷入错综复杂的村社政治网络和市场体系中。清一朝连绵不断的回民起义终难逃被镇压屠杀的悲惨厄运，正是因为在这一套村社政治网络和市场体系中，回族形成的连而不聚、缺乏合力的情状所造成的。冻干人形成历史中，回族义军远赴俄罗斯，一举将儒-伊文化的拒斥推向了一个顶峰。然而，白将军临终遗言，要他的后人一定要再回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百氏第三个儿子果然率领一部分回民回国，定居伊犁河谷。这一出一进之间，足见儒伊文化的据斥与粘连对这一族群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