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祁学义：东方学家眼中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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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东方学是西方学者专门研究东方民族的语言、遗产、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一门学问，这是广义上的东方学。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论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不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而狭义上的东方学则专指对中东地区的语言、文学、历史、信仰、立法和文明等问题的研究，从事这类研究的人被称作“阿拉伯学家”[1]3。东方学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经过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方法，其动机和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福音和服务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进展，后来也不乏较为客观中立的学术成果。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东方学家的圣训研究，来简要评述和分析西方世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一、东方学家对圣训的态度
      东方学家用历史批评主义观点对伊斯兰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虽然他们研究伊斯兰的具体方法、分析和陈述各有不同，但总体上，绝大多数东方学家并未摆脱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敌对思想。《古兰经》、先知和圣训一直是东方学家关注最多且攻击和污蔑最多的领域，他们不但对伊斯兰存有偏见，且还以西方逻辑和思维方式去研究《古兰经》。美国作家罗兹·墨菲说：“《古兰经》大概编写于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相信，《古兰经》得到了神的授意，代表了真主安拉的亲口教导，并直接传授给了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因此，一个字也不能改动，至少在开头几百年内也确实如此。但是，从一开始，《古兰经》就附有解释和说明被认为是神祗口述经文的注释，这一做法在以后数百年篇幅日益增加的版本中一直继续着。13世纪编辑的版本则是现代正统穆斯林的标准本。”[2]45他还认为《古兰经》的内容包括一神论信仰、末日等信条都借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虽然这种观点和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和最基本的逻辑推理，但它在整个西方和东方学家中广为流传。因此，诺德克、贝尔等人试图根据伊斯兰历史事件的序列重新编排《古兰经》章节的顺序。他们认为穆罕默德不是真主派遣的使者，是一个“异端分子”（Pseudo Propher）。不仅如此，即使被认为中肯的东方学家也不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而仅将其视为拿破仑、卢梭式的英雄或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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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圣训成文较晚，东方学家也对其普遍持怀疑态度，认为圣训最初以口头形式转述，直至伊斯兰教历第二世纪（公元720年后）才开始进行搜集和记录,从此出现了以文字形式辑录成册的圣训集，此时距穆圣归真已有时日，此“空白时期”给穆斯林提供了为各自的政治利益对圣训进行增减和伪造的机会，甚至很多真实的圣训可能失传。高德兹赫等东方学家对早在先知时期就有圣训记录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的著作《穆罕默德研究》被认为是东方学圣训研究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对圣训进行了广泛深刻的研究，对圣训发展的内外因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大部分圣训是伊斯兰教最初两个世纪宗教、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他不把圣训视为伊斯兰教历史最早期的文献资料，认为早期的穆斯林主要倚重《古兰经》，圣训只是伊斯兰发展成熟时期伊斯兰社会中穆斯林的努力结果。他还认为圣训是逐渐发展形成的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进而说明那是最初几代人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宗教等目的杜撰后归属于先知的“圣训”[3]107。因为，先知时期就根本不存在圣训记录，因此也不存在文字圣训。仅靠记忆和口头传述流传下来的圣训，在不具强有力的可信度的同时还存在很多疑问。按他们的逻辑，流传至今的圣训中存在严重的伪造和杜撰成分。 [4]125至于仅靠记忆和口头传述圣训的问题，他完全忽略了阿拉伯人传统的文化传递习惯，古代的阿拉伯人都习惯以记忆保存文化遗产，阿拉伯蒙昧时期的“悬诗”就是靠记忆保存下来的。从先知时代至今，出现了无数的《古兰经》背诵家，与之相比，全面背诵《圣经》的人显得寥寥无几。东方学家在圣训研究中专门搜集那些野史书籍中经不起科学考证的“边角废料”大做文章，从而总结出一套考证圣训的理论，完全忽略了正确可靠的历史资料和严格的圣训考证方法。 [3]82高德兹赫的推理不符合圣训发展的历史事实，倘若大部分圣训是伊斯兰教头两个世纪宗教、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伊斯兰发展成熟时期伊斯兰社会中出现的一种自然反应，那么，随着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以及皈依伊斯兰的人种、文化和习俗的不同应该会产生多种形式的伊斯兰。伊斯兰教最初两个世纪所产生的教派和思潮不是产生圣训的原因，而是穆斯林对《古兰经》和圣训明文产生不同理解的结果，圣训的搜集整理和圣训学的产生都是为了学习《古兰经》和注释《古兰经》的需要。[5]280这种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产生变化，这正是伊斯兰的活力和“伊智提哈德”（创制）精神所在。而且，为确保圣训在搜集、编纂、审定过程中内容的可信度，通过追踪圣训的“传述系统”应运而生了一套严密细致的考据、分析、排比和归类的学术方法，[6]167考证的结果集中地体现在被伊斯兰正统派所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六大部圣训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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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刘易斯把“圣训”和“逊奈”加以区分性解释，认为“圣训”是关于穆圣的行为话语，经口头传述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来而后来被整理成文字的一些训诫。而“逊奈”是最早期的伊斯兰教社群传统，由头几位哈里发以及圣门弟子和先知继承人的行为和施政发展而成。到了伊斯兰教的第二个世纪，“逊奈”等同于先知穆罕默德个人的教诲和行为。 [7]229-233按伯纳德·刘易斯的分析，一部分“逊奈”的产生是因穆圣去世后政治的需要，但这不符合圣训本身的发展历史，因为在圣训学术语中，“圣训”与“逊奈”是同义词，“圣训”（哈底斯）原意为“传闻”，后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生前的言行，包括他默认的言行；而“逊奈”原意为“行为”、“道路”，专指先知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的种种行为，包括他的举止、参加的活动以及他在场时未加禁止而默认的行为等，简称“圣行”[8]194。
      诸多东方学家认为圣训记录和搜集、整理工作的迟缓是导致大量真实圣训失传和伪造圣训泛滥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圣训的基本框架早在穆圣时代就已定型，但当时人们并未广泛记录圣训，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大部分圣门弟子都是文盲，又缺少必要的记录条件；更重要的是穆圣禁止用文字形式大量记录圣训，以防与《古兰经》相混淆，这一时期的圣训主要是以记忆和口头传述的形式而保存的。圣训的记录和搜集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1.随着穆圣及许多知晓圣训的人相继去世，圣训恐将完全遗失，而此时《古兰经》已经定本，不存在相混淆的嫌疑；2.随着伊斯兰教不断传播和发展，伊斯兰社会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但仅凭《古兰经》难以解决，教法学家们迫切需要从先知或圣门弟子的言行中寻求解决问题的依据；3.随着哈里发国家政权、教派斗争的日益激烈，伪造的圣训逐渐增多，学者们需要搜集并甄别圣训的真伪。 [9]96直到19世纪下半叶，诺德克的《古兰经的历史》（1860年）、伊本·易司哈格《先知传记》（1958年）、巴赫尔的《穆罕默德生平》（1903）、安德利（Andre）的《穆罕默德——个人与信仰》（1932年）出版后,人们对伊斯兰教持有极端偏激的态度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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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方学家对圣训的质疑

       由于东方学家在圣训研究中应用了纯学术和批评自由的方法，他们普遍对圣训持消极态度，甚至有人完全否定圣训，从各方面对圣训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主要包括：

       1.以高德兹赫为首的圣训研究家认为，圣训在穆圣去世200年后（即伊历第2世纪）才开始搜集记录，穆圣时代根本不存在文字形式的圣训记录，圣训全凭口头形式传述和保存，这意味着圣训的准确性存在很大可疑，大量圣训仅凭口头形式保存下来难免产生增删现象，经几代人传述后很难保持其原貌，加之传述人的记忆力强弱和爱好的不同，会导致许多真实圣训失传的同时又掺进一些不属于圣训的成分，很难辨析圣训的真伪。其实，诸多历史资料表明，圣训记录早在先知时期就已存在，但只是小范围的记录。正式开始记录圣训是在伊历120～130年之间，分门别类的编排是在伊历200年前就已完成。为搜集真实的圣训，学者制定了后来被发展成“圣训学”的一套严密规则，这一学科的创立对规范圣训研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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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方学家认为圣训的重要性远不及《古兰经》，否则圣训会像《古兰经》一样得到真主的保护。在穆斯林看来，自《古兰经》降世至今，世界各地的《古兰经》版本保存得如此完整一致，是因为真主在保护它，倘若圣训在伊斯兰教中具有如《古兰经》同等的重要性，它必定会得到真主的保护，穆圣也一定会命令人们去记录圣训。事实上，在伊斯兰教中《古兰经》和圣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只因两者性质不同而记录方法有所不同罢了。《古兰经》经文是有限的，它针对所发生的事情零星地被降示，即便是在文字记录工具相对匮缺的时代，对不习惯文字记述的民族来说，记录《古兰经》比记录圣训相对容易。因为圣训涉及面太广，它包括穆圣23年间的全部言谈举止和生活细节。穆圣禁止人们大量地记录圣训，以免与被记录的《古兰经》相混淆。更大的一个不同点是，《古兰经》必须保持原有的文字和内容逐字逐句记录，但圣训可完全根据内容灵活记录。

       3.东方学家以《古兰经》经文为依据，声称有《古兰经》，圣训就无足轻重了。《古兰经》中说：“我在天经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6：38）还说：“我曾降示这部经典，阐明万事。”（16：89）既然《古兰经》毫无遗漏地包含了所有事物，并阐明了万事，圣训就成了多余。如果圣训还具有立法的意义，那说明《古兰经》中还存有遗漏。首先，第一节经文中的“天经”不是指《古兰经》，而是指记录万事的“受保护的天牌”。因为《古兰经》中说：“这是尊严的《古兰经》，记录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85：22）第二节经文的意思是，真主在《古兰经》中毫无遗漏地阐明了伊斯兰教教义和教律，阐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古兰经》经文的直接阐明，如阐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信仰纲领、五大功修、买卖、婚姻、合法与非法等；另一种是间接阐明，《古兰经》并未直接阐明，但却指明了另一些具有立法效应的依据，那些依据在阐释教义等方面具有与《古兰经》相同的作用，这些依据包括圣训、公议和类比等，如真主在《古兰经》中教导说：“凡使者给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接受；凡使者禁止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戒除。”（59：7）这说明遵循圣训等于在遵循《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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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方学家认为圣训与《古兰经》、圣训与圣训存在矛盾现象，如针对礼拜中诵读《古兰经》经文的问题，《古兰经》中说：“你们应当诵读《古兰经》中简易的‘文辞’。”（披衣的人章：20）而圣训却说：“礼拜中必须诵读‘开端章’。”经文说明礼拜者在礼拜中可以任意挑选容易的章节诵读，而圣训要求必须诵读“开端章”；又如一段圣训中说：“谁吃了烧烤肉，谁当洗小净。”而另一段圣训中却说吃了烧烤的人无需洗小净。其实，了解伊斯兰教法学的人都非常清楚以上两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任何矛盾：首先，圣训是对《古兰经》的注释，譬如《古兰经》中笼统地规定礼拜，但没有具体说明礼拜的确切时间、拜数和模式等，而圣训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关于礼拜中诵读《古兰经》经文，根据教法规定有两个要求，每一拜中开始必须诵读“开端章”，然后任意挑选自己熟悉的章节诵读。至于上述两段圣训，穆圣最初规定凡吃了烧烤者在礼拜时必须洗小净，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等种种原因废除了这一规定，后一段圣训成为最终裁决，这也是伊斯兰教法循序渐进地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

       5、圣训由“传述世系”（Isnad）和“圣训正文”(matn)两部分组成。东方学家声称圣训学家研究、甄别圣训只局限于对“传述世系”的研究，忽略了对“圣训正文”的考证和甄别，致使一些不属于圣训的东西掺了进去，而一些真实的圣训却因“传述世系”之因而被拒绝。其实，事实并非像东方学家所说，圣训学家从“传述世系”和“圣训正文”双方面对圣训进行考证和甄别，并分别从“传述世系”和“圣训正文”两个方面制定了严格精细的条件，凡不符合条件者，一概不予采纳。如在甄别圣训真伪的条件中，凡有以下现象者均属“伪造圣训”：圣训语言文字晦涩，语法结构松弛；内容与《古兰经》明文相冲突，如确定末日的具体时间；微小的善功，以无量的回赐相许等。 [10]17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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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方学家在圣训研究领域的成就

      东方学最初只注重语言和宗教（神学）研究，后来研究的形式多元化和多样化，而且特别重视《古兰经》、圣训、经注、教义、教法、文学、文化、哲学、历史、地理资料和历史文献手稿。东方学家非常重视校勘阿拉伯手稿，并把大量的阿拉伯语文献翻译成西方文字。东方学家关注最多的莫过于对伊斯兰教的两大根本依据——《古兰经》和圣训的研究。公元1143年就出现了《古兰经》的英文版，是罗伯特·凯顿在欧洲基督教会及教皇的授意和鼓惑下完成的，这是历史上首次把《古兰经》翻译成拉丁文字，此后又出现了多种语言的《古兰经》译本。

      对于《古兰经》的翻译问题，无论翻译成世界上哪种文字，前辈的穆斯林学者一般都持保守态度，这正是历史上为什么《古兰经》迟迟没有被翻译成其他文字的主要原因。除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穆斯林把《古兰经》翻译成英文外，从未有一个阿拉伯穆斯林把《古兰经》翻译成其他文字。东方学家翻译《古兰经》的目的各异，甚至有的译者为攻击伊斯兰而蓄意歪曲事实，而且他们的大部分译本都是直译，所以伊斯兰世界对这些《古兰经》译本一概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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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家也非常注重圣训研究，尤其重视对圣训目录及其索引的编排。他们一般根据每段圣训中的第一个字母来进行对圣训目录的编排，把第一个字母相同的圣训搜集在一起，根据阿拉伯28个字母顺序编排，只要记住圣训的第一个字母，就能够容易地查找到该圣训和以该字母开头的所有圣训及其出处，如苏优提的《小圣训集》即属此例。虽然这种目录索引为查找圣训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如果查寻者没记住要查的圣训的第一个字母就无法查找。还有一批东方学家对圣训词句进行整理，编纂成以词汇查找圣训的索引，1936年由荷兰国立来登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威森克(Wensink)博士主持发行名为《圣训词汇索引词典》，这部索引囊括了最主要的九大部圣训集，即《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尔密济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达尔密圣训集》、《穆宛塔》和《艾哈迈德圣训集》。他们把上述九大部圣训集中所有的词汇根据字典的形式和顺序分类编排，只要查寻者记住要查找的圣训中的某一个词汇，就能够查找到九大部圣训集中含该词汇的所有圣训，并且指出每段圣训的出处。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伟大的巨作，也是多少年来穆斯林学者敢想而未敢及的工程，它填补了解决圣训查询困难中的一大历史空白。该索引的出版对圣训的考证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成为世界伊斯兰教各大院校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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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方学家圣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东方学家通过大学教学、搜集手稿及对其进行索引编排、校勘、出版、翻译和编著等形式广泛地展开了东方学研究。迄今为止，他们中除了极少数持公允态度外，很多人仍受自中世纪以来对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影响，甚至还以笛卡尔的怀疑论去分析整个伊斯兰，对《古兰经》、先知、圣训和伊斯兰历史提出质疑，强调伊斯兰教在穆圣时代还未彻底完善，伊斯兰教很多思想理论是在哈里发时代创新的。东方学家在“文化霸权”意识的支配下研究东方，他们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1.通过欧洲文明的思想、标准和价值观审视伊斯兰，甚至有人以基督教会的价值观对伊斯兰教做出判断；2.用欧洲历史视角研究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历史局限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之中，认为伊斯兰历史是欧洲历史的补充或最多也不过是与欧洲历史相等。[11]161伯纳德·刘易斯在1993年出版的《伊斯兰中的政治话语》中开诚布公地谈及这一事实，认为以西方人普遍的宗教观去审视穆斯林的宗教观显然不客观，甚至如果以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宗教观去看待伊斯兰教更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因为在西方观念中宗教属于个人问题，与人类日常生活完全脱离，而在伊斯兰世界，自古到今，宗教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与人类生活紧密相连的。[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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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观点，东方学家们认为，《古兰经》是穆罕默德的撰作，其中许多经文和内容都是《新旧约全书》的抄袭，穆罕默德的思想直接受了某些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影响。以高德兹赫和韦尔豪森为首的东方学家用圣经评断学理论评断《古兰经》， [13]102由于圣经评断学对《圣经》的神圣性提出质疑，对它的权威地位产生动摇 [14]306，最终认定《圣经》是人的作品，所以，他们以同样的理论评断《古兰经》，认为《古兰经》与《圣经》如出一辙。其实《古兰经》和《圣经》的发展历史、背景和过程有根本性质的不同，用圣经评断学理论评断《古兰经》实属牵强附会。《古兰经》中的许多内容和故事与《圣经》雷同，这不是因为《古兰经》是《圣经》的翻版或抄袭，也非穆圣受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从宗教学角度而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属亚伯拉罕系宗教，都是一脉相传的天启宗教，大家所信的经典也都被认为是真主的启示。所以，其中叙述的历史事件、人物及教义的根本要旨基本上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