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派的主要特点

济南的清真寺

　　五、各教派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自称是“天方圣裔”的著名回族学者马注（１６４０－１７１１）主张：“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清代另一回族学者刘智（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０）也主张：“揆之时宜，似亦无碍，姑从之。”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地域的、民族的、语文的、异教的文化，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中国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
　　比如，很多门宦教派的教主拥有最高的教权，被认为是代安拉和穆圣传教的“超人”，实行嫡长子世袭制。我们知道，“父传子受”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在中国以嫡长子世袭王位为基本内容的正统观更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那些门宦教派搞嫡系继承教权，与中国封建社会那种“家天下”的思想影响不能说是无关的。另外，很多门宦教派、伊禅教派的教徒，对教主实行跪拜礼；在向教主讨口唤或讨都阿时，要双膝跪倒，将“海底业”放在教主脚前以示忠诚。显然，这种跪拜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但它在穆夫提门宦、马元章以后的哲全林耶门宦等教派的历史上，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中国封建帝王的觐见之礼，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嘎的林耶大拱北门宦受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思想影响是很深刻的。庄子根据自己的社会观和自然观，总结出一套避世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人活于世应过一种符合自己本性的恬静安适的生活，这就必须摆脱社会的束缚，摆脱功名的束缚，摆脱富贵的引诱，使自己得到自由。要生存，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料。但是“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逍遥游》）只要能像鹪鹩栖于一枝，鼢鼠饮水满腹，即足矣。如果谋取的物质财富超过生活所需，就成为祸害。富有六大害，贵也有害于人，因为富贵者为保住高官厚禄、万贯家财，夜以继日地思虑怎样办有利或不利，从而有损于身心健康。因此他主张养神之道，以求得心灵的虚静，忘掉一切，忘掉自己，进而达到与天为一和与神为一的境界。大拱北门宦创始人祁静一在其遗训中，阐述的正是庄子的思想：“鹪鹩巢于林，只借一枝为栖，所占无多；鼢鼠竞饮于河，不过满腹之水，所求有限。”他们的《修道歌》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思想。
　　论出家，道也清。躲了些害怕耽惊，行住坐卧由咱定。也不去北战南征，也不听犬叫鸡鸣。富贵荣华终何贵？读什么的十载青灯？盼什么的万里鹏程？功名盖世南柯梦。清净时理论修行，是非中装聋卖哑，那管他谁弱谁强、谁败谁胜！
　　论出家，道也闲。石崇富贵咱不要，不要他装元及第，不爱他金榜题名。青山绿水多幽静，白日间清风来作伴，到夜晚明月更皎好。渴饮清泉饥食柏，谁想他千钟的粟，怎乐我万古的春。但炼灵台一点明，便招生死运虚灵。一朝脱下凡胎袄，才是男儿大丈夫！
　　论出家，道也好。游江湖，涉山川，寻师访道学参禅。自从觉得长生路，料知生死不相干。行也禅来坐也禅，静言默语乐自然。水火刀兵都不怕，有人骂咱咱不管，有人笑咱咱不招，不动心火乐逍遥。
　　这种《修道歌》的中心，就是强调“清闲好”，不慕功名，不要富贵，参禅养神，脱凡入化。这与庄子那种避世的人生哲学是完全一致的。

济南的清真寺

　　西道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素有“汉学派”之称。它的创始人马启西（１８５７－１９１４），幼学儒书，攻读“四书”、“五经”，博览诸子百家，是位儒家秀才。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在家乡设私塾，主张讲儒家经典。他努力钻研儒化程度很高的南京回族学者刘智（介廉）的著作，大力宣传刘智的学说。在他亲自制定的西道堂简则中，明确表示：“本道堂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综述伊斯兰教正统，以宣传金陵介廉氏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宣扬伊斯兰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伊斯兰教教教义为宗旨。”这样明确宣布以中国传统文化宣扬伊斯兰教学理的，只有马启西创始的西道堂。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１９０９－１９７０），在所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对西道堂作了一定的报道，认为这个教派“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重之必要”。主要是因为西道堂“比较的偏重于文化方面”，“而以中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这确是很有见地的。
　　回族穆斯林中数目最多的格底木教派，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姑且不谈那些汉文译著如何采取汉文化哲学形式去论证伊斯兰教的哲学概念、术语和方法，即以习俗而言，伊斯兰教不是禁止膜拜个人和咒符么？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些格底木穆斯林向圣贤祈雨、吹“都阿”、喝“都阿”，将本是宗教信仰表白的“清真言”、作为中国式的避祸祈吉的祷词；在不少地区，伊斯兰教的丧葬仪式，被搞得很烦琐，出现了不少汉化的繁文缛节，要过“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甚至“三周年”、“五周年”等纪念亡人的活动；在诵读《古兰经》方面，格底木的穆斯林也大多采用汉语的音位，按其所居地区的方言音位诵经，甚至有如单音节语诵读汉语古文的语调，成为其阿拉伯语音“汉语方言音位化”的一个特点；此外，在教坊制度、清真寺建筑、宗教教育、宗教文物、宗教节日及活动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
　　总之，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不同程度地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世俗生活中表现了一种灵活的态度。但是，应该指出，无论是哪个教派，他们在教义和教法上都仍然固守着伊斯兰教的原则和传统，用以表明“清真古教”的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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