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伊斯兰教研究

济南的清真寺

七、红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同心的一度和合 　　 　　1．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回族、伊斯兰教政策在同心的全面实施。红军东征山西胜利回师陕北后，为了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挺进甘宁，攻占三边(靖边、定边、安边)，这就是著名的西征。西征从1936年5月18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西征命令开始，历时半年之久。其间所发生的下马关战斗、韦州围城战、红城水伏击战、解放王家团庄、攻占同心城(半个城)、成立豫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以及著名的三军(指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都发生在今同心县境内。而今同心县境内，当时都已是回民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回族聚居区。面对这种特殊的地情人情，西征红军在同心特别重视做好两件工作，一件是群众工作，一件是民族工作。而回族和伊斯兰教政策的全面贯彻，则是这两件工作的基础，故西征红军更足特别注意。 　　对回族、伊斯兰教的政策，一主要表现在1936年5月25日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如：“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 　　“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洪，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 　　“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 　　二主要表现在1936年5月24日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签署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及所附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及口号》。如： 　　“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族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 　　“对回民的风俗与信仰”不能有“丝毫的侮慢，且尊重他们的风俗与信仰，保障他们的信教自山与保护清真寺”。 　　在回民区红军的给养“必须应当采取于汉人之剥削阶级来解决，对回民只能用筹募的办法”且“主要的应出之于富人。在初期必须经过阿洪及乡老”。 　　推广十五军团过去的经验，将同回民的联欢同宣传口号联系起来，如给清真寺赠送“回族自决”、“回人治回”之类的幅联，用“适合于回族的仪式”，“非常之隆重的尊敬的送去”。 　　“必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项注意。”对回民的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 　　在回民中的口号有：“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保护阿洪”；“尊重回民，发展回民教育”；“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等。 　　对上述宣言、指示、规定、口号等等，在同心的西征红军都严格贯彻执行。如在同心王家团庄，鉴于“全村有两千多人，属回民聚居区”，红军进村后十分注意搞好与回民的关系。回族出身的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利用自己的方便身份，亲自给各清真寺赠送锦幛，并写了许多标语贴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土豪劣绅所大肆制造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回灭教”等谣言。又如在攻打王家团庄北堡子时，鉴于堡子中关押有回民群众，为了不伤及回民群众，红军决定先礼后兵。故派回族出身的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亲自去找北堡子头目王彦秀谈判。但该头目十分顽固，红军不得已才用武力拿下了北堡子。拿下北堡子后，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指示回民独立师还是派人到南堡子去谈判，仍然是先礼后兵。于是师长马青年带了五名战士，宰了两只羊，去找南堡子头目王彦清。王听说马师长亲自来了，还带着礼物，十分感动，便打开寨门，带全家人前去迎接。见面后，双方互道色俩目，非常友好。马师长讲了红军保回保教、主张信仰自由和共产党积极抗日等之后，王彦清表示欢迎红军到来，愿意给红军献出全部家产。马师长讲明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之后，王彦清很感激，把一部分粮食、布、马、枪献给红军，以后见人就说：“红军说话算话，马师长是真正的穆斯林!” 　　又如同埃德加·斯诺一起到西征前线来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由于他会写会认阿拉伯文，红军就请他把党的有关政策和宣传口号译成阿语刷在大街小巷的墙上，回族看到这种经文(阿文)大幅标语，据说惊喜之情，难以言表。另据说乔治·海德姆也为同心回族人的热情所感动，用穆斯林最常用的马姓将自己的名字改作马海德。 　　更为感动人的还是至今仍在吊堡子村穆斯林中流传彭老总为回民找马的故事。说1936年9月上旬的一个黄昏，彭老总正在回民李百华家中讲解党 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时，忽然听到村中马占才家的马脱缰而逃，不知去向，他便立即拿上手电和战士一齐去找马，直到深夜才将马找回交给失主，当地群众盛赞红军是仁义之师。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回族、伊斯兰教的政策，不仅是在同心实施过，而且在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所实施，然像在同心这么典型、全面的实施，却很少见，故笔者用了“全面实施”。 　　2．红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同心的和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回族、伊斯兰教政策在同心全面实施的文化结果就是红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两种文化在同心得到了和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穆斯林聚居区诞生了回民自治政权。这就是1936年10月20日诞生在同心、豫旺、海原、固原、西吉等回族穆斯林聚居地区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它是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豫旺县苏维埃政府所属的同心城、王家团庄、窑山及海原县的李旺等纯回民区划分出来成立豫海县，从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回民自治政府，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府”。这个回民自治政权，从政治角度看，无疑既是红色政权，又是回民有充分自治权利的一个政权。而从文化角度说，它又无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坚持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又要尊重保护回民原有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伊斯兰历史文化传统，使两者恰当地和合在一起。这从与这个政权有关的一些细节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 　　这个回民自治政权在筹备成立期间，作为陕甘宁省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就在马青年、王首道、马和福等的陪同下，专程前往洪岗子拜访洪海儒，共同商讨有关事宜。 　　这个回民自治政权在同心地区最著名的清真寺——同心清真大寺举行成立大会，受李富春的邀请，洪海儒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此外还有各寺、各教派、各门宦的领袖人物。 　　这个回民自治政权的政府主席马和福(1893—1937年)，原籍河州，幼时父母即亡，4岁随祖父逃荒来宁夏，既是中共党员，又是贫苦回民出身。 　　这个回民自治政权的办公地点初设在同心城，后设在既有一定群众基础，又是穆斯林人数较多的王家团庄北堡子。 　　这个回民自治政权的政府印章，既刻有党徽，又刻有阿文(当地人称其为“小经文”)、中文两种文字。 　　第二，伊斯兰教主要活动场所清真寺同时成为了革命圣地。如同心清真大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府——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的会址。加之1936年11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及原红二十五军在同心清真大寺西南河滩上召开万人军民联欢大会，联欢大会后红军领导又在当地阿洪引导下拜访了同心清真大寺，又使这座占老而且闻名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更增添了一份光彩。2007年4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也参观了这座同时是革命圣地的清真寺。 　　豫旺清真大寺，成为了送出“同心地区最早共产党员马和福”的地方。马和福，原来是该寺的寺师傅，在该寺阿洪的支持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加之红军一到豫旺，就在该寺周围布岗放哨，保护该寺和信教穆民的权益，当该寺被敌机轰炸起火后红军战士又拼死抢救并帮助修复被毁的殿角和水房，彭老总更将几位农民送给他的一张木床转赠给该寺阿洪，该寺也与红色文化有不解之缘。 　　吊堡子清真寺，其北厢房成为了西征红军司令部办公室的所在地。寺内原曾有红军刷写的大量标语，惜在“文革”中全部被毁。西征红军撤离时留给该寺的一盏马灯、一个座钟、一把椅子，除椅子外的其他两件现仍幸存于同心县文管所。 　　第三，门宦教主同时成为了红军挚友、成为了“爱民如天”的模范阿洪。 　　洪海儒为同心、海原、固原、兰州等地虎夫耶门宦的教主，红军在筹备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时，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据说他平生多不过问政治，马鸿逵、马鸿宾多次以高官厚禄请这位同族的门宦教主出山，他都婉言谢绝。可当红军为筹备成立回民自治政府拜访他时，他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载于《红色同心》一书的何新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一文这样写道：“……在洪岗子，李富春等人受到大教主和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用最好的饮食招待客人。李富春和王首道对洪教主详细讲述了红军对回民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和成立回民自治政府的重要作用。特别还送给洪教主油印的小册子，是毛泽东主席1936年5月25日签署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和由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回民工作指示》。洪教主对成立回民自治政府非常支持，可洪教主认为自己是宗教界人士，不便直接参与回民自治政府的工作，因此就派出人员参加。同时洪教主还专门派出可靠人员前往银川购置了几大箱蜡烛，还有纸张、铅笔、褥子、煤油等急缺物资，送给红军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红军和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 　　对洪海儒掩护两名红军联络员、红军首长唐天际赠洪海儒“爱民如天”锦幛、洪又手书阿文“太阳之光”锦幛回赠红军，同心当地现还流传的一则有关洪海儒对共产党将来必得天下有预见性的传说，载于《红色同心》的杨文元、杨玉玲《群众路线与民族工作相结合的典范》一文：“(洪海儒)不但给红军捐献银元、羊只，还在除了教主外任何人都不得人内的禁房中掩护两名红军联络员，在敌特监控无法脱身的情况下，把他俩装扮成阿洪模样，安全送回部队驻地。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在红军到来之前，洪寿林(即洪海儒)告诉人们他做了一个吉祥的梦：梦见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光芒四射，鲜艳无比。时隔不久，传来消息，穷人的队伍红军从东面过来了!洪教主欣慰地说：‘呵!好梦正应在他们身上，红军就是太阳的光芒，要普照大地，共产党将来必得天下。’ 　　“为表彰洪教主对红军的支持，红军首长唐天际赠他一面红缎锦幛，上书‘爱民如天’四个大字。洪教主也赠红军一面绿缎锦幛，手书阿文‘太阳之光’。同时还送红蜡烛两箱，羊200只，银元500块。” 　　对上述这些，载于《宁夏文史资料》第十八辑的洪清国《我的父亲洪寿林掩护红军的事迹》一文有更详细的描述。大意是：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豫旺，红军就派人秘密同他父亲接触。他父亲热情接待了红军。后来发展至秘密往来。有一次红军代表到他家后，被国民党民团发现，他们派人盘旋在他家周围监视。他父亲怕红军被敌人抓去，就将两位红军同志藏在自己的“禁房”内，白天由他母亲一人送茶送饭，倒大小便，晚上和他父亲谈话，经常谈到深夜。为安全起见，他父亲将红军打扮成阿洪模样，由周生斋和田风海等人护送回去。从此他父亲经常向教民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回回要支持红军。不久国民党军队逃跑了，红军为了表彰他父亲，来了60多人，由敌工部长唐天际和程宗受、马青年带领。送来了150只羊和一面长方形大红缎幛，缎幛前题“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中书“爱民如天”四个大字，后署“汉族 同胞唐天际、程宗受敬赠”，同时还给他父亲送来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委员的聘任书(此聘任书土改时混杂在他家的地契中烧毁了)。他父亲宰了5只羊款待了唐天际等人，临走回赠每个战士3块大洋。他父亲临终时对他说：“我留给你的这面红军给的锦幛，比什么家产都要珍贵，你要不惜一切将它保存下来，等待红军回来。”他遵照他父亲的嘱咐，把锦幛放在罐子中黄蜡封住，藏在坑洞里，一直保存到解放，由宁夏博物馆收藏。他父亲也赶做了一面锦幛，据田凤海回忆，是一面绿色杭缎大幛，两边配有条幅，内容是“红军好比是太阳的光辉，将来要照到地面的各个地方”(称田不识字，大意是这样)。实际上他父亲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光，普照大地”这八个字。称他父亲派周生斋、田凤海将这面锦幛和两箱蜡烛送到同心红军指挥部，并请转告红军领导，送给他们蜡烛是有含义的。 　　上述这些虽个别地方有一定的传说成分，也有个别内容有待进一步核实，但洪海儒这位门宦教主与红军之间的挚友关系是肯定的，他同红军同舟共济、真诚合作的佳行是值得赞扬的，他的一些有眼光的预见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回族广大群众的共同心愿。 　　第四，回族穆斯林当家作了新政权的主人，红军成为了穆斯林最亲的亲人。

济南的清真寺

　这两个涉及穆斯林的判断，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解读，意味的就是在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前，这里的回族穆斯林主要承载的是伊斯兰文化一种文化，而在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和存在期间，这里的回族穆斯林承载的则主要是红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种文化或两种文化的和合体。这从至今仍在同心地区流传的一些穆斯林热爱红军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看得很明白。如： 　　豫旺城一位曾任国民党县长的老绅士李虎臣，看到红军的言行大得人心，不但捐献了粮食、银元，还帮助红军做了不少工作，反响很大，影响很好。 　　豫旺城回族老大娘苏马氏，见住在她家的几位红军战士身体瘦弱，便用自己省着的面做成面条端去，战士说啥也不吃，她牛气地找首长理论说：“红军战士也是娘生父母养的，儿是娘心头的一块肉，怎能我做点面都不吃。”战士们于是抑制着感激的眼泪，端起饭碗。 　　第五，提起今天同心的许多地方，人们都会把它与红色文化联系起来。如： 　　先后作为西征红军大本营的豫旺堡与吊堡子。 　　三军会师的同心城。 　　红一方面军首长设宴招待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的同心老城金振明家。 　　接待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访问的豫旺堡、下马关与吊堡子。 　　第六，有感于红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和合而毅然改用回族多数“马”姓的远方朋友马海德。 　　这当是扩大了的两种文化和合的一个典型范例，说的是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同心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这位国际友人生长在美国，祖籍系黎巴嫩。受家庭影响，会讲会识阿拉伯语。因此受到同心回民的敬重，以为他是来自麦加的“哈吉”，常请他与戴济民到家里吃饭，并与之亲切交谈，把他当作穆斯林兄弟对待，这使乔治·海德姆很受感动。他感到由于他的黎巴嫩血统，和回族人民有一种同一系统的血缘关系，故他便按同心回族多数姓马，毅然改名作马海德，从而成就了一个不是中国人却胜似中国人，不是回族人却胜似回族人的佳活。 　　3．红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同心和合的重大意义。红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同心的和合，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闻名于世。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民的朋友——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0—1972年)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就有专设的“回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一章，可见这种和合的意义绝非寻常。初步概括就是： 　　第一，文化关系史上的一大奇迹。 　　红包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差别性颇大的一对文化。除世界观有根本区别之外，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观、方法论等等两者也有显著的不同。两者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并存共处、各行其是、互不干预”已属不易，要做到两者和合，特别是和合得像同心这么融洽，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万不可能。然中国共产党和西征红军却做到了，这不是奇迹又是什么。 　　不仅如此，红军首长应该说是比一般红军战士更红，而门宦教主应该说是比一般穆斯林更要伊斯兰，两者在理论上的差距应该说是最大化的，两者的和合从理论上应该说是最难作到的。可在现实中，两者却十分顺利地达到了和合，这不是奇迹又是什么。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伊斯兰教共同的一笔重要文化财富。 　　这笔文化财富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伊斯兰教所共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教友好合作的一个象征，它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中国政权前的十多年，既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回族伊斯兰教政策的正确、有强大威力和有与回族、伊斯兰教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又说明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早就有与时俱进、与祖国前途共命运的优良传统。所以对其加以研究和叙述是很必要的。 　　第三，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构建和谐社会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借鉴参照。 　　鉴于此不属历史文化研究范围，故如有需要，将以《同心和合的现实意义》为题进行探讨。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老年科研基金课题“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得到同心县民族宗教局、外事旅游局及马平、金忠杰、金忠华、虎隆、刘天明、杨进等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李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