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回族文化

济南的清真寺

回族文化，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谈，本文则选择文化学的角度。鉴于所谈，只是几点初步的或粗浅的看法，故只能称之为浅谈。 　　 　　一、回族文化是世界两大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相当恰当、相当充分、相当全面的和合 　　 　　相当恰当，就是和合的结果相当适度，相当恰如其分，有些方面甚至相当完美，从而使一些研究者分不清谁是和合的原型，谁是和合的结果。 　　相当恰如其分，最明显的就是和合的结果既实现了伊斯兰文化的中国化，又保持住了伊斯兰文化的原旨、原精神；从伊斯兰文化的角度看它是中华的，从中华文化的角度看它又确实是伊斯兰的；从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程度看它总体上可以说是“到位而不过度”，从外来文化在异乡是否仍保持本色看它总体上又是“有变化但未失去原旨”。这种情况在广义的世界文化交流中是十分典型的，是世界文化史中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和而不同”的一个典型范例。 　　有些方面甚至相当完美，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由王岱舆、刘智等在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中所阐发的伊斯兰宗教学说或伊斯兰理学，由于它和宋明理学非常形似，竟使章太炎这样的学术大家也发出了“张子(即张载)或许是从回教求得的”的感慨，从而表明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等回族大师们在和合伊斯兰和中华(核心是宋明理学)两大文化方面是多么地高明。 　　相当充分，就是和合的过程进行得比较圆满。具体说来就是：历时相当长久(长达1000多年)，涉及地域颇广(几乎涉及全国2/3以上的城市、农村)，涵盖文化面颇宽(下有专门叙述)，包括回族以伊斯兰和中华两大文化为精神纽带而形成和回族自觉主动承载和合两大文化两个大的段落，经过准备酝酿、初步和合、深层和合、转型修正四道程序，经历了情况不尽相同的几种社会环境(既有蒙元时期的优越环境，也有清后期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情况相异的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三个不同的时代，经历了蒙元时期、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伊斯兰文化的三次重要东渐和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三次大的回族文化自觉。这一切，则使两大文化的和合过程具有比较丰富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 　　这种和合过程的特点，可以用和平、持续、缓慢、逐步八个字来概括。和平，就是说和合的方式是和平的，本质上属中国同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持续，就是说和合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不像有的中外文化交流那样断断续续；缓慢，就是说和合的进度是缓慢的，预先有一个相当长的回族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时期；逐步，就是说和合取由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浅层次(俗文化层次)逐步向思想学说经典等文化深层次(雅文化层次)过渡的步骤，不像有的外来文化那样一开始就进入经典翻译。 　　当然，对于相当充分，也应该像有的朋友提醒的那样说一下问题的另一面，尽管这只是次要的一面。依笔者看，影响两大文化和合更加充分的消极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两大文化的和合好像只有回族学者(也有极少数汉族学者参与)“以儒诠经”一个单一的方向，而未见有汉族学者以明显的“援伊入儒”(或人其他类型中华文化)方向与之互动。二是在汉族社会中，轻视伊斯兰文化进而轻视甚至嘲笑穆斯林的事例历史上间有发生，这对和合多少会造成一些阴影。三是一部分回族穆斯林中存在的“读(汉)书即是反教”的误解以及因担心被“同化”而对汉文化的固拒，在历史上也是影响两大文化充分和合的一个消极因素。至于明、清、民国历代政权的民族宗教政策失误的一面那又是另一类问题。 　　相当全面，就是和合成的文化门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相当完全。这我们仅举三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一般文化结构。按一般文化结构的两分说，回族文化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或非物质文化)两种都有。按一般文化结构的三层次说，在回族文化中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全有。按一般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回族文化也有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个层次。按一般文化结构的六大子系统说，在回族文化中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也是都具备的。 　　另一个角度是一般文化学科门类。现今所知的几乎所有文化学科，如宗教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史学、法学、建筑学、天文学等等，回族文化都多少有所涉及。至于被一些研究者也称作学问的灵学、风水学、占卜、祈雨等等，回族文化中也有一定反映。 　　第三个角度则是最能说明回族文化系两大文化和合的五层次说，即回族文化有伊斯兰教、伊斯兰、穆斯林、儒学(华学)、开拓性中华文化五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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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伊斯兰、穆斯林三个层次，按笔者在《关于宗教构成的几点思考》一文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广义伊斯兰教构成的内、中、外三层。伊斯兰教信仰(伊玛尼)、伊斯兰教义务(伊巴达特)、伊斯兰教善行(伊赫桑)这些以“伊斯兰教”为限定语的构成部分即为广义伊斯兰教的内层。伊斯兰哲学、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经济、伊斯兰文化、伊斯兰天文学这些以“伊斯兰”为限定语的构成部分即为广义伊斯兰教的中层。而穆斯林民族、穆斯林社会、穆斯林社区、穆斯林社会运动这些以“穆斯林”为限定语的部分则为广义伊斯兰教的外层。这三个层次，当亦为回族文化的前三个层次。 　　回族文化中的儒学或华学层次，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同一般中华文化的儒学或华学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由于它的作者是回族人，在形式和内容的深处当亦多少有回族人特有文化精神(包括伊斯兰教信仰)的影响。 　　回族文化中的开拓性中华文化，与一般中华文化中的开拓性部分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也没有什么两样。但由于它出自回族人，在形式和内容的背后当亦多少有回族人特有文化精神(包括伊斯兰教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何谓开拓性中华文化，笔者认为就是笔者在《回族与中华文明》一文中所讲的回族对中华文明重心的矫正、回族对中华文明进步的开拓等内容。 　　在介绍完三个相当之后，有一个问题必须作一交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两大文化的和合，只是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并不排除在回族文化中有其他文化(如古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即和合有其他世界性文化成分。 　　二、回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回族传统 　　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回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容易被理解，也容易在学界形成共识。这一是因为这是现实。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族之间实现了一律平等。同样各民族也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这些文化共同构成了今天的中华文化，因而今天中国每个民族的文化，包括回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事实。二是因为有“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共识的比照。自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正式提出这一见解之后，学界一致公认为这就是学界的共识。对中华民族这样认识，认为其结构(构成)是多元一体格局，那对由中华(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也应这样认识，也应该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即每个民族(包括回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回族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却不容易被理解，更不容易成为学界的共识。这一是因为对何谓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上早就有一种不算共识但亦有一定权威(或得到旧社会历代政权的支持，或得到一些主流文化人的提倡)的定见，这种定见作为一种传统不太容易被修正。二是因为近年来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议论虽然不少，但对何谓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怎样一个结构，包括哪些部分或哪些单元，并没有见有系统的讨论，故笔者一时也难弄清该如何说明才能得到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界的理解，以至得到他们的认同。这样也就只能对现在所知的一些说法作一个初步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说一下自己的见解。 　　对何谓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现在所能见到的见解有一元说、二元说、三元说三类。一元说就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就只一元，或者就是四书五经，就是儒家学说，或者就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二元说就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有两支，著名者为《南方周末》2007年8月份所刊载的刘再复先生的“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说。《南方周末》的编者按将其说法陈述为刘再复先生认为，四书五经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还有相对独立的另一支，即由《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和《红楼梦》组成的“六经”。此外网上还有一篇署辛一山著《中华文化源流略考》的文章，认为中华文化的源流应该分两个门类，一个是黄老之术，另一个则是儒家学说。三元说就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为儒佛道三支，或者是三支并列，或者是儒为主支，佛道为两翼。 　　这三说中一元说与三元说属传统定见，而二元说则是近年来的新说。这些定见和新说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全面。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绝不会仅是上述这些。不说别的，回族传统文化就未被包括在内。 　　回族传统文化，是回族文化在中国进人近现代之前的存在状态，它与回族近现代文化一起构成了回族文化的整体。鉴于经过唐宋时期的准备酝酿，元至明中叶前后两大文化的初步和合，到明清之际回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经完备成型，因而它毫无疑问已取得了入围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格。加之回族传统文化既有高出或先进于儒家学说的开拓部分，又有对儒家学说的某些偏颇加以矫正修正的部分；既有儒书中所未发的部分，又有消化了儒家学说(及其他华学)从理论上向更完备方向推进的部分；既继承和高扬了儒家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自强不息、和与中、爱国爱家、天人合一)，又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平和处世、洁清自身、诚信专一、舍取得当等新的精神；既是不同文化的成功和合，又是回儒之间的成功对话；既表现了回族对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双重热爱，又反映出回族是一个善于融合不同文化的民族；既是境外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本土的成功转型，又是中华本土传统文化主干上经过嫁接的一个新支。说其不属于中华传统文化，这能说得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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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回族文化，历史证明，本质上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与周围不同文化和睦相处的、善待生态环境的。既不是发展的障碍，更不对什么构成危胁 　　 　　回族文化本质上是开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开放、宽容的产物。正是唐太宗的以开放态度对待外国人及其宗教和穆罕默德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训，开创了这两大文化之间的互相开放和交流。在此基础上在中国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回族文化一直延续着这种互相宽容、开放的基因。例如明清之际的经堂教育，正是通过借鉴儒家文化的私塾教育形式，将境外伊斯兰教的教育形式嫁接到了中国。而有代表性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又是通过学通四教(佛释道伊)与会通中西，达到了境外伊斯兰教学说的中国转型。至于门宦各分支，则大量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关元素于自己的宗教建筑和宗教学说之中，统统也都是与回族文化的开放有关。 　　只是到了清中叶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回民起义连遭镇压，大汉族主义又借势有所抬头，加之回族贫、弱、愚的状况又有所发展，多数回族大众除日常谋生活动之外基本上退居寺内，以不断的赞念祈求和谨守拜功来等待真主的安排，这时对读书、对识字、特别是对汉文化的偏狭固拒便在一部分回族人士中蔓延了开来。只有这时，人们才明显地看到回族文化也还有自我封闭的一面。然仔细分析，这只是特殊的时间、特殊的条件和背景下的特殊的或暂时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今天环境已经完全改变、政策已经全面落实的情况下，已没有理由再存在下去，回族文化重新步入全面开放已指日可待。 　　回族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正像马注在《清真指南》卷之六“问答”中所形容的“盖春夏不离四时，万紫千红年年更易”。而最有阶段性意义的与时俱进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明代，这次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回族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领域，以郑和的航海创举和李贽的反传统思想为代表。第二次发生在明清之际，以回族等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汉文译著、门宦教派三大特点的出现为代表，主要表现在回族传统文化的伊斯兰教层次。第三次则发生在清末民初，以回族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为主题。 　　在第二次阶段性与时俱进中，王岱舆在《希真正答》中所提出的“哈他”(译日差错)不在文字而在道理说和刘智在《天方典礼》卷一“原教篇”中所提出的“用权而不离于正，虽变而不失其常”说，则具有理论指导的意义。 　　回族文化与周围不同文化和睦相处的例子比比皆是。郑和、李贽、杜文秀等知名回族人与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的友谊和非同一般的关系，就是有代表性的明证。 　　回族文化善待周围生态环境是她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方面除了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下卷“取舍”部分阐述的“取舍有度”思想外，刘智《天方典礼》卷十四之“民常篇”所阐发的“顺物材物，以不负物”的思想也是回族文化善待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例子。 　　回族文化的上述本质或主流特征，使其无论是 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还是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无论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还是在构建和谐文化中，都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一笔十分珍贵的财富，都是一件值得十分珍惜的国宝、族宝。所以绝不能中某些人的圈套，视宝为赘，误视其为什么障碍、威胁。 　　 　　四、回族文化，当务之急之一就是要高扬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 　　 　　这里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专指回族文化的载体回族，特别是回族中的文化人。 　　文化自觉，简言之就是回族人对自己乘载和传承的文化的自我(自主)觉悟。具体就是： 　　觉悟到要重视自己的文化，视其为自己民族、自己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觉悟到要研究自己的文化，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基本特色及发展趋势； 　　觉悟到要对自己乘载的文化进行反思，以便分清精华与糟粕、优势与不足； 　　觉悟到要在多元文化的氛围内摆正自己文化的位置，以便与周边不同文化和睦相处； 　　觉悟到要准确把握自己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停滞、倒退、“复旧”、自我封闭，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觉悟到要对自己的文化不断作出修正、变通、调整、创新，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和环境； 　　觉悟到文化的生命源泉来自生活，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动，因而博大的胸怀、宽容的心态是文化品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觉悟到要用本族人、本国人以及世界各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以便消除误解、加深理解，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丰富中国和人类的共同文化； 　　觉悟到要十分珍惜自己的文化，保护好幸存下来的、为数已不多的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 　　觉悟到现在是发展文化、提升文化最需要也最有利的时机，抓住时机，不失机遇，积极进取，争创辉煌，是今日回族人的神圣使命。 　　而文化自信，简言之就是回族人有信心和决心乘载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其根据是：一来自十分紧迫的回族文化需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部大开发、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党和国家一次一次的号召，一次一次的战略决策，都呼唤回族文化，特别是西部地区回族文化的参与，这怎么不使回，族人，特别是西部回族人感到形势紧迫呢。在历史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头些年中，回族文化像不少中华文化的分支一样，都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难道在这次中华民族的更伟大、更卓越的进步中，回族文化就不显露更为令人刮目相看的光芒吗?加之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杂音也不时冲击着对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种文化都有浓厚感情的回族人的心灵，他们希望世人也能听到他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真实文化历史所发出的声音。此外在近些年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中，仍然不同程度地有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回族传统文化的倾向，这也迫使回族文化不得不作出一些回应。 　　二来自相当有利的回族文化发展环境。无可否认，现在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环境最好的一个时期，对回族文化也不例外。党和国家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整个社会相当宽松的文化氛围，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理念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改善，文化兴市、文化产业等新的文化词语的流行，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国家一些政策的向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倾斜，中国与阿拉伯、波斯、中亚等伊斯兰教国家及地区间空前频繁的文化往来，等等，无疑都使我国目前文化发展的环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 　　三来自近些年所打下的一定基础。回族文化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少得可怜。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也仅20多年，涉及回族文化的专著、论文、资料集等等都成数倍数十倍甚至百倍地增加着。虽还难以同儒佛道三教的文化研究成果相比，也与蒙古、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有一定差距，但初步的研究基础毕竟打下了。当你打开一大本一大本的有关论著、论集、论稿、参考资料汇编、论文汇编、文献提要、研究、史论、史略、历史、简史、类记、百科全书、辞典、金石录，翻开一次接一次的涉及回族文化内容的研讨论记录时，你一定会为回族文化研究开始有了较快的进步而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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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来自回族文化研究已有了一支十分值得庆贺的生力军。他们比起笔者这样的老兵来，有先进得多的研究方法，有先进得多的文字工具，更重要的是有比笔者充沛得多的精力，远大得多的文化抱负及使笔者感到回族研究有希望的他们的求知欲望与谦虚态度，他们的研究成果使笔者十分敬佩。这是笔者2006年在银川和2007年在吴忠参加讨论会的切身体会。 　　五来自回族文化研究已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宁夏吴忠市政府把回族文化与区域和谐发展联系起来，举办“回族文化与区域和谐发展论坛”，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创意，也是回族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出书斋，成为政府、学者、企业家共同合作工作的一个开始。 　　六来自历史上回族先贤治学精神的启迪。如胡登洲的敢于面对问题，勇于创新；王岱舆的勇于独立思考，敢于直面诸家据理进行批评；马注的遍览诸家，欲借重朝廷之力振兴伊斯兰教；刘智的一生刻苦，笃志阐天方之学以晓中人；马复初的不为事动，专心致志于弘扬伊斯兰文化的著述工作；等等。 　　文化自强，简言之就是回族人作强自己的文化是回族文化发展的关键。而何为作强，笔者认为就是： 　　一作得与回族文化的位置大体相称，即要使显露出来的回族文化能反映它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中所占的地位，能反映它的重要性，将自己的文化作到位。 　　二作得能更好地标志(代表)回族、凝聚回族、激励回族前进。 　　三作得大部分文化内容容易转型为市场运作。 　　四作得尽量多些精华，少些糟粕。一种文化，有点糟粕，并不奇怪，亦属正常现象。但糟粕超过一定量或一定度时，则不正常。如清后期有所上升的对汉文化的偏执性固执即是。 　　五将回族文化作成品位较高的文化，即具有博大宽容精神的文化。 　　六作成少了它中国人乃至世界人会感到缺了点什么，从而产生“不了解回族文化很难说完全了解中华文化，不了解回族传统文化很难说完全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缺失”感。 　　以上浅说，很不成熟，权作一个老声老气的呐喊吧! 　　 　　

       李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