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回族伊斯兰教碑刻概述

济南的清真寺

　　 　　一、碑刻的收集 　　 　　碑刻是史学研究的基石之一，这对于系统资料较少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浙江回民人口约2万，是全国回民人口较少的省份之一。清真寺不多，仅分布在六七个城市，至今没成立省伊斯兰教协会。长期以来，对省内回族伊斯兰教碑刻，缺乏有组织的专门的搜集。笔者爱好回族伊斯兰教史，关心本省回族伊斯兰教碑刻，近20年来，颇有所得。 　　1989年，我与胞弟郭群美及白学勋到浙江所有的清真寺搜集文史资料。从嘉兴出发，先后到衢州、丽水、温州、宁波、杭州各清真寺。查看了衢州清真寺的遗址，仅存一古井，碑刻匾额均毁。在丽水寺，抄了几块木匾刻文。温州寺原在木杓巷，后调换到蛟翔巷，外表看不出清真寺的样子，4户回民住着。我们发现1方宽84厘米、高26厘米的砌入墙中的条石，中间是“清真寺”3个大字，左右分别镌刻“乾隆庚寅季春日立”和“民国二年癸丑季夏重建”。院子一角平躺的洗衣石板，竟是寺碑。我们将其拓下。据说，这两块碑石现已不知去向，而这张拓片则成了温州清真寺永久的纪念。宁波寺几移寺址，原有寺碑。据何友仁1940年《宁波回教堂考略》称：“闻该堂内，有一方石碑，埋藏于殿之东北隅，但尚无发掘，想该碑定有历史价值。”“依该寺之重修碑记云，据谓唐代有凤凰寺，次即有此寺，亦莫著其年岁。”可惜我们没搜寻到。只在二门旁的右侧墙上发现2方各宽68厘米、高28厘米的碑刻，其中1方是“勒石永禁”碑。 　　杭州系浙江省会，历史上有多座清真寺。凤凰寺是东南沿海四大名寺之一，保存着大量碑刻。寺管会对碑刻的管理措施很严，贮藏碑石的碑廊常年大门闭锁，并用幔布遮挡，一般很难接近。冯今源曾拿着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条子，又有回族穆斯林身份，到凤凰寺探访碑刻，不获而归。笔者的亲戚是杭州伊协及文史组成员，亦开不了后门，与刻碑无缘。后来我们通过凤凰寺原寺管会负责人冯金良先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已故王士伦研究员，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得了大量杭州回族伊斯兰教碑刻拓片资料，其中有凤凰寺寺碑、杭州阿拉伯文波斯文（以下简称阿文）古墓碑、其他杂类刻碑的拓片。笔者利用1991年秋东南沿海伊斯兰教文史座谈会杭州会议期间，碑廊碑石对与会代表开放的良机，把拓片、照片与实碑对照，碑文校对，进行编号。 　　私人收藏一些回族伊斯兰教碑刻拓片。如已故杭州回族老人马钟琪曾保存马福祥《题天方先哲卜合提亚氏墓》，杭州同人公立《重修丁鹤年墓碑》以及一些阿文古墓碑拓片，他提供给笔者一些资料。笔者收藏一幅阿文古墓碑拓片，经与凤凰寺刻碑对照，原碑无存。1998年，嘉兴实施环河绿化带工程时发现1方元代《嘉兴路重建水驿记》碑。另外，志书文集中也刊载有关浙江回族伊斯兰教内容的碑文，如《元舍剌甫丁墓碣》、《元萨都剌游紫阳洞诗》等载阮元《两浙金石志》，《马郡丞墓志铭》载冯梦桢《快雪堂集》等。

济南的清真寺

　　二、碑刻的名称、年代、分布 　　 　　1.寺碑 　　（1）杭州《杭郡重修礼拜寺记》，明弘治六年（1493年），碑现藏凤凰寺。 　　（2）杭州《重修真教寺记》，清顺治五年（1648年），碑现藏凤凰寺。 　　（3）杭州《真教寺碑记》，清康熙九年（1670年），碑现藏凤凰寺。 　　（4）杭州《重修真教寺碑记》，清乾隆八年（1743年），一碑二石，碑无存，拓片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5）杭州《重修真教寺碑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现藏凤凰寺。 　　（6）杭州阿文寺碑，约为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碑现藏凤凰寺。 　　（7）嘉兴《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碑现藏嘉兴清真寺。 　　（8）嘉兴《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该碑与《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同镌一石的正阴面。碑现藏嘉兴清真寺。 　　（9）温州《重建清真寺碑记》，民国初期，碑无存，拓片被私人收藏。 　　（10）温州清真寺条石碑，民国2年（1913年），碑无存。 　　（11）宁波“勒石永禁”碑，清光绪元年（1875年），碑现藏宁波清真寺。 　　（12）宁波“光绪元年”碑，字迹难辩，碑现藏宁波清真寺。 　　（13）丽水《奉雍正七年、八年上谕匾》，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匾现藏丽水清真寺。 　　（14）丽水《乡亲外方亲友乐助银洋匾》，清宣统三年（1911年），匾现藏丽水清真寺。 　　 　　2．墓碑 　　（1）杭州阿拉伯文古墓碑，元代，已发现22方，其中20方墓碑现藏凤凰寺，2方原碑无存，拓片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私人。 　　（2）杭州《重修丁鹤年墓碑》，清光绪十年（1884年），碑无存，拓片藏凤凰寺等。 　　（3）杭州《题天方先哲卜合提亚氏墓》，民国16年（1927年），碑无存，拓片藏凤凰寺等。 　　（4）杭州《元舍剌甫丁墓碣》，碑无存，碑文载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一六。 　　（5）杭州《浙江省会警察厅布告第五四号》，民国9年（1920年），碑无存，拓片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6）嘉兴《马郡丞墓志铭》，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碑无存，碑文载冯梦桢《快雪堂集》卷十一。 　　 　　3．杂类 　　（1）杭州《西域浦氏定姓碑文》，碑无存，碑文载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 　　（2）杭州《元萨都剌游紫阳洞诗》，碑无存，碑文载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一八。 　　（3）杭州《元贯云石等通元观诗刻》，碑无存，碑文载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一八。 　　（4）嘉兴《嘉兴路重建水驿记》，元至元己卯（1339年），碑现立于嘉兴斜西街西端西驿亭。 　　（5）嘉兴《重修嘉兴路总管府治记》，元至元己卯（1339年），碑现存嘉兴揽秀园。 　　（6）宁波《庆元路总管沙木斯鼎公去思碑》，元至顺三年（1332年），碑无存，碑文载程端礼《畏斋集》卷五。 　　（7）詹应鹏、释智舷唱和诗碑，2块，明代，碑现存嘉兴佛教金明寺。 　　（8）金尔珍咏小灵鹫山馆诗碑，清代，碑现存嘉兴揽秀园。 　　（9）杭州阿拉伯文砖刻，4块，砖无存，拓片藏凤凰寺。 　　（10）嘉兴阿拉伯文砖刻，5块，现存嘉兴清真寺大殿屋脊上。 　　从以上名单看，碑刻分寺碑\墓碑、杂类三部分。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均有。其中阿文墓碑年代较早——元代，数量较多——22方。材质有石刻、木匾、砖雕。木匾即丽水清真寺的上谕匾和乐助银洋匾。丽水地处浙南，经济相对落后，抑或是当时清真寺经济拮据，为节约起见，不用石雕，而用木刻。砖雕系指杭州凤凰寺和嘉兴清真寺的阿文砖刻，它们的年代大概是明清。文字上，有汉文碑、阿拉伯文碑、阿拉伯文波斯文碑、也有汉文阿拉伯文的碑刻。名单上共列出碑刻52方 ①。其中杭州36方，嘉兴9方，宁波3方，温州2方，丽水2方。 　

济南的清真寺

　　三、碑刻的主要内容 　　 　　1．记录建寺修寺年代 　　凤凰寺创于何年，杭州顺治《重修真教寺记》、康熙《真教寺碑记》、光绪《重修真教寺碑记》均称唐代，这与民间传说相吻合，但具体尚待其他资料印证。真教寺（即今凤凰寺）建造年代也有分歧。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元代）曰：“真教寺，明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览志》卷十八说是元延祐间（1314—1321年）所建。清初，丁澎的《真教寺碑记》说这寺是‘创于唐，毁于季宋’，元辛巳年间阿老丁重修。田汝成的记载较早，见闻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丁澎之说，似得自传闻。元代纪年，只有两个辛巳：一个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一个在至正元年（1341年），都跟田汝成所说的‘延祐年间’不合，延祐年间有丁巳、辛酉，而无辛巳。”杨怀中最近仍如是说，对照弘治《杭郡重修礼拜寺记》，证明《回族人物志》关于杭州真教寺的建造年代的说法是不对的。《杭郡重修礼拜寺记》记载着该寺确切建寺年代——“寺建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即公元1281年。碑记又称，这次重修开工于景泰辛未（1451年），完工于景泰癸酉（1453年），而碑文则是郑厚作于景泰四年（1453年），碑石立于弘治六年（1493年），相隔40年。其时还没有田汝成（约1503—？），更没有《西湖游览志》。弘治碑比《西湖游览志》早，据此推理，真教寺建造年代以“前元世祖至元辛巳”（1281年）更为可靠。《杭州郡重修礼拜寺记》：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南京邢部江西清吏司郎中、郡人郑厚撰文，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会稽陈贽书丹，承务郎、礼部司务、钱塘何櫰篆额。 　　回辉氏出自西域，来居中夏，所至则建寺。凡七日咸会集焉。斋洁身心。从其师满剌焚香面西礼拜，告天祝圣，以伸臣子之敬。退而听其师敷陈理道，以崇其向善去恶之心，其素习然也，故相传曰礼拜寺云。杭郡礼拜寺在西文锦坊之南，予尝造焉。中间不设形像，惟庋天经一函，拜署其先代设教之师尊名号，□深靓肃清，慨若上帝之迹也。目怪佛老之徒，设像教人，神人鬼怪，天堂地狱妄诞甚臭。然在愚夫，始虽信而终疑之，其于识者不满一笑。孰若回辉氏示人以无声无臭之理，使之即其虚灵不昧者，以致其敬畏焉。矧其尊君亲上，仰事俯育，一皆从吾圣人之化，而不为洁身乱伦之悖理者，得不可嘉尚乎？以是知天赋是理冥人，人具是理于心，不以彼此有间也。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回辉氏世守之，迄今二百□□□季如一日也。岁久则日倾圮，住持掌教满剌亦马仪辈力图兴起。其年日所会□□□□□□□□其入，捐金帛以充土木之费。经始于大明景泰辛未正月，讫工于今年癸酉六月。视旧规为增广，而殿堂门□焕然一新矣。亦马仪佥谓□立石，以示久远，谒予请文。惟亦马仪辈生于中夏者，世守□□□□弥笃，能不忘其所自出，尤可嘉尚。故不辞为书其岁月并述前言以记之。时景泰四□□□□□□□既望。 　　大明弘治六年岁次癸丑正月吉旦。□□住持□□□□□□□亦。仁和孟稔镌。 　　《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记》记载该寺创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及沙大成、郭载汾舅甥清乾隆间（1736—1795年）两次修葺。两篇碑文已录在拙作《“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初探》，见《中国穆斯林》1991年第2期。 　　从温州清真寺条石刻文中得知，温州寺大约是清乾隆庚寅（1770年）建造的，民国2年（1913年）重建。《重修清真寺碑记》记录了该寺沿革，当时重建得到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哈少夫鼎力相助。碑文尾部不易辨认。该记抄录如下： 　　窃维一物之盛衰，一事之兴废，虽关运会，亦赖人谋。运会至，则有热心毅力之贤才，人谋工，则成起废振颓之嘉象。两者互为因亦相为果，缺一不足观成。 　　吾瓯清真寺兴起，信有征焉。寺建于清乾隆□□道光甲□□□□其时同教中宦游此邦者，冠盖相望。财力充裕，规模称壮观焉。自是以后宦游此邦者亦复不乏。迨绿营改编，风流云散。兹寺日颓，不似当年景象。虽同光间迭加修葺，迄今又数十余年。风雨摧残，□□□□□柱梁虫蚁蛀蚀，危乎岌岌，已渐有倾圮之虑矣。若不挽其倾欹，□其罅漏，一朝坍塌，不但礼拜堪虞，抑虑同教无所瞻仰，而况坟茔数千，与寺尤有连带关系。寺之□颓坟将焉。傅此则同人为礼拜计，为祖墓计，亟拟兴修也。但呼吁无门，徒深浩叹。迨民国元年秋，温处十三县地方□□□□寺田一带势尤浩漫。田庐人畜漂没，不可胜计，洵千古未有之浩劫。幸上海同教□□□□哈公少夫马公榕轩。□声倡助捐购面粉数万包，华洋义赈会拨款数万元，公举□马君为□□□□温处各县会同各国□□牧师，天主神甫分往拯救活生灵数千万，是诚功德□□者也□□□□□□□□□□□□□任上海清真寺总董，公正和平，洁身爱物，久为遐迩。所称许承□□□□往□□□□余□□□□□不辞劳瘁。华洋人士莫不同声赞颂。至今□□□□□心□□□□□□□□□□□□□□□之际，见寺宇颓败，慨允同人所请，□□□捐数外，回□□□□□□□□□□□□□□□建大殿，七年再建对厅，均仿西式，先后重新□□復□□□寺振起之功，不归之□马□□□□□□祈祷之忱为。 　　 　　2.阐明教义教理，呼吁汉文译经 　　大凡寺碑，多以修建为由，记述寺院沿革，修建经历，阐明教义。而丁澎作杭州《真教寺碑记》时，寺并未修缮，澎称其作记是“俾后学稳知吾教所自始，而寺之建兴于杭郡者，复有考云”。澎记传播很广，英人莱斯利（Leslie）《伊斯兰汉籍考》称：“在我所见到的各本均未缺失。”刘智《天方至圣实录》、白寿彝《两浙旧事》均录其文，使丁澎其人其记名扬回族史界。白寿彝早年评论说：碑记“伪讹颇多，然颇重要。是不只可以见澎为伊斯兰人。且可见澎对于伊斯兰之认识，故备录之。澎虽饮酒一石不醉，但终不害其为忠于宗教之人，彼之作《真教寺记》，盖善于利用其政治地位，而为我杭州伊斯兰作前卫者也”。丁澎出身伊斯兰世家。澎父名大绶，号步玉。康熙《仁和县志》卷二十二《寺观》记：“清真寺在羲同一图醋坊巷内，礼部丁大绶创建。按清真寺有三，一在板儿巷。一在秉祥巷，□隶钱塘，故不□在仁和，□同者亦其一也，俱丁礼部□创，仿真教寺规□□□□天方之学者。”澎父创建杭州3座清真寺，古时中国亦颇不多见。丁澎及其弟景鸿、濚皆以诗名，住杭州盐桥，号“盐桥三丁”。 　　比丁澎《真教寺碑记》早68年的《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的作者马化龙亦是一位白寿彝所谓的“忠于宗教之人”。马化龙，河南新野人，万历五年进士，是一位兼通儒佛道的穆斯林。他任嘉兴府同知前，曾作常州府知事，修缮了常州池子街清真寺。《马郡丞墓志铭》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记述。《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云：伊斯兰教“其俗敬天尊主，乐善好施”，“不事巫祝，不设神像，不化钱楮。其人相见以其语自通”，“有经三十藏”。该记还反映了当时教门内部存在的不良现象，并予以批评：“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故浸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舛，真派之堙且久矣。”“卑鄙者流，墨守其师说，而弗轨于理。第于饮食起居，纤细琐屑之末，排异教如寇仇，争是非如聚讼，而人乃群起訾之，譬则狐禅自堕，旁道争鸣，宁讵得执为口实云者。”马化龙大声疾呼汉文译经：“今其经具在，令得译如华言，以昭示宇内，宇内传而习之，即不得与丘索诸彝训鼎立班行，抑何至出梵音符咒下。”欲通过汉文译著振兴教门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与此同时，李光缙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里反对汉文译经，说：“净教之经，默德那国王谟罕蓦所著，与禅经并来西域，均非中国圣人之书。”“禅经译而经杂，净经不译而经不杂。译者可言亦可知，知之则愈幻；不译者不可知而可言，徒读之未尽舛。”“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与《重修清净寺碑记》相隔7年。我们透过马化龙与李光缙在汉文译经问题上截然不同的观点，发现明末南方教门衰落，穆斯林内部为挽救颓势，出计献策，激烈辩论的白热化场面。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场争论，孕育了稍后始于南京、苏州，遍布大江南北的波澜壮阔的汉文译著运动。杨怀中把汉文译著的开展，与经堂教育的建立，苏非主义的传播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第三次高潮，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化龙审时度势，早在17世纪初，为汉文译著鼓与呼，顺应时代潮流，表达穆民愿望，利于教门发展。马化龙不愧为“忠于宗教之人”，是我国汉文译著的前驱。其撰《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也是研究我国汉文译著运动形成发展的珍贵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9月出版的由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中有15篇碑文选注，本节所述丁澎《真教寺碑记》、马化龙《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双双入选，可见二记重要性。碑文选注作者冯今源专门为嘉兴碑记写了15篇碑文中唯一的“附说”，现转录： 　　这篇碑记是80年代末嘉兴郭成美先生赐寄给冯今源的。谨此向郭君表示衷心的谢意！ 　　 　　1.碑文首句“真教之入中国，不详所自始”，反映了作者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接着，作者批评了时人“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又不肯下功夫学习，仅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承讹袭舛，”结果使教门“失其初意”，导致“真派之堙且久矣”。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今日观之，亦有其现实意义。 　　3.作者以宗教比较法概括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难能可贵。复又笔锋一转，对当时教内“卑鄙者流”大加鞭挞，指出这些人的“墨守其师说，而弗轨于理，第于饮食起居，纤细琐屑之末，排异教如寇仇，争是非如聚讼”，其结果是败坏了伊斯兰教形象，好像是“狐禅自堕，旁道争鸣”，使教外人“群起訾之”，误以为真教“故标一异帜，庸以自别于齐民”。这对今日回胞也应有所启迪。 　　4.再下一段叙述如何弘扬真教精神，为净化社会人心服务。指出，如人人能遵此教义，“养忠爱之诚，复亲逊之化，不私其赀，不忘其本”，必将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今天，在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之际，重读此文，不有所悟所得乎？[8] 　　 　　3.反映寺院管理和回族经济 　　杭州乾隆《重修真教寺碑记》，一碑二石，前者为碑记正文；后者为附文，记载修寺捐资人名单、金额及支出。英人莱斯利说：“载有好几个人名的1743年的杭州碑刻已由Ａ.微席叶和Ａ.Ｃ.毛耳译出，载《中国穆斯林研究》第二集，1913年版140—6页。微席叶书146页记录另一段1743年杭州碑刻，并附有捐刻人名单，此名单包括了二百多名捐刻者，其中的人物有些是文官和武将。人们注意到，在这些姓名中，特别多的是中国穆斯林常用的姓：马、丁、耳、沙、木、哈，ainsi和gue、顾。令人遗憾的是它未被复制和译出。”该碑文未见国内公开发表。碑记全文： 　　真教寺之建于杭城文锦坊，由来久矣。壮吾教之观瞻，烛万象之本体，历唐、宋、元、明，彬彬可稽。其间缘守者不戒，旋建旋毁，屡经兴造。暨明洪武谕令各省均建礼拜寺，历代赐敕如例。我朝定鼎，政教聿新，益增修葺，真教寺弥复辉煌巍焕。康熙九年曾叔祖药园公序源流，详本末，镌之于石，较前称极盛焉。厥后葺而新之者虽不乏人，然历年既久，渐复就荒，屡以资斧不易因循有年。兹乡老卢邺候、王书坤、木秀苍、马澄欲等复仿前规，积锱铢，殚经营，鸠工庀材，丹楹刻桷，重施黝垩，不半载而美轮美奂，灿然一新。向经药园公叙述原委曾记于前。乡老辈回于落成后命余复为记，以勒诸石。绅实不文，奚敢妄赘。特是世奉□□真教，其大略素所心志。矧承淳淳颐使难以违命，由是勉为芜词以应之。 　　粤考吾教设寺之旨，专尚礼拜。举凡礼拜者，务在澄心洁体，俾手容恭，足容重，气容肃，精思默会，仰报真主造化之本源，深明谟罕默德圣人立法之奥匪，徒侈层楼耸峻，绘雕工巧，鸟草翚飞大观，瞻而谋聚会也。俾登斯殿者，日则省，月则修，日月而成岁。其守心斋五番朝礼，万念俱清。保一真之气，求认识之源。夫而后无愧真教寺之设尔。然而地不宏敞，无以使向道者群萃而朝；宇不崇丽，更何以使摄心者虔诚而礼。乃历时既久，朽蚀自形，未必尽风雨攸除，鸟□攸去也。后人不亟为之经理可乎？且也地峙会城，秀映湖海，固欲祝国裕民，笃父子之亲，尊君臣之义，互为砥厉，实与尧舜、周公、孔子之道适相符合。今乡老重修，董事分赞，□一时盛事，实一片苦心。苟不详记，将千百世之制度文明由，俾后来者观感奋兴踵前，辄而承承继继，与日俱新也欤。若夫生天生地，山川之奠定，日月之运行，莫非真主贯彻，浑浑噩噩，万古长存。至若天方流传，谟罕默德圣人能显示变化，感吾中土，俾接武贤人奉真经于海内。药园公言之具备，绅学识浅薄，何敢多为之赘云。 　　董事乡老王之佩，马从景、卢弘绪、顾逢圣、顾世钰、蒋惠龙、周埙、马师燧、沙之骅、马应麒、刘浮瞻、木向荣、顾照、马近仁、郑翰章、沙贞如、李逄源、徐匡荫、沙大业等，众道中师等重修。 　　西泠后学丁士绅顿首谨记 　　时乾隆八年岁次癸亥腊月穀旦 　　 　　附文： 　　今将众乡老捐资芳名开列于左： 　　浙江巡抚中协参府马捐修先贤阿了悟抵宜之墓 　　江苏巡抚中协参府白二两，江苏城守副总府哈二两，绍协都闲府袁十两，处协守府柳十两，处镇副总府哈十四两，山阴左堂吴二两，嘉善县左堂四两，流河沧州巡司耳三两。 　　蒋宝臣三十二两五钱，顾廷宣二十三两七钱，马洵美四十两零五钱，周允和二十二两一钱二分，马非也五两七钱，木秀苍三十三两五钱，施邦维十两，留余堂沙二十两，马瑞成四两五钱，丁楚珩三两五钱，马澄欲五十六两五钱，冯宾玉五两，丁继光五两，马名远五两，李德明六两，李殿升四两三钱，马纶章四两，马岐山三两四钱，锁亮公五两二钱，马潮海四两，王书坤一两，王以清二两五钱。 　　冯子铨、冯九达、朱三女太、沙禹金、顾增南、刘汉明、杜公甫，以上各三两。 　　王汉治、沙云际、满圣卿、俞廷章、李云讓、穆汉雄、丁御六、耳声远，以上各二两。 　　耳彤文二两三钱，顾池远三两三钱，庄大成二两三钱。 　　马东山、李仁则、方敬先、耳女太、俞九如、□卫公、陈尊三、马昌文、金裕苍、马德培、马芳含、陈瞻玉、马以常、李庆华、顾女太、陆三息、马尊三、马允文、丁木氏、马冀良、常文显、吴圣言、沙欣木、马清来、木孔昭、顾渭占，以上各一两； 　　朱怀川一两二钱，沙贞如一两三钱，穆彩瞻一两三钱，何正荣一两零六分，李殿升一两三钱，沙明发一两六钱，丁申伯一两三钱，杜彩生一两一钱，马鼎铨一两二钱，亦汝垣一两一钱，马良士一两三钱五分，耳玉书一两一钱，朱永成一两五钱，白爸爸一两八钱，锁天赐一两三钱，锁汉祥一两二钱四分，锁载荣一两一钱六分，顾聚玉一两三钱，耳德章一两五钱，镇江锁爸爸一两一钱七分，沙令望一两二钱，顾孔瑞一两一钱四分，郭远声一两五钱，王大亲娘一两四钱，孙云石八钱二分，王名世八钱，顾启周八钱，沙景望八钱，孟帝锡六钱六分，锁天御六钱，陈德章八钱，王尚卿七钱四分，沙德音九钱六分，顾景先七钱四分，冯开周四钱六分，锁在扬八钱，李在中八钱，金瑞华六钱六分，丁玉如九钱，孙儒章七钱四分，丁锡凡六钱，徐舜韶五钱一分，吴殿升六钱，顾伟如七钱四分，耳至千八钱二分，河南马石秀、张起山三钱七分，马文英二钱四分，施殿臣一钱四分，马天培六分，陈如玉一钱五分，耳必显七分，姚丹宸五钱。 　　沙九皋、丁汉飞、沙宗仪、李尚宾、周六堦、锁渭公、丁世名、郑吉生、王凌沧、王仲儒、马公相、孙绍先、李星聚、李彩生、沙峙天、亦载儒、穆汉公、沙渭飞、顾奕山、锁石公、马荣占、顾卜年、陈作州、光裕堂耳、郭元吉、马玉先、马见思、溤又庵，以上各五钱。 　　李鲁珍、耳天维、郭大圣、满三老娘、王宪卿、丁士可、顾进思、顾萼芳、马聚千、顾俊仪、陈德明、顾文龙、马驾涛，以上各四钱。 　　马元昭、顾天文、沙翰臣、吴振西、马汉升、溤汉宾、丁天章、郭履端、金茂先、李大娘、吴有文、朱学臣、宣霞生、李用占、冯汉臣、李国符、王公位、丁念□、顾宪廷、马九洲、王楚材、冯圣公、马御苍、施德章、刘汉公，以上各三钱。 　　马大爷、马有荣、杨希远、马良甫、马士华、马圣先、沙德珍、沙惠珍、施季周、施鼎臣、丁惠加、蒋玉成、马刘氏、孙其章，以上各三钱。 　　吴玉卿、沙玉生、何大成、杨玉清、丁杨氏、夏文吴、方圣先、穆守苍，以上各一钱六分。 　　满圣臣、郭御光、顾云生、李天臣、冯位公、马德昭、宁波爸爸，以上各一钱。 　　满五大娘八分，满大阿奶二钱四分，顾天如五分，李上卿一钱五分，杜二老娘石灰三百觔，丁楚白脚箩二双，王爸爸、马青木阿胶作银六钱，顾宪文钱粮簿一本。 　　马胜功交出堆金会钱二十三千零五十二文。 　　以上通共收银四百八十七两三钱一分。 　　收存寺内，用去木料七十枝段，筒瓦筒底共一千五百张。用过石灰、砖、无板木、颜料、纸觔、麻皮、饭米、纸张、泥木搭采小工石作一应人工，通共用出银五百四十两零九钱六分七厘，有□刻木板印。 　　收众乡老并女工堆金银，除用过净欠人上工料银五十三两六钱五分七厘。候已输未收众乡老速即交司事马澄欲处，以便还清工料银两，芳名丹为镌上碑记。 　　堆金钱作银三十二两七钱三分，除算过，实净少人上工料银二十两零九钱三分七厘。 　　时乾隆八年岁次癸亥腊月吉旦 　　杭州光绪《重修真教寺碑记》在正文后，同样不厌其烦地记录了捐款人名单、金额，尤其是将支出情况，一笔笔刊出，收支不差分毫。请看碑记附文： 　　谨将各乡老捐款芳名并工料，清账标榜于左： 　　收杨洪道阿洪洋二十五元，收峻峰张公、子□□、子明□洋一百元，收客屋中息洋一百四十元，收张老太太三元，收清□堂马洋二元，收福善堂马洋一千九百三十九元九角六分一厘。共收洋二千二百零九元九角六分一厘。 　　付各泥作洋四百五十八元零七分，付□□作洋二百元，付方漆作洋一百零九元，付窨沟匠洋二十七元一角，付搭采匠洋二十四元，付厂锯匠洋七元九角七分，付各雕花洋四元四角七分七厘，付石碑刻工等用洋二十六元，付各木行洋五百八十八元三角七分七厘，付聚兴砖瓦洋三百零五元，付各石灰行洋二百零八元七角三分四厘，付各铁器店洋八十四元九角八分七厘，付麻皮纸巾洋五十一元三角七分八厘，付颜料店洋三十五元四角三分五厘，付铅皮洋九元一角零五厘；付砂泥、挑泥、船工洋十五元四角八分一厘，付零用洋五十四元八角四分七厘。共付工料洋二千二百零九元九角六分一厘。 　　我们没有发现丽水清真寺的建造或重修碑刻，有一块清宣统《乡亲外方亲友乐助银洋匾》，记录本坊乡亲32名，外坊亲友24名的姓名、金额。 　　杭州乾隆重修碑记正文记录23名修寺董事乡老的姓名，附文罗列233个捐款人，其中包括省内外官员9个，商家2个，外地平民4名。列明捐款数目，公布修寺收支款项，并督催已认捐尚未交款的乡老速去交款。从该碑以及上述杭州光绪碑、丽水乐助银洋匾发现，修寺捐款人众多，和前期杭州弘治碑、顺治碑、嘉兴万历碑有明显不同。它说明，以往一人出资修寺的形式，已逐步转变为一个或几个为主，穆斯林大众捐助为辅的形式；出现了“留余堂沙”、“光裕堂耳”、“福善堂马”、“清□堂马”等经济实体，回族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福善堂马”在凤凰寺光绪十八年的维修中捐款洋一千九百三十九元九角六分一厘，占碑记所列总数的87%，成了这次修寺经济来源的主导。碑记附录捐款人及收支细目，反映了广大穆民既愿参加捐款，又要了解维修开支，参与管理的愿望。丽水寺比较特别，没有修寺碑记，谁负责修、什么时间修不写，干脆刻个“乐助银洋匾”镌上捐款人名及钱数。这或许是当时丽水回民较关心的，也或许是修寺董事最想向当地回民交代清楚的。杭州乾隆碑正文列出23名董事乡老名单，笔者认为当时凤凰寺已有了董事会之类的管理组织。奇怪的是，附文捐款人名单中，23名董事乡老仅出现木秀苍、马澄欲、王书坤、沙贞如4个。修建清真寺是穆斯林积德建功的大事，其他19名董事乡老岂会分文不捐？ 　　宁波“勒石永禁”碑系维护寺界的碑记。还有1方大小相同的“光绪元年”碑刻，剥落严重，仅可辨认“查”、“仓基地”、“由”、“十二年”、“租余”、“光绪元年”等，估计跟寺产有关。 　　1.元代回回在浙活动的物证——古墓碑 　　浙江是元代回回持续频繁活动的地区之一，碑刻作了这方面的印证。著名的杭州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墓碑，从发现的数量上说，杭州仅次于泉州，多于广州、扬州、海南。目前已确认22方。碑石出土于西湖南园回回坟，旧称聚景园、丁氏陇等。1921年，杨仲明曾译伊斯兰教历730年墓志铭，未公开发表[9]。1936年，白寿彝发表《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10]，张星烺、杨志玖等前辈也很关心古墓古碑[11]。 　　墓碑石为油页岩，大小在高97—43厘米，宽67—31厘米，厚18.5—13厘米，尖状拱形，大多有两围花卉连枝图案边框，双面铭文。碑文首句多为《古兰经》文，有的碑文镌刻押韵对仗的诗词。能辨认墓主名字的9方，记载死亡时期的6方，早的为伊斯兰教历707年碑，晚的为730年碑。碑文涉及内容广泛，有著名人物如阿老丁、卜合提亚尔，有教派如什叶派、苏非派，还有诗词、图案等。笔者与郭群美合作《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考》、《杭州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墓碑考》，略有记叙，分别发表在《回族研究》1993年第3期、1997年第1期，这里不再赘述。 　　碑刻中，除了上述阿文古墓碑，与杭州古墓相联系的汉文碑也有好几方。《元舍剌甫丁墓碣》证明墓主就葬在出土大量古墓碑的西湖南园回回坟。舍剌甫丁，生于1250年，至元十二年（1275年）起先后在嘉兴、上海、山阴、常山、霍邱、泾县、句容、杭州、宜兴担任地方官员，延祐六年（1319年）进京为官朝列大夫及广州路治中，泰定三年（1326年）亡，“营葬于钱塘之西湖南园，从治命也”[12]。《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记回回溥博的祖父道吾也葬在这块墓地。我们从中可知西湖南园已成为元代回回公共墓地。回回亡后葬此，已成定规“治命”。有2方修墓碑，一方是马福祥1927年来杭州，为出资修建元代回回卜合提亚氏及二从墓而作的《题天方先哲卜合提亚氏墓》，原碑无存，20世纪90年代依据拓片复制该碑，重新树立在修复的清波门回教先贤墓内。另一方为《重修丁鹤年墓碑》。元末明初最负盛名的回回诗人丁鹤年，一生中有不少时间在浙江在杭州度过，死后葬西湖南园。《重修墓碑》云： 　　丁孝子者，字鹤年，西域人氏。其曾祖曷老丁元初来杭。彼时凤凰寺已毁于兵燹，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父世荫为武昌尹。母冯氏因兵乱散失，公恸哭寻求于梦中。得母死所，验而葬焉，即庐于墓，卒葬其旁为丁氏陇。后人慕其孝，为建石亭。代远年湮，其详不可得闻，然载于府志者，班班可考。某等忝居教末，爰集微资，重为修葺。略志颠末，以勒诸石，用垂不朽云尔。 　　光绪十年岁在阏逢涒滩孟秋之月同人公立。 　　另据光绪《武昌县志》卷九《冢墓》载丁鹤年葬于武昌寒溪寺后的山上

济南的清真寺

[13]。丁鹤年葬何处先不管，反正杭州有丁鹤年墓，其墓地取名丁氏陇，有纪念石亭、修墓纪事刻碑。数百年来，杭州回民对丁氏保持深厚的感情。 　　《浙江省会警察厅布告•第五四号》，是民国初年地方当局应回民要求，出面保护回回坟的告示，内容是： 　　案据中国回教俱进会浙江支部会长马兆龙呈称：窃查涌进门外，土名南园地方，当洪杨乱时，凡回教男女之殉难者，均瘗埋于此。附近且有回教先贤古冢在焉。比年以来，屡被屑小发生掘盗取石椁，骸胔暴露。平日则牛马践踏，亦复穴拆茔平，髑髅可见。同人睹此兹惨状，恻然忧之。爰集会讨论，佥谓一面加以修葺，一面非筑围墙不可。兹已集成捐款，克日开始工作。除呈报主管分署给予许可证，并派员监视插签外，事关公益，诚恐不肖之徒出而滋扰，不得不仰仗钧厅威信，给示保护。为特具呈伏乞核准施行等情。据此除核准批示外，合行布告尔等毋得滋扰干咎。切切，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厅长夏超 　　 　　5.其他 　　五花八门的碑刻，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信息。《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记载元太祖时至明洪武辛亥间（1206—1371年）浦氏的曾祖—祖—父—浦—子，计五代的血亲谱系变化。为适应在中国的环境，溶入社会，“因其自名而定以浦为姓”。元代著名回族诗人萨都剌做官为政10年，曾寓寄杭州。大量诗作，有的赞美杭州嘉兴水乡，《西湖十景词》尤脍炙人口。还有诗词家贯云石，父名贯只哥，因以贯为姓氏。云石文武全才，做官讲学没多久，“既又辞疾，还江南，诡姓名，易服色，卖药钱塘市中”[14]。一些回回上层人物，改姓换名，还作词赋诗，其汉文学水平达到很高的境界，以至于把他们的诗词勒于石，永久保留，供后世瞻仰。《元萨都剌游紫阳洞诗》、《元贯云石等通元观诗刻》就说明这个问题。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元代外人籍华的某些演变过程。 　　《嘉兴路重建水驿记》记载嘉兴元代回回郡守法忽鲁丁1339年重修嘉兴西水驿的事迹。崇祯《嘉兴县志》云：“西水驿，属府，在阜成门外西丽坊。元初置，至正末毁于兵。”13世纪初，蒙古将士骑马挥戈，南征北战。他们从蒙古草原远征到江南水乡，灭宋兴元。为保持邮路通讯畅通快捷，“天子之使征令锡予播告东南之区”，上情下达，加强对南方的统治。针对江南水网交错的地理特点，“舍骑而舟”（碑现立于嘉兴斜西街西端西驿亭）[15]，建立水驿。这种供应递送公文的人和往来官员暂住、换船的处所水驿，仅嘉兴到杭州就有西水、皂林、长安、赤岸、杭州五处。《记》云：“驿之废兴，关于郡政之弛张”，赞扬法忽鲁丁重建水驿之举。无独有偶，还有一方歌颂法忽鲁丁的《重建嘉兴路总管府治记》。 　　《嘉兴路重建水驿记》全文： 　　江以南，繇润至于杭七百里，为驿凡十有四。嘉禾西水其一。水驿当城西□□□□□□，左□鸳湖，右挹苕霅。后接平望，前迻皂林。水道平夷，无风雨悍激之虞。江湖□间□□□□□□□□天子之廷。 　　天子之使征令锡予播告东南之区，省臣、台臣、宪使閫帅，按部行县与□有□□事□□□□□午错，邃必此焉。经往者，舍骑而舟，□行中河偃，仰眺瞩息，棹鞅之劳，以旷心怡□□□□□□□。僚属邡劳致饬必恭，壶浆廩糈必丰，供张仪卫必严，篙楫帆樯维系之属必坚。□□□□□□，有一不当意，则将疾乎大呵。箠督胥吏，辞及长吏。郡之毁誉、荣辱系焉。 　　西驿之馆□□□□□虽岁葺之，循习简陋日甚。至元五年己卯岁夏四月，郡守法忽鲁丁嘉议公至览而□□□□细故哉。乃集僚佐定议，檄下海盐州，得州之富民十有二人，诣郡厅命即招工□□□□□路史葛德明董之，撤旧宇而更新焉。阁本临河，使舟是迎，西门外辟肃使□耳。中□□□□□□立东西之厅两庭耳。附軨轩翚飞，湖光野色，荡摩心胸。燠室风亭，惟意是通，奉神有祠，□□□庐，庖酒库廩，诸物悉备。 　　是岁六月兴事，不逾月而成焉。若监郡也列不干，同知闾儿，治中马合马，府判小云失海牙，推官刘好礼，陈惟一，经历项文质，知事马皋，照磨马原道，又□□□□□用贳其猷，且征公言以纪之。 　　余曰：夫驿之废兴，关于郡政之弛张。政之弛张，关于□□□□工。入其境，视驿则知政，知政则知其人矣。昔余校文武昌，辟掾洪省，□命江夏上，计□□□□□天子之都。浮汶涉济，绝江淮而南，驿传所历，无虑百数。废者，固不复遁数。其能大作新者，□□□焉。其一，浔阳问其守，则曰狄侯也。其二，郁孤问其守，则曰马侯也。其三，姑苏问其守，则曰□侯也。今归吾邦，继三郡而作者，复得吾嘉议公焉。故余乐为之记。噫！后之人睹公之政，而服公之能，其亦有所兴起也。 　　夫明年春二月既望，将仕郎、建德路总管府知事俞镇记 　　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吴秉道书 　　光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马合谋篆额 　　承事郎、嘉兴路海盐州判官金伯宁立石 　　前文引录的杭州乾隆《重修真教寺碑记》及附文中，出现涉及修寺的256个人名，除去重复和无法确定姓氏的7个，共249人，分属43个姓氏。按人名姓氏数量依次为：马45，顾24，沙19，丁、李16，王13，耳、冯10，锁9，陈、吴6，满、郭、施5，孙、朱、穆4，杜、蒋、周、木、刘、金3，卢、杨、白、哈、郑、俞、何、徐、亦、方2，袁、夏、柳、庄、陆、常、孟、张、姚、宣1。微席叶说：马、丁、耳、沙、木、哈等是中国穆斯林常用的姓。杨大业认为“杭州木姓应是回族人特有之姓”，以该《碑记》出现“木秀苍”、“木向荣”、“木孔昭”、“丁木氏”等等作为钱塘永乐进士木讷为回族的旁证[8]。以该《记》提到的姓氏、数量与当今杭州回民姓氏、数量进行比较，或许会有所发现吧？《碑记》对了解杭州回民数百年来姓氏、人口、迁徙等变化有直接帮助。 　　浙江清真寺的门楼、照壁等处，往往有中文和阿文雕刻，它们的材质系泥砖。其中列入碑刻名单的凤凰寺和嘉兴清真寺砖刻年代较早。凤凰寺刻砖无存，从仅存的2张拓片判断，砖长、宽各40厘米，《古兰经》第3章第92节经文雕刻在4块方砖上，现存拓片为第1、3块，无法确定年代，也有人说它是宋代京砖，上刻“宋杭州定造京砖”[16]，1991年在杭州凤凰寺召开东南沿海伊斯兰教文史座谈第四次会议，凤凰寺拿出一部分碑刻拓片向与会代表展示，其中包括刻砖拓片。经辨认，并未见“宋杭州定造京砖”戳记，除了笔者，当时在场的有江苏的郑勉之、福建的陈达生等等代表。嘉兴清真寺大殿屋脊上有5块33厘米见方的阿文砖刻，刻文图案为圆形。刻砖是明清时期的，这些砖刻对研究清真寺建筑风格和阿文书法的变化有裨益。 　　凤凰寺现藏一方阿文寺碑，据说是明景泰年间修寺时所立，距今500余年。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字迹较模糊。需要把它翻译成汉文，了解这些数百年前的回回到底说了些什么。 　　 　　四、结束语 　　 　　本文记述了浙江回族伊斯兰教碑刻的收集，按寺碑、墓碑、杂类等3个部分将碑刻名单一一列出，对其年代、材质、数量、分布作简单说明。碑刻是浙江回族伊斯兰教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内容丰富多彩。本文认为它记载了清真寺的创建、重修年代；它阐述了教义教理，倡导汉文译经，有的碑文的观点，仍有现实意义；它展示了元代回回在浙江的活动脉络，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轨迹。一些元代回回官员的政绩，证明了回回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碑文中大量人名、商号、金额、账目，折射出浙江回族的经济、人口、姓氏等变化。 　　回族伊斯兰教在浙江有悠久的历史，继续搜集碑刻的任务很重。宁波寺已知有碑，但未找到。衢州寺还没发现碑。杭州历史上，除了凤凰寺，还有元代的“回回拜佛堂”[17]，明清时期的板儿巷寺、楚妃巷寺、西湖郭家河头寺、五奎巷寺，我们还没掌握这些寺的碑刻资料。杭州马钟琪曾告诉笔者，楚妃巷寺墙中有一方建寺碑，另据清雍正《浙江通志》载元代回回木八剌、马合谋、海鲁丁等做官为民，“洁己奉公”、“廉介明察”，百姓“立碑颂之”，或“建去思碑”等等，这些碑记，等待我们去发现。嘉兴的《嘉兴路重建水驿记》、金尔珍的《咏小灵鹫山馆诗碑》等就是近10年来发现的。 　　对现存碑刻有一个加强整理、研究的要求。凤凰寺可开放碑廊，牵头邀请有关人员对阿文碑刻进行攻关翻译，凤凰寺嘉兴寺可召开小型碑刻学术研讨会，使沉寂的古碑活跃起来，焕发新春，为现实服务。 　　最后，对冯金良先生、已故王士伦研究员和马钟琪先生帮助收集碑刻资料，家父郭清心阿洪协助翻译古碑，墓碑研究合作者、胞弟郭群美竭力译古碑，深表谢意！ 　　 　　注释： 　　 　　①杭州1组4块，嘉兴1组5块阿文砖刻，杭州乾隆《重修真教寺碑记》一碑二石等均以1方碑刻统计。《詹应鹏、释智舷唱和诗碑》有石2块刻诗两首，以2方碑刻统计。 　

济南的清真寺

　 　　参考文献： 　　 　　［1］何友仁.宁波回教堂考略［A］.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2］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九［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3］杨怀中.回族伊斯兰教的柱石——《中国回族阿洪经师知见录》前缀［J］.回族研究，2004，（2）：150-153. 　　［4］莱斯利.伊斯兰汉籍考［M］.杨大业，译. 　　［5］白寿彝.两浙旧事［A］.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6］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伊斯兰教石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7］杨怀中.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文化的四次高潮［J］.海上丝绸之路研究，1997，（1）. 　　［8］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丙编专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9］杨仲明.教旅卜合提亚尔墓志铭［A］.上海清真董事会议 案•元册［C］. 　　［10］白寿彝.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J］.禹贡，1936，5（11）. 　　［1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19节［M］.北京：京城印书局，1930.杨志玖.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续）［J］.回族研究，1993，（2）. 　　［12］元舍剌甫丁墓碣［A］.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一六［C］. 　　［13］（光绪）武昌县志•卷九：冢墓［A］.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4］元贯云石等通元观诗刻［A］.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一八［C］. 　　［15］俞镇.嘉兴路重建水驿记［C］. 　　［16］纪思.杭州的伊斯兰教建筑凤凰寺［A］.回族史论集（1949—1979）［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17］郭成美.鄂拖曼与回回拜佛堂［J］.台北：中国回教，1993：224，225. 　　Summarize the Islamic Inscriptions of Hui in Zhejiang 　　GUO Cheng mei 　　(Zhejiang Jiaxing Food Co.,Ltd,Jiaxing,Zhejiang 314000)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 the collection of Islamic inscriptions of Hui in Zhejiang, and make introduce to its age, material, distribute and main contents according to mosque tablet, tombstone and miscellaneous. 　　Key words:Zhejiang; Inscription; History of Hui & Islam 　　

郭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