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伊斯兰教研究

济南的清真寺

005．明正德十二年至明嘉靖(1517—1528年)，共11年，实行的仍是敕赐札付冠带掌教制度。这从奚利福《来复铭》一文在叙及陈玺卒后接着说“其弟莹继位，亦领有札付”和《济南伊斯兰教史》所附“济南清真南大寺历任教长一览表”记陈莹明正德十二年任教长、陈思明嘉靖七年任教长可以看出。 　　006．明嘉靖七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528～1715年)，共187年，按《济南伊斯兰教史》所附“济南清真南大寺历任教长一览表”和清康熙五十四年该寺抄录刻立济宁州《永禁三掌教世袭序》碑，此时期的前半段当是继续实行敕赐札付冠带掌教制度，而后半段则是开始向开学阿洪掌教制转变。具体说就是前半段由陈莹之子陈思一人或还有其他陈氏后人袭任掌教。而后半段则是先实行聘请外地教中高人(如萨天池)充任掌教的制度，待经堂教育山东学校在山东济宁诞生后则聘请山东学校的创始人党、李二师的弟子(如杨魁元)为开学阿洪，充任掌教。这时主张实行开学阿洪掌教制者与主张继续实行世袭掌教者当有激烈角逐。问题只是，这前后两半段如何分界。这就要看济南清真南大寺何时开始聘请外地教中高人为寺之掌教了。一览表将萨天池任教长的时间定在明世宗在位时期(1522～1566年)，列在陈思任教长之后，称具体年代不详。可济南南关清真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立《志南关山水沟西清真寺工完并原出资财教众题名记》落款中又确有“西寺掌教陈思”名(“西寺”可能是针对南关寺居东而言)。这个陈思很可能就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开始就任济南清真南大寺教长的陈思。如果是这样，前后两半段的分界点起码应该划在明万历四十二年后。如果陈思之后还有陈氏后人袭任掌教，那这个分界点就要向后推移，但无论如何不会晚于明亡。明亡，随着陈氏世家爵位世袭的结束，这个世家在山东首寺的世袭掌教特权当不复存在。 　　007．清乾隆二年(1737年)后，开学阿洪聘任制在南大寺基本确立。这从该寺清乾隆二年立《重修望月楼记》掌教署名中有党玉可以看出。党玉，即济南马鞍山巴巴坟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立《掌教党公墓志》中的“党公讳玉，字山”(1703～1785)，《经学系传谱》中舍蕴善的弟子“玉玺党师，讳尔琦”。他在乾隆二年碑记的掌教署名排在谷起凤之后、崔志君之前，但碑记却是他“撰文并书”，可见他当是负责经堂教育的开学阿洪。 　　以上勾画，一说明济南清真南大寺的掌教制度演变过程大体可分满喇掌教制、世袭掌教制、开学阿洪聘任制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境外满喇、学者的来济密切相关，第二阶段与陈氏世家在济南的崛起和济南清真南大寺在明代成为官寺密切相关，第三个阶段则与经堂教育的倡兴密切相关。二说明济南清真南大寺的掌教制度，无论是从满喇掌教制转变为世袭掌教，还是从世袭掌教转变为开学阿洪聘任制，都不是一步到位，都是一个过程。三说明在这三项掌教制中，济南清真南大寺的世袭掌教制最具有典型意义，最值得重点研究。

济南的清真寺

　　3．济南清真北大寺 　　和南大寺一样，济南清真北大寺也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一座清真寺，其历史沿革与济南伊斯兰教的历史也有很大关系。就其何时创建这一侧面而言，就与济南伊斯兰教历史关系甚大。如果果真是始建于明弘治年间，那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明中叶前后济南老城西关一带这一穆斯林聚居区居民有很大增加，仅有南大寺一寺已不能满足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在南寺之外另建此寺已是大势所趋。如果始建果真与杨魁元阿洪有关，的确是肇于杨魁元阿洪因教行(新行、古行)之争，那就可以称作是由于穆斯林内部的教行(具体宗教遵行)之事引起的“南北分寺”。鉴于目前关于济南清真北大寺的始建年代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考辨明白当对济南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深化有很大的意义。 　　和济南清真南大寺一样，济南清真北大寺也是一座有卓越建筑成就的清真寺。 　　其成就之一是：寺之布局完整，风格统一，建筑集中，环境幽雅。 　　其成就之二是：和南大寺一样，寺之主体建筑大门、二门、礼拜大殿、望月楼也是沿东西方向中轴线由低到高拾级 而上，左右对称排列，二进院落，但高低落差显然远不及南大寺。 　　其成就之三是：核心建筑礼拜大殿由卷棚、前殿、中殿、后殿四部分构成，形成窄而深的长方形平面，正面看建筑物并不大，但侧面看甚是雄伟，并不逊于南大寺。 　　其成就之四是：望月楼巧妙地建于礼拜大殿中部顶部之上，由殿内可登梯而上，为亭阁式，当是清真寺中少见的一种景观。 　　其成就之五是：大殿天沟造型华美独特。 　　其成就之六是：寺大门上呈现的龙凤等吉祥之物的砖雕，形体全用花卉图案组成，素有“似兽非兽，有眼无珠，远看是兽，近看是花”之说。 　　其成就之七是：大门前狮子滚绣球状抱鼓石狮一对及二门前两侧枕砧上的一对玲珑可爱的小石狮，虽不显眼(正因不显眼，故不明显违背伊斯兰教教义)，但却让寺更有生气、乐趣@。 　　清真北大寺的掌教制度，远不如清真南大寺那样复杂。按《济南伊斯兰教史》第81～82页所附“济南清真北大寺历任教长”，此寺的头二届教长为杨魁元与金玉琏。杨被认为是常、李二师的弟子，金(即金祥云)被认为是舍蕴善的弟子，二人分别于康熙末年与乾隆初年开始任北寺教长。这就是说，如果北寺果真始建于清康熙末年，它一开始就是实行开学阿洪掌教制度。但这并不是说它此后一直坚持实行这种制度。《山东省志·宗教志》第525～526页云：“清朝康熙年间，济宁穆斯林率先反对三掌教世袭，撰文立碑于清真寺内。济南南大寺等局部地方清真寺响应。但在全省范围内仍然流行三掌教世袭制。”又云：“民国时期，山东城乡清真寺普遍废除三掌教世袭制。济南北大寺于1918年废除三掌教世袭，改由开学阿洪与乡老共管寺务。”据说北大寺当时还贴出了废除三掌教世袭制的布告。这就是说，北大寺虽从清康熙末年就实行阿洪聘任制，但它彻底与三掌教世袭制决裂却是在1918年。从掌教世袭制过渡到阿洪聘任制过程的漫长、缓慢可想而知，这大概少不了是由于山东是世袭制度或世袭、因袭传统最为根深蒂固的地区这一。伊斯兰教少不了是受这种地方传统的深刻影响。 　

济南的清真寺

　　六、济南伊斯兰教的派别 　　 　　在济南伊斯兰教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像甘宁青伊斯兰教那样明显的教派分化。但某些预示或表示教派分化的迹象或前兆还是存在过的，并且直到现在也还很难说已没有一点影响。故我们暂且用区别、差别意味缓和得多的“派别”一语来对这些迹象进行描述性简介。 　　 　　1．新行 　　也称“候都思”，系认为当地传播的伊斯兰教中有一些宗教遵行不符合伊斯兰经训的要求、主张将其革除或纠正的一个派别。其出现有说是出于常志美弟子舍蕴善的提倡，传他共提出十八条改革内容；有说是系舍蕴善的某弟子相传，此某弟子曾到济南清真南大寺开学并主持教务，在寺内力主改革；也有人说系常志美的弟子任润之所传，任朝觐归来后带回了一些经典、见闻，传人济南，故有了济南清真南大寺的新行；甚至也有人说是一位外来苏菲带至济南的经典。总之，这都是传说。很可能是这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学界一致的看法是舍蕴善“就中国伊斯兰教礼俗中之不合经义者，更其十八条，大为守旧者所病”，是该派形成的最直接原因。 　　舍之十八条，笔者在济南未找到。杨笑彭先生提供给笔者的是十一条。杨先生称“后七条失传播，尚余十一条”。为保存资料，现将这十一条照原样抄录如下： 　　(1)在斋月中白天不点安息香； 　　(2)为亡人站者那则时脱鞋； 　　(3)礼拜坐中念作证时右手抬食指一次； 　　(4)斋月按报月开斋，虽本地不见新月，接到外地报告已见新月，也进行开斋； 　　(5)在生活中不吃汤鸡(鸡宰后不开膛取出内脏即褪毛的鸡)； 　　(6)伊合俩苏索来只念一遍； 　　(7)诵念《古兰》完毕接都阿，摸一遍脸； 　　(8)诵念《古兰》结束时念“苏不孩那”结束； 　　(9)委特雷拜后不进行两叩首； 　　(10)不念塔哈(在洗亡人时不念《古兰经》塔哈章节)； 　　(11)轮念《古兰经》时，唯第一人念“埃欧祖”。 　　 　　2．古行 　　也称“格底木”，系不赞成舍蕴善等人所提出的那些改革内容而主张继续按自古流传的那些礼俗行事的那部分人。其在济南的出现，一般认为始于杨魁元南走东粤、北赴盛京(沈阳)为扩寺募钱募粮归来。杨原为济南清真南大寺教长，为扩寺而辛勤奔走，归来后面对一部分教民主张改革而另一部分教民持反对态度，他则力主遵守古行。据说起初在寺之大殿中间树起玉米秆作屏障，各占一边，各行其是；后则从据经辩论发展至双方斗殴。以至以杨为首的一方便在永长街(俗称大街)北首造北大寺，开始了新古二行的并立。 　　济南古行的主张，未见有材料涉及或记述。依笔者估计，很可能与笔者在《朱仙镇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所介绍的古行十三件候昆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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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苏菲遵行 　　这特指有不同程度苏菲主义遵行的一些人，其中一部分可被称为苏菲，但另一部分只能说是有某些苏菲遵行的人。况就是前者，也多系个人行为，并无什么组织和明确的师徒承关系，称作“苏菲派”也有不当。故比照“新行”、“古行”也用“行”来称谓这一类人或有这一类遵行的一类人。在济南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类人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在五时拜功之外比较重视静修功课的一部分人。《济南伊斯兰教文集》载《“永禁序”碑考证及其他》一文云：“常巴巴1633年应聘在东大寺隔院讲学前，曾在邹县峄山岩洞静修，大约两年。……可见山东阿洪对静修功能的重视。……今日这功课济南市普遍在斋月后十天，在大殿里进行，去深山静修就很少了。”可见明末至民国这近300年，济南当是有这部分人，虽然人数很有限。 　　二是将苦行禁欲静修作为主要宗教功课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可以称作是“苏菲”。如济南刘家林村东山山腰杨瑞墓墓主杨瑞(1757～1815)、济南马鞍山李巴巴墓墓主李巴巴(又称泺口李巴巴)等。杨瑞，据杨瑞墓《玄真人碑记》，其字凤仪，“自幼离家撇爱，披发跣足，云游天下”，“道堂立在云南清风山爱劝寺”，后又至广州香坂静修“三年有余”，回到历城家乡后“多承城乡亲友”爱戴，归真于此。而泺口李巴巴，《济南伊斯兰教史》第142页称“传他生于明末”(《中国清真寺综览》说他由河北省迁入，亡地泺口寺内)，关于他有许多神乎其神的传说。 　　三是将苦行云游静修作为主要宗教功课并有弟子数人的人。这种人则是有弟子相随的苏菲，与仅仅作为个人活动的苏菲有所不同。如马鞍山巴巴坟米真人墓墓主米国祥。该墓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公立《真师碑记》云：“真师米氏讳国祥，道号普中，历邑西郭人也。生具异质，性厌尘嚣。自髫龄时，即怀出世之表。及长，云游西秦、宁夏，遇师王公，授以归根复命元妙至理，寄迹霞终南，名山巨川，阅历数遍。既而旋归，父母亟为婚娶，礼虽已成，独宿独处，未尝一近红颜，盖其天性如此，不可得而强也。尝日：仙凡之界，尤宜早 图，不然悔何及矣!遂别家而去，造邑西南之名山得古洞而居焉。由是春餐朝霞，夏饮沆瀣(夜间的水气)，澡雪心神，历数十年。……悉召弟子数人敷席而坐，口口相传，心心相授，金针尽度，共忝元机。” 　　四是某些人的某些拱北崇拜或麻扎朝拜迹象。如据传继陈思任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的云南人萨天池，就被济南穆斯林尊为萨真人、萨巴巴，其拱北在过去相当庄重，并有记事碑记，惜后来迁马鞍山时碑被破坏。又如，当泺口李巴巴墓迁至马鞍山后，迁墓的日子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便成为济南四郊、泰安、黄河北岸一带中老年妇女穆斯林朝拜的日子。在马鞍山巴巴坟萨巴(萨天池)、牛公(萨天池弟子)、麻公、马巴巴、李巴巴、查巴巴、赛义德、党公(党瑜)等的坟头上过去都围坐有不少外来阿洪，有的人还相信这里的树叶、土块可以消灾祛病。又如济南刘家林村东山上杨瑞静修的一个山洞也被尊称为巴巴洞，过去其周围立有许多碑，想也曾被神秘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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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哲合林耶 　　哲合林耶在中国系四大门宦之一，是明清之际回族等族伊斯兰教教派分化的产物。主要分布于甘宁青新，但在内地亦有少量分布。济南就是其中之一。 　　济南的哲合林耶始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清乾隆二十七年，哲合林耶创传人马明心(1719～1781)离河州最后定居于官川马家堡。此后甘、宁、青及云南、山东、河北等地的百余位好道之士(阿洪)纷纷来访求学。济南的金老阿洪(名字不详)就是其中之一。金老阿洪在官川拜马明心为师，得马明心亲授道统，奉命回济传布。金回济南后，便在永长街南首金家车马店内中宅设清真道堂，济南遂有了哲合林耶。据说金老阿洪也因之被任命为济南道堂的第一任热衣斯，分管山东、河北、江苏等省。 　　民国初，哲合林耶在济南的影响较大。主要是由于它注重对穷苦穆民的施舍与救济，特别是对小疾小病的小药救济。道堂中的有些偏方和小药，如百草丹，很受穷苦穆民的欢迎。 　　哲合林耶在济南户数最多时据说约百余户，且多属金家的亲戚至友。民国初才开始在道堂建筑礼拜大殿、水房，而成一有规模之清真寺。不过现在道堂和清真寺均早已不存在了。 　　 　　5．伊合瓦尼 　　中国的伊合瓦尼系19世纪末由东乡族人马万福(1849～1934)所创建，为一主张“凭经立教”、“尊经革俗”的教派。与格底木、西道堂一起并称为中国回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另还有四大门宦)。《济南市志·社会·宗教》讨论稿称伊合瓦尼“民国初年传人济南后，由穆家车门清真寺提倡施行。济南穆斯林没有接受伊合瓦尼主张，很短时间该派即行消失”。 　　 　　七、清中后期及民国前期的济南伊斯兰教 　　 　　一般地讲，在清前期，在中国内地传播的伊斯兰教尚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状态中。而到清中后期则急转直下，回族、撒拉族穆斯林开始不断起义，清政府对穆斯林起义进行残酷镇压，特别是镇压起义后的“善后”，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及所有的穆斯林几乎都受到盘查，穆斯林人人感到自危，伊斯兰教活动受到严重限制，中国内地多数或绝大多数地区的伊斯兰教都处在低潮之中。相对而言，济南地区的伊斯兰教却呈现出一种不完全相同于其他地区的发展状态，即继续着清前期或康乾盛世时期的那种有一定发展的态势，并一直持续至日军占领济南之前。这是为什么呢，据笔者初步分析，原因主要有五。 　　一是济南穆斯林对清雍正上谕等的巧借妙用。 　　济南乃至山东并不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回与汉之间没有某些不和谐的因素，也并不是没有这些不和谐因素被不当处理而被激化成事端的可能。陈仕倌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陈仕倌为山东巡抚，他在清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上疏中竟言“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祗，另立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雍正见奏后当即传谕予以批驳。可陈仕倌又于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以敬陈管见一折列举所谓应当查禁回教的原因计四款，可见问题之严重，这内中自有情由。《济南伊斯兰教史》云：据传，山东陈仕倌反回事件由山东青州冯阁老(冯溥)后人与回族赵姓、丁姓的矛盾而起，陈偏祖汉族冯姓，借机发泄对回族伊斯兰教的不满情绪。鉴于陈仕倌上折前陕西总督岳钟琪亦有类似条折上奏，雍正遂于同年四月七日下谕内阁，慎重重申“直省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悠久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济南穆斯林一方面欢迎朝廷的这种权威表态，另方面极力化被动为主动，巧借雍正上谕和陈仕倌事件激发回回人之间的凝聚力。《济南伊斯兰教史》云：清之前，济南回回民族内部关系松散，教坊之间互不相通，制约了伊斯兰教的发展。陈仕倌事件激发了回回人之间的凝聚力，雍正圣旨又使济南回回产生了感激之心，有了保护伞，因而将圣旨做匾悬于大殿门楣之上。这大匾为木质横匾，原悬于济南清真南大寺大殿正门上，横约两米，高一米，蓝底金字，周边为半镂金龙，两龙汇集处镶一宝珠，匾文恭笔楷书，约360字，惜在“文革”中被毁。另在济南小寨村寺前，也立有万岁碑，表明济南穆斯林在陈仕倌事件面前作出了非常明智和有远见的选择，使济南伊斯兰教有可能继续沿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二是济南穆斯林上层开明人士的明智决策和积极带头示范付诸行动。正如《济南伊斯兰教史》所说，清中期济南金希贤、金宝符、赛隆庆、金先甲等大力提倡修寺，发展经堂教育，用汉文向教内外宣传教义，阐发伊、儒伦理道德，并与当时社会紧密结合，大大影响了济南城乡各教坊。这说明，同样的条件，如何选择很重要；同样的条件，有没有实际行动更重要。

济南的清真寺

　　三是济南伊斯兰教在经典讲授、教派遵行等方面选择了与济南老城文化特征相符合的兼容和宽容取向，致使教派分化在萌芽状态就得以有效消融。如济南清真南大寺在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聘请明显是苏菲的米国祥为教长，苏菲派的经书如《穆罕曼斯》、《满丹夜合》、《卯路提》长期在济南清真南大寺中讲授，济南清真北大寺在杨魁元任教长之后聘请主张新行的舍蕴善的弟子金玉莲为教长等。 　　四是济南处于我国最东部，离清中后期动荡的我国西部地区较远，也较少受到西部动荡和清政府残酷镇压影响的波及。 　　五是济南在清末民初又受到了开埠、时代变更、新潮流传播等较多正面发展环境的影响。 　　至于相对一定发展的表现，则主要有： 　　一是西关穆斯林聚居区、市区穆斯林分布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和进一步城市化。 　　西关穆斯林聚居区的扩大，济南市区穆斯林分布范围的扩大，前已有述。这里仅简单说一下西关一带穆斯林聚居区的进一步城市化。西关永长街一带，在元明时还是以农业园畦地为主的城外农村，到清代时才逐渐开始城市化，即逐渐围绕济南清真南北大寺形成大街即永长街，后街即西青龙街。不过一直到清末，大街、后街四周仍有不少穆斯林以种菜为业，以穆家园畦、陈家园畦、左家园畦、王家园畦、李家园畦等为名称的菜园名称还很多。直到民国年间，菜园才大大 减少，成为摊贩、店铺、作坊、商栈占多数的大体城市化地区。 　　二是出现了西关丁字街、城顶街、估衣市街、普利街四街交会路口一带，老城西南山水沟一带，纬一至纬五路万字巷一带三处与穆斯林关系密切的市场。 　　西关四街交会路口一带市场以有经营山货的五大行而著称。能叫出名称的山货集散行栈有数十家，如马炳元先生家的“兴盛行”，丁墨庄先生家的“恒盛行”，丁炳庄先生家的“恒义行”，马伯儒先生家的“集成行”，朱蕴韬家的“聚盛行”等。这些行栈据说有栈房四五十间，甚至百间以上，有的甚至正门临街、后门通巷，有“前街后巷”之说。 　　老城西南山水沟一带市场以废旧物资交易为主，偶尔也有东洋旧货、文房四宝、古玩字画、古旧书籍之类，故当地人俗称其为“破烂儿市”。该市场主要是在农历每月的二、七两个集日和每年农历三月的半个月药王庙期间举行，很是热闹，据说老舍在齐鲁大学教国文时也常来山水沟转转，后来的《龙须沟》作品中可能就有山水沟的影子。 　　万字巷一带市场以回回摊贩为主，特别是鸡、鸭、牛羊肉。 　　三是在西关一带穆斯林聚居区出现了金家、朱家一些穆斯林富户。 　　金家，指麟趾巷南侧金家。《济南乎》一书介绍说：“在巷子的南侧，有一大片老房，旧时都归金家所有。……清道光年间，这户金家‘志’字辈传人中有一人中举，宅门楼上悬‘文元’金字匾，官至知府。他为官时所得家产传于‘衍’字辈，其传人便将家财投放到商业上，在西关一带，金家就拥有百余处门头房，像估衣街上的万和堂、天德堂、经文布店、北厚记酱园、院西大街一大货栈以及普利街上的部分商业用房都是金家的房产。在市郊，金家还拥有阎千户庄的大片土地。金家大院的大门开在永长街，后花园直通麟趾巷，庭院深深。”鉴于其富有，故民间有“金半城”之誉。 　　朱家，即朱蕴韬家。《济南伊斯兰教史》一书介绍说，朱家据考为明皇室后裔。清军入关后先避祸于济南柳埠山区。清中叶后始入济南城，娶回族崔姓女子，在城顶街经营“聚盛行”等货栈，遂成西关富户。其家私宅即朱家花园，约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一四合院建筑群，占地约30亩，有大小13座院落，房屋120余间。其主体建筑朝向正北，由南而北为上房、大院、南客厅、月台、中心花园、北客厅、太湖院、清真寺(有大殿、水房、讲堂)、库房等，东西两侧还有住房、厢房、小花园、窨子室等。 　　当然，要说明的是，穆斯林富户只是极少数。穆斯林户的绝大多数在清中后期和民国前期这些年代是十分贫穷的。就以屠宰牛羊为业的穆斯林家户而言，就流传着“杀一千，宰一万，住了刀子断了饭”的民谣。 　　四是清真寺的继续重建、新建和海乙制的突显。 　　清真寺重建、新建情况，清真寺部分已有叙述。这里只补充两个数字。一是在清真寺部分所举的30座清真寺中，有一半左右系清代、特别是清代中期所始建。二是在济南清真南大寺的十四次重修中有八次是在清雍正之后，其中大修三次就有两次在清乾隆之后，故现建筑大体上是清中期后的做法。 　　清真寺海乙制的突显明显地表现在济南清真大寺与饮虎泉寺、南关寺、城顶寺的关系上。《济南市回民状况》一文称前一座寺为“南大寺”，后三座寺为“饮虎池小寺”、“南关小寺”、“城顶小寺”，就是因为南大寺为海乙寺(麦斯吉德·海乙)、大寺，而饮虎池、南关、城顶三座寺是稍玛寺。按海乙教坊制，海乙寺是一教坊内的中心寺，教坊内的稍玛寺则属中心寺管辖，稍玛寺的阿洪亦由海乙寺委派。每逢主麻日聚礼、节日会礼及其他大型宗教活动，穆斯林均会集到大寺举行。饮虎池、城顶二寺始建于清，为南大寺的稍玛寺较好理解。而南关寺，始建于明，从明万历四十二年该寺所立碑记后署名来看，那时它并不是南大寺的稍玛寺，它成为稍玛寺应该是在清或民国初。 　

济南的清真寺

　五是养正书院、成达师范学校等多种学校的创办。 　　济南在清中期以后除经堂教育之外到底创办过哪些种类的供穆斯林攻读的学校，笔者手头缺乏材料。只知济南是一座特别注重教育的城市，穆斯林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无论如何也得作一点介绍，以作为其他研究者研究的铺垫。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济南有“养正书院”的创建。《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云：该书院建在济南永长街(当时名大街)清真北大寺迤南路东，系武举人王攀桂(后官至三品游击将军)的原住宅改建而成。为维持这一书院，王还将济南南郊30亩田地和市内两所店房的租金作为办学经费，其积极带头兴办教育的诚意可想而知。院名系由当时山东学台萧培元命名并亲题，可见也希望得到地方教育当局的大力支持。 　　至1925年在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创建的成达师范学校，则是济南穆斯林对中国伊斯兰教教育的重大贡献，是济南伊斯兰教重视教育、适应时代、及时改革教育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突出表现，是济南伊斯兰教界知名人士穆华庭、唐柯三、法镜轩、朱蕴韬等与北京伊斯兰教著名阿洪马松亭心心相印、密切合作的结果，其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和胡登洲倡兴经堂教育相比拟。鉴于其细节已有多种文章介绍，仅述其意义以表对其重视之情。 　　民国年间，济南城内还有经普兼设清真小学(1931年创办，地址南关小寺)、普通兼设阿文课的伊光小学(1940年创办，地址北大寺)及一些普通类别的小学的创办。 　　 　　八、济南伊斯兰教人物 　　 　　济南伊斯兰教人物有研究价值者众多，难以在本文中一一具述。只能选择分类介绍为主、分人介绍为辅的方式作一个列举。目的也在于提出一些需要具体回答或研究的线索，为进一步的研究作个铺垫。 　　 　　1．传说人物乌满喇 　　乌满喇一名，系由乌满喇巷一称分析而来。既然济南穆斯林以乌满喇这个显然是一位知名的大毛拉的名字命名巷名，那当然是以这个巷里有大毛拉即大满喇留居为前提。而“乌满喇巷”之巷名，一见之于济南南关清真寺清同治三年(1864年)《重修南关古礼拜寺碑记》，碑记起文就是“自唐以来，迁居东省济南历邑城里乌满喇巷，立有清真寺”；二见诸济南穆斯林的口碑传说。联系明弘治八年碑之礼拜寺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记载，这个乌满喇巷应是存在的，而乌满喇很可能也是实有其人。如果实有其人，那当是济南伊斯兰教史中第一人，无疑应是重点研究的对象。 　　 　　2．移址重建后的济南清真南大寺的第一任掌教满喇艾迪 　　除明弘八年碑记的记载提到之外，尚未见有其他资料提及。 　　 　　3．被陈英推荐的掌教满喇木铎 　　此木铎很可能是木八剌沙的后代。 　　 　　4．陈英、陈礼、陈玺、陈莹、陈思及其后人 　　从上面的有关介绍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一类人物已知有陈友、陈礼、陈玺、陈莹、陈思五人。这五人，或者有督掌教之名，或者曾在职掌教，总之都可统称为掌教，为一掌教世家则属无疑，陈友时就开始握有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权也属无疑。然这个掌教世家是不是到陈思就结束了及陈思任职掌 教具体结束于何时，仍不清楚。另济南陈家是否入清之后再未有人掌教及同陈英同样埋在陈家坟的清初福建总兵陈有功是否是陈友后裔等等，也不甚清楚。这还不用说还有陈友世家的的山东部分与北京部分(可能还有其他部分)有何关系这些问题。总之对明代陈友世家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笔者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提点问题。 　　 　　5．李巴巴、米真人(1735～1792)、玄真人(1757～1815)等苏菲人物 　　对这类人物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陈思之后(权且认为是如此)任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的萨天池是否是苏菲的问题。从萨被尊称为萨巴巴、埋在马鞍山巴巴墓中的牛公是其弟子来看，他很可能也是一位苏菲。如果是这样，那济南清真南大寺为何会在陈友世家连续执掌教权近200年的情况下，允许一位云南来的苏菲来接这一实际具有世袭掌教世家身份并有当朝爵位背景的掌教世家来充任掌教呢?况苏菲在明末就充任济南清真南大寺这么一座名寺、官寺的掌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另外，这位苏菲充任掌教时是否仍然是敕赐札付冠带掌教?如果是，那如何得到札付的，陈友世家为何会自动让出呢；如果不是，那明还未尽，官寺制度为何就终止了呢?除这之外，马鞍山巴巴坟中是否埋葬的其他人中还有苏菲，济南地区除马鞍山巴巴坟，济南清真南大寺奉苏菲经书为经典并在经堂教育中传授是否与苏菲(米国祥，甚至萨天池)曾充任掌教有关，等等，也都是问题。 　　 　　6．常志美的众传人 　　鉴于《经学系传谱》在述及常志美、李延龄时所说的“济济多士之谚”可以理解为经堂教育山东学派所出人才以济宁、济南两地为最多，济南地区的这一类人物人数当很多，知名者当亦不少，其具体经学业绩也当相当可观。然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却十分有限。如常的一传、二传弟子，除《经学系传谱》明载的杨魁元、杨会元、金祥云、党玉玺4位外，只有材料说还有任润之，仅多出一位。况这几位都有哪些弟子，都有什么经学见树等等，就更是一无所知。这样，本来预先要想写的“济南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部分就只能作罢了。可经堂教育山东派如果缺了济南，何有理由称山东派呢，叫济宁学派不是就行了吗? 　　 　　7．刘瓒(1438～?)、陈思、金宝符、金光甲等伊斯兰教汉文碑刻匾联的撰题人 　　在尚未见到济南有本地作者所著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留存的情况下，现存伊斯兰教碑刻匾联便是济南伊斯兰教宗教学术思想的主要载体，其撰题者当是十分重要的一类人士。 　

济南的清真寺

。 　　 　　8．金老阿洪、金爷、金士毅、金子常等济南金家店“清真道堂”传人 　　金老阿洪的简况前已有述，金爷的情况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第404、422页有述。而金士毅早为济南清真道堂的热衣斯，但活动主要在新疆。主要在内地活动且知名度颇大、著述颇丰的是金士毅之孙金子常。 　　金子常(1902～1961)，又名国彝，济南西关永长街人。幼随祖父在新疆攻读经文，并学汉儒文化。及长又师从甘肃新店子马吉武。1928年赴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就读，深得达浦生阿洪厚爱。1931年获该校推荐赴爱资哈尔大学就读。就读期间赴麦加朝觐，并陪同马松亭阿洪晋见埃及国王法鲁克。后又访沙特各地及也门，1935年回国。回国后相继任迪化(乌鲁木齐)南寺及昌吉寺教长，并支持包尔汉起义及和平解放新疆。有《默罕麦斯》、《满丹夜合》、《中国哲合林耶道统史》、《沙兹林耶道统史》4本苏菲经典的汉译本及其他一些汉文记游、纪实、笔记、语法等作品，惜全部毁于“文革”。 　　 　　9．马松亭、唐柯三、穆华庭、法静轩、朱蕴韬、马绂生等“成达”贤达 　　这些人，都是对成达师范学校的创建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的事迹应该被中国伊斯兰教史、特别是济南伊斯兰教史所重点传颂。 　　 　　10．历史名人铁铉 　　铁铉(1366～1402)，字鼎石，回族，河南邓州和丰乡人。其后裔后移居沈阳，成为沈阳穆斯林名户。 　　 　　11．大冶义士马广 　　马广，号南冶，济周为其字。章丘明秀乡大冶镇人。清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卷十一《人物志·义行》载其事迹，云“马广，以天性乐施人，因字以济周。勇决有胆略，以务农大其家。喜济穷困，尝捐财为义社。族凡下户四十余人，马价徭银俱为代输。他姓贫者亦多依之。善制药以应病者，无弗愈。尤精骑射。正德间，统贼张兴、张旺等三千人也统一驻埠村，分掠四出，有七十余骑直指大冶。广挟弓矢跃马横冲，贼皆警散。嘉靖丙午春，莱芜巨寇吉关等二十四人，白昼劫人，亦据埠村为巢。广令长子为应，躬率精勇到寇所，远射近屠，止逃一崔伦，余俱肝脑涂地矣。次年有杨龙、杨虎两兄弟，誓众二十余人，昼劫邻村，范思升已有救援者，广从而助之，二杨殪死，余悉逃窜，自是绝警者十七八年。子既闲、既同，俱庠生，享寿七十五岁，李太常开先为之传”。 　　马广之知名不仅在于他的侠义行为，更重要的在于他与“嘉靖八才子”之一李开先之间的友谊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回与汉之间友谊的一个典型范例。李开先(1502～1568)出仕前，就和马广有忘年之交，两人常有来往。开先父亲去世后，家境一度穷困，马广多有接济。开先罢归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便是马广。马广视开母为己母，而马的两个儿子马既闲、马既同都是李的门生。马广73岁时，开先亲自登门拜视，并作《贺马南冶七十三寿序》。生日时，开先按例应贺，并献诗作《游仙引寿南冶马济周》，马广逝世后，开先作《祭南冶马济周文》。马广逝世后第四年，马广元配金氏亦去世，开先又作《南冶马义士合葬墓志铭》。 　　还有材料说，马广善识药名，易于制药。其埋葬之日，号泣者不计其数，皆云“善人不复生矣!病谁与医?贫谁与济?患难谁与扶持?” 　　 　　12．著名书法家金芬 　　金芬(1896～1975)，原名树芬，字默庵，号默叟等，回族，济南西关人。出身书香门第，幼即酷爱书法。早年师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专攻汉魏书体。中年后脱规于前人，开始自成一家，以犷砺、恣放取胜。还兼工写意，偶作小幅，清淡质朴，亦极佳。1946年与关友声一起在济筹办李苦禅个人画展。济南城顶街清真寺之“清真寺”、“认主独一”等匾额为其手书。 　　其实，济南名阿洪不少都兼爱书法，有的(如宫澹庵)还成就甚高。 　　 　　13．爱国志士马云亭 　　马云亭(1856～1919)，原名春生，回族，大冶人。年青时在山东青州清真寺习阿文。后随左宝贵参加平壤战役。左阵亡后马目睹清军腐败遂离军回乡，在济南开设“保安堂”中药店，自任坐堂大夫，善内科、外科及针灸，并任南关清真寺乡老和清真第四小学校长。 　　五四运动爆发后，年已64岁的马云亭毅然走出药房，投身五四运动。除在清真南北两寺的主麻日揭露反动军阀勾结日本出卖山东主权的罪恶之外，还在西关穆斯林中秘密成立“回民救国后援会”。1919年7月21日，当其偕同穆斯林爱国群众参加捣毁亲日派“安福系”在山东的喉舌《昌言报》 和另一家日商报馆时，受到济南镇守使马良的镇压。次日夜，与朱春涛、朱春祥一起被马良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公堂之上痛斥段祺瑞、张树元、马良的卖国求荣罪行。1919年8月5日被杀害。 　　 　　14．民族败类马良 　　马良(1875｀1947)，字子贞，河北保定人，回族。一战末率兵驻守济南。1919年担任济南镇守使，次年辞职。1938年被日军委任为山东省伪省长。1940年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日本投降后作为回奸被国民政府逮捕，死于狱中。 　　 　　15．实业家兼教育家马伯声 　　马伯声(1890～1966)，又名马玉骏，回族，祖籍德州，出生于泰安。少时于泰安“天书观”上小学，后入泰安翠英中学。1915年应募考取翻译，曾到加拿大、英国与法国。回国后不久就成为英国人在济南开的保险公司经理。1927年在泰城西关穆斯林聚居区创办“仁德学校”、“平民识字班”、“扫盲夜校”等。后创办泰安仁德面粉厂、济南仁丰纱厂、青州永年面粉厂等企业。1947年任济南市商会理事长。1949年由香港回到济南。 　

济南的清真寺

　 　　九、济南伊斯兰教学术思想 　　 　　一般来说，一个宗教，包括一个宗教的每一部分，有无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水平是高还是低，决定着这个宗教和这个宗教的各个部分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地位，也决定着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济南伊斯兰教就是中国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学术思想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部分。主要根据有八。 　　根据之一是济南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得几乎是天衣无缝，文字又十分简约的以儒诠经哲学作品《来复铭》碑。 　　《来复铭》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铭文通篇谈儒(请允许用儒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字面上未涉伊斯兰教一词一句。如果不是刻立在清真寺之内，如果不是碑末刻有“本寺掌教陈思沐手著”，恐怕没有人会认出它是伊斯兰教性质的碑铭。然而认真分析，它却是通篇谈伊(即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从而具有中国和伊斯兰双重特点的伊罢了。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这一哲学的主要部件即主要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如“无极”来自《老子》“复归于无极”；“太极”来自《庄子》的“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两仪”来自《易经》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五行”来源于《尚书》；“仁”来源于孔子；“理器”来源于朱子；“太虚”来自庄子。 　　第二，这一哲学的主要分体思想、甚至一些关键性结构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如无极太极思想，两仪五行思想，仁人合道思想，理器思想，太虚即气思想，《论语》“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思想，朱熹“性即理”及王守仁“心即性，性即理”的思想等分体思想及直接引用张载《正蒙·太和篇》“繇太虚，有无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一大段原文来作哲学体系上下两半部的承接。 　　第三，这一哲学的体系表现方式显然是受到《周易·复卦》“七日来复”及《系辞上传》“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构架的影响。 　　第四，然而这一哲学每一概念的思想内涵却完全是伊斯兰教的，中国传统哲学关于这些概念的含义只能是参考、参照。 　　第五，这一哲学从整体上看确实是一个包括宇宙观和认识论在内的、可以自说圆满的伊斯兰教哲学体系。 　　《来复铭》的价值不不仅在于它使伊儒得到了结合，而且在于它使结合达到了几乎“天衣无缝”的地步，以至于初看是儒，深究才是伊，外行看是儒，内行看才是伊。况且还不仅如此，因为它是在不到老子《道德经》三十分之一的篇幅里共154个字完成的，它的精炼程度和每句的含金量当是可想而知的。 　　但《来复铭》毕竟是明中期那个时代的产物，毕竟是一位官寺的世袭掌教所作，而作者又有前面说过的那种爵位家庭背景，这些都会在《来复铭》中留下烙印。最显著的表现一是用“皇”、“天”、“帝”三个概念代表真主，虽基于作者的情况可以说得通，但相对以后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来说，却未免有点“过度”，因即使对儒化程度较高的马复初来说也只是走到了用无形的“天”来代表真主的地步；二是《来复铭》所阐述的伊斯兰教哲学的原理，应该是元及明初传入中国内地且经回族穆斯林的父传子受改变过的，与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经过经堂教育传承下来的伊斯兰哲学原型有所不同。虽然如此，这毕竟标志着世袭掌教阿洪和世袭掌教世家开始力图掌握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权，因为以往一些较有名气的清真寺的碑文多是请教外人撰写的。 　　根据之二是济南伊斯兰教有照济宁州礼拜寺原文碑记抄录，以“济郡历邑合教”名义“公立”，旨在提倡“大道无亲，体道者是”、反对教道传承上的胤袭之说，恢复教民民主办教权利，为开学阿洪聘任制开路，以保证教门之传久而无弊的律法作品《永禁三掌教世袭序》碑。

济南的清真寺

　　《永禁序》碑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它在中国许多人还沉醉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即康乾盛世时，就举起了反对封建胤袭之说的大旗，尽管只是在伊斯兰教中的三掌教世袭制度，但多少也是对在政治上支持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全部封建制的一种讨伐。另外，针对济南伊斯兰教特别缺乏明清之际的材料来说，《永禁序》碑刻立也多少透露出了一些研究线索。如明清之际济郡历邑世袭之风仍然盛行，以至于新起的阿洪聘任制难以推行；明清之际济南教门中很可能出现了一批有改革意识的开明人士，不然就不会达到以“济郡历邑合教”的名义公立了；而当时济南清真南大寺的掌教必定是一位开明且有胆识的人，不然《永禁序》碑就不会公开立于该寺中；明清之际济南伊斯兰教资料缺乏，很可能与阿洪聘任制同世袭掌教制的激烈角逐有关等。 　　《永禁序》碑文字虽不长(仅400多字)，但还是从历史(指主位角度的伊斯兰教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说明了胤袭之说的危害。如称若“使胤袭之说行，则学浅行云者，皆得借口肆意，使或至圣之正教日晦，文化教育卒流于清失其清，真失其真不止也”。 　　至《永禁序》的性质，可以认为是一以碑刻形式公议公立公示的教制性禁令，属伊斯兰教法范畴。不过从文末所述来看，曾得到“大教铎常老师、李老师”的首肯是其成立的前提。 　　根据之三是济南伊斯兰教有旨在将一坊穆斯林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主要行为纳入善行轨道、针对性较强又十分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作品和寺规坊约作品《清真寺劝善条约》碑。 　　现知此种碑在济南地区有两方，一方是党家庄东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立，一方是小金庄寺清道光五年(1825年)立。两方内容大体一致，后者可能抄自前者。但前者残破严重，难以句读，而后者则保存完好。虽后者抄录时恐将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内容删去，但大体结构恐无变化。 　　该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将穆斯林的一些主要行为纳入善行轨道。这既符合伊斯兰教将信仰(伊玛尼)分为信仰的内悟、信仰的表白、善行(尔埋里)三部分的的教义，又符合中 国传统文化用行善来规范引导人们全部行为的惯例、传统。 　　该作品的特色之二就是同时具有道德规范和寺规坊约双重性质。按前者，属伦理规范范畴；而按后者，属伊斯兰民法或习惯法范畴。 　　该作品的特色之三就是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如针对“徒习空文，中鲜实意，甚至胸怀不端，口肆妄诞，是履不规”，“终日枵腹斋拜”而心却不诚者。 　　该作品的特色之四是十分切实可行，既艰巨有原则又有适当的变通。如在“入寺衣服，不可过求鲜美，亦须洁净整齐”一条，有“其贫不能自给者，亦许将就，难以苛责”的变通；在“勤修功行”一条，有鉴于“生计缠，事故烦扰，不能日勤五课”者至少每月四次的主麻日聚礼不应耽误的变通。 　　该作品分前言和条约十条两大部分。前言部分述“善与人同，乃大公无私之雅道；福非自至，须协心共力以勤修”的道理；“大道见前……欲葆性完真，必须还原返本”的道理；“认真主独一无二”须“以二参以三，尊至圣之遗规，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的道理。条约十条则是举念务要以认主独一为定向，“教名清真原以洁净为本”，奉行教规“务要以本教前程为宗法”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