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物的认定、流传与保存状况

济南的清真寺

　 　　回族在与汉等各民族与时俱进、共建美好家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并流传下她们创造、享用、传承的众多活动史迹和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繁荣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华夏文明散发出和谐、创新的光芒。探索研究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中国回族文化遗产，对展现华夏文明的多样性、彰显回汉各族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共享文明成果、构建和谐文化和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回族文化遗产是回族二元一体文化特质的结晶与载体 　　 　　回族文化是中国回族在形成与发展的传奇历程中，吸收华夏文明传统，艰辛创造、长期享用、世代传承的物质与精神的生产能力和积淀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坦示了回族的精、气、神，吞吐了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的真、善、美，昭示出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特征。它集中凝结在物化的回族文物古迹上，体现在革命的史迹中，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内，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产物和传承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弘扬与发展、繁荣回族文化的首要任务，必须抢救保护回族文化遗产。 　　 　　回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弘扬利用是一项需要探索研究的新课题。因为“民族”一词的使用始于近代，同中国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旧中国把信仰伊斯兰教各族居民统称为“回教徒”，忽视了这些信教民族的独立地位，将信仰与民族混为一谈，忽视回族文化的特质，把它与宗教文化相混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创建新中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在其政治纲领和政治宣言中明确承认以回族为代表的各个信仰伊斯兰教兄弟民族的社会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还依照法律程序确定了回族的社会政治地位，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批准设立了省、州、县、乡四级民族自治地方，选拔出一大批回族各界代表人物充任国家各级机构的领导岗位，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当家作主、民族自决的夙愿。 　　改革开放以来，回族文化的抢救发掘、整理研究，被提到议事日程，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作为回族文化凝结物与载体的各类文化遗产与革命史迹，首先受到国家各级政府的重视，被先后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保护名录；流散在社会上的各类文物与民俗标本，被收藏在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社团中，受到重点保护。鉴于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和薄葬、速葬习俗，以及近代饱受劫难的艰辛历程，流传的文物古迹大多毁失，地下出土物寥若晨星，抢救征集与发掘研究困难较多。就遗存在地上和收藏在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回族社团的传世品，大多封存在库内，底数不清，更谈不上加以专门研究利用。因此，从事回族文化发掘研究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 　　 　　特别是新世纪之交，以宁夏为代表的学术界与文化界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已倾注了一定人力、物力进行回族文化遗产的抢救整理，并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如集成编辑出版了《回族人物志》、《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中国清真寺综览》、《回回旧事类记》、《中国回族金石录》、《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图录)》、《回族典藏全书》等。这些侧重于古籍、文献资料的征集、整理与集成的成果，为研究回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而翔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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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回族文物的认定标准 　　 　　为了利用科学发展观引领回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弘扬利用，更好地发掘回族文化资源，首先要对回族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取得共识，依照界定标准在开展普查和抢救征集、发掘研究过程中进行认定，这样更有利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抢救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步伐，加大回族文化遗产的积累与集成，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以满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 　　以往的文化遗存分类认定上基本依据其物质属性、时代属性、地域属性进行。在国家各级博物馆藏品分类和账册卡表中，基本照此按遗物质地、时代、地域，分类别分形制进行注册登记，其民族属性，大多未来得及进行。因此笔者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同仁们前几年为筹建回族博物馆陈列展示，到全国各地文博单位调查回族文物时，只能见到或听到说库房收藏有阿文与波斯文石刻、瓷器、铜器、钱币、玉器，或者说有宗教文物，是否系回族文物有待我们认定。如何对回族文物及相关遗存进行确认和鉴定，是抢救保护、发掘研究回族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方法，也是专业性博物馆和相关学术单位的重要业务工作。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发展是有继承性、阶段性、地域性、民族性的。在这里，笔者认为认定是指对回族文物及与回族相关物品的各种价值的认定，鉴定是指对文物及其相关物品真伪和体现文物价值级别的鉴别。认定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和数据能够为回族文物及其相关物品的鉴定提供具有标本意义的参考，而鉴定过程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能够为回族文物及相关物品的认定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和教训。在实际工作中，认定的方法多适用调查征集现场，而鉴定的方法则适用于已收藏的或流散在社会上的回族民俗物品。 　　 　　认定回族文物应有标准，依照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总则第二条的规定，结合中国回族形成发展的传奇经历，回族文物的界定标准应该是： 　　(一)回族所创造、享有和传承使用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及雕刻； 　　(二)与回族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回族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三)历史上各时代回族匠师创作、制造或回族享有并传承使用的珍贵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与回族相关的重要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回族人物手稿、古旧文献图书资料； 　　(五)反映历史上回族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社会生产所流传使用的代表性实物和典型器具。 　　运用上述界定标准，抢救征集和弘扬利用回族文化遗产的实际操作中，主要应把握：一是该物必须 是回族在历史上创作与制造并且长期享用的；二是尽管该物不是本民族创作制造的，但确是回族喜爱享有和长期传承使用的。把握这两点文化遗存属性，就好把握认定时的取向，做到准确而又贴切。 　　 　　 　　三、分类认定回族文物的方法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两大部分。本文主要是探索研究如何从浩瀚的各类不可移动和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中认定哪些是回族文物，如何鉴别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回族文物及其相关物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往往通过其本身的材质、工艺、结构、造型、装饰、风格以及功能和用途与流传历史等方面体现出来。在确认与鉴定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这些方面，以便更为准确无误地进行抢救征集、发掘研究它。现将我们依照上述标准在近几年实践过程中遇到一些典型案例作一介绍，供同仁们认定与研究回族文物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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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先，让我们以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已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些众多不可移动文物为典型遗存实例，作初步认定。依照回族文物的界定标准，经我们初步调查认定，在国务院前后公布的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伊斯兰教文化遗存计有33处，其中可认定为回族文物古迹的有17处；在各省市自治区已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伊斯兰教文化遗存计有154处，其中可认定为回族文物古迹的有121处；在各州、市、县已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伊斯兰教文化遗存计有383处，其中可认定为回族文物古迹的有258处。 　　 　　例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广东广州怀圣寺，福建泉州圣友寺与灵山圣墓，浙江杭州凤凰寺，江苏扬州普哈丁墓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仙鹤寺、定州礼拜寺、松江清真寺，这类元代或元前保留有域外风格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虽然系早期人华的穆斯林和回回人所建，但自元末以来经回族不断维修扩建并长期传承使用，已融入许多本土化、民族化的建筑风格，积淀起丰厚的回族历史文化遗迹和遗物，据此可认定为回族的文物古迹。又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遗址与正蓝旗元上都遗址中遗存的礼拜殿和紫堡，系西夏与蒙元时期修建的伊斯兰教建筑，自元亡后该遗存被废弃，回族没有享用；还有德州苏禄王墓与南京淳泥国王墓以及海南三亚藤桥占墓群，内地这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明和明前来华朝贡经商的南洋伊斯兰邦国使臣商旅归真下葬的遗存，见证了我国古代与这些地区的友好交往。新疆国家保护单位中的艾提卡尔清真寺与伊斯兰教古墓葬是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文化遗存，它与回族在新疆建造传承享用的文化遗存造型风格迥然不同。譬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北京牛街礼拜寺，西安清真寺，宁夏同心清真大寺，甘肃天水后街清真寺、泊头清真寺，山东济宁东大街，河南沁阳北大寺、开封东大寺、朱仙镇清真寺，黑龙江齐齐哈尔卜奎清真寺，海口海瑞墓，福建晋江陈埭丁氏宗祠、晋宁马哈只墓。又譬如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北京东四清真寺，天津清真大寺，太原清真寺，呼市清真寺，沈阳清真寺，南京净觉寺，宁波清真寺，寿县清真寺，青州真教寺，常德清真寺，桂林清真寺，成都清真寺，昆明南城清真寺，青海洪水泉清真寺，宁夏永宁纳家户清真寺，哈密与乌鲁木齐陕西大寺、昌吉本地清真寺、伊宁宁固寺，大理杜文秀墓和元帅府，宁夏板桥道堂、洪岗子道堂、九彩坪拱北等，这些众多的建筑遗存，都系回族自日月代以来捐款捐物动手建造，并历经数代维修传承使用而保存至今，其建筑布局、结构、造型、材质、装饰手段几乎都采用了汉式木结构殿堂形式，包括此前作为域外式样主要特征的砖砌穹顶，也逐渐被木结构殿堂所代替，总平面采用汉族中轴对称院落组合的传统布局，建筑装饰也部分使用了汉式手法，大量使用砖、石、木雕与彩画，置放悬挂历代名人题赠的碑石、匾额、楹联，积淀起厚重的历史文化遗迹。明清清真寺的本土化绝不是被动地被汉族“同化”，相反，它仍保持了崇尚伊斯兰文化的艺术特色，丰富了整个中华建筑文化的内容。 　　回族颇具特色的建筑文化主要体现在清真寺、道堂、墓葬(拱北)等文化遗存中。因其大分散小集中的独特生存居住环境和历史上的从属地位，决定了没有从属他们的宫殿、城池、道路、桥梁、水利、园林等大型设施遗存；虽然他们也参与这些大型工程的建设，但仅是作为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同服务于华夏社会的公共义务，没有形成独特的体系与传统。其民居、堡寨大都是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而建造，故受地域建筑传统的影响较大，与住地相邻民族的建筑在形体上相近，仅在设施的功能和门院室内装饰风格上彰显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特色。较完整保存下来具有典型回族文化特色的民居，也被地方各级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受到重点保护。如青海西宁马步芳、甘肃临夏马步青、宁夏吴忠马月波宅院，大都是在当时有社会地位回族官僚、富商等人家修造的具有较高建筑艺术品味的遗存，与回民劳苦大众土屋、棚房不能同日而语。自明代以来回族建筑的规范和它的进一步精进，是中国回族形成壮大和民族文化日益成熟繁荣的象征和见证。它在建筑工艺和建筑艺术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凝聚着一大批回族穆斯林的心血，并成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优秀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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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次，让我们以近年来通过调查全国各类博物馆、文物保管所、社团陈列馆收藏保管的文物信息资料为依据，选取一些典型器物与艺术品作一分类认定介绍。 　　 　　收藏品中与回族历史文化相关的金属器物较多，其中以各式传世的阿拉伯文香炉为大宗。铸造鼎炉作为礼器供奉是华夏传统文化的专利，明宣宗朱瞻基大兴铸炉之风，创出金属工艺“宣德炉”之品牌，赠送销售海内外。中国回族追求时尚之美，彰显本民族的信仰与文化品味，将崇信真主的信念引进到这一传统礼器生产铸造之中，订制铸造出自己喜爱的各式各包阿拉伯经文铜香炉、珐琅器炉瓶三设，作为陈设而世代传承享用。故此，该类传世品，均系回族文化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回族文物。例如：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收藏保管的“大明宜德年制”阿文狮钮炉、阿文立耳竹节炉、阿文立耳炉、阿文三足炉和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收藏陈列的“大明宣德年制”阿文法桶三足炉、阿文桥耳炉、阿文象耳炉，是这类回族传世品中铸造有最早年款的艺术品(见图一、图二、图三)。宜德炉是神州大地各地庙堂、寺院、道观和殷实人家争相购置铸造收藏陈设的明器；受此风气的影响，阿拉伯文宣德炉传世品也较多，但大多是后代附庸风雅复制、仿制品，以满足广大回族民众喜爱亭有和传承使用的需求。上述几例经文物专家鉴定均属当年真品，成为对照鉴别后代复制品、仿制品的范例。义如：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敝宫博物院等收藏单位的阿拉伯文香炉大多是“大明正德年制”的传世品(见图四)。因为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位不尊理法、怪谲的皇帝，有人说他尊崇伊斯 兰教，所以在他当政16年间，伊斯兰文化得以彰显，各式各样的阿文香炉、阿文瓷制品等传世佳作大多出自正德年间。在所有回族金属器文物收藏品中，最具文化特包的要数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炉底铸有阿文教历款的嵌金丝阿义铜香炉(见图五)：最具研究价值的要数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炉底铸有两方款铭“大明汇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臣马大臣”的嵌赤铜阿文香炉(见图六)；最有研究价值的大型器物要数国家博物馆保管的福建南平出土的“大明宣德六年”郑和铸造的大铜钟(见图七)；最有装饰品味的要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镀银阿文铜方盒(见图八)和宁复回族博物馆征集的色彩艳丽的珐琅器阿文炉、瓶、盒一套二三设(见图九)；最有回族民俗特色用品要数上海小桃同清真寺收藏的阿文汤瓶壶和宁夏州族博物馆收藏的阿文大铜扁壶与曾经借展过的私人收藏阿文镂空铜香熏(见图十、图十一)。在全国各地文博单位藏品中，还有些出土的伊斯兰风格金属器物，如：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阿文錾花铜盆、克什腾旗辽代遗址出土的镏金长颈银瓶，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的阿拉伯数字铁板幻方，还有阿拉伯文驿站牌饰、印章和金、银、铜古钱币等，这些出土物，反映了古代伊斯兰地区与华夏中原地区的商贸友好交往，可认定为丝绸之路文物或早期伊斯兰文物，但不可认定为回族文物，因它没有被回族享有和传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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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收藏品中与回族历史文化相关的陶瓷制品也较多，其中以各种造型、器型的阿拉伯文与花卉纹饰瓷器为大宗。丝绸与瓷器的研制与大量生产和被世界各民族享用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两大贡献。自唐宋以来，中国各窑口生产的瓷器，深受中西亚、北非各地穆斯林的喜爱，成为阿拉伯与波斯商人贩运的主要商品；伊斯兰地区喜爱的器型、钴料与工匠，在元明之际东西交通大开之时被大量引进，以景德镇为先导的甜白、青花、粉彩等瓷名品的创新开发，成为享誉海内外争相享有的珍品。元时回回人与明代回族参与这类富有伊斯兰风韵瓷文化的研制生产和贩运销售，并享有和传承使用其中的一大部分。如：国家各大博物馆与海外各大名馆收藏的元明之际景德镇生产的各式青花与甜白壶、瓶、碟、盘、碗、盆、罐、烛台等传世名瓷，最具代表性。特别值得探讨研究的是伊朗德黑兰国立考古博物馆收藏有阿拉伯文铭刻的景德镇青花松石纹大盘(见图十二)和圈足底有“宣德”年款的景德镇青花阿拉伯文碗(见图十三)及有“大明正德年制”的景德镇青花阿拉伯文圣句大瓷盘(见图十四)，国内藏品中罕见。我国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北京首都博物馆等院馆藏品中，发现有明天顺年景德镇青花阿文三足炉(见图十五)，正德年青花波斯文折沿盘(见图十六)，正德年青花波斯文花卉罐(见图十七)，正德年青花阿文圣句花纹碗(见图十八)，正德年青花波斯文圣句圆瓷盒(见图十九)，正德年青花波斯文瓷印盒(见图二十)，正德年青花阿文圣句梅花罐、正德年红彩阿文盘(见图二十一、二十二)，正德年青花阿文瓷笔架、嘉靖年青花阿文长方瓷盒(见图二十三)；还有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瓷方盘与瓷栏板(见图二十四)和东四清真寺的青花阿文瓷插屏(见图二十五)。这些稀世珍品，应该是明王朝赠授给清真寺或回族官员名流曾经享有和传承使用的典型器物。除上述官窑生产的名瓷外，明清以来民间窑口专为回族制作生产的各式各样阿拉伯文、波斯文器具在博物馆、社团与民间传世收藏也不少；还有些藏品是清代帝后与民国官员及外国使节送给回族上层与名流的瓷器等，被回族享有流传使用的。如：北京牛街礼拜寺与东四清真寺，上海小桃园清真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及我们宁夏回族博物馆收藏的罐、瓶、壶、洗、炉、钵、鼎、牌匾等都是民窑瓷艺珍品(见图二十六、图二十七、图二十八、图二十九、图三十)。这类器具、器物更是回族普遍享有使用的，可认定为民俗文物的典型。 　　回族从其先民开始，因不崇拜偶像，喜爱抄写经典、演练书法与绘画，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精髓，与伊斯兰装饰艺术巧妙结合，创新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形式，并传承下来。如全国各地文博单位收藏保管的元、明、清、民国各历史时期回族名人传世佳作和手迹，它们既是回族文化之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艺术瑰宝，这类传世品依据作者族属身份即可认定。而回族最具二元一体特质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以阿拉伯文书法艺术作品“经字画”为代表的传世书画作品。这类极具书艺技巧和装饰效果的艺术佳作，文博单位收藏保管的不是太多，宗教社团与民间和清真寺、道堂、拱北收藏流传的较多。在清真寺、道堂、拱北门楣与壁面上，或在居家与店铺门楣与室内，或在匾额、招牌、器具上，回族喜爱书写、镌刻、悬挂、镶嵌醒目的阿拉伯文经语组成图案画、对联、中堂、屏联等；内容大都是《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警句、格言，或是止恶扬善、扶危济困、修身养性之类的话语，成为回族的喜爱与标志。在全国一些古遗址、古建筑中发现出土的伊斯兰教石刻和颇具伊斯兰艺术风韵的匾、联、牌、屏等雕刻品，绝大多数也是采用阿拉伯纹饰图案和阿汉两种文字书艺相融合的创作手法，雕造镌刻与绘制的文化遗迹与遗存；其中以建寺碑、功德碑、田亩碑、永住碑、墓碑、墓盖石为多，记述和反映了回族在各地定居、生存、发展的历史际遇；因采用不易损毁的石材，得以保存下来一部分。而倾注回族审美情趣和坚定信念，利用华夏民间传统工艺创作的砖雕、木雕、玉雕则毁失严重，保留下来的遗存较为少见。如：宁夏同心清真大寺砖雕照壁上的“月藏松柏”图与天津清真寺保存的著名回族雕刻大师刘凤鸣的砖雕作品等，北京牛街礼拜寺与宁夏同心清真大寺保存的木雕讲经台(敏巴)，国家博物馆与小桃园清真寺收藏的阿文螺钿木雕贮经柜、经架、桌几家具等，宁夏回族博物馆征集的阿文玉雕笔筒与阿文玉雕挂饰等。这类较典型的工艺美术品均可认定为回族民俗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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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回族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史迹、遗物、纪念物、古旧文献与经籍图书资料，在全国各地一些文博单位、纪念馆、图书馆、学术与文献研究单位有部分收藏，还有许多散落在民间。回族史迹资料的抢救保护和发掘研究，以往因牵扯到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一直是个敏感的薄弱环节。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实现台湾回归和复兴中华民族大业，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与延续性，客观公正地认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抢救保护和发掘研究这些近代以来的回族史迹资料。但在调查征集和实际操作中，应把握这些史迹资料、遗迹、遗物是否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纪念意义，是否具有史料价值，是否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的研究价值，这需要认真进行探索研究，否则不可轻易认定为回族的革命史迹、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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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回族文物的流传与当今的保存状况 　　 　　回族形成发展的独特历史环境和信仰习俗，善 于经商与善于迁徙开拓的民族传统，决定了民族文化遗产的流传特征和堪忧的保存状况。故此，地下埋藏物与出土物较少，传世品较多，毁损散失也较多。据调查获悉，全国各地文博单位与学术研究单位收藏的文物藏品中，除本文前面列举的伊斯兰教石刻与伊斯兰金属工艺品外，还有三十二件伊斯兰玻璃器出土于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静志寺．宋代地宫，辽塔与辽墓，它们是早期来华的穆斯林使节奉献给唐、宋、辽朝皇室的贡品，又被皇室敬献于佛寺或陪葬于墓内而保存下来；另有四件伊斯兰陶瓷制品出土于江苏扬州与福建福州唐和五代遗址内(见图三十一、图三十二)。它们是早期来华经商的穆斯林携带的生活用具。这些幸存下来的器皿，只能说是丝绸之路文物，或者是我国发现的伊斯兰文物，不可认定为回族文物；但有几件出土物，如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失林婚书案卷等蒙元时代文书和江苏扬州普哈丁墓园内发现的一帧汉、波斯、蒙古三种文字的明成祖朱棣“敕谕”，河南新近在拆迁维修清真寺时发现的一块明代碑石，都是较为罕见的回族流传物。就目前各文博单位、科研院所、图书馆与宗教社团收藏的回族文物而言，绝大多数是曾流散在社会上与民间的传世品。有些是新中国建立后接收各地罚没移交的，或者是从民间征集的，或者是从废旧物资站和冶炼厂拣选的；有些是私人或社团捐赠的。总之出土物极为有限，而这类传世品的流传经历又十分复杂。有些器物、器具、艺术品、文献是回族祖先生产制造与创作的，自己享有传承使用过，有些是赠送或出让给满汉达官贵人的；有些虽非本民族制品与作品，又是满汉皇室或达官贵人或国际友人赏赐、授予、赠送的，有些是回族订制购买喜爱享用的。这些遗物因朝代更替、动乱离难等因素流散在社会与民间，有些则流失海外。因此，搞清每件遗物的流传经历，对于界定该物是否具有回族属性和鉴别它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和如何合理利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依据我们的实践经验，枚举一些特例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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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各地清真寺见到最多的碑刻、牌匾是各种文体式样的明太祖《至圣百字赞》、永乐皇帝《敕谕》和清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上谕》，这是两朝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承认回族在宗教建筑内进行宗教活动合法性官方文告，若在明清两朝老档内应是历史文献，颁发给清真寺或宗教社团被回族保存或传抄、刻制，镶立在清真寺传承下来，就应该是回族文物。 　　 　　(二)还有历代回族社会名流因他们的功绩、成就与奉献接受历代帝王的敕封与奖赐物，或接收其他民族友人馈赠礼品，或归真后官府政要和社会名流赠送的悼词、赞词、匾牌、挽帐，被回族享有并传承保存下来的遗物。如：河北河问哈攀龙后裔保存的清乾隆皇帝授予哈攀龙为“头等侍卫”与“参赞大臣”的圣旨；近代社会名流马福祥后人保存的蒋介石与张学良为马福祥所颁题的像赞词；晚清太后慈禧、北洋军阀与日本友人赠赏给近代回族名流马元章的珐琅器、金属器、瓷器；冯玉祥将军悼念在海原大地震不幸遇难的马元章而为宣化岗拱北敬书“述祖穆圣”烫金木匾；马元章后裔保存的其先祖接受杜文秀相赠的波斯錾花银钵。类似流传到手的享有物和传承物，均可认定为回族文物。 　　 　　(三)流散在海内外的中国文物古迹，有一部分是回族名人或名匠创作制造的，被出使者和朝觐者携带出去赠送给友好邻邦与友人的，或被回族难民转让出售的。如在南洋、锡兰、印度、西亚发现的郑和出使携带赠送的宣德炉、瓷器(见图三十三)，还有郑和出使时刻制的碑石等遗物(见图三十四)；再如在美国纽约伊斯兰古迹拍卖会上出售有中国回族的经字画(见图三十五、图三十六)等；更不用说香港、澳门、台湾和南洋与西亚等地回族或回族侨胞手中流传的。如回族博物馆珐琅器炉、瓶、盒一套三设，就是宁夏回族博物馆委托台湾古董商俸瑞宁先生自台湾带回送到银川的。这类从海外回流的回族文物不在少数，如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就是爱国侨胞和回族富商购地兴建的，收藏陈列的回族文物有许多也是他们收藏捐赠的(见图三十七、图三十八)。另就国内一些清真寺与回族社团和私人的藏品，有国外友人和穆斯林社团与学术团体赠送的礼品，或从朝觐地购进的《古兰经》、《圣训》等纪念物品中有纪念意义的、或有友好交往意义的、或有流传故事的艺术珍品。如宁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一本19世纪袖珍印本《古兰经》(见图三十九)，就是上世纪70年代，从宁夏银川西花园一处国民党马家军官员宅基地里发现的。还有民间宗教世家流传的一些先祖朝觐带回的伊斯兰宗教用品，作为传教凭证秘传下来的遗物，不一定是国内回族制造，而是他们世代享有和传承使用的，如宁夏回族博物馆接收关清录先生捐赠一部、古善本牛皮封套描金彩装《古兰经》(见图四十)。这类遗物，均可视为回族民俗文物。 　　 　　回族文物传世品多、流传经历复杂，决定了它的保存状况不稳定，容易被忽视而损毁糟朽，得不到及时有效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在盛世开放的当代，为抢救保护这部分民族文化遗产，应当加大普查、调查、征集、抢修的力度和投入。 　　综上所述，回族每一种文化遗产都记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历史，凝结着一种和谐共存共荣的民族精神，蕴含着自强不息、社会进步的片断信息，诉说着不间断的创新奇迹。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和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携起手来，展开全方位的抢救征集和合理的有效利用，真正做到民族文化成果共享。 　　 　　

       雷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