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派的主要特点

济南的清真寺

　　一、中国伊斯兰教派是流不是源
　　中国伊斯兰教的各种教派，追根溯源，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各种伊斯兰教派影响的结果。它们或是由外国传教士传入，或是由中国穆斯林从国外引进，而不是中国穆斯林独创的。
　　格底木、西道堂、新疆维吾尔等族的逊尼派，都源于阿拉伯地区的逊尼派，而且都遵循大伊玛目哈乃斐学派。
　　伊合瓦尼、新疆维吾尔等族的圣训派，提倡“尊经革俗”，“凭经立教”，被称作“尊经派”，显然是受18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有人派及本世纪初期该半岛的伊赫万运动的影响。伊合瓦尼的创始人马万福（1849-1934），又称“果园哈吉”，清光绪十四年（1888）赴麦加朝觐，曾受教于沙特阿拉伯的“海里夕巴氏学堂”，归国时带回一批有人派的教律经典及其批判“异端”的经籍。正是在研读这批经典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大纲领棗“果园十条”，创立了中国伊合瓦尼教派。
　　门宦教派和伊禅教派都源于阿拉伯和中亚地区的神秘主义修道派别苏非派。
　　门宦教派中的哲合林耶门宦，创始人马明心，雍正六年（1728）赴麦加朝觐，次年抵也门，在沙孜林耶道堂受教于“筛海”（道长）穆罕默德•布录•色尼，乾隆九年（1744）归国后即传哲合林耶教理。因此，至今该派教徒自称他们的“根子在阿拉伯，枝叶在中国”。
　　门宦教派的嘎的林耶，创建人被尊称为“盘龙道祖”，名叫花哲•阿布都•董拉希，据传系穆罕默德的廿九世孙，是从中亚来华的传教士。康熙十三年（1674）经两广、四川，到甘肃、青海传教，将嘎的林耶教理传给了祁静一（1656-1719）和西安广德门的马道祖，祁遂创嘎的林耶大拱北门宦，马的后辈则分别创立了嘎的林耶的韭菜坪门宦和青海后子河门宦。
　　门宦教派的虎非耶，下分许多支系门宦，其中几个较大门宦都源于阿拉伯或中亚地区。如花寺门宦，是马来迟（1681-1766）创建的。他于雍正六年（1728）去麦加朝觐并在虎非耶道堂学习3年，后到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等地游学，先后研究了乃合西板底耶、嘎的林耶、赛哈来外勒顶耶的各种苏非派学理，又拜阿拉伯的苏非派学者茂俩拉买合都米为师，接受了这位导师所赠的道号“艾比力夫图黑”（意为“开路者”）和8件礼物（宝剑、大印、《冥沙勒》经、《卯路提》经、八十本书籍（克塔卜）、拜毡、羊毛长衫（苏夫）、克尔白幕幛）。雍正十二年（1734）归国后，遂一处讲学，传授虎非耶学理，创建了花寺门宦。其他又如毕家场门宦和穆夫提门宦，其第一辈教主分别是马宗生（1639-1719）和马守贞（1633-1722），他们都是赫达叶通拉希的学生。赫达叶通拉希，中亚苏非派传教士，全称为华哲•赫达叶通拉希•阿法格•曼什乎勒。自称是穆罕穆德的二十五世孙，从中亚经新疆到青海湟中凤凰山传教，先后向马宗生、马守贞及其他几人传授虎非耶学理。穆夫提门宦保存的《道统源流》中，追述了从穆罕默德到马守贞的道统继承关系。这种追述的可靠程序姑置不论，有一点则是肯定无疑的，马守贞创立的穆夫提门宦是流而不是源，它的源头在中亚或在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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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门宦之一的库布林耶，也是苏非派的一个支派。据该门宦穆斯林传说，他们的始祖是位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传教士，名曰穆呼引的尼，系穆罕默德的后裔。这位“圣裔”曾三次来华，先后在两广、两湖及新疆、河南、青海、甘肃等地传教，最后在甘肃临夏东乡大湾头定居，乞讨为当地汉族的张姓，号张玉皇，字普吉，故该门宦又有“张门门宦”之称。总之，这个门宦教派也是舶来品。
　　新疆维吾尔等族的伊禅教派也都来自中亚地区。撒马尔罕、布哈拉、卡桑等地的苏非派教徒，如伊朗的海比甫乃吉米伊禅，布哈拉的阿布海比克比尔、尔西丁外里，拜里黑的谢赫沙合比丁，帕尔甘的和加穆罕默德玉素甫、和加华达瓦旦买合木提，撒马尔罕的和加穆罕默德西日甫，卡桑的赛义德•艾合买提•卡桑尼•本•加拉里丁（买合吐木•艾扎木）等人，从14世纪至16世纪，陆续从中亚来新疆，在喀什、莎车、阿图什、库车等地传播神秘主义；17世纪末，18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伊玛目热巴尼这位著名神秘主义宗教学者的崇拜者，如阿布教热合曼、米亚尼买苏木汉、哈亚尼纳赛尔汗、坎米尔汗等伊禅，自称是伊玛目热巴尼的后裔，从中亚帕尔阿乃、纳曼甘、撒马尔罕来新疆，在喀什、莎车、和田、叶城等地传播伊玛目热巴尼的神秘主义经典《买克吐巴特》及其教义。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中间，迄今保存着很多道统谱系和传教凭证（依尔夏特纳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把自己的教源追溯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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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吉克族信奉伊斯兰教大约在10世纪，在历史上曾受过不同伊斯兰教派的多种影响。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们又改奉了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关于这次改奉的导航者，传说不一，有的说是伊朗人夏塔力甫，有的说是伊朗人阿布都万里汗；更普遍的则是说，明末清初，一个名叫赛义德苏热的伊朗人率兵来至塔什库尔干，杀死了当地统治者江罕格尔和艾兰木格尔，自立为赛义德沙利汗（王），大力推行伊斯玛仪教义。后来，又经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遂使伊斯玛仪派在塔吉克族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塔吉克族的伊斯玛仪派，在宗教信仰、教义、组织等方面，受印度伊斯玛仪派中和加派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自现代以来，他们崇奉的宗教首领，是印度和加派的现代著名领袖苏丹•穆罕默德一沙赫•阿戛汗（1877-1957），认为他是真主的化身，是“活主”，是自阿里以来的第48位伊玛目。他们的教派首领伊禅，要直接经阿戛汗委任。经过这位“活主”委任的伊禅被尊称为“穆克衣”，在塔吉克穆斯林中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是有文凭可据的世袭伊禅。如塔什库尔干的阿斯甫江伊禅、宝黑特里汗伊禅、泽普县的阿不都赛义无反顾德伊禅、叶城和莎车县的毛拉巴赫西、牙合甫夏等，都是经阿戛汗委任的。自1885年至1951年，每隔二三年时间，就有伊禅去印度孟买朝觐阿戛汗，向他贡献宗教赋税“赛尔卡尔”。“赛尔卡尔”，原意为“事情的开端”，其特定的含义是将第一胎幼畜和第一批收获的农产品撮1/10，作为宗教信仰的奉献，献给阿戛汗，这被认为是一种功德和义务。阿戛汗收到“赛尔卡尔”后，以书信为收据，并向朝觐者赐衣物，这些书信和衣物会被教徒视为神圣之物，妥善保存。得到阿戛汗接见，被认为是终生荣幸，甚至可获得与到麦加朝觐者一样的“哈吉”称号。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基本上都受国外影响形成的，他们的源头都在国外。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伊斯兰教确系世界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伊斯兰世界发生的教派分化，对中国伊斯兰教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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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伊斯兰教派分化的历史不长
　　据中外史家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和考证，很久以前即有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在中国的土地上栖身与活动。
　　远在公元8世纪初期，许多什叶派教徒及阿里的后裔，为逃避倭马亚王朝（661-750）在压迫和迫害，从呼罗珊向东方移动，一直逃到中国西北地区，隐姓埋名，定居下来。11世纪到过远东的阿拉伯施行家夏乐夫•阿利沙门•泰显•马尔瓦则，记述了这些阿里派穆斯林的后裔在北宋王朝进口贸易中做牙客的事实。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桑原骘藏在其《隋唐时代来居中国的西域人》一文中，对此也做了有力的论证。11世纪以后，中国已有苏非派教徒当无疑问。喀喇汗王朝时期中国杰出的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中，那位潜隐山林、遁世苦修的苦行者觉醒就是苏非派教徒，他决心以理性抑制情欲，用智慧克服欲念；他完全否认今世生活的价值，身边只有一钵一杖，都却声称自己“心头有真主作伴。”
　　到了元代，苏非派教徒的数量有所增加。中世纪伟大的穆斯林旅游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在他著名的《游记》中记述了刺桐城（泉州）、隋尼克兰城（广州）建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大寺和道堂，他还亲自拜访过隋尼克兰城外山洞里奇异的老修道士。《元典章》中多处提到的“迭里威士”一词，是波斯语Dervish的音译，原意为“沿门乞讨”，意译为“托钵僧”或“苦行僧”，专指那些按照苏非派学说完成了修炼功课的修道士，是苏非派中的高级成员。《元典章》中多处提到他们，可知他们当时的数量不会很少。
　　尽管如此，上述什叶派、苏百非派教徒的存在并不是我们这里强调的中国伊斯兰教教派分化，因为他们毕竟是直接从国外进入中国的不同教派穆斯林，并非是中国伊斯兰教本身的教派分化。中国穆斯林的这种教派分化历史，其实是很短的，迄今不过300多年的时间。
　　中国伊斯兰教本身的教派分化最早发生在新疆维吾尔地区。这种分化与中亚地区苏非派势力的迅速发展紧密联系着。
　　16世纪中叶，中亚地区享有盛名的大伊禅买合吐木•艾扎木，即赛义德•艾合买提•卡桑尼，沿着前辈苏非派教徒的足迹，到新疆地区传播神秘主义教义。后来他回到中亚于公元1542年卒于撒马尔罕并埋葬在那里。买合哈木•艾扎木有两个独生子长子玛木特额敏（亦称伊禅卡朗），次子伊斯哈克，系异母兄弟。17世纪初，他们在传播神秘主义、争夺各自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分裂成两派，各霸一方，争战不休：以玛木特额敏为首的玟，被称作“白山派”（陈克塔俄勒克），以喀什、阿图什为据点；以伊斯哈克为首的一方，被称作“黑山派”（喀拉塔俄勒克），以莎车、叶城为据点。到玛木特额敏的孙子伊达叶吐拉（即阿帕克和加，？-1693）时代，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斗争更趋白热化，双方教徒的友好往来遭到严禁，经济、政治、婚姻等一切方面的关系都被切断，战事绵延不绝，四方惨遭涂炭，在维吾尔历史上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
　　阿帕克和加在准噶尔汗国的支持下，终于夺得了南疆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权。在他的大力提倡下，新疆伊禅派得到有组织的巨大发展。喀什、莎车、吐鲁番等地，纷纷建立了伊禅们的办道机构“哈尼卡”（道堂）；每个哈尼卡都配备有著名的宗教人物主持教务，极力发展伊禅派教徒，扩大伊禅派影响。据1982年新疆宗教研究所的学者们调查，阿帕克和加统治时期，伊禅派内部还出现了八种不同的支派（苏鲁克）：乃合西板底耶、虎非耶、嘎的林耶、买吾里威耶、赛赫尔板底耶、哲合林耶、切司提耶、库不林耶。在此前后，又有两个派系的伊禅派传入：伊斯拉米耶从塔什干传入莎车地区；苏合瓦日底耶也从撒马尔罕、费尔干地区由安集延（乌兹别克）人带入新疆喀什、莎车、和田一带。塔吉克族自10世纪之后即皈依了伊斯兰教，但直到17世纪才改奉伊斯玛仪教派，那是因伊朗一位名叫赛义德•苏热的传教士大力传教的结果。
　　我们在莎车县城一个普通的维吾尔家庭，与当地十二伊玛目派的领导人座谈了两个小时，主人告诉我们，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先人是由巴基斯坦迁来的，至今仅有20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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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回回等族的教派分化大约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其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松弛，对外贸易开放，苏非派思想传入内地。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初一度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随着清军攻占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土爽}遣使赍降表至清军并雉发受诏，郑氏政权败亡，海禁已失去了意义。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清廷宣布“弛海禁，但不得以火器出洋”。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是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的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内地，特别是那些神秘主义的苏非派教徒，在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到处传播他们的宗教主张，中国各地的穆斯林，接受了他们的宣传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嘎的林耶大拱北门宦创始人祁静一，虎非耶毕家场门宦创始人马宗生和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创立门户的。另一方面，由于海禁松弛，中国穆斯林远涉重洋朝觐天方的日渐增多。1950年甘肃省民委对临夏社会调查表明，清代康熙、乾隆以来，每年都有赴麦加朝觐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仅八坊、阳哇山、扎藏、何家、东乡等地穆斯林，康、乾以来朝觐过麦加的哈吉就有百余人之众。这些哈吉们在阿拉伯地区接受了苏非派的学理，回国后进行广泛的传播。哲合林耶门宦马明心、虎非耶的花寺门宦马来迟，都是这样创建本门宦派的。
　　其二，清代初期，由于实行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和措施，创造了100多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的封建经济逐渐呈现出由战乱破坏到恢复和明显发展的局面。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基本一致。特别是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回族穆斯林，通过由元到明数百年的适应环境和惨淡经营，充分利用当时那种多民族大统一的局面，开田垦荒，安家立舍，兴修水利，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露出很强的开拓进取的民族活力。他们的人口在繁衍增加，他们的居住地区在不断扩大。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后，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有回回村庄，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甘肃东部，从宁夏至平凉千里尽系回庄；自天水、秦安、通渭、渭源、临洮、临夏、西宁至甘肃西部的酒泉、张掖，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云南东部的昭通、会泽、巧家，西部的大理、保山、剑川，都出现了回民村镇，云南已成为仅次于西北的第二个回民大聚居区；各大城市，如广西桂林、江苏南京、四川成都，都出现了回民聚居的街道，有大量的回回在那里生活。其他如撒拉族也大致相仿，到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他们已从以前的“六门八户”逐渐繁衍到6000余户、近3万人；居住区也从徒子的八个村庄扩大成循化的内八工和巴燕戎格（今化隆）的外五工，共计十三工（“工”是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些民族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更加发展，阶级分化更加显著。大批农民因土地兼并而破产，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地主豪绅、寺院掌教、封建头人等手中。康熙年间河州知州王全臣在其所著《河州志》卷3中，记录了当时撒拉族土司的桩桩劣迹：“撒拉头目韩大用、韩炳，巢穴原在积石关外，最为豪强，近关居民，累受侵害。田房尽被霸占，甚至擅准汉民词讼，窥造之家稍可聊生，即商同地棍，捏词诬控，差役锁拿，被告之家不至破产不止。”这生动地说明，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日益加重，广大穆斯林群众生活陷入贫困之中，社会斗争日渐尖锐。
　　这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反映在宗教上，就出现了我们上面所讲到的中国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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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18记载：“至乾隆初，河州回民始有前开与后开之异。前开者先开斋而后礼拜也，后开者先礼拜而后开斋也。其始不知何时，然教至是分而为二。”前开之教（花寺门宦教派）的创始人是马来迟。他不仅从国外带回了苏非主义的虎非耶学理，也带回一部既简便又节省费用的《古兰经》选编本《冥沙经》，在一定程度上比传统的后开之教（格底木教派）加在农民身上的宗教负担要经一些，遂为广大穆斯林群众乐于接受，“一时翕然从之，前开之教愈盛。”到马明心时，他从西域带回一本《卯路经》，节目比《冥沙经》更简单，并且“入其教者皆有周济”，因此“附之者愈众，反盛于马来迟之教”。此外，据著名的哲合林耶经学家穆罕默德•曼苏勒•马学智所著《哲合林耶道统史》，我们也知道，无论是马明心还是他的弟子，都能自守清寒，他们穿着自织的粗羊毛褐衫，过着枵腹度日的生活，以打柴维持生活，却把教众奉献的钱财、衣物、食品转送给更穷困的群众，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苏非派“迭里威士”（苦行僧）。马明心反对向穆斯林强征天课，主张为教众念经不收经礼，过“尔麦里”（办道活动）时不宰牛凌晨设度大吃特吃，而以几碟干鲜果品简单地招待阿訇，提倡简化宗教仪式从事宗教革新。这一切实际上教反映了广大贫苦穆斯林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所以他的新教一经产生，立刻得到人们的欢迎和拥护，纷纷皈依他的哲合林耶教派。
　　此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分化瓦解，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使中国伊斯兰教派分化愈演愈烈，也发生过一些令亲痛仇快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为我们留下了痛心的记忆和血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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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伊斯兰教派的理论分歧不大
　　中国伊斯兰教派不可谓不多，但是我们却未发现这些教派之间有什么严重的理论分歧。正如前文中我们提到的，中国绝大多数穆斯林，无论是格底木、伊合瓦尼、西道堂，还是伊禅教派或门宦教派，他们都自称是逊尼派，教承认四大哈里发为正统，而且大都遵守大伊玛目阿布•哈尼法的教法。这就是说，在基本和教法学理论上，大家是大体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既不是根本信仰的互异，也不是政治主张的不同，而主要是在宗教修持或具体的宗教仪式上存在一些差别。
　　还是让我们举些具体实例来说明这一点。
　　中亚地区影响很大的苏非派为乃合西板底耶，其第七辈“穆勒师德”（老人家）伊玛目热巴尼，是位久享成盛名的教义学家，曾著一部《买克吐巴特》。在这部书中，他把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分为四个梯级：教乘（舍勒尔提）、道乘（托勒格提）、真乘（哈格盖提）、超乘（买勒所提），后三级也统称为“道乘”。教乘是指穆斯林通过念、礼、斋、课、朝等宗教功课的完成，去敬主、拜主、畏主，最后到达接近和认识真主的目的。道乘则蝗旨通过修行办道、弃绝尘世、明心尽性等一系列修炼步骤，去返本还源，达到“浑然无人，心不纳物，唯物一主”及性与天道合一的境界。
　　伊禅教派、门宦教派，一般都很重视道乘的修持，其中有的教派（如虎非耶和哲合林耶）是教乘与道乘兼修，有的教派（如嘎的林耶）只重视道乘修持。而格底木、伊合瓦尼等派，原则上也并不反对道乘之说，但仅将它看作是一种副功。特别是格底木教派，对门宦教派虽有异议，但却对各门宦教派中那些品学兼优者给予相当的尊敬，视其为“贤者”；对从国外来华传教的苏非派教徒的“圣墓”，也表示尊敬，届期去游坟，在坟前“接都阿”（祈祷），只是不主张为之修建拱北并搞拱北崇拜。
　　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作史略》一书中，记载了伊合瓦尼创始人马万福提出的“果园十条”：不聚众念《古兰经》，只能一人念，众人听；不高声赞圣；不多作“都阿”；不探望拱北；不聚众念“讨白”（忏悔）；不纪念亡人的日子；不用《古兰经》转“伊斯尕退”；不干“抬太卧尔”的“尔麦里”；主张对“豪空”用“省海勒”（手端）；“尔麦里”要自己干，《古兰经》要自己念，别人代干、代念不行。这所谓的伊合瓦尼“十大纲领”，显然都是一些具体礼仪和办法，很难把它们认作是一些重大的宗教理论改革。
　　至于说到格底木与伊合瓦尼之间的差别，更属细枝末节上的不同。如念经受酬（俗称“吃海底业”）问题，格底木教派的家庭举办纪念亡人的活动，一般穆斯林都将阿訇请至家中念经，包上一包或几包经礼（海底业）送给念经人；也有的直接把一包经礼送至清真寺，请阿訇到礼拜殿上念经；或在游坟时请阿訇在撤离上念经，送给阿訇一包经礼。从教民角度讲，这是替亡人施舍；从阿訇方面来说，也增加了一部分维持生活的收入。伊合瓦尼教派坚决反对念经受酬，理由是不应拿尊贵的《古兰经》当作谋生发财的工具；出钱雇人念经，雇人者、念经者、亡人都得不到安拉的回赐。所以，他们主张吃了不念，念了不吃，也就是说，阿訇到亡人家，如果吃了他家的饭，就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而不予念经；如果以阿訇的身份去念经，就坚决不吃丧家饭，也不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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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细枝末节的分歧还有许多。比如，丧葬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为亡人举行站“者那
　　孜”（站礼）仪式时，要不要脱鞋？在洗亡人时，是否在亡人身旁念《古兰经》的第二十章（塔哈章），念《塔哈》是否可使亡人避免蟒蛇？是否在人断气后，先举行传香炉的仪式，用香转水床一周，再将亡人移至水床之上去洗；还是先浪亡人并将其装入匣中之后再转香炉？亡人在生前撇欠斋、拜，无法还补，是用转经的办法还是用转钱的办法去补其所欠斋拜的罚金数目？坟坑内是否可以用书写经文的围坑布，能否在亡人尸体上放护胸“都阿”（祈祷词）？亡人亲属能否穿孝服、勒孝带、带黑纱？可否在亡人去世的当天及殡埋后的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等搞纪念活动？又如，礼拜中的一个仪式是坐定，这时要念作证词，念作证词时要不要举右手食指来表示认主独一？接“都阿”后是抹一次脸还是抹两次脸？是否应强调男穆斯林留胡须，女穆斯林必须戴盖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格底木与伊合瓦尼的主张和作法均不相同。此外，伊合瓦尼还反对礼没根据的“副功拜”。他们认为，斋月里的“台拉威哈”，日食、月食、求雨的副功拜，都是有所根据的；除此之外那些定期的副功拜，如盖德尔拜、白拉提夜拜、登霄夜拜、殡埋亡者夜拜、开斋节夜拜和日拜、阿舒拉日拜、斋月最后一个主麻日拜等，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无根据的拜功“是异端而受禁止的，礼了它还有罪”。伊合瓦尼还从根本上反对作圣忌，理由是：“忌日”是指先人死的日子，给先知作圣忌、办周年，意味着开经求主饶恕先知穆罕默德，而穆罕默德是圣人，他不用我们为他开经去搭救他；作圣忌没有法律经的明文规定；作圣忌，又称过圣会，往往是聚众大吃一顿，浪费金钱。因此我们坚决主张取缔作圣忌。
　　就列举这些吧。凡此种种所谓的差异，有哪些涉及到基本的宗教信仰呢？没有，几乎一条也没有。他们在宗教基本理论上，是没有重大分歧的。正因为他们都“既无学术上的理论，又无创造的主张。”所以有人甚至认为，严格来说他们都是不能称为派别的，不过是在末节形式上有点不同而已。这种断语虽有些偏激，但不无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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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逊尼派中有什叶派影响
　　中国著名回族阿訇王静斋（1879-1949），在本世纪20年代初，曾利用在埃及学习期间赴麦加朝觐。朝觐途中，与一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同舟。相交之后，那位波斯穆斯林对王氏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近，引起王氏诧异，便询问其原因。波斯人说：“您不是中国的穆斯林吗？那么您当然就是我的同志了，怎么能不亲密呢？”王说：“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我们的同志，怎么能仅限于中国呢？”波斯人说：“不，我是什叶派，中国穆斯林也是什叶派，所以我们是同志。”静斋阿訇恍然大悟，遂向他详细介绍中国伊斯兰教是逊尼派而不是什叶派的证据。那位波斯穆斯林也大为惊骇，感到闻所未闻。这位波斯穆斯林的认识并非绝无根据。清末著名史学家洪钧（1839-1893）在其所著《元史译文证补》第23卷中说：“大抵天方教在东土者，尽系阿里一派，所谓什叶教也。”此外，作者署名抱咫斋的《中国人种考原》一书中也认为：“中国今日通行之（伊斯兰）教，为阿里什叶派。”
　　造成学者们这种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什叶派对中国逊尼派穆斯林的影响。中国许多很有威信的回族学者，如金吉堂、赵斌、王静斋等，对这种影响都曾予以承认。他们举出如下一些证据来说明这种来自什叶派影响的存在：
　　经堂教育毕业的学员，要举行“穿衣挂幛”的仪式。所谓“穿衣”，即是穿绿色大衣。重绿色，正是什叶派的特点之一。历史上什叶派建立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在中国被称作“绿衣大食”。
　　在中国，主管教务的被称作伊玛目，呼经堂教育的学员为哈里发，这是扬伊玛目抑哈里发。
　　传习经典多用波斯语文，如《虎托布》（圣谕详解）、《艾尔白欧》（圣训注解）、《古洛司汤》（真境花园）、《米尔萨德》（归真要道）、《候赛尼》（经注学）、《额慎麻{石亭}》（昭元密诀）等；沐浴、礼拜等各种举意词也多用波斯文（参见1982年10月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印《中阿文乜帖》）；日常宗教用语里，大量使用波斯语借词。
　　注重《太服细勒》（经解），与土耳其等国穆斯林注重《古兰经》原文者不同。
　　注重纪念阿里之妻法蒂玛。每年斋月十四日为“法蒂玛节”，也叫“女圣纪”，相传法蒂玛逝世于这一日。这一天，穆斯林妇女要收敛钱粮，设备饭菜，请阿訇念经祈祷，纪念法蒂玛；韭菜坪嘎的林耶甚至称法蒂玛为“罕格老母”；却从未见穆罕默德之妻赫蒂彻受如此尊贵的待遇。
　　中国穆斯林命名多取“阿里”、“哈桑”、“侯赛因”、“法蒂玛”等什叶派崇敬的人物，而很少以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赫蒂彻等人命名者。
　　掌教在演讲中，经常叙述阿里的战阵之勇，而对欧麦尔的赫赫武功却鲜有称道。叙及此，笔者记起，幼时在回族武术师的兵刃架上悬挂一柄*图形双尖宝剑，剑身两侧刻有经文，武术师视为家珍，轻易不准人动。据说，这是“阿里剑”，阿拉伯语为“祖勒飞卡尔”，原是穆罕默德从大天使哲布勒伊来手中所得，转送给阿里。阿里以之屡立战功，像雄狮一样勇猛。
　　中国穆斯林接受穆尔太齐赖派八件著名的信条，称之为“八件教门原根”。这些信条于认主独一、知主公道、信圣人之后，还强调须认伊玛目，而且特别强调须认阿里及其十一代子孙为正道伊玛目。
　　金吉堂先生还指出，中国清真寺的经常教育，各种课程具备，独无伊斯兰教历史。他推测，这一定是因为讲述教史须以巴格达的哈里发为正统，然后在叙事上方有标准，而这正是什叶派教徒所不愿承认的。

济南的清真寺

　　当代回族学者冯增烈先生在《“格迪目”八议》一文中也曾提到两点：其一是格底木教派的阿訇们讲“瓦尔滋”时，有时也会提到“隐遁伊玛目”在逊尼派中的变种马赫迪，而“隐遁伊玛目”众所周知是什叶派的基本教义之一；其二是马卿伯所写的汉文译著《教款捷要》中，也曾将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与四大哈里发并列，断为“具是正道的伊玛目”。
　　总之，在中国逊尼派中，遗留着一些什叶派的习俗，有什叶派的某些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如前文中我们记述的那样，从唐、宋至元代，都有什叶派穆斯林到过中国内地，是他们将什叶派的教义、习俗带入另的。诚如庞士谦阿訇在《埃及九年》中所说：可能在很早的时候，从海道来到中国沿海一带的穆斯林都是逊尼派的阿拉伯人；从陆路来到西北的穆斯林都是什叶派的波斯人。后来年代久远，这些派别在中国的大地上逐渐融合并归于消失，于是便形成中国的逊尼派棗保存着什叶派一些习俗的逊尼派。
　　在国外两个水火不容的伊斯兰教派，到中国却由和平共处进而到合二为一，这在世界伊斯兰教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这说明，中国穆斯林的前辈们注重团结，不搞门户之见和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这正是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优良传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