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大屠杀10年_伊斯兰兴起

青木

卢旺达大屠杀10年

◎ 蔡伟 2004-04-26

4月7日，卢旺达举行为期三天的大会，纪念卢旺达大屠杀十周年，当天也被该国定为国家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来自非洲许多国家的元首纷纷前来。美国派遣特使皮埃尔·理查德代表布什总统与会。“（布什总统）就像所有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除了比利时首相盖伊·万霍夫斯塔德——那样，避开了这一纪念日。”美国一家著名媒体这样评论说。在卢旺达大屠杀事件十年后，国际社会从悲剧中学到什么，无疑是个永远需要反思的问题

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缺席适时地提醒人们，就在十年前，联合国和西方国家是怎样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反而削减了在卢旺达的维和力量。普遍的观点认为，当时只要有几千名武装维和人员就可制止这场自“二战”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来，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

在卢旺达大屠杀前后曾经负责指挥卢旺达境内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加拿大将军罗密欧·达莱尔当时曾恳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给予他所需的维和力量，但他最终没能成功。回忆当年的遗憾和惨剧，达莱尔这样表达了他对国际社会对于卢旺达这个偏僻小国冷漠的愤怒:“在国际社会的架构中，并非所有的人种都被认为是人类。……我相信，如果有人想清除卢旺达境内的300只山地大猩猩，也许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可能会更大些。”

卢旺达总统乘坐的飞机被击落成为大屠杀的序曲。胡图族指责这次恐怖袭击是图西族爱国阵线所为，该武装被称为卢旺达叛军，或者反政府武装。这次袭击事件今天看来是早有预谋，并成功地作为进行种族屠杀的借口。时至今日，卢旺达总统之死和飞机被击落仍然是个谜团。有媒体说，法国至今仍认为，这次谋杀的责任在于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和卢旺达现任总统保罗·卡拉梅。不过根据达莱尔的在去年写的新书，以及美国媒体透露的最新解密档案，联合国在大屠杀之前早已经从胡图族政府内的可靠消息来源获得了胡图族即将对图西族进行种族清洗的警告，并获知胡图族将对比利时维和部队发动袭击。袭击者最终实现了他们的目标:1994年4月7日，卢旺达图西族总理乌维吉利伊马纳在前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避难途中被胡图族军人打死，奉命护送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也遭杀害。比利时维和部队不顾联合国的挽留，坚决从卢旺达撤军，并再次拒绝联合国的请求，带走全部重型武器。

胡图族政府的新闻官员和“大屠杀广播电台”动员胡图族人杀死他们的邻居，受害者在他们认为安全的教堂内被成批杀掉。作为凶器的卢旺达弯刀虽然是一种原始的低技术含量武器，在杀人效率上却远远超过了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胡图族中的众多群众参与了这场全民犯罪。吉特拉·哈姆兹，一个种族屠杀的参与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们想，如果他们（图西族）设法杀死了总统，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生还呢？在1994年4月15日早晨，我们每个人醒来后都知道该做什么，去哪里，因为一切在前一天晚上都已制定了计划。早上醒来后我们开始步行前往教堂……如果你没有任何理由就开始屠杀人，你一定会不同于往常。我们受到了魔鬼的攻击。我梦见我的身体以一种我无法解释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人都是我的邻居。”

1998年，无论是出于内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美国总统克林顿前往卢旺达做了道歉。“他承诺‘决不’让卢旺达的悲惨命运重演。克林顿自始至终坚持，他和国际社会的错误在于对卢旺达悲剧情报的缺失，并非拒绝——事实却正是如此——制止种族屠杀。”美国调查性报道网站mother Jones指出，“克林顿在卢旺达说:‘也许你们，尤其是那些失去了家庭成员的人在此会感到不适应，但是在世界各地，那些像我一样日复一日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们，过去并没有认识到你们被突如其来的恐怖灾难卷入的深度和速度。’”

“在克林顿极为必要，哪怕是姗姗来迟的道歉里，很遗憾地搀杂了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谎言。”mother Jones网站说。在大屠杀到来的前期，图西族相信他们能够得到联合国蓝盔部队的保护，许多本可以逃往邻国的图西族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被貌似安全的假象迷惑而留在国内。事实上，直到图西族人成立了反对胡图族政府小集团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并在大屠杀后驱逐了胡图人控制的政府，卢旺达都没能成为国际社会迫切关注的对象。《我希望通知你，明天我们将和我们的家人一同被杀掉:卢旺达的故事》一书的作者菲利浦·古维奇说:“当我听到了（国际社会）的道歉时，我非常震惊的是，卢旺达大屠杀的幸存者怎么这样宽容地接受了（道歉）？”

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完全清楚卢旺达事态的发展，却无视种族屠杀的暴行，至少对这些暴行的反应过于迟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4年4月曾经简要地向克林顿汇报，指出图西族爱国阵线正试图“制止正在向南蔓延的种族屠杀”，而当时美国某部门正向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建议“清除所有图西族反政府武装的最后解决方案”。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帮办伍兹的经历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克林顿政府上台初期曾指示五角大楼列出世界上可能爆发危机的地方，以供白宫决策使用。熟悉非洲事务的伍兹把卢旺达和布隆迪问题列进名单，但是，他很快接到了上司的指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把它们从名单中去掉。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我们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

无论是作为大屠杀始作俑者的胡图族军政组织还是执行人，许多胡图族人在图西族建立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获得军事胜利后纷纷逃到了邻国刚果。然而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梦初醒的国际社会此时却开始对人道灾难作出迅速而有力的反应，从一开始就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援助物资径直送入由大屠杀制造者们建立和躲藏的胡图族难民营内，而不是送入劫后余生的图西族难民手中。就像菲利浦·古维奇说的:“（在刚果）建立的是那些进行过种族屠杀的残余政府的营地，（他们是）在联合国发起下，在难民营地内被建立起来的前胡图族政权的复制品。全世界的金钱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如潮水般涌来。但是这个世界的溺爱却几乎全部给与了那些由凶手们主持的难民营。”

卢旺达现任总统卡拉梅的政权的确有理由不喜欢联合国的人道援助，正如《经济学家》指出:“（卢旺达爱国阵线）被认为通过入侵刚果来分散大屠杀受害者，进而利用位于刚果的营地作为基地进攻卢旺达，但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没有必要杀死20万人。”有媒体报道说，卢旺达目前的稳定局面也许部分归功于卡拉梅的“独裁主义统治”。在这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极度贫穷的国家，卡拉梅对国际上关于卢旺达监狱内人权问题的批评进行了反击，并且对于联合国国际犯罪法庭表示怀疑。联合国已经通知该法庭在未来十年继续对该法庭的工作进行保密。作为法庭的工作成绩，联合国国际犯罪法庭在该法庭网站上夸耀道，“对（卢旺达大屠杀）几名被捕要犯，包括卢旺达前总理让·坎邦达，让－保罗·阿卡耶素和其他政界和军界领导人的审判已经结束。坎邦达，首位被证实犯有如此罪行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对阿卡耶素和坎邦达的审判是国际犯罪法庭有史以来首次宣判的有计划的种族大屠杀的犯罪行为。”

然而卢旺达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监狱人满为患。数以万计的大屠杀罪犯中，许多人由于缺乏证据将被释放。如果所有的罪犯嫌疑人都以联合国国际法庭的方式进行判决，卢旺达政府将无法负担沉重的监狱负担，因为胡图族民众参与大屠杀的程度极为广泛。

正如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指出的那样:“大约有500名罪犯被判处死刑，但是75000人还在监狱之中。在未来的数周内，大约有40000人有可能被释放。这些刚刚被释放的罪犯将会回到那些大屠杀和强奸受害者的群体身边，重新面对由基层民众为基础组成的、被称为“嘎卡卡”的民间司法系统的审判。“在那里，许多受害者将会出来作证”。

不可避免的，对于在卢旺达问题上不作为导致的悲剧结果，西方国家对此到底学到了什么的问题被提及。《经济学家》认为，自从卢旺达大屠杀以来，西方国家更加愿意介入基于严格人道范围内产生的危机，并且为此建立了国际犯罪法庭，以对这类犯罪行为进行审判。“在卢旺达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对于所有类似偏远地区出现的紧急事件，国际社会的回应都以不要再让大屠杀悲剧历史重演为出发点。2000年4月，比利时首相万霍夫斯塔德曾就比利时当年没能阻止卢旺达大屠杀向卢旺达人民道歉。在4月7日卢旺达纪念活动上，比利时副首相路易·米歇尔又重申了道歉的三个理由，指出比利时以国家的名义道歉，代表的是人类的良知。米歇尔说:“卢旺达要实现民族和解，首先应得到外来角色的谢罪道歉。”为此，比利时还专门设立了援助遇害者家属的基金。

大屠杀之后的十年，国际社会对国际危机的一些作为令人鼓舞。英国部队制止了塞拉利昂可怕的内战。去年，在刚果伊图里地区，联合国维和部队发现他们陷入了与1994年4月的卢旺达类似的恐怖情景:势单力薄、仅仅装备轻型武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无力阻止恐怖的种族杀戮。欧洲没有选择离开，而是派遣了由法国领导的一支部队以恢复秩序，并取得了部分成效。”mother jones这样分析说。尽管西方国家干涉巴尔干地区带来了某种精神上的侮辱，但在“稳定欧洲的后院”的意愿中，北约的轰炸并非是受到在卢旺达无所作为带来的悲剧的影响。纯粹人道主义领域的国际干预获得了当今国际上广泛的接受，但在美国，这种国际干预危机的方式并没有太多拥趸。对于国际社会在卢旺达事件中到底学到了什么，mother jones认为:“美国的军队和支持更多的涉及中东等具有更大‘战略’重要性的某些地区。而非洲那些充满饥荒、内战和艾滋病危机的地区在近期的任何时候，都不大可能成为美国海外政策优先考略的选择。本周西方国家首脑集体缺席卢旺达纪念仪式，就是对卢旺达悲剧——也是非洲悲剧——淡漠的一个明证。”■

伊斯兰教在卢旺达兴起

随着内战的结束，数百万逃离家园的卢旺达难民十年前陆续从邻国返乡。大屠杀中的震撼经历让许多虎口余生的人在劫难后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十年前卢旺达800多万人口中，全国穆斯林人口仅占1%，主要是在城市里做生意的北非人，大屠杀后，卢旺达穆斯林人口猛增到全国人口的16%。伊斯兰的发展是十年来卢旺达引人瞩目的新现象，它的根源在哪里？又给卢旺达社会提出了怎样的新问题？

《纽约时报》4月7日发表文章指出，在80万人被屠杀后的十年间，许多卢旺达人不但对政府、也对他们的宗教失去了信任。今天的卢旺达尽管依然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伊斯兰教却成为发展得最快的一种宗教。许多群众出于对天主教牧师和修女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的厌恶而脱离原有的宗教组织，改入了伊斯兰教。

“许多人死在教堂里，可是牧师却帮助凶手。”21岁的雅科布在1996年成为一名穆斯林，他说，“我不能再回去继续祈祷，我必须找到点别的东西。”现在的雅科布是每个礼拜五2000名在当地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之一。由于穆斯林人数太多，许多人不得不把祈祷用的垫子放在清真寺外，在正午灼热的阳光下祈祷。目前在卢旺达已经有超过500家清真寺，是十年前的一倍多。

《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说:“国际人权组织审定了卢旺达的几处教堂，他们（牧师和修女）在大屠杀期间把接纳的图西族人都交了出去，眼看他们受到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许多胡图族的神父甚至公开帮助和鼓励大屠杀。设在坦桑尼亚的联合国国际法庭曾对许多天主教神父提出起诉，控告他们帮助刽子手屠杀图西族无辜的人民。2001年，卢旺达的原殖民国比利时的法庭也判处了两名逃到那里的天主教修女15年徒刑，同样是因为伙同胡图族当权者屠杀图西人。”

由于许多图西族居民在教堂内遭到屠杀，因此在卢旺达的几所教堂已成为惨案纪念堂。与之对照的是，许多图西族的年轻人在大屠杀最残酷的时候受到穆斯林的秘密保护。尽管没有精确的人口普查，但卢旺达的穆斯林领袖表示，该国的穆斯林人数超过了100万，是十年前的一倍多。

在1994年的大屠杀中，尽管出现了全民族参与的种族大屠杀，但是胡图族穆斯林却没有与执行大屠杀的胡图族民兵合作。他们认为他们通过宗教的联系胜过通过种族的联系。“没有人死在清真寺里。”卢旺达穆斯林联合会执行秘书拉马达尼·鲁杰马说，“没有一个穆斯林希望另一个穆斯林死。我们对民兵进行了抵制，我们还帮助许多非穆斯林群众逃走。”身为图西族的鲁杰马说，他的生命是一个陌生的穆斯林给予的。当时胡图族民兵正在追捕他，这个穆斯林将他藏在家里而逃过一劫。鲁杰马说，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郊外，有两名阿訇因为参与大屠杀而被逮捕，但由于缺乏证据，两年后都被释放了。

尽管伊斯兰教近十年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没有人试图排挤掉从19世纪传入卢旺达的天主教的地位。由于历史悠久，卢旺达的天主教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由于现在的卢旺达政府在身份上消除了过去殖民者强加划分的图西和胡图族身份，卢旺达国内的种族关系有了很大的缓和。如何让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在一个国家和平相处，将是这个国家不应忽视的另一个问题。■

安南:警惕类似卢旺达的屠杀

卢旺达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10年，但类似的残暴行动并没有在世界上绝迹。就在去年4月，刚果发生了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上千人在种族屠杀中身亡。4月7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活动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防止种族灭绝问题提出了5点倡议。对于当今世界上的类似危机，安南警告说，同样在非洲的贫穷国家苏丹可能发生类似卢旺达的大屠杀，国际社会应该向苏丹派兵维持局势，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了苏丹政府的反对。

安南说，苏丹西部达尔富地区正发生“种族清洗”，这种暴行让他深感不安，国际社会对苏丹局势不会坐视不管，“种族灭绝的危险仍然是令人恐惧的实实在在”。对于当地形势，安南认为应该让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人权专家自由进入达尔富尔地区。他进一步表示，如果苏丹不允许救援人员和专家进入，那么国际社会应该准备好采取“迅速的、适当的”行动，考虑到目前的局势，这种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

持续了20年的苏丹南部内战导致至少200万人死于战乱。自去年2月以来，两个武装力量——“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在达尔富尔地区不断进行反政府武装暴力活动，要求与政府分享权力和资源。这同当年卢旺达国内的形势非常相似。

对于安南的建议，苏丹政府表示拒绝任何外界向苏丹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苏丹外长穆斯塔法·伊斯梅尔对记者表示:“我们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外来军事援助，我们正尽最大努力利用有限的资源。我们惟一需要的是国际社会向我们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

据统计，在过去十几年里，3/4的非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卷入战乱，其中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有安哥拉内战、莫桑比克冲突、索马里军阀混战，前扎伊尔内战、卢旺达和布隆迪部族仇杀等。战乱共夺去800多万人的生命，使600多万人沦为难民，许多儿童成为孤儿。连续不断的战乱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非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非洲大陆带来了巨大灾难。清除战争之源，保持和平稳定，是消除非洲暴力和屠杀的首要问题。■

非洲国家战乱的几个主要因素

部族矛盾:非洲部族数量多达2000个以上，由于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加上历史上外国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人为制造的矛盾，导致部族矛盾错综复杂，常常演化为暴力冲突，甚至激化成部族战争。

贫困落后:非洲占世界总人口12%，但经济总量却不到世界的2%，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及世界总量的1%。在联合国公布的全球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4个在非洲。为了争夺经济利益，对于资源争夺导致的战争在非洲屡见不鲜。

盲目推行多党民主:非洲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仅仅15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政党变革。但在部族或部族联盟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根基非常浮浅。加上过高的文盲率，盲目推行的多党民主常常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频繁的军事政变: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发生近200次军事政变。据统计，1963年在非统组织宪章上签字的31个独立国家领导人中，有17位后来被军事政变推翻。频繁的政变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和部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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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284期 (2004-04-19出版) 欢迎网上订阅《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