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宗教冲突溯源说－1

青木

印尼宗教冲突溯源说

印尼宗教冲突溯源

游 谦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宗教学博士

前言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8年9月所统计的资料，印尼两亿一千万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民信奉伊斯兰教，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其余的百分之十三人民中有百分之六的人是基督(新教)徒；百分之三的天主教徒、百分之二的印度教徒；百分之一的佛教徒，另外有百分之一的人是其它宗教的信徒(参见图表二) （注1）。
既然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比例相差这么多，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长久冲突的条件才对，但是实际上却不是如此，大部份的宗教冲突都是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冲突(CNN, 1999. February 2)（注2）。
1998年11月印尼首都雅加达爆发了穆斯林(俗称回教徒)与基督徒的宗教冲突，共有14人被杀，27间基督教建筑物被袭击。过不久，在西帝汶地区的基督徒攻击占少数的穆斯林，烧毁了四间，破坏了五间清真寺。1999年一月十九日，也就是伊斯兰(俗称回教)开斋节当天起，马鲁古群岛的安汶市连续发生大规模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共造成两百人以上牺牲（注3）。
美国国会于1999发布的人权报告说，基督教团体记录了这一年中128件教会被攻击的事件，其中有76件发生在哈比比执政的下半年，但是政府没有好好追查(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9)。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种下如此的深仇大恨？」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印尼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发展史(参见图表一)。首先我将描述印尼各教派的发展史、信仰特征和纠葛；接着分析他们与当权者的关系；然后厘清教派间冲突的主因有的是宗教信仰，而有的却是权力斗争；再来我指出福音基要派常常以宗教作为动员的诉求，如果遇上社会动荡加上这些人的鼓动，宗教冲突就很难避免；最后我指出多数的印尼领袖似乎还没有看出问题的症结，才无法有效制止这类冲突的发生（注4）。
前殖民时期

印尼全境有一万多个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来没有形成国家的政体，这个多岛地区本来是由不同的国王统治的不同城邦，也有各种不同的部族宗教。在第七世纪的时候，佛教王国Sriwijaya横扫东南亚，在印尼的爪哇中部建立了著名的般若婆图(Borobudur)佛教建筑。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印度王国Majapahit势力进入印尼地区，为数不少的人受了影响而接受了印度教，而其中又以东爪哇地区最为盛行。
在伊斯兰传入之前，这个地区的文化(比如建筑、美术、戏剧、仪式、音乐)早以受到许多不同宗教(佛教、印度教、万物有灵论、部落生命礼仪)的影响(Vreeland 1975: 198)。从十三世纪后期开始，因为海上贸易的兴起，许多阿拉伯人在印尼各港口与当地人交易，这些阿拉伯穆斯林多属于苏非信仰(Sufism)，带有强烈的宣教使命感，注重神秘体验，很容易与当地深受佛教与印度教神秘经验和部族信仰融合（注5）。到十六世纪末期，伊斯兰已成为印尼最大的宗教，许多佛教、印度教和部落信仰开始冠上伊斯兰的名字（注6）。
荷 兰 殖 民 时 期

十五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把天主教传入印尼东部，十六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把新教传入(Fox 1987)。从十七世纪初开始，欧洲殖民势力开始正式掌控这个多岛地区，荷兰人并且在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成立东印度公司管辖这个物产丰富的地区（注7）。
荷兰人和许多西方殖民者一样，采用「结合当地少数统治当地多数」的策略来统治这个地区，比如利用从元代和明代时就陆续移入进行贸易和垦殖华人，来帮助掌控经济(Willis 1977: 65)，殖民官柯恩(Coen)给于华人大量的优惠，鼓励他们从商，从此华人逐渐成为介于殖民者与印尼本土人之间的「中间阶级」(middle class) (Shihab 1995: 284-85)。有一项统计资料指出，在1925年的时候，雇请六名以上员工的工厂有2816家的老板是欧洲人，有1516家是华人，只有865家的老板是印尼本土人士(Lowensteyn 1999)，这些华人与殖民者的合作，曾引起许多的不满(Shihab 1995)。
在宗教方面，起初荷兰殖民政府在印尼是以赚钱为主，希望保持宗教中立的形象(Noer 1980)。但是他们除了吸收资源外，也把基督教传入这个地区。华人对西方传教很有反应，有些人在当时就去信基督教，印尼基督教会(GKI, the Indonesia Christian Church)于140多年前受洗的第一位基督徒，就是华裔生意人 (Setiabudi 1999)。
虽然他们并不压迫伊斯兰信仰，但却赋予基督教许多特权，比如说殖民政府给基督教的补助超过给伊斯兰的补助一百倍(Noer 1980)，因此得以建立许多教会(Shubert, March 11, 1999)。再比如说，17世纪开始为了采取香料岛(Spice Islands)产的比黄金还贵的香料(BBC, March 9, 1999)，荷兰人掌控南摩禄卡群岛地区(Shubert, 1999. March 11)。基督教伴随殖民者到这里宣教，荷兰人给当地的基督徒受教育，然后用他们任公职。
在当时，基督徒与荷兰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任何人变成基督徒就会被认为是变成荷兰人的同路人(Setiabudi 1999)，印尼人把基督徒叫做「基督教狗」(Shubert, 1999. March 11)，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紧张关系从这时候开始埋下祸端，但是因为反正是统治阶级，基督徒不必担心他们被怨恨。
挂 名 派

由于荷兰人只帮助与他们合作的人受教育，对于其它的百姓则不鼓励。当时民众的识字率不到一成，伊斯兰教义大部份是用口头的传播，所以当地的接受者有时候会掺入自己原先的宗教文化，因而形成所谓的「民间伊斯兰」(Folk Islam)(Patai 1987)。印尼的「民间伊斯兰」是佛教、印度教、万物有灵论、部落生命礼仪的融合宗教。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认识很模糊，而且包含了许多神灵崇拜、神秘经验、术数(医病、赶鬼、算命等等)等成分。这些穆斯林与其它印尼的民间信仰者没多少差别(Vreeland 1975: 205)，于是常被称之为「挂名派」(abangan)。
比如说在爪哇，如果一个人愿意在开斋日和先知生日的时候加入庆祝，他就被承认是一位穆斯林。在摩录卡地区，如果一个人有接受割礼，并且不吃猪肉和其它被认为是污秽的食物，他也会被承认是一位穆斯林(Ellen 1983: 56)。这些穆斯林对所谓的正统教义(orthodox doctrine)没有兴趣，他们宗教的终极目标是「确立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祭(slametan)是他们最重要的关系确立仪式。
一般而言，和谐祭举行的时间很短，在傍晚的时候，一家之主会邀请较常往来的男性邻居到家里来，主人会用很文雅的言词宣布这次和谐祭的目的，然后请求阿拉、神灵、以及圣人们(号称是伊斯兰圣人，实际上是印度教或地方古老神话的圣人)(Ellen 1983: 58)不要干扰这一家人（注8），然后解释这些宴请的食物的意义，他们也会邀请传统的清真寺的人员来用阿拉伯文颂念一段经文，用以表示这是伊斯兰传统。接下来就会分发供奉的食物，邻居们吃了少许的食物后就会告退，并且把东西带回给家庭的成员分享。神灵们也被认为在这个时候会离去，这个宇宙就会恢复以前和谐的状态(Vreeland 1975: 206)，达到「什么事都不会发生」(slamet)的状态（注9）。
在怀孕、生产、割礼、结婚、死亡、远行迁居、或收割的时候，都会举行和谐祭，有时候在先知生日、开斋日、厄运、病痛、失窃等重要时刻，也就是当人们需要神灵特别保护、邻舍互相的支持的时候、或是大自然突然失序的时候，这样的仪式都会被举行。如果再不行的话，就必须去找「明师」(dukun)，寻求指点 (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印尼大部份的穆斯林都是属于这种信仰型态，他们对抽象的教义和伊斯兰法(shariah)并不重视(Vreeland 1975: 205)。几百年来印尼的统治者都政策性地鼓励这种信仰(Ellen 1983: 56)，在1973年，这种融合信仰正式被政府认可，连当时的总统苏哈托也自认是这种信徒(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贵 族 派

挂名派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团体叫做「贵族派」(prijaji)，他们大多出身传统的地方贵族(参见图表三)，这个团体比其它的挂名派更注重自我克制，传统印度教和佛教的神秘经验。他们很讲究传统的戏剧(例如皮影戏)、雕刻、音乐、和装饰。他们的宗教训练有独特的师徒传承方式，(Vreeland 1975: 207)，他们对地方有强烈的领导使命感，常常自认为是人民精神导师(Lowensteyn 1999)。
在殖民时期荷兰人喜欢任用贵族派来施行其「间接统治」的政策，也就是给贵族派一些权力来统治一般人民，贵族派也借着与殖民者的合作关系来维持传统地位(Willis 1977: 65) （注10）。当时荷兰人只给百分之七左右的印尼人受西式教育(Willis 1977: 65)，这百分之七中贵族派就占了大半（注11）。但是到了殖民后期，新生代的贵族派不想和他们的父执辈一样当公仆，而宁愿选择当医师或律师等新式的行业(Lowensteyn 1999)，这些新生代到欧洲留学时接受西方的思潮，回国后就鼓吹国家主义。所以建国运动有些领袖(例如苏卡诺)就是这个阶级出身的(Lowensteyn 1999)。
敬 虔 派

与挂名派相对的，就是敬虔派(santri)，这些人时时把宗教记挂在心里，表现于行为。比如说伊斯兰规定如果经济与健康许可的话，每位穆斯林一生至少都要到麦加朝圣(Haj)一次，敬虔的穆斯林为了完成这个规定，就会省吃俭用，累积金钱筹足朝圣的旅费，再辛苦也要到麦加走一趟。因为早期朝圣需要大量的金钱，所以敬虔派的穆斯林都有累积财富的强烈动机(Vreeland 1975: 204) （注12）。
有到麦加朝圣过的人会被敬称为「哈吉」(Haji)，并且成为地方宗教活动的重要人物。哈吉通常会在清真寺旁，由信徒奉献的土地上兴建学校，成为教导大家学习经文的教士(ulama)。穆斯林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来，同时在教士或清真寺的土地上工作，让教士不用为经济愁烦(Vreeland 1975: 204)。
教士与学生的关系是一辈子的，当一个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时，他至少必须要拜一位教士当老师，作为他精神指导者，学生对教士有三大义务：一、敬意；二、束修；三、劳役(Barth 1993:50)。也就是说在平常的时候学生要对教士表达敬意；在年节的时候学生要奉上束修；在农忙或教士有事的时候，学生要为教士服劳役。由于拥有土地、地位、组织和廉价的人力，教士们往往生活比较优裕。而且这些教士常常都是半世袭的，也倾向互相通婚，在乡村地区，有钱人大多是教士，哈吉常常是有钱人的代名词(Vreeland 1975: 204) （注13）。
在都会地区的教士经济也很宽裕，因为伊斯兰信仰是由阿拉伯商人从商港传入的，所以初代穆斯林往往也与商业活动相关，他们也从阿拉伯人身上学得许多进出口贸易和跨国经营的技巧，(Vreeland 1975: 204)。因此虽然仍有相当比例的教士和挂名派一样相信「明师」(dukun)、仪式、医病、算命、法术等(Ellen 1983: 59) （注14），他们的经济生活和价值观和挂名派有很大的不同(Vreeland 1975: 203)。比如说在1926年创立「教士复兴会」(Nahdlatul Ulama)的瓦哈伯(Wahab Chasbullah)在当时就拥有美国进口的汽车在市区行走，同时拥有一台重型哈雷机车在乡间奔驰(Fealy 1999)。
改 革 派

「朝圣」这个规定是形成传统教士阶级的重大原因，但也因为「朝圣」使得这些传统教士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十九世纪末期，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汽船(steamship)的普及，使得阿拉伯世界与印尼的距离拉近，开始有大量的东南亚穆斯林到麦加去朝圣或到中东去留学。他们发现原来印尼的伊斯兰与中土的形式竟然差别那么大(Vreeland 1975: 197; Ellen 1983: 76)。他们回来后，就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伊斯兰改革运动，企图使印尼的伊斯兰变成中土正统的形式，这波运动最具代表性的组织的就是「先知使徒会」(Muhammadiyah)(Ellen 1983: 77) （注15）。
「先知使徒会」的创办人达贺兰(Ahmad Dahlan 1868-1923)原本是爪哇中部一个苏丹王城里的清真寺官员(Beck 1995: 277)，他到中东留学后把起源于埃及开罗的伊斯兰现代运动带回印尼，并于1912年创办「先知使徒会」（注16）。该会由于组织力强、方式新颖、成员少壮、以及我群意识强烈，使得这波新运动带给传统的教士(ulama)莫大的压力（注17）。
「先知使徒会」认为印尼的伊斯兰必须重新被检视，传统穆斯林使用护身符、崇拜带有神秘力量的武器、询问算命师、前人神力的传承、使用法术等等都是宗教犯罪(Nakamura 1980: 275; Beck 1995: 261)。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要把印尼的伊斯兰回归到古兰经与圣训(Hadith)纯净状态(Nakamura 1980: 280; Beck 1995: 261)，「先知使徒会」认为纯净的伊斯兰应该深入于印尼人民生活文化的各个层面，所以采用西方传教士的组织方式和教育体制，大量设置西式学校(Noer 1985: 121)，希望毕业生能到各行各业去工作，然后奋力传扬该会的主张(Nakamura 1980: 276-68) （注18），并且传得更深更远。这个清教运动包括以下十点主张(Nakamura 1980: 275)：
1, 礼拜时必须精确地算出麦加的方向，而不是约略地向西朝拜；
2, 必须用天文仪器测量出斋戒月的开始与结束，而不是靠宗教人员目测月亮便做决定；
3, 礼拜日时必须要大家聚集在广场朝拜，而不是在室内做小型的礼拜；
4, 必须组成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分配募捐给穷人的钱财和奉献的牲畜，而不是由宗教人员把持决定如何分配的特权；
5, 在星期五礼拜时必须用大家听得懂的口语讲道，而不是只用阿拉伯文；
6, 简化出生、割礼、结婚、丧葬等仪式，并去除多神教的成分；
7, 简化墓园的装饰；
8, 劝阻前往地方圣人的坟墓朝圣；
9, 去除对某些著名教士的过度的、超自然的崇拜；
10, 鼓励妇人戴上头巾，并在公众场所与异性分群。

从以上这些主张看来，改革派先知使徒会是现代派和基要派的综合体(Ellen 1983: 1983: 61)，他们要求用大家听得懂的口语讲道以及组成委员会来决定募捐的财物很符合现代化的精神（注19）。然而要人家精确地算出麦加的方向，以及用天文仪器测量斋戒月却是典型的基要派特征。
由于该会以净化改革运动起家，他们的成员常常公开批判别人的信仰方式(Vreeland 1975: 203) （注20），甚至说别的穆斯林是多神教徒。因此有些批评家认为这些改革派方式「严酷」(Wahid 1999)，他们不是要使印尼的伊斯兰纯净化(purify)，而是要使印尼「阿拉伯化」(Arabiz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先知使徒会」的领导人达贺兰有好几次带领同好与传统派的教士举行公开辩论，1922年在西爪哇举行的印尼穆斯林大会中，改革派指责传统派是多神信徒(syirk)，传统派则指责改革派是「非穆斯林」(kafir)，印尼的敬虔派穆斯林从此就分裂成两大阵营。由于改革派视阿拉伯世界为他们的信仰「中土」，他们与中东的连系十分密切(Vreeland 1975: 203)，1926年一月改革派代表印尼穆斯林参加在「中土」麦加举行的大会，但是却不邀请传统派的代表。同年，在瓦哈伯(Wahab Chasbullah)的奔走下，传统教士终于大团结，成立「教士复兴会」(Nahdlatul Ulama) （注21）。
建 国 时 期

1901年荷兰国会通过「伦理政策」("Etische PoIitiek", Ethical Policy)后，殖民政府才公开支持基督教传教事业。然而在同时，伊斯兰觉醒运动的气势逐渐高升(Noer 1980)，伊斯兰意识变成建国意识前团结印尼人对抗荷兰人的意识(Ellen 1983: 77; Lowensteyn 1999)。先知使徒会、教士复兴会、和「穆斯林咨询会」(Masyumi, Majelis Syuro Muslimin Indonesia,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Indonesian Muslims)等穆斯林组织在这个时候纷纷成立（注22）。
1942年日军入侵印尼，并以穆斯林之友自居，提供穆斯林很多官位。后来战事吃紧，日本军事政府干脆帮印尼人组织武装部队，提供军事训练(Noer 1980)。
1945年日本战败，殖民者想重返印尼，但是遭到猛烈的武装抵抗。印尼独立领袖苏卡诺结合国家主义与伊斯兰信仰来反抗殖民者(Noer 1980)，终于打败荷兰人，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注23）。但是苏卡诺和他的国家主义同伴们是挂名的穆斯林(就是我所称的「贵族派」)，他们希望在宗教上保持中立(Noer 1980; 1985: 121)，所以没有把伊斯兰订为国教，只在「建国五原则」(Pancasila)的第一原则规定：「尊崇唯一至上神」。
在独立时期，荷兰人用南摩禄卡安汶基督徒组成军队对抗以爪哇人和穆斯林为主的苏卡诺军队。1949年荷兰人战败，安汶基督徒宣布成立「南摩禄卡共和国」(Republic of South Moluccas)。1950年这个共和国被苏卡诺军队打败，几千个安汶人逃到荷兰去成立流亡政府(BBC, March 9, 1999)。可是在异地生活不易，这些在荷兰的安汶人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文化，在1977劫持了一部荷兰火车，造成多人被荷兰政府格杀。1978 荷兰趁机宣布不支持这个流亡政府，安汶人至今还有约五万人滞留欧洲(Shubert, 1999. March 11) （注24）。
虽然荷兰人被赶走了，印尼宗教冲突却没有停止。敬虔派穆斯林(santri)指责非敬虔派(abangan)国家主义者是荷兰式教育的产物(Noer 1980)，才会订立第一原则：「尊崇唯一至上神」，却不把伊斯兰法(shariah)订为国家法。部分敬虔派的领袖开始武力叛变，连续几次企图推翻中央政权，但是很快就被国家军队弭平(Willis 1977: 102)。后来苏卡诺也向敬虔派示好，并封先知使徒会创办人达贺兰为国家英雄，而先知使徒会也回封苏卡诺为该会终身会员(Nakamura 1980: 281)。
可惜苏卡诺逐渐腐化，只喜欢任用歌功颂德的弄臣，民怨一日一日加深。苏卡诺在位二十年后，少数军人发动政变，企图推翻执政者。虽然没有成功，但苏卡诺威望已失，并于1966年把政权交给军人苏哈托将军。
共 产 党

苏卡诺在位的晚期，左倾的态度逐渐明显，@!#$(PKI)在挂名派穷人间宣传说土地大部份被教士们占有(Vreeland 1975: 210-11)，是造成他们贫穷的原因。这个宣传引起很大的回响，敬虔派和挂名派的冲突在50年代到60年代呈现白热化。在1955年@!#$得到六百万选票(16.4%)(Willis 1977: 72)，到了六零年代，该党更号称拥有三百万党员以及两千万支持者(Willis 1977: 73)。@!#$基于其无神论的基调，曾多次提案要求政府废除「建国五原则」(Pancasila)的第一原则：「尊崇唯一至上神」。此时基督教宣教士因为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因此处境艰难，不是被@!#$骚扰，就是被驱逐出境(Willis 1977: 83)，在1962和1964更发生反基督教暴动(Vreeland 1975: 208)。
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黎明，雅加达的少壮派军官率领的部队发动兵变，袭击陆军高阶将领。叛军占领广播局和中央电报电话局，宣布成立名为「革命评议会」的新政府，但在翌日就被掌握陆军全权的苏哈托少将(战略后备部队司令)不流血敉平。但是跃居陆军首脑后的苏哈托指称兵变事件是「@!#$的阴谋」，展开大规模的镇压，愤怒的敬虔派穆斯林也同声一气，屠杀同情@!#$的人士(Vreeland 1975: 211; Noer 1980: 640)，@!#$很快就瓦解，到年底时被牵连者约达五十万人。
由于苏哈托和敬虔派宣称这次政变是由无神论的@!#$所策划的，因此任何一位没有明显宗教信仰的印尼人都有可能被贴上共党同路人的卷标，甚至受到迫害。大家必须表明一个官方所承认的宗教信仰，以免被当成是无神论者。有一个田野报告说当时有一个小聚落里支持@!#$的七户人家在1965年后全部加入基督教(Kim 1998: 69)。由于敬虔派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大团结，并且因为剿共有功，他们趁机提出要所有穆斯林实践伊斯兰法，很多不愿意接受严谨教规的挂名派穆斯林宁愿去登记为印度教或其它宗教的信徒(Willis 1977: 102-3) 。
当时由于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很活跃，反共人士害怕印尼华人会成为中国@!#$的第五纵队(Coppel 1980)，当政变的时候，许多华人受到波及而被杀(Sullivan, 1998. November 23)，因此很多华人就去登记为基督徒，以免被说成是无神论的@!#$同路人(Boston Globe, 01/25/99) （注25）。
因为这个政变，使得印尼基督教在短短几年内多了两百多万信徒(Willis 1977: 110)，教会忙得连受洗的人都无法一一登记在受洗簿上(Kim 1998: 69)。有一位学者评论说：「印尼是全世界唯一不断有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国家，这原因可能是由于1965年许多穆斯林对@!#$的大屠杀所导致的」(Neill 1987)。但是因为这波加入基督教的印尼华人、@!#$支持者、以及挂名派的穆斯林都是与敬虔派不同路者，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关系变得更加壁垒分明(Vreeland 1975: 211; Boston Globe, 01/25/99)。
苏 哈 托 时 期

@!#$被铲除后，敬虔派一扫阴霾，再度主导印尼社会，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与经济资源，使国家不得不重视他们的力量(Willis 1977: 109; Vreeland 1975: 201; Library of Congress 1992)。例如教士复兴会说他们为了要与贫穷战斗(combat poverty)，他们就经营很多产业，甚至跟@!#$等几个国家经济合作(Aqsha [et al.] 1995: 234)。1992年印尼执政党「从业集团」企图把复兴会的主席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排入不分区代表名单，但是他婉拒了。同年印尼最大反对党「联合发展党」(PPP)也把三位复兴会领袖排入不分区代表名单，但是也被婉拒(Aqsha [et al.] 1995: 241)。该组织如果举行大会政府高官都会莅临（注26）。
八零年代开始，教士复兴会逐渐淡出政治圈，专注宗教与教育的领域(Aqsha [et al.] 1995: 231)，建立许多学校与医院(Nakamura 1980: 283)，他们并且推选在穆斯林世界地位崇高，又是该会创办人瓦哈伯的孙子瓦希德担任主席(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另一个敬虔派大组织「先知使徒会」也是实力惊人，在七零年代末期，该会就拥有12,400间各式各样的学校以及八百间福利机构(Nakamura 1980: 282) （注27）。由于拥有印尼中产阶级商人的大力资助，该会也经营许多企业，并且把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订成他们的重要目标(Aqsha [et al.] 1995: 220)。
但是该会不放弃建立伊斯兰社会的努力(Nakamura 1980: 282)，也持续公开批判别人，尤其是他们的对手「教士复兴会」（注28）。1992年瓦希德在教士复兴会的会议上散发一份他的个人备忘录，希望穆斯林社会朝向开放与多元，但是拉伊斯(Amien Rais)批评这份备忘录，说这文件另有目的，乃是指穆斯林结党(sectarianism)且排外(exclusivity) (Aqsha [et al.] 1995: 252)。后来拉伊斯宣布角逐1999年的总统选举（注29），而且被许多观察家认为他是最具总统相的候选人，有一位记者问他说：「你和瓦希德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回答说：「瓦希德只希望他所领导的「教士复兴会」取得更多的官位，但我要的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权」(Kato 1999: 22-23)。
然而敬虔派也意识到因剿共所招致的信徒流失危机，1967年七月有人在国会提案，要求政府禁止外国人士和金钱进入本国帮助基督教会，但是没有通过(Willis 1977: 104)，同年并引起反基督教暴动(Vreeland 1975: 208)。年底，伊斯兰、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代表在首都雅加达举行会议，并且草拟公约，协议互不向对方传教，传教只能针对没有官方宗教认可的人（注30）。但是新教拒绝签署，理由是圣经明文记载要向普世传福音(Noer 1983: 197; Aqsha [et al.] 1995: 486)。
此时，敬虔派穆斯林认为在政变后他们气势大增，苏哈托完全掌控局势后，为了防止敬虔派的势力坐大，对政权形成威胁，于是就跟西方国家走得很近，开始政策性地保护基督教(Willis 1977: 102)，对传教士友好。穆斯林认为军中和政府高官中有过高比例的基督徒，所以怀疑政府偏好基督教(Johns 1987; Shihab 1995; Gifford 1999)。1975年政府允许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组织「普世教协」(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印尼举行大会，但是遭到穆斯林的强烈抗议，基督教只好取消这个计画，但是已经使穆斯林质疑政府对基督教有偏袒(Noer 1983: 197-98)。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1992)的统计，在1955年的时候，全印尼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穆斯林。1980年的时候剩下百分之八十，1985年到1990年政府都没有公布统计数字，该图书馆评论说这可能是因为怕激起穆斯林对「基督教化」和「世俗化」的反感。1992年，时任先知使徒会副主席的拉伊斯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营训练师演讲，说在1950年的时候全国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穆斯林，但是在1992年已经下降到百分之八十八(Aqsha [et al.] 1995: 225)。同时因为从苏哈托上台后基督教传教士加强活动，并从部落信仰扩充到穆斯林社区去传教(Noer 1983: 197)，一波一波的挂名派和部落信仰的的人变成基督徒，使得敬虔派的人怀疑有心人(执政者等人)正要把印尼基督教化(Johns 1987) （注31）。
另一方面，敬虔派穆斯林认为苏哈托为了提升经济，就跟殖民者所扶植的华人合作，利用他们拥有的雄厚资本与紧密商业网络来搞钱(Thoenes, February 10, 1999)。使得本土人士(Pribumi)很埋怨政府给予华人特权(Coppel 1980)，华人变成痛恨的对象(Shihab 1995)。1992年，先知使徒会的拉伊斯公开宣称印尼的经济掌握在非穆斯林和非本土人士手中，他说印尼前一百大企业家里面只有4位是穆斯林，穆斯林的社会、政治、以及财经的地位正在被边缘化中，这个情势必须马上终止(Aqsha [et al.] 1995: 219-25)。
华人被印尼人怀疑是特权阶级，已经使他们陷入困境，加上许多华人登记是基督徒(Scott 1985; Reuters, January 30, 1997; Sullivan November 23, 1998; Berlian, Feb 12, 199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9)，使得情况变得更糟(Reuters, 10 Oct, 1996; Boston Globe, 01/25/99)，许多人把华人等同于基督徒，连先知使徒会领袖拉伊斯也认为：「在某个程度上，贫富不均造成宗教间的紧张。有钱人刚好是华人，而大部分的华人是基督徒。但大部分的人民是穷人，而穷人刚好是穆斯林」(Asiaweek, Jan 29, 1999)。
苏 哈 托 时 期 的 基 伊 冲 突

敬虔派穆斯林怀疑印尼会被基督教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基督教利用各种方法强势宣教(Willis 1977: 104)。例如说他们认为基督教初期主要是对离岛地区没有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宣教，但是后来扩大到穆斯林社区宣教，有些人故意假装是穆斯林以迁入穆斯林社区，然后在那里建立教会(Noer 1983: 197)。1988年道拉斯福音船(MS Doulos Ship)载了一百位基督教传教士在棉兰(Medan)港口停靠，他们本来要在印尼各地宣教数个月，但是因为遇上斋戒月，引发穆斯林的抗议，所以被限制在三个地方停留。

1990年六月基督教曾试着要在苏门答腊西部穆斯林建立教会，曾引发紧张关系。1990年十一月有几次发现来自新加坡的外国人所主导的国际基甸会在雅加达的中学分发圣经，传说这个团体曾受到当地基督教老师的协助，信仰伊斯兰的中学生愤怒地撕毁圣经，丢入垃圾桶(Aqsha [et al.] 1995: 465-69)。1991年八月传说有基督徒学生利用农业实习课之便，到充满穆斯林的农村传教，引发当地教士们的抗议。1992又爆发基督教试图把教堂盖在穆斯林社区(Aqsha [et al.] 1995: 469-74)。

穆斯林认为基督教借着国际的财经赞助，以高价购买地皮在印尼设立学校和医院，提供的贷款、食物、和衣物等等的慈善机构每一个行动，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宣教(Noer 1983: 197; Aqsha [et al.] 1995)。在1980年甚至有伊斯兰组织反对穆斯林参加基督教的圣诞庆典(Johns 1987)认为这是赞同基督教。穆斯林的媒体也描写基督教如何如何利用提供食物给饥饿的人、提供免利息的贷款给贫困的人，然后趁机使他们归信基督教(Willis 1977: 104)。1991年 有一位「先知使徒会」的领袖人物认为在圣诞季节互道「圣诞快乐」是间接赞成基督教把耶稣当成神的教义(Aqsha [et al.] 1995: 471)。
1992年基督教尝试到亚齐(几乎百分之一百的穆斯林地区)盖教堂，并且提供免费药品(Aqsha [et al.] 1995: 476 )，曾引发大抗议。1992改革派最重要的领袖人物拉伊斯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营训练师演讲，说在这个组织的总部所在地约各雅家答市现在正是基督教最强力宣教的地区，他说在该市的三轮车夫每天可以得到3500印尼盾，条件是在星期日的时候带着全家上教堂(Aqsha [et al.] 1995: 225)。
1992年有某基督教会未经政府许可就在一个曾经是清真寺建筑地对面盖教堂，结果教堂被破坏(Aqsha [et al.] 1995: 480)；同年11月，有基督徒未经政府许可就在一间民宅聚会，结果牧师当场被群众殴打(Aqsha [et al.] 1995: 480)；那年圣诞夜，爪哇东部一间教堂被十名穆斯林用汽油弹纵火(Aqsha [et al.] 1995: 481)。
1996年十月，三千名穆斯林聚集攻击东爪哇的基督徒(Reuters, 10 Oct, 1996)，冲突中有25间教会被袭击，五名基督徒死亡，有一名五旬节教派的牧师全家在教会内被烧死(Compass, 10 Oct, 1996)。由于这次的暴民大多是教士复兴会的人，领导人瓦希德正式提出道歉(Compass, 10 Oct, 1996)。
1997年一月底，几位年轻人击鼓叫醒附近的穆斯林起来用餐，以免因为白天的斋戒时肚子会饿。有一位华人妇人责骂他们太吵，结果有人认为基督徒污辱伊斯兰，几千位穆斯林聚集攻击了数间教堂及寺庙。暴民在墙上涂上「伊斯兰万岁」、和「消灭华人」的大字。有些建筑则写上「别动、是穆斯林」(Reuters, January 30, 1997)。1998年，几百位暴民用石头砸一位华人的家，因为他把家当成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结果一共砸毁了十数间店面被波及(AP, October 29, 1998) （注32）。
对于这接二连三发生的宗教冲突惨剧，苏哈托政府却不准媒体报导(Reuters, 10 Oct, 1996)，媒体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有关单位要求节制(Aqsha [et al.] 1995: 482)。但是仍有许多观察家不断强调「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关系紧张」(Noer 1980; Noer 1983: 196; Aqsha [et al.] 1995: 470; Kim 1998: 84; Sullivan, November 23, 1998)。有一位田野调查者指出说，在不久的将来，穆斯林说不定会不与基督徒一起做事，甚至不结交基督徒朋友(Kim 1998: 84)，但是相关的高级官员(例如宗教部长)却说印尼各宗教的关系「非常好」(Reuters, 10 Oct, 1996)。
哈 比 比 时 期

到了九零年代，苏哈托已经非常不得民心，甚至连穆斯林两大宗教领袖瓦希德和拉伊斯公开批评他(参考 Aqsha [et al.] 1995: 249)，但是他在1998年还继续连任第三十二年的总统。同年五月，印尼政府因提高油电价格措施引发雅加达暴动，造成五百多人丧生，苏哈托终于被群众赶下台，而由担任副总统才四十二天的哈比比继任过渡总统。但是强人一下台，问题一一浮出台面，全国大约有一千七百万户家庭面临缺粮的困境，在中爪哇及东爪哇的省份里，七百三十万贫户中的百分之六十，每天只有吃一餐的能力，这些贫户每户的平均人口为四人；其它九百七十万户还有每天能吃两餐的能力，但其数目也在急速减少之中，有些人道组织(例如@!#$的慈济功德会)正在设法救援中(梁东屏 1998.09.15; 邱恬琳 1999.01.12)。
虽然哈比比内阁及军队中不再任用大批的基督徒，而拔擢更多的穆斯林(Gifford 1999)，但是因为他是苏哈托长期培植的人马（注33），所以声望一直拉抬不起来，百姓不理会他的领导(Williams 1999)，于是社会动乱四起，于是宗教冲突越演越烈。
雅 加 达 十 一 月 宗 教 冲 突


1998<SPAN style="FONT-SIZE: 12pt; FONT-FAMILY: 宋体">年11月雅加达爆发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宗教冲突，有14人被杀，27间基督教建筑物被袭击，这次的暴动从雅加达的华埠为中心，并蔓延到附近的华人教会(Compass, March 15, 1999)。有一个说法指出，冲突起因是穆斯林要求安汶基督徒经营的赌馆在附近清真寺进行晚祷时暂停营业，但基督徒置之不理，两派人马早上起就开始在雅加达北区械斗，随后演成大暴动。大批年轻暴民拿棍棒及弯刀当武器，将敌方杀害后，还将死者游街示众，沿途暴民也对尸体拳打脚踢，场面极为残暴。这场暴动丧生的至少有两人是华人，有六人是安汶来的基督徒。<SPAN lang=E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