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族经济三十年

济南的清真寺

作者：马　经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云南回族经济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开放搞活、多种经营、解放生产力、创办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升传统产业、发扬传统优势、建设新农村、向城市化迈进等历史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诸多奇迹，谱写了云南回族经济发展的新篇章，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30年来，云南回族经济以丰富多彩的形态和步伐，走过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有顺利，也有曲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许多不足，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云南回族经济所经历的过程，作一些总结和疏理，为今人、后人提供一些值得回顾和思考的史事，或引起更多仁者智者的关注、思考，对于云南回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建设及其未来发展，不无益处。
　　
　　上篇：从缺衣少食到基本实现小康的20年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方针到国家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小康(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用了近20年。云南大部分回族地区也基本上与全国同步实现了小康。这是云南回族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区生产力得到大解放，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迅猛崛起，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末，尽管各地发展水平不一，高中低收入差距拉大，但总体上都解决了温饱，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全省回族经济总体上已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云南回族经济史上翻开了重要的一页，对21世纪云南回族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多种经营、搞活经济与生产力的大解放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回族群众也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因此当1975年初邓小平出来整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时，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率先出来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的行动，实质上是云南少数民族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安定团结，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解决温饱要求的曲折反映。
　　1980年9月后中共中央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调整农业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政策、措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到1983年，云南绝大部分回族地区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力得到了保护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过去许多长期陷在缺粮困境中无力自拔的地方，在实行责任制后，一两年就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于是农村多种经营便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起来。全省回族中约有半数以上的劳动力在实行责任制的当年或第二年即转入多种经营的行列，且其中绝大部分属非农业性的多种经营。一些基础和条件好的地区，一开始即处于领先地位。
　　个旧市沙甸区1980年即把以粮食生产为主改为以生产甘蔗、蔬菜为主。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商贩、缝纫、饮食服务、食品加工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缝纫和商贩，几乎家家户户都做。80年代，在省内及贵州、四川、广西的许多时装、百货市场上都能看到沙甸农妇生产的服装。在附近的几乎所有城镇、集市、交通站点，都活跃着沙甸小贩们的身影。与此同时，沙甸砖瓦厂、皮革厂、电冶厂、贵金属厂、针织厂等一批集体企业，在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并成为沙甸的支柱性产业。这不仅为沙甸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为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示范。
　　通海县纳古乡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当年(1981年)，就出现了十几个钢窗厂，第二年增加到几十个，不几年发展到了上百个。此后轧钢厂、炼钢厂、皮革厂、印刷厂、粮食制品厂等一个接一个地办起来，每年都有十几个新厂出现，且绝大部分都能茁壮成长，涉及数十个行业，出产数百种产品。此外还有数十个运输、商业、饮食、服务等行业的企业、店铺陆续开办起来。这些被称为“户办”、“联户办”的企业，没有国家投资，也没有任何部门的指导，都是农户自己合伙或单独开办，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发展。
　　改革开放前，回族地区大多缺粮少衣，长期受饥寒困扰。许多像沙甸这样曾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生活的地区，对日益陷入贫穷困苦的“社会主义”越来越想不通，于是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沙甸人居然逆大势而行，精心做起了自留地、小商贩的文章。自留地里的出产物公然出现在沙甸的乡街上，沙甸缺乏的粮食、菜油也从外地被悄悄运到沙甸街子上出售。这在那根本没见过何为“资本主义”的人看来，沙甸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猖獗”的地步，于是“资本主义”、“小香港”、“独立王国”的“大帽子”一顶顶扣到了沙甸小农们的头上。“沙甸事件”给困苦不堪的沙甸雪上加霜。农村生产责任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台，无异于一大群迷失在沙漠深处饥渴待毙的人突然发现一片绿洲。其实比沙甸更穷困的地方多的是，只不过他们历史上更多地“习惯”于贫困，更耐得饥寒。在距省城昆明不到200公里的寻甸县河口乡，有一个叫做烂泥坪的回族小村子，由于粮食不够吃，村民只得世代砍柴、烧炭换饭吃。树木砍光后，水土流失，环境恶化，因此得名烂泥坪。村民长年累月过着贫困的生活，精神变得麻木了。虽然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在不同地区，积极的内涵、程度、目标、方式，有很大差异，政府部门理解温饱的水准也有很大差异，这对下一步的发展就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的生产责任制，在当时虽是权宜之计，但更多的还是经过近现代100多年的奋斗、社会主义建设20年的探索、“文革”的10年浩劫，吃尽苦头之后找到的出路。实行责任制度后，最初的成效就是解决了绝大多数回族地区的人口的吃饭问题。然而除少数因自然条件恶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地方外，大多数回族地区解决了温饱后，就出现了向何处去的问题。虽然党和国家制定了宏伟的目标，陆续提出了相应的阶段性政策，适时引导人们向前看、向前进，但人们的要求和认识不再像实行责任制之初那么一致。继续向前者有之，等待观望者有之，徘徊不前者有之，少数特困地区甚至出现了新的悲观失望、不求上进者。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以为回族都进取心强，敢想敢干。其实回族地区的发展，先进与落后，除去地理的自然的环境之外，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上。与沙甸相邻近的大庄回族乡，是一个人均只有半亩耕地、年年缺粮生活十分困苦的地方。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仅两年，便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此后，乡、村政府和村民都有一个简单的共识：除了人均耕地无法改变，别的都可以变。于是耕地这个自古以来与农民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的不可改变，反而促成了大庄的大改大变，正应了“穷则思变”的话。穷就穷在土地上。自古以来农民靠土地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可问题恰恰也就出现在这里。大庄人不仅想吃饱穿暖，而且想吃好穿好，越来越好。当时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在当时广大农村，这个目标首先就是粮食收成翻两番。换成大庄人的话就是口袋里的钱翻两番。经历过“大跃进”的广大农民都学会了算这个账，无论如何也不能困在半亩地里为多收几粒粮食穷折腾。这正是大庄人深入理解、积极贯彻国家各项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所以在1982年实现粮食自给有余后，他们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想方设法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大庄回族最先做起来的是家门口的生意，他们在村口路边摆摊设点，蔬菜、牛肉、柴禾、米面、各种乡间小吃、汽水冷饮、衣帽鞋袜、五金农具，凡乡间正常生活所需，应有尽有，大庄街日益热闹起来，集镇规模渐成气候，其他生意随之带动起来，大庄人不再满足于自产自销、有啥卖啥、调剂余缺的小买卖，他们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条件都充分地利用起来，由近及远，把买卖做到了四邻周边。在许多人看来，大庄回族是由于经营门路广、办法多，所以发展好。其实并非如此。大庄人正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经营门路和办法可依赖，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东奔西闯。这与政府鼓励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立足点是一样的。在没有什么特别优势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只有多种经营的实践才能找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搞活一方经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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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乡镇企业的崛起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云南回族乡镇企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是沙甸、纳古、田心、文明、盘溪、呈贡回回营、玉溪大营等，从区位看均分布于滇南地区，沿滇越铁路昆(明)－蒙(自)段两侧宽约100公里地段内。
　　乡镇企业这个概念，是区别于城市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一种新的企业类型。它的出现打破了城市办工业、乡村搞农业的旧的城乡分工。按行政区划分，为县以下乡村，包括小城镇所批办管辖的各类企业。云南回族地区早期的乡镇企业主要由旧的社队企业转制和农村集体及家庭副业发展而来。副业包括了农村的农、林、牧、渔等主业之外的其他手工性行业。农村社队企业和副业又多与历史上的农村手工业有一定渊源关系。滇南这些乡镇企业起步早的地方，都有这样一些历史基础。沙甸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工商业即成为主业，十户中有八九户以工商、运输、矿冶等为主业，单一从事耕种的仅有一二户，其种植业大半也已商品化，主要种植蔬菜、甘蔗等供应城镇及糖厂。时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的沙甸民族资本家白亮诚组织沙甸人到思茅、普洱、勐海一带创办的新式农场、茶厂、纺织厂，都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带动了沙甸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在省内颇有名气。1952年土改后，有七八年的时间是以蔬菜、甘蔗为主业。此后在经过长达近30年的“灭资兴无”、“反修防修”后，沙甸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工商业基础，其有形的、物质的形态虽已消失殆尽，但其无形的、精神的形态却被沙甸人顽强地保留下来了。这就是“沙甸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沙甸人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充满活力，在最严酷的环境中也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在最绝望的时刻也满怀希望。它犹如深埋在泥土里的种子，到了该发育生长的时候就会破土而出。所以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春风一来，沙甸的工商业便似春苗出土一般蓬勃生长起来。最先形成大气候的是缝纫业。改革开放初期，沙甸的缝纫业如变魔术一般迅速发展起来，整个沙甸成了自发形成的服装工业区，家家户户都是生产车间，分工协作细密有序，产、供、销、运环环相扣，以农业小生产者的身份和装备，进行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大生产。
　　沙甸家庭缝纫业的发展，只是沙甸乡镇企业起步阶段的诸多行业中的一个。除缝纫业外，食品、屠宰、贩运、饮食、服务、运输等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虽较多受到地域规模的局限，但与省内其他许多地区比起来，也可算红红火火，开风气之先，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及政府决策等方面，为沙甸乡村企业的大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沙甸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纳古号称为农村，手工业却自古有名。从元代的刀、矛、鞍、镫到民国时的五金、枪弹，源远流长，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完全中断。1965年，纳古接通了高压电，几百名各怀手艺的农民带着自己的工具、原材料加入了副业社，组建了纳古大队第一个工厂，这就是后来全省有名的纳古五金社。日产小刀2000把，畅销全省，供不应求，年产值70多万元。它不但在10年“文革”中支持了下来，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反复辟”、“割尾巴”运动，而且带动各生产小队纷纷办起了集体副业，各色刀具、猎枪、五金产品，国家订购什么就能生产什么，订购多少就能生产多少，在那百业萧条、日用品奇缺的年月，为县百货公司、土产公司、供销社提供源源不断的货源。纳古的名声，那时已随着产品的畅销传遍全省城乡。随着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逐步推进，纳古人积压已久的巨大能量逐步得到了释放。改革开放前只是四街公社属下一个由三个阡陌相连的自然村构成的纳古生产队，1988年升格为乡，1997年才批准建镇。说是镇其实总面积不过12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7000人，是云南省土地面积最小的镇。它看上去一点没有通常的农村小镇的样子，倒更像一个工业开发区。它之所以以弹丸之地在十余年间逐级升乡建镇，是因为它奇迹般发展的乡镇企业。1981年开办第一个企业纳家营钢窗厂，到1988年建乡时，便发展到了200多个，到1997年建镇时，已发展到了400多个，涉及冶金、建材、化工、机械、交通、运输、燃料、食品、塑料、皮革、文体、印刷、贸易、服务等20多个行业。其中钢窗、焊管都曾成为全省最大的生产基地。乡镇企业总收入在7亿元，相当于该乡镇1980年时的社会经济总收入的100多倍。
　　就受传统工商业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而言，纳古、沙甸与盘溪、文明、大营、回回营这些发展快的回族村镇，都是一样的。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各地都得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否则也不会那么成功。沙甸和纳古都是成功的代表，但两地因实际情况不一样，所走的路子就不一样。
　　沙甸开始时走的是公有制、大规模、高技术、大投入的路，1981年建成的电冶厂，有年产精铅2万吨的能力。1986年建成的贵金属厂，每年能从电冶厂生产的阳极泥中提炼金、银、铋、铅等63吨。1989年底建成的针织厂，拥有国内一流水平的设备380多台，为滇南最大的针织厂。按1990年底的统计，经正式报批设立的企业仅19家，总产值接近2000万元。而同一期间，纳古的户办联户企业已发展到200家，总产值不到600万元。不过从经济收入看，两地相差不大，沙甸达到年人均800元左右，纳古达到900元左右，均居全省先进行列，殊途同归。　改革开放前聚居在城镇街区的回族成年人一般分散在国家或集体办的各种企业里就业，少数没有固定职业者，分散在建筑搬运或季节性较强的行业从事各种零工。少数小城镇的回族居民可以利用赶集日摆设临时性小摊点。总的来说，城镇里没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回族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聚居在乡村的回族农民，按国家农业生产计划进行生产。当时的一个指导思想是粮食自给，越是缺粮的地方，越强调粮食生产。可那时全省回族农村，没有一个不缺粮食的，于是粮食生产成了重中之重，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挤在人均不足一亩的耕地上，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所谓产业结构，实际上无从谈起。那时，那么多回族农村粮食不足，除了政治时势、方针政策等社会政治原因外，从农业内部来说，就是这种“因为缺粮所以种粮”的简单思维方式造成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历史上，云南回族聚居地区的产业结构，一般是自然形成，政府干预不多。前述沙甸，元末明初时，以屯垦与牧养并举，农作物以稻谷、玉米为主，牧养以马为主。明中后期，农业成为主要产业，牧业成为附属，农作物品种随着沙甸小集市的形成日益丰富起来。清代开始以后，蔬菜的种植渐成主业，蔬菜的买卖、油料加工和贩运等行业也兴盛起来，进而马帮运输业也发展起来。清代后期，随着矿业的兴起，沙甸人利用个旧、开远一带多矿的条件，逐渐介入矿冶行业。滇越铁路修通后，出现了一个滇南开发的热潮，商品经济兴盛起来，沙甸农业的自给性部分也最后转向了市场，产业结构全部进入随市场变化而随时调整的灵活状态。以后甘蔗种植和榨糖业随之兴盛。19世纪40年代，沙甸小糖厂(作坊)多达38个。运销、加工蔗糖的行业也兴旺发达，与原有的集市贸易、马帮运输、商业经营、食宿服务相辅相成，形成了多业并举、主辅配套、互相促进的产业结构。
　　纳古历史上很早也就形成了农、工、商多业并举的结构。最初是把马具制造从军用转民用，大批生产，如马掌、马钉、马笼头、马卡皮、马铃等。因为是自产自销，采、供、销、运也发展起来。随着运销范围的扩展，运销的产品也不局限于马具了，柴米油盐、五金皮革、生产工具、原材料、布匹、药材、百货，什么可以做就做什么。到了近代，形成了一些颇有规模的商号，生意做到国内外。
　　上述两例均属发达地区。我们还可以举较落后地区的例子来说明。位于滇西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北部的永建乡，现经济发展属中等水平。但据《巍山商业志》和《巍山交通志》记载，民国时期，永建地区回族马帮上百个，小的马帮有骡子20余匹，大点的马帮骡马上百匹。据1951年初的调查，永建乡下辖的永胜村公所属下的一个叫回辉登的回族村380户，完全靠经营马帮运输为生的就有190多户，半农半商的有90多户，两项加起来占了75％。滇西地区的回族，历史上多分布于交通沿线，这些地区，元、明时期即已形成农、商(包括手工业、矿冶业、畜力运输等)并举兼业的局面。滇东北地区沿交通沿线分布的回族，情况也大抵与滇西相似。
　　新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乱后建立起来，之后又经历了一系列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国家大的方针日益趋向于“备战、备荒”，经济除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省区一些传统牧区之外，形成城市“以钢为纲”、农村“以粮为纲”的结构，破坏了各产业间正常的比例关系，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方针确定以后，各回族地区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自然恢复到主动调整的过程。80年代初期，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大批劳动力从农田里解放出来，操起了传统的行当，从摆摊设点或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到专项大宗的贩运；从零敲碎打的家庭副业到分工协作的家庭手工业；从个体、家庭企业，到合伙企业；从有限责任公司到集团公司。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逐渐转移到二、三产业。到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发展快的地方，工商业所占比重超过了农业。沙甸、大庄、纳古、盘溪、文明这样一些地区，工商业比重占了70％～90％。
　　1990年底，沙甸已有大中型乡镇企业119家，从业人员1213人，收入1000多万元，超过农业3倍，如果加上不便确切统计的个体、家庭工商业，总收入估计超过农业5倍以上。据1994年底的统计，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发展到20余家，个体、家庭企业500余家，可与集体企业平分秋色。1994年在全区工农业总收入20460万元中乡镇企业收人占了20068万元，达98％，产业结构与10年前相比，正好翻了个底朝天。到90年代末，沙甸的产业结构按比重排序为：运输业、纺织业、商贸业、服务业、特色农业。粮食生产所占比重已不足百分之一，且大半由种粮专业户进行规模化经营，可划入特色农业范畴。
　　在乡镇企业发展慢的地方，虽然农业仍占较大比重，但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单一的或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结构，特色农业的发展在许多地方也逐渐占了主导地位。昭通守望乡1985年统计，有7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17％的劳动力半从事农业半从事其他副业，两项合计占96％。到1990年统计，仍有79.8％的劳动力从事农业，14.6％半从事农业兼其他副业，两项合计占94.4％，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农业内部结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粮食和烤烟的比例来看，1976年以前，在31720亩耕地中，烤烟种植面积只有1000亩左右，最多时也不超过2000亩。1980年烤烟种植面积扩大到7750亩，1990年增至10350亩，比1976年扩大了10倍，种植烤烟的收入占种植业收入的60％～70％。
　　就总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全省各回族地区产业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政策鼓励多种经营，各回族地区响应积极，较快改变了以粮为纲政策造成的比较单一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策提倡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扬长避短，发展特色经济，使各地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产业结构。回族地区既恢复了一些传统行业，也发展了一些新的优势产业，产业结构调整趋向由多样化迈向合理化。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均不同程度卷入了世界经济发展大潮，国家产业政策取向于努力追随和适应国际经济新趋向、新秩序。这就意味着许多传统产业如不能用新的科学技术加以改造更新，将逐步被排挤、萎缩、淘汰。就全省各回族地区而言，无论发达地区或不发达地区，都面临新一轮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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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与发展中的差距
　　
　　20年来云南各地回族人民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最大实惠是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其中发展快的地区经济收入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成 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发展慢点的地区也有几倍的增长，即便至今仍属于贫困或特困的地区，实际也有一二倍的增长。
　　沙甸1978年的人均纯收入为97元，1985年增加到434元，1990年增加到799元，1994年达到13678元，15年间增长了近150倍。收入迅速增加，使沙甸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改善。1990年代末的沙甸，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富裕的景象：区内道路四通八达，深宅大院里花木掩映，新式楼房富丽堂皇；大街上店铺林立，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清真寺、电影院、汽车站、学校、医院、幼儿园鳞次栉比，欢声笑语充满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除沙甸、大庄外，玉溪地区的大营、文明、大白邑、纳古及与纳古相距二三十公里的下回村、大回村、小回村，昆明地区的嵩明大营、海口里仁、呈贡回回营等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话等已经普及，移动电话、传真机、空调、摄像机、电脑、家庭影院已进入时尚家庭，小轿车正在成为一些富裕人家的代步工具；文化、教育、卫生、旅游、娱乐日渐成为人们家庭消费的新视点。
　　其余与上述比起来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与本地历史水平相比起来也有很大提高。建水县的培德、馆驿、暮作邑、冷铁，弥勒县的龙潭、巴蕉，泸西县的巨木、红杏、桃园等红河州的回族乡村，人均纯收入都在千元以上，比70年代提高10倍以上，全州回族村民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程度以上。
　　据1996年的调查资料统计，属昆明市的晋宁县双龙湾村，东川区腊利村，嵩明果子园村；玉溪地区的玉溪市马鹿塘村，澄江县华光村；曲靖地区的宣威市叠水箐村，曲靖市旧屋鲁村，会泽县王家村；文山州邱北县日者河边村；思茅地区墨江县回回村，景东县林街村；昭通地区鲁甸县桃源乡，昭通市守望乡，鲁甸县拖姑村，昭通市中营四村；大理州巍山县永建乡，永平县曲硐乡，洱源县回果村，大理市珂里庄；保山地区施甸县西山村；临沧地区凤庆县四门箐村、蒿子坝村；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峦村、曼赛村等回族乡村，人均年纯收人大多在1000～2000元之间。这些地区生活水平在全省处于中上水平。一般吃穿用住等基本生活资料充足，千元以上价格的家用电器、交通工具普及率在50％以上。生产上农具、化肥、农药、小型机械、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不缺。教育方面，能供子女上到高中或大学。医药卫生方面，能够支付日常医药费，偶尔购买保健药品和食品。文化生活方面，一般家庭都有录音机、电视机。闲暇时利用到近处走亲串友的机会，顺带娱乐观光。家庭大宗基础设施方面，一般都能建盖砖瓦结构房屋5～10间，内部进行粉刷、油漆、蒙顶、铺地、配成套家具，少数人家购买汽车、拖拉机、摩托车从事生产经营。除丽江、德宏、怒江、中甸等地州缺调查资料未统计外，上述地区涵盖了全省东西南北各区域类型，有一定的代表性。
　　云南回族在全省各类地区都有分布，受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社会人文环境及历史发展水平的作用和影响，造成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有些差距是过去长期历史发展中就形成并影响到现在，有些差距则是近一二十年间出现或拉大的。若从全省来看，滇南发展最快，滇西次之，滇东北和西北较慢。若从一个区域内来看，自然条件好的坝区发展比山区快，靠近城镇或交通沿线地区比偏远、闭塞地区快，回族人口聚居程度高的村镇比聚居程度低的村镇快，民族文化发达的地区比不发达地区快。以上因素或单独、或交互作用，形成方向不同、大小不等的合力，从而推动各地或曲或直、或快或慢的发展。这大体上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同时也表明云南回族经济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环境，大多还处在自然经济阶段。
　　以会泽县新街乡来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乡27649人中，回族人口即有10077人，聚居程度是比较高的。但其经济、社会发展却比较缓慢，不仅乡镇企业发展不起来，农业生产也徘徊不前。1987年全乡经济总收入422万元，1990年为474万元，年增长率仅有4％。而同期沙甸约为36％，纳古乡约为50％。制约新街发展的因素：一是自然条件较差。新街乡位于会泽县东南迤车河谷，为一长30公里的狭窄谷地，两侧为高山，南面为全县最高山大海梁子。全乡273平方公里总面积中，谷底坝区坡地不到17平方公里，其余为山区陡坡地。迤车河谷最低海拔2212米，全乡海拔在2300～3300米之间，全年日照时间不足3000小时，无霜区130天，加之大海梁子的雪风直灌全境，东西两侧高山挡住了暖气流进入，年平均气温仅12％，另有南北两个大型水库的影响，田地冷浸严重，气候冷凉潮湿，经常发生寒潮、低温、霜冻、冰雹、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长期制约了当地生产。二是基础薄。新街回族历史上主要靠种植玉米、马铃薯和水稻为生。耕种所余之力只能饲养少量牛、羊、鸡、鸭出售，以添补粮食不足或购买食盐、布匹、农具等必需品。此外油料、蔬菜、果木等仅有零星种植，尚不能满足自食。至1990年代初还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1976年统计，公社仅有3个小作坊，共有碾米、磨面、压面等机器9台，职工10人，另有零星家庭个体打铁、织篾、土法烧瓦、畜力驮运等。到1977年，公社建起拖拉机站一个，有拖拉机10台。1980年，社队办起作坊式企业6个，职工增加到21人，添置车床、刨床、钻床、电焊机各一台。这些企业作坊因体制及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基本不能盈利，1984年由私人承包经营。这是到改革开放初新街乡的全部工业基础。三是社会政策环境不适。由于历史上长期闭塞、落后、贫穷的原因，造成观念落后、思想保守、眼光短浅，人们想的主要是吃饱穿暖，地方上也没有较为科学系统的发展谋略和配套措施，群众也缺乏敢闯敢干、自主发展的意识。此外新街乡的地方发展计划与政府、社会一些相关部门单位缺少必要的合作，协调发展的意识和措施远不到位，形成了一些主客观制约因素。以国家水电部门与地方发展关系来说，1958年到1966年，国家在新街南北两端修建起蓄水量为5.3亿立方米和900万立方米的毛家村和花鱼洞两个水库，征用了新街30％的田地。水库蓄水后，沿边有近1.4万亩地变为冷浸地。两项合计占了全乡耕地总面积4万余亩的五分之三。遇雨季库水上涨，还有上千亩地被淹。库区封山育林也使新街乡牛羊放牧面积减少大半。水库蓄水发电后，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新街乡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在以礼河电站年发电16亿度的情况下，至1990年已20余年，新街乡尚有数十个村子未通电，孩子们仍点着油灯读书写字，妇女们仍推着沉重的碓磨春米磨面，大多数人们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有关部门对库区扶贫建设工作既严重滞后，又不到位，更缺乏前瞻性。全省类似新街乡这样的回族贫困乡还有不少。据省政协1997年40余个回族村抽样调查的情况显示，贫困村约占50％，其中特困村约占20％。
　　云南回族散布全省各地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的，但改革开放20年来，不平衡的程度迅速加大，与过去数百年的任何历史时代相比，都拉大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就20世纪末的情况而言，云南回族不仅是全省有史以来居住最分散的一个民族，而且是全省经济发展最不平衡的民族。一定的经济基础，须有一定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反之，在国家大政方针不变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出限度过多就无法相互适应，矛盾冲突就可能爆发。因此要经常进行双向的调整，使之互相适应。当国家大政方针与经济发展总体适应的情况下，对局部性的不平衡可作局部的调整。云南各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严重不平衡状态时，地方性的政治调适就显得极为重要。
　　下篇：承前启后与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建设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新的情况、问题和矛盾，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正常，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持积极乐观态度，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出现了不正常情况，因而对改革开放方针产生了一些疑虑，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疑问。这些消极情绪对各方面工作都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为此，1987年10月，中共中央在“十三大”报告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作出的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要决定，推动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些改革开放的新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为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云南回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有关发展目标、道路、前途等重大问题上的顾虑和争论以及诸多具体困难和障碍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云南回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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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成就 　　 　　在中央及各级政府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云南大多数回族地区，尽力排除各种干扰，切实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把“发展才是硬道理”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从实际出发，抓住机遇，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从而取得了新的业绩，创造了新的经验。 　　从滇南来看，个旧沙甸是云南回族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典型地区，尤其是近几年实现了高速、跳跃式发展的典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开放的不断扩大，一些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后两重对比的沙甸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心明眼亮，因而对来自各方面的问题，看得真切，认真处理，排除了许多干扰，毫不动摇地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不放过一切可能抓住的机遇发展经济。在努力把集体企业不断做大做强的基础上，抓住了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好时机。以集体企业为龙头，引导、支持个体和私营企业大胆探索、发挥优势、各显神通，充分调动了个体和私营企业创业的积极性，促成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沙甸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高速公路”，使沙甸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有色金屙冶炼、加工工业和二、三产业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依靠科技进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稳定发展，“以工富农”计划成效显著。从1993年至2000年的7年时间里，沙甸区乡镇企业总收入达60多亿元，农村经济总收入达35亿元。7年间沙甸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超过了1950年至1998年近半个世纪的总和。2000年后增速进一步加快，2005年总产值达到了15亿元，其中乡镇企业营业收入达14亿多元，人均纯收入4800余元，在滇南农村乡镇中名列第一。2006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30亿元，创造了一年翻番的“沙甸奇迹”。全区企业数达438户，其中工业企业40户。以有色金属冶炼为主的私营工业企业的发展终于进入了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从事建材、化工、食品加工、餐饮等行业的企业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个体、私营经济呈现出蓬勃生机与活力，其经济总收入已占沙甸社会总收入的90％以上，真正成为了沙甸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并创造了企业整合、民众集资、广开门路等多种扩充发展模式及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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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海纳古镇是云南回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另一个典型。个体、私营企业2004年就达到592个，从业人员达到6826人。其中私营企业94个，个体企业498个。全镇个体、私营经济占了全镇经济的99％，其中工业经济占90％。在个体、私营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全镇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据2004年的统计，全镇有固定电话1700余部，移动电话5000余部，电脑600余台。在全县乡镇中率先开通电信IP宽带网，为个体、私营企业利用互联网开展业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已有许多企业利用互联网查询信息、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全镇有各类机动车2600多辆，其中奔驰、宝马、奥迪等高档轿车拥有量在全省乡镇中位列前茅。住房方面，仅豪华的别墅楼就有300余幢，人均居住面积达35平方米。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已全面普及。 　　砚山县平远镇是后来居上的典型，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位处非法交易中转地，深受非法交易的毒害，社会治安混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经过整治之后，治安好转，人心思定，经济发展渐入佳境。2005年，平远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582万元，比2000年增长244.4％。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705万元，比2000年增长251.8％。农民人均纯收入1470元，比2000年增长138.1％。占砚山县经济发展总量的三分之一强。(200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为21.96亿元)成为助推砚山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对砚山“十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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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滇西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十几年发展较为缓慢的永平县曲硐村和巍山县永建镇，近十余年来也成功开拓了多条脱贫致富门路。曲硐从1990年代以来，多方探索、竭力开拓经济社会发展门路，随着集镇贸易水平快速提升，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加快。与1978年相比，1998年，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水利化程度由36％提高到58％。建成高稳产农田16000亩。粮食产量由3830吨增至8559吨，增长2.3倍。农民人均占有粮食由199公斤增加到467公斤。生产总值由135万元增至4894万元，20年增长3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82元增加到922元。财政收入由10.5万元增至143万元，增长13.6倍。 　　永建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一是改变粮食作物与其他作物种植比例，使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种植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结构。二是进一步巩固烤烟支柱地位，全面进行基本烟田、基本烟农、基本设施规划和布局，基本建立以烤烟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系，实现了烟叶质量和烤烟综合效益稳步提高。三是大力发展科学畜牧和养殖，使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至2004年，建成改良站7个，种牛冻精改良达到5879头，肉类总产达5537吨，牛奶产量达2857吨，禽蛋产量174吨，畜牧业现价产值6462万元。快速发展的畜牧业使永建成为“滇西畜牧重镇”、“畜种改良之乡”，在促进、辐射、拉动其他行业发展和群众增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04年个体私营企业达830户，从业人员发展至2450人，实现乡镇企业总产值4088万元，完成增加值2024万元。全镇涌现出了清真肉食品厂、民族油脂厂、永昌农副产品加工厂、阿米清真系列食品厂等一批个体、私营企业，经济发展领域不断拓宽。 　　从滇东北来看，寻甸县柯渡镇近10余年来，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加快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从农村经济总收入、净收入和人均纯收入这三项指标来看，柯渡镇连续10余年实现了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1995年农村经济总收入为6713万元，净收入为2360万元，人均纯收入为580元。2005年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1081万元，净收入达到5265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1559元。乡镇企业经过前20年探索积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发展逐步加快，总收入已占全镇的半壁江山，到2005年底，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达4900万元。 　　滇东北经济发展状况与柯渡镇类似的还有会泽县的新街乡、鲁甸县桃园乡和昭通市守望乡等地区。新街回族乡缺乏工商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靠农业发展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粮食产量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均较低，到1990年代才有较大的提高。19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在有一定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科技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全乡的粮食产量跃上一个全新台阶，1999年亩产达到550公斤，人均有粮294公斤，大部分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进入21世纪，农业发展与全国一样，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农民群众增产不增收。面对新的课题，新街乡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实施了以种植结构调整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通过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初步扭转了增产不增收的局面。2005年底，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90元。农业发展展现出了新的前景。 　　桃园乡和守望乡，在改革开放20年中，个体工商业积累了有一定的基础。近几年在农村集镇贸易为主体的个体、私营农村工商业得到普遍发展的同时，坚持抓好农业生产，实现了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桃园回族乡1994年末农村经济总收入为2333万元，人均560元，纯收入为1623万元，人均390元，人均有粮237公斤，人均口粮167公斤。2002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6153万元，人均1234元，纯收入达到4422万元，人均876元，人均有粮223公斤，人均口粮175公斤。2005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7670万元，其中农业收入5283万元。 　　守望乡产“草煤”，可用于烧制砖瓦和生活燃料，有一些个体采煤及烧制砖瓦的企业。农业和个体工商业在改革开放前20年发展和积累的基础上，近些年来一直坚持农工商多业并举，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2004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56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81元，人均占有口粮253公斤。近几年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加大了农业投入。加强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稳定了耕地，在各地耕地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守望乡的耕地不减反增。2001年有耕地2066公顷，2004年耕地增加到3457公顷。此外，引导多余劳动力向其他行业转移(包括鼓励农民外出打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开辟了更多的就业、增收和发展致富门路。2004年外出打工纯收入达256万元。 　　 　　二、提升传统产业与发扬传统优势 　　 　　现代化是相对于原来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言的。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问题。这是一个总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背景，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无法回避。这也是所谓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根本意义之所在。改革开放前20年，云南回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是云南回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必然趋势，各地在经济发展上的一切得失、成败，均取决于这个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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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族在经济上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过程与回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相关。另一方面，云南回族分布在全省各类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人文环境中，因而又形成了各地回族间不同而与本地其他民族相同或相近的许多特点。各地回族间这些共同点与不同点，在长期的历史选择和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在云南回族生存和发展进程中具有相对稳定而不可随意摆脱或更改的传统基础和前提。云南回族的经济传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维系云南回族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当历史条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经济运行的方向、模式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时，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就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转变，否则就会成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障碍。从改革开放前20年，云南回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清楚看到，作为传统的东西，在一定的时代或环境条件下，可能成为助力，也可能成为阻力，在此时此地成为传统优势的东西，在彼时彼地则可能成为劣势，不可一概而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种种自然、社会、历史原因所限或所迫而形成的某些传统，其初期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并无优越可言，久之渐成传统。既成传统，必深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里层，熟而生巧，形成了一定优势，自然不可轻言放弃，但也不可死守不放。云南各地回族传统行业，与当地其他民族大同小异，即以农业为主，辅之以零星畜牧、贩运、家庭小商业和小手工业，这是全省(除极少数偏僻高寒山区外)各民族传统的、也是最基本的产业结构。回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与回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或某些特殊历史文化观念有密切关系的行业，这些行业在回族或其他民族中均不占主要地位，这是由传统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在传统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之下，云南回族原先具有(或具有后天形成条件)的特色产业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回族传统产业结构，在环境条件相当情况下，与其他民族相比，虽有一定特色(或差异)，但并无优势可言。多年来，每当论及云南各地回族经济发展，都是讲传统优势的多，而看到传统中劣势方面的很少。这显然不利于回族地区产业结构的正确调整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回族地区产业结构，若仅与本地历史比较，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的调整，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若与发展条件和水平相当的其他民族和地区比较，其问题和劣势仍显而易见。就代表云南回族发展先进水平的沙甸、纳古等地的情况而言，主产业仍为正处于全面衰退的传统工业，且生产规模小，科技含量低，技术手段、管理水平、企业制度、经营理念均比较落后，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至于在全省回族中仍占大多数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产业调整更是举步维艰。从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个国家、各类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趋势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产业结构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近十余年来以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各回族地区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问题。具体说来，滇中南工商业发展有一定基础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特色产业，增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培植高新产业；其余工商业发展薄弱地区面临的问题是调整种植业结构，在发展现代优质、高效、特色农业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第三产业或其他新特产业。 　　在国内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云南回族历史上形成的、至今仍是他们生存发展主要依赖的许多传统产业和传统优势正面临着淘汰和丧失的前景。在可以赖以生存发展的新的产业和优势形成之前，云南各回族地区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新老产业“青黄不接”的威胁。面对危机，各地都在寻找新的出路。云南回族由于大分散小聚居于全省各地，人口集中程度极低，民族共同经济资源过于分散，在聚居区内和本民族内，按传统区域性方式无法进行资源大规模集中，无法进入需要资源较大规模集中和优化配置的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经营管理领域。因此在突破区域和民族限制之前，如何保持和进一步挖掘传统产业优势，仍是云南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取向。要保持传统产业优势，就必须提升传统产业水平，使之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回族地区的许多乡镇领导部门、企业、农民以及遍布城乡集贸市场的个体经营户，为保持传统产业优势，提升传统产业水平，作了很多努力。在这方面，大庄的经验比较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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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回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色农业、饮食服务、集贸贩运、采矿和屠宰加工五大传统产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历了一个从全面恢复到充分发展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末开始，几大传统产业的发展势头逐渐出现衰减迹象，与沙甸、纳古等几个省内曾经不相上下的回族乡镇相比，渐有落伍之势。但就现状而言，大庄村除现有的五大传统产业外，尚别无更现成的替代行业和出路。为此，大庄的乡镇领导部门和一些企业、农户及个体经营者只能在提升传统产业方面做文章。 　　在农业方面，从大庄村来看，人均耕地已不足半亩，但从全乡来看，仍有挖掘潜力。1999年时，全乡耕地面积有21200多亩，其中水田有8000多亩。传统优势农作物主要有优质大米、荞麦、甘蔗、蚕豆、花生、芋头、臭参、蔬菜等。大庄的大粒白花蚕豆有早熟、粒大、色翠、肉嫩等特点，远销江浙等地区。因为快速时鲜品，对生产、保鲜、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协调联动要求很高，要做大规模，必须变习惯了的分散生产和经营为统一的经营管理。为此，根据乡上提出的“以农业稳乡”的战略，大庄村把部分眼光重新转向特色农业。 　　运输业，早在明清时期就成为大庄的传统行业，从短途人背马驮到组建马帮进行跨省跨国长途贩运，再到利用滇越铁路运输开展沿线相关服务。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起，大庄人又重新操起了被中断了30多年的运输业，在20多年里成就了开远和滇南运输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但进入21世纪以来，运输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从长途货运开始，许多线路相继陷入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从2000年以来，运输业曾经与大庄一样辉煌的近邻沙甸，运输户因难以为继已相继退出运输业转而从事矿冶等其他行业，到2007年，沙甸已全面放弃了曾为传统优势的运输业。相比之下，大庄村没有转营矿冶等行业的优势，原有的采矿业也面临着基本饱和和全面收缩整改的形势，在开辟出其他新的生路之前，放弃运输业等于放弃大庄五条主要生路中最主要的一条，这意味着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口失业。因此大庄的运输业不能放弃。为了维持下去。大庄村一方面在提升经营规模、服务档次和管理水平上多下工夫，一方面尽心维持，耐心等待，寻求新的转机。 　　大庄村的采矿业，有煤矿、锑矿和锌矿，多为零散分布在本乡及邻乡地界的小矿。改革开放以来，由集体开采转为私人承包开采。有小煤矿数十个，最多时近百个。多为个体经营，规模不大，各自为政。经多年开采，多数老矿已进入衰竭期。近几年国家加强了环保和安全监管，余下矿点要按国家要求进行环境、资源评价和整顿，未经整顿评价合格的，属非法开采，将被关闭。如不能通过评价审批，也将面临关闭的命运。这是大庄采矿业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为此，已由乡政府出面邀集经营户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矿业股份公司，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进行技术改造和规划论证，通过后将按规定的技术标准实行规范、统一的管理，实现规模化生产。 　　大庄村的清真屠宰业，从现实可行性、风险性和发展前景看，因受地域、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的限制相对较小，与农业、运输、采矿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大庄屠宰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兴盛不衰，邻近大庄各市县的牛肉主要由大庄村供应。据1998年统计，大庄村从事屠宰的业户有50余户，菜牛本地平均日交易量约100头，屠宰约50头，产值约50万元。屠宰户每宰一头牛可赚200余元，加上兼做活牛买卖生意，年收入约20万80万元。带动本村牛羊收购贩运、饲喂催壮、皮张经营、头蹄骨角杂碎加工经营百余户，带动州内外饲养经营户不计其数。但分散在村内饲养和屠宰加工，对村内环境卫生污染很大，大多数屠宰户只能进行简单粗加工，规模、档次难以提高，发展受到限制。因此近几年有少数屠宰户，在清真牛肉制品和牛干巴等传统清真美食优势产品的深加工和规模化生产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大庄坤杰肉类食品加工厂，采用了一些电气化设备和组建产业链的方式，以传统工艺进行规模化生产，规模扩大了数百倍，为这项传统手工艺由家庭副业变成有一定的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和技术含量的规模化产业作出了范例。马子辉从泰国引进清真牛肉丸生产技术和设备，设立泰昌清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出了具有大庄传统清真风味的泰式牛肉丸，经过十余年，“泰庄”牌清真牛肉丸已逐渐形成了规模，为提升、传承大庄传统清真屠宰加工业和清真饮食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经营饮食服务业方面，大庄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保持了传统回族乡村风味，又能适应饮食文化时尚及流行口味。近10余年来，大庄回族的清真饮食服务业不仅遍布州内各市县，而且扩展到了省内外，四川、贵州、两广等地都有大庄人开的清真餐馆。在业界日益靠规模、品牌、档次和标准化服务取胜的形势下，大庄回族清真餐饮业的发展进入了提高规模和服务档次的新一轮创新发展阶段并已初见成效。 　

济南的清真寺

　三、新农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使各地回族乡村逐渐摆脱了贫困。一些先行富裕起来的人家，等不及尚未富裕的村民。更等不及各级政府那迟迟不见踪影的规划，便迫不及待地拆掉了老屋建起了新房。土木结构、砖混结构、钢混结构，宅院、楼房、别墅，5年一更新、10年一换代。拆了建、建了拆，此伏彼起。青石板路渐渐被水泥覆盖了。房前屋后流淌了千百年的清凉小沟不见了……然而华丽的新居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想象中的快乐生活。村民们感觉像生活在一个堆满钢铁水泥建筑的工地。面对一座座高宅大院、别墅洋楼，赞叹之余，无不为之遗憾惋惜。在历史文献记载中，云南许多回族村镇曾是山清水秀，小桥流水，院落清幽，房舍井然，民风淳朴，文教倡兴，鸡犬安宁，一片田园牧歌景象。建设美丽新农村是许多回族村庄世代传承的愿景。即便在那愁吃愁穿、温饱难遂的年代，也不忘经常修补洒扫，栽花养草，用贫穷的双手精心装扮着自己贫穷而美丽的村庄。然而当人们富裕起来，有了建设美丽家园的能力时，却陷入了越建越糟、越糟越建这种事与愿违而不能自拔的怪圈。由此可见，仅此一桩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尤其对云南许多回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云南回族聚居地区，普遍存在人多地少，资源不足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环境和资源，是云南回族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云南绝大多数回族地区，自清末以来，先遭咸同兵燹，家毁人亡，背井离乡，后遇兵灾匪患，连年不断。20世纪50年代以来又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破坏。加之人口过快增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加剧。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用地、农民建房用地、各项开发和社会公共设施用地及用水快速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加大，对环境和各类资源的压力日益加大，造成了紧张、危机局面。多年来，许多回族聚居地区，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畜禽养殖业和农业综合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乡镇工业对资源利用强度的日益增加，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由于市场竞争、利益驱动、执法乏力等多重因素，广大干部和群众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虽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成为广大云南回族村庄，尤其是乡镇企业较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在是有利于广大云南回族乡村环境整治及其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大契机。许多地方利用这个机遇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作为滇南乡镇企业发达典型的纳古镇，是较早遭受人多地少、规划滞后、乱建乱盖、环境恶化之害的地区。鉴于自身面临的实际情况和主要问题，镇政府借新农村建设之机，首先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组织力量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云南省杞麓湖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结合纳古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台了《纳古镇环境保护实施细则》。严格控制高耗低效企业的建设审批。督促企业上项目先过“环评关”。取缔关停了辖区内污染严重的7户镀锌企业。成立了纳古镇环卫站，聘请了工作人员11人，购买了两辆垃圾车辆，专门负责全镇的垃圾清运工作，全镇的卫生环境大大改善。 　　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建设和谐社会，解决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云南各地回族群众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广大穆斯林从大量历史事实和经验的对比中深刻地领会到，云南回族地区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互助，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回族人民遵循宪法赋予的权利，依照党的宗教政策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不断促使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及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相适应。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回族地区都把推进伊斯兰教与平安、和谐社会建设紧密结合和互相适应作为重要的内容和工作，认真宣传贯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经验。 　　沙甸穆斯林信仰虔诚，恪守教义教规。“沙甸事件”平反后，沙甸穆斯林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看到伊斯兰教教义、教律与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并无矛盾，爱国爱教完全一致，信仰虔诚的穆斯林在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制度日益完善的条件下，很容易融入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穆斯林的“两世幸福”离不开伊斯兰教，也离不开在改革开放中日益发展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沙甸的清真寺不只是宗教场所，也是回族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教育传播基地。在新农村建设方针的指引下，各清真寺抓住机会，别开生面，对广大穆斯林群众进行虔诚守信、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文明经营、互助和谐的宣传教育，利用宗教节庆、讲经、经堂教学、学术研讨和民俗文化生活等各种活动，以回族穆斯林这特有的机会和方式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向广大穆斯林提出了行“爱国爱教康庄大道，两世兼顾齐抓幸福大道，尊师重教科技兴乡文明大道，遵纪守法平安大道，团结稳定和谐大道”的要求。“沙甸穆斯林五道”的宣传教育，极大地促进了沙甸回族伊斯兰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和谐统一和穆斯林宗教生活与经济生产的和谐统一。沙甸回族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提供了充分的事实根据，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济南的清真寺

　社会稳定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构建和谐文明新农村日益成为广大回族地区和穆斯林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方针的贯彻实施为云南回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沙甸区从1992年开展声势浩大的“收枪打毒”专项斗争一直到新农村建设，充分利用各种时机，毫不放松强化治安、依法治区、维护安定团结的工作。对群众反应强烈、久禁不绝、要求给予严厉打击的吸毒、贩毒、偷盗、抢劫等犯罪活动，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采取“社会治安社会管”的办法，组建了治安联防队，开展全天候的执勤巡逻和严密监控，使犯罪分子没有可乘之机，有效弥补了警力不足问题。同时与清真寺的管事、阿洪及沙甸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密切合作，利用学校、清真寺及各种群众活动场所，从民族、宗教等各个角度开展宣传教育，对预防和减少各类犯罪、确保群众安居乐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沙甸干部群众都说，没有长期的平安、和谐、稳定，就没有沙甸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更不会有10.5亿的总收入(2007年)。 　　平远镇从1991年严打犯罪以来。抓住省、州连续派出14届工作组进驻平远开展工作及平安创建新农村的契机，大力加强基层各套组织建设，把敢抓敢管的能人、强人选拔为村两委班子成员，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禁毒、艾滋病防治等工作领导组织，与各村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实施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提高群众群防群治能力，开展治安稳定工作。到2007年，全镇共组建了2支巡防队、15支联防队共304人，护校队4支20人，护路队5支40人，护村队129支1023人，1支民兵应急分队60人，1支专职消防队10人。极大地加强了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多发性犯罪案件的侦破力度，及时整治了社会治安突出问题，为平远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提供了安全保障，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纳古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一个仅有3个自然村的小镇，成为了全省闻名的工业强镇。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让群众过上平安和谐生活，是构建和谐文明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搞好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回族因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上有一些特殊性，在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上也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愿望比较强烈，积极性较高，在构建和谐文明新农村工作中受到群众较多关注，进展较快。如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守望乡，2006年改建了2个行政村的卫生所，完善了乡卫生院功能，健全各村医疗卫生制度，建立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实现了全乡农村医疗保障。农村“低保”制度正逐步完善。 　　随着城市进程的不可避免和国家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农村建设中，云南大多数发展快的回族地区城市化步伐有加快的趋势。从沙甸、纳古、永建、曲硐等地农村及集镇建设中可以看到云南不少回族地区城市化已迫在眉睫。 　　以纳古来讲，一方面，“十五”计划以来，纳古镇完成了大量集镇、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原来城里人到纳古叫做“下乡”，现在乡下人到纳古犹如“进城”。纳古已经成为商店鳞次栉比、楼房别墅林立、街道车水马龙的工业城市。但从另一方面看，纳古镇工业产值20世纪末已占到地区总产值的90％以上，2007年占到了99％，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然而农村建设并没有相应地跟着城市化。新建的学校、清真寺、办公楼、商场、宾馆、饭店、招待所以及近千幢漂亮的别墅洋房与原来的老房子混挤在一起，形成城不城村不村的格局，限制了村镇功能的发挥。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对城市化时机的贻误是纳古镇规划滞后、建设失控、环境恶化的症结所在。 　　永建、曲硐等地经济实力虽远不及纳古，但在新农村和集镇建设方面，多少有了些前车之鉴。认识比较容易统一，因而多了一些前瞻性，使规划长远，功能齐全，配套完善，避免了许多弯路和浪费，效益显著。以永建民族商贸街建设来看，镇政府从当地农、工、商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经营的具体要求和实际需要出发，从建设用地、道路建设、供排水设施、电力、电信设施、房屋建设到街道园林绿化、环境卫生、镇容镇貌、环境特色、防灾减灾，一切工程参照城市建设办法，按照科学、系统、适用、有前瞻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进行认真规划，采取招标的方式，由房地产开发商和专业建筑企业统一设计建设，达到了功能设计齐全、基础设施完备、道路宽阔平整、“三电”线路规整、供排水系统通畅、房屋建筑整齐美观等城市化要求。未来预期甚好，远期效益显著，为云南回族农村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曲硐小城镇建设则以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好而成为回族地区小城镇建设的另一种较成功的范例。镇政府一开始就把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作为典硐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机予以高度重视，以抓紧抓好规划为基础，制定优惠政策，多方引资，抓紧机会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在明确基本思路的基础上，请设计部门做规划设计，使小城镇建设一开始就走上了规范化建设轨道。区内街道宽敞、房屋整结、花红草绿、环境优美、宜商宜居、商贸活跃，经济渐趋繁荣。小城镇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成为镇内外竞相投资开发的热点。2006年曲硐镇与老街镇合并成立博南镇后，镇政府继续把曲硐村小城镇作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示范窗口，予以进一步的支持和扶植，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贯彻落实到曲硐村小城镇建设中，注意彰显、发挥曲硐回族的特色和优势，扬长避短，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