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伊斯兰教研究

济南的清真寺

　 　　礼拜寺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厥始莫详。大元乙未春，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都运使木公八刺沙，奉命撤寺建运盐司，乃徙置于泺源门西锦缠沟东，聊建殿楹，立满喇艾迪掌焚修事。 　　——摘自济南清真南大寺明弘治八年(1495年)《济南府礼拜寺重修记》 　　 　　一、济南地名、辖区沿革 　　 　　今济南称市，为山东省省会，副省级市，国家级62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辖5个区(市中区、天桥区、历下区、槐荫区、历城区)、1个县级市(章丘市)和4个县(长清县、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 　　公元前2600年，今济南辖域内就有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址——城子崖，也称龙山镇，在今章丘阎家庄西稍北。夏时，今济南乃有穷氏活动地区。商时，今济南历城区王舍人镇大辛庄所在地为商王朝的方国(诸侯国)都邑。西周时，城子崖为谭国治所。东周时代，今济南一带称“泺”，属齐国。秦统一后，在历山(今称千佛山)脚下建城，谓之历城，故有“先有历城，后有济南”之说。汉初，始在东平陵城(遗址在城子崖遗址东北)设济南郡，取黄河故道古济水(大青河)之南之意。西晋永嘉六年(312年)，历城东城建成，随之济南郡治所则西迁至历城。北魏太和十年(486年)，今济南地称齐州。隋大业二年(606年)，改齐州为齐郡。 　　唐代，今济南先称齐州，继称临淄郡、济南郡、济州等，后又改称齐州，辖历城、章丘、临邑、临济、长清、禹城等县。 　　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齐州山茌(今长清县)人义净(635～713)从齐州出发至广州，由海道去印度求经，历25年，后在洛阳、长安主持译事，从而表明此时济南至广州交通是畅通的。 　　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升齐州为济南府，治所仍为历城，辖历城、禹城、章丘、长清、临邑。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济南陷于金。 　　金天会八年(1130年)，金册立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大齐”，以大名府为首都，代治济南、景州(今东先)、东平、大名等府，但仅8年。 　　金正隆二年(1157年)，金改原京东东路、西路为山东东路、西路，山东作为政区名始于此。济南府属山东东路。但山东东路、西路的治所，此时并不在济南，而是分别在益都府与东平府。济南在金统治下计85年(1128～1213年)。 　　金至宁元年(1213年)，济南府被蒙古兵攻陷。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济南府为济南路。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移济南宣慰司治益都，继之封也只里为济南王。 　　元时，济南路道属中书省，辖历城、邹平、章丘、济阳等十一县。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兵临济南城下，元守将降。 　　明洪武九年(1377年)，在益都的山东行中书省废，改设“承宣布政使司”治济南，济南遂成为三司(布政使司、都指挥司、按察使司)及其府(济南府)、县(历城县)三级衙门所在地，而德州、滨州、武定州、泰安州皆属济南府。 　　明建文元年(1399年)邓州人穆斯林铁铉(1366～1402)升山东布政司参政。 　　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从北平出师南伐。兵临济南城下，铁铉死守济南，拒不投降，屡绌燕军。建文帝遣使慰劳，赐金币，封其三世。擢山东布政司使，寻进兵部尚书，命铉参平燕军务。 　　明建文四年(1402年)，“中原要会”济南失陷，燕王即帝位，铁铉被押解至北京，死不认罪，被劈碎其体至死。后济南人在大明湖为其立祠(铁公祠)纪念。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济南在坚守两个月后被清军攻陷，军民死伤无数。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部将郭升一度攻占济南。不久即在清军进逼下自济南撤出。随之清设山东巡抚驻济南。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三次南巡过济南。 　　清雍正二年(1724年)，泰安、武定、滨州三州及其属县由济南府划出，济南府辖域有所缩减。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与其母东巡驻跸济南。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途中至济南府长清境内灵岩寺。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袁世凯及山东巡抚周馥奏请开济南、周村，潍县三地为商埠。后经朝廷外务部照准，济南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月举行开埠典礼。鉴于此，济南成为了清末民初我国北方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较快的一个城市。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16日，津浦铁路济南黄河大桥建成，津浦铁路全线通车。 　　民国2年(1913年)，废济南府建制改置岱北道。次年又改岱北道为济南道。 　　民国14年(1925年)，济南道辖县由27个减为10个。 　　民国17年(1928年)5月3日，日军突袭驻济北伐军，史称“五三惨案”。而蒋却令北伐军撤出济南，致使济南军民上万人被杀，山东省会亦因之迁往泰安。 　　民国18年(1929年)5月，日军撤离济南，山东省府又迁回。但随之南京国民政府却改济南为直辖商埠和城区的市(连历城都不包括)。 　　民国26年(1937年)12月27日至抗战胜利，济南被日军占领。 　　民国37年(1948年)9月23日，济南解放。 　　综上所述，济南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研究，当是对1948年前历城、章丘、长清、济阳、商河、平阴六县的研究。而下述文字中的“济南老城”则特指民国18年济南称市前的历城城关。 　　 　　二、济南伊斯兰教的地位 　　 　　1．伊斯兰教传人不算最早、但也较早的一个地方 　　按文前所摘的一段碑文，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礼拜寺，在大元乙未(1295年)春被撤迁建时已是“厥始莫详”，可见这座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寺早在蒙古人统治济南初、甚至金统治济南时就有了。这就是说，伊斯兰教早在蒙古早期诸汗时期(1206～1270年)，甚至金统治时期(1115～1234年)就已传入济南。这按中国历史分期，应是宋后期。而宋后期，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唐宋时期)。这样，济南虽不像广州、西安、扬州等城市那样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几个城市，但也属初传时期就涉及到的为数有限的 城市之一。 　　 　　2．为数不多的有元建清真寺幸存的一个城市 　　在《定州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我们曾经指出，元代虽有不少清真寺创建或重建，但幸存至今的却为数不多。定州清真寺是一个，济南清真南大寺也是一个。而后者，根据文前摘录的那段碑记，则是创建于(确切是移址重建)大元乙未(1295年)春，比普颜帖睦尔重建定州清真寺要早50年，故列举有元时礼拜寺幸存的城市，也应包括济南。 　　3．伊斯兰教中国地方化表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地区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民族和国情等进行了大面积、深层次、多方面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伊斯兰教和中国双重特点也即中国化的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又具体表现为中国地方化与中国民族化等等。中国地方化与中国民族化等等，虽是整个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但在中国各地的表现是不同的。有的地方特点、民族特点都表现得比较明显(如河州)，有的则一个特点明显另一个则不甚明显(或限于资料缺乏)。而济南则是中国地方特点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一个地区，对它的研究会加深对伊斯兰教中国地方化的理解。

济南的清真寺

　　4．中国穆斯林著名世家——明代陈友世家的主要活动地之一 　　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明代陈友世家是穆斯林著名世家之一。这个世家的主要活动地，就现有的资料看，是北京和济南两地，这个世家的北京部分，即陈友→陈能→陈勋→陈熹→陈大策→陈如松一支，属有朝廷世袭爵位(侯、伯)的穆斯林世家；而这个世家的济南部分，即陈友→陈礼→陈玺、陈莹→陈思一支，属有清真寺掌教(后为世袭掌教)职位的穆斯林世家。陈友世家的这两部分，对北京、定州、大同、易州、济南一带的教门贡献颇大。 　　5．问世时间最早、文字最扼要精炼、“附儒以行”色彩最浓、哲理性最强、清真寺掌教亲著、以著者掌教所在寺碑文形式出现的著名汉文伊斯兰教教义教理作品——《来复铭》的诞生地 　　6．世袭掌教制度比较典型的一个城市 　　清真寺世袭掌教制度，是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与中国古代世袭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对它的研究当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重要一部分。 　　7．中国伊斯兰教新型学校——成达师范学校的创办地 　　8．清后期至民国哲合林耶在内地的一个重要传播地 　　9．清中后期及民国前期伊斯兰教相对有所振兴的极少数地区之一 　　鉴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差别甚大，清中后期及民国前期这段时间内伊斯兰教的处境或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致有三种情况：多数地区或绝大多数地区受西部地区穆斯林反清起义遭清政府残酷镇压的影响，伊斯兰教处于低潮之中，直至民国前期还有清中后期的那种深深的阴影；少数地区由于受到新思潮和新变革的较大影响，伊斯兰教从清末民初开始有所振兴或有所转型，情况有所改变；可也还有极少数地区，较少受穆斯林起义被镇压的影响，又较早受新思潮、新变革的波及，加之其他的特定原因，伊斯兰教从清中后期开始(这时正是多数地区穆斯林灾难年代的开始)一直到民国前期(日军占领东北、华北前)都相对还有所振兴。济南就是这极少数地区之一。 　　 　　三、伊斯兰教传入济南 　　 　　关于伊斯兰教传人济南的时间，笔者见到的有以下9种说法。 　　 　　1．隋唐传入说 　　济阳辛集清真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清真寺碑记》及济阳刘营清真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清真寺碑记》即持此说。前者谓“济邑辛集镇自隋唐间，旧有清真寺，由来远矣”；后者谓“刘家营之清真寺，在济阳城北，相传建自隋唐。碑碣残断，无所稽考。其重建，在明季”。 　　 　　2．唐传入说 　　济南南关清真寺清同治三年(1864年)《重修南关古礼拜寺碑记》及济南清真南大寺民国3年(1914年)《重修西关清真南大寺碑记》即持此说。前者谓“自唐以来，迁居东省济南历邑乌满喇巷，立有清真寺，更名皇亭。浸荒浸废，址仅存而已。移于南关山水沟西岸，建立清真寺一所，由来远矣”；后者谓“西关南大寺由来久矣，自唐入中原，创建于济南城内，嗣移于西关，历宋元至明弘治年间重修一次”。 　　 　　3．类唐末传入说 　　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及吴建伟主编《中国清真寺综览》即持此说。前者谓据传济南清真南大寺“始建于唐末之乌满喇巷，但已不可考”；后者谓济南清真南大寺，“又名济南礼拜寺，传为唐末创建，但已不可考”。 　　 　　4．类唐宋时期传入说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宗教志》即持此说，谓“唐宋时期，山东有少量穆斯林活动”，但未确指山东具体地方或城市。可以理解包括济南，也可理解为不包括济南。 　　 　　5．唐宋至元初传入说 　　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内部刊物《伊斯兰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载杨湛山《透视伊斯兰教在济南的传播与思考》一文即持此说。谓伊斯兰教传入济南，“最早当在唐宋，至迟也不晚于元初”。 　　 　　6．宋传入说 　　伊牧之著《济南伊斯兰教史》持此说，称“回族居留济南大约在宋。因此济南伊斯兰教在宋代传入已基本成型”。 　　 　　7．宋朝后期传入说 　　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年3月印《济南市志》第十六卷“社会”第二篇“宗教”(讨论稿)之第五章“伊斯兰教”部分及高夙胜、周长风主编《济南历史文化概观》即持此说。两者均谓“伊斯兰教传人济南始于宋朝后期”。 　　 　　8．宋元之际传入说 　　上述《济南市志·社会·宗教》讨论稿之“概述”即持此说。谓“伊斯兰教于宋、元之际传人济南，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9．下限不会晚于1278年说 　　此说也见于伊牧之著《济南伊斯兰教史》，称“伊斯兰教传入济南时间的下限，不会晚于1278年”。 　　上述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隋亡是618年。这时伊斯兰教刚刚创立，离622年穆罕默德迁徙麦地那都还有四五年，怎么可能传人济南呢?而其他8种说法，依笔者看，无非都是根据以下四条材料所作出的解释。 　　一条是文前所摘录的那段明弘治八年碑记，是说大元乙未春在泺源门西、锦缠沟东新建的清真寺乃是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清真寺的移址重建。而在旧的历山西南百许步的清真寺在大元乙未春移址重建时已是“厥始莫详”，即大家都不清楚它始建于何时了。 　　另一条是唐代传人说所引用的济南南关清真寺清同治三年碑记所说的济南城内旧有的那座清真寺的寺址是“济南历邑乌满喇巷”。济南穆斯林广为口碑流传——也是说济南城内大明湖东南处有一条街巷名乌满喇巷，这在济南穆斯林最早的住居地区之内。 　　第三条是《续修历城县志》卷三在述及历城城内“八约”时首列“孝字约”，称“孝字约，曰南门里大街、曰宽后所街、曰南马道街、曰舜庙街、曰德化巷、曰财神巷、曰历山顶街、曰洪字廒街、曰幡杆巷、曰东小王府……共十四街巷”，内中幡杆巷一名，有书认为就是旧称“番官巷”的清代称名，而番官巷 “盖即元明之际穆斯林官员所居”。 　　第四条就是近年在济南皇亭所发现的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重修山东东路都转运司廨宇碑，碑称这年山东东路都转运司廨宇(办公的地方)得到重修。 　　这四条资料，以第一条价值最大，也最可信。而第二条也有很大的价值，但问题是研究者很难从一个“乌满喇巷”判断这是唐初的事还是唐末的事，是宋前期的事还是宋后期的事。至第三条资料，如果清代的幡杆巷一名元明之际确称“番官巷”，那和“乌满喇巷”一样，也有很大研究价值，但将一种垂直悬挂的、窄长的旗子幡同指外国或外族的“番”联系起来，总是使研究者生疑。而第四条资料的发现及其历史考证，确是伊斯兰教传人济南的时间下限，毫无疑问跨过了元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这个时间点。因为按第一条资料，大元乙未(1295年)的撤寺迁寺目的是拆掉清真寺为山东东路都转运司总衙门的扩建让路，这样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也即在济南乌满喇巷的清真寺无论如何不可能始建于山东东路都转运司总衙门重修至扩建(扩建运盐司分衙门)这个时间段内。换句话说，就是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清真寺，在元至元十五年重修山东东路都转司廨宇前就应该有。 　　现在的问题是将伊斯兰教传入济南时间的下限划在元至元十五年是否足够呢?笔者认为不够。因为按第一、二两条资料提供的有关信息推论，将伊斯兰教传入济南时间的下限定在元至元十五年，显然偏晚。

济南的清真寺

　　按第一条资料，大元乙未春在泺源门以西、锦缠沟东移址重建今济南清真南大寺时，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被拆掉的原清真寺到底是何时创建已无人知晓了。这就是说，不仅当时活着的老人(比如最长者为七八十岁)，而且连山东东路都转运司衙门也不清楚了。这显然是表明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清真寺不会是在蒙古兵攻陷济南后创建。统治济南的蒙古统治者和生活在蒙古人王朝下的老人们连自己朝代初发生的事都不清楚，属不大可能。答案只能是这件事发生在蒙古人占领济南之前，即宋朝后期或金统治济南时期。这样，就需将下限再往前推移一些。 　　而将下限往前推移，也正好与第二条资料所预示的时间域段相吻合。因为按第二条资料，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清真寺，很可能就是济南穆斯林口碑传说中的建在乌满喇巷中的清真寺。而巷以“乌满喇”名，很显然是一个与伊斯兰教传播有关的过程，起码应该包括有一位满喇即大毛拉在此留居→有一部分与该满喇同信仰的或有某种关系的人在此留居→这位满喇以其知名度或以其在此地同信仰人中的卓越遵行而出名→这位满喇和与他同信仰的一些人在此留居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至于人们开始用汉语单字“乌”来作为这位满喇的姓→为尊敬或纪念这位满喇，当地同信仰的人将满喇住留或住留过的一条巷命名为“乌满喇巷”这样一系列环节，这没有近百年的时间恐怕是难以完成的。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之前，不妨暂将伊斯兰教传入济南的时间定在宋朝后期或金统治济南时期(1128～1213年)。这也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四、济南的穆斯林聚居区 　　 　　1．济南老城城内历山顶一带 　　此当是济南历史上最早的穆斯林聚居区，也是已经消失了700余年的一个穆斯林曾经聚居过的地区。其形成大约在宋朝后期或金统治济南时期，以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清真寺的创建为形成标志。当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清真寺于大元乙未(1295年)春被拆之后，这个聚居区当逐渐不复存在。说“历山顶是济南穆斯林元明时的聚居之地”，当不如说历山顶一带是济南穆斯林宋朝后期或金统治时期及蒙元初期的聚居之地更为确切。 　　说到历山顶一带，当然首先要说到“历山”。这个“历山”显然不可能是指今称千佛山的历山，而是指唐代封演《封氏闻见录》所说的“济州城东有孤石，平地耸出，俗谓之历山”的“历山”。这个“历山”据说几十年前还在济南历山顶街一居民院的东屋里，为一口井内露出水面不足一米的小山头，1976年济南市冶金局建宿舍楼，这个小山头遂被埋掉，再也看不到了。历山顶一带，无疑就是指这个小山头附近一带。它到底有多大范围，按宋朝后期或金统治济南时期尚属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它当十分有限，也许主要就是一个乌满喇巷。至于是否包括蕃官巷或蕃安巷，这很值得研究。首先清代历城街巷图和历城城内“孝字约”中的幡杆巷一名是否是蕃官巷或蕃安巷是否与穆斯林有关更需要考证。如果再进一步，说清代历城城内北起道署、皇亭，南至南山夹一井，东起关帝庙，西至幡杆巷西及东小王府，包括历山顶街、按察司街南端、杓子头等在内的一大片地方在元初都是穆斯林聚居区，那就更难以令人信服了。 　　至于这个最早的穆斯林聚居区穆斯林主要从事何种职业，不好妄断。反正有满喇即毛拉则属无疑。另外如果番官巷确与穆斯林有关，那就还有穆斯林身份的官员。此外，从聚居区位于城内衙门附近而言，穆斯林在这里从商、从农的可能性都不大。 　　至于这个聚居区有关的姓氏或有关的人物，我们只能从传说中的乌满喇巷推断可能有乌姓的人或叫乌斯曼、欧斯曼之类的人物。如果真是这样，这位乌满喇应该是济南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一人，像宛葛斯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一人一样。 　

济南的清真寺

　　2．济南老城西关一带 　　此聚居区当始于旧在历山西南百许步的清真寺的移址重建。移址重建的地址泺源门西锦缠沟东即现济南清真南大寺的寺址周围当是这个聚居区最先有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原住在历山顶一带的穆斯林当从大元乙未(1295年)春开始陆续迁至这里。这当是这里的第一批穆斯林居民。在新建的清真寺中掌焚修事的首任掌教满喇艾迪，无疑是这第一批穆斯林居民中有碑可查的唯一～位确实的代表人物。而奉命撤寺建盐运司的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都运使的木八剌沙，是否是穆斯林和是否是这第一批穆斯林居民之列，都还没有材料来作进一步的解答。 　　这里的第二批穆斯林居民当是大元乙未春至明代元兴这70多年从外地移居到这里的。它的数量不会比第一批少多少。但我们现在很难判断都有哪些姓氏、哪些代表人物。也许《济南伊斯兰教史》第三章第九节“济南回族姓氏”中所提到的赛姓、黄姓以及雷姓、党姓、石姓、买姓的人与这第二批的人有关。 　　赛姓，即赛典赤·赡思丁之孙沙不丁的后人所传。《济南伊斯兰教史》谓济南回族赛姓为赛典赤·赡思丁曾孙沙不丁之后，即得元、得亨、得贞三支衍续至今。可《山东通志·少数民族志》却云：据《赛氏古今宗派》(山东省儒学提举门下士番明编)记载，济南回族赛氏系元朝贵族赛典赤·赡思丁之孙沙不丁后人，元时经商卜居济南。 　　黄姓，《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2期第31页载《重修黄氏族谱略引》载：“余族本西域人也，祖意不拉兮进贡中国，朝廷赐姓黄氏，占籍山东济南，又移临清。因威州知事王公讳伯大，不识经典，聘请吾祖再三为阿洪。”王伯大原为涿州房山进士，元至正十年(1350年)以参知政事出知威州，由此可知济南回族黄姓于元至正十年已流居河北，且为阿洪世家。 　　雷姓、党姓、石姓、买姓、冉姓，《济南伊斯兰教史》谓雷姓有史说原为羌族，党姓有人考据为党项人后裔，石姓为蒙古元人宰相伯颜的后人，买姓据考为新疆维吾尔族人。这些如果的确如此，依笔者判断大抵也是蒙古人统治济南时代来到济南，特别是来到济南老城西关一带。 　　这里的第三批穆斯林居民当是明代从南京、安徽等地迁来，其数量当超过前两批。今济南西关一带的陈姓、马姓、周姓都可以将自己姓氏在济南的历史追溯到明。 　　济南西关陈姓可追溯至陈英。《明史》卷一六六《方瑛传》所附《陈友传》称“陈友，其先西域人，家全椒。正统初，官千户，累迁都指挥佥事。频年使瓦剌，有劳，寻复进都指挥使。九年，充宁夏游击将军，与总兵官黄真击兀良哈，多获，进都督佥事。未几，出塞招答哈卜等四百人来归。景帝即位，进都督同知，征湖广、贵州苗。寻充左参将，守备靖州。景泰二年……留镇湖广，论功进右都督。……天顺元年，随瑛征天堂诸苗，大获。命充左副总兵，仍镇湖广。已，又偕瑛破蒙能余党。召封武平伯……进侯。卒。传子至孙纲。弘治中，请友赠谥。诏赠沔国公，谥武僖。纲，传子勋及熹。嘉靖中，吏部以友征苗功多冒滥，请停袭。帝不从。熹子大策复得嗣，至明亡乃绝。”但只字未提陈英何时移居济南。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济南巴巴坟中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立《陈掌教墓志》中有“陈公讳英，乃大明永乐间人，曾受敕封东省督掌教”句及奚利福《来复铭》一文中有陈友于“宣德丙午，荐木铎为济寺掌教”句，暂定济南陈姓始于明宣德丙午(1426年)。 　　

济南的清真寺

济南西关马姓来源颇多，但主要为南京马、党家庄马和章丘大冶马三大支。南京马自称原籍为南京市棒棒街大槐树，大约是在明初移居于济南西关饮虎池一带。党家庄马可能也是明初或明中期开始大量向外散布，其中包括济南老城西关。章丘大冶马来济南西关，据说从明中叶大冶马洪来济开始，后来济人数递增，遂又形成济南西关马家老行、马家楼子、马家药铺(也称“余德堂”)三个大冶马系统分支。除南京马、党家庄马、大冶马三大支外，济南西关还有少量茌平马(其中又分“二合堂”马等分支)、泰安马。 　　济南西关周姓和马姓一样来源颇多。但大多都说不清具体来源，有的传说是西域人留居中原，有的传说是汉族周姓皈依，还有的说是皇帝赐姓。只有一支比较确切地说是从南京迁来，和济南西关不少姓氏一样是燕王扫北时从南京随从军卫而来。 　　这里的第四批穆斯林居民当是清及民国前期随着济南西关一带的发展，从济南周边村镇迁移而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济南西北郊小金庄金姓的迁来。清末民初济南穆斯林中开始流行的“七金八马一锅周”之说，就有力地说明正是这第四批穆斯林的到来，济南西关穆斯林聚居区的最新姓氏地图才奠定了下来。 　　与四批穆斯林陆续在济南老城西关一带留居同步，这个穆斯林聚居区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元代中叶，它大致限制在现济南清真南大寺附近，即泺源门西锦缠沟东。元末明初开始，礼拜寺所在街巷开始被称作“回巷”、“礼拜寺巷”。到明末，据明崇祯年间《历城县志》载：“趵突泉大街西抵杆石桥，又西灵官庙及西南孔道回营，杆石桥东皆色目人所居。”而到清末明初，由于西关外东起十五殿(今馆驿街西口)，西至大槐树，南沿长清大道(今经七路附近)，北到胶济铁路以南的一大块地方被开为商埠，西关一带穆斯林聚居区也进一步向西扩展，并进一步城市化，从而发展成为一包括十三条街巷(永长街、西青龙街、土街、斜街、旧新街、丁字街、城顶街、石棚街、礼拜寺巷、仓巷、盛唐巷、西小仓巷、麟趾巷)的比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户数则达到两千余户。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这个聚居区的居民并不限于上举的几姓及其分支，而是以多姓多支多来源彼此杂居著称，所以济南地区的主要穆斯林姓氏，西关一带都有。二是这个聚居区历史上并不是只有进没有出。如明成祖时从济南调往德州做苏禄王的管家和王陵看守者的马亚斯、夏乃马当、陈咬住3户穆斯林，很可能就是这一聚居区的穆斯林。 　　 　　3．济南老城山水沟一带 　　《济南乎》一书云：“山水沟位于济南老城的西南。城南是连绵的群山，市区地势相对低洼。过去每逢下大雨，山水顺势由此而下，流入西护城河。山水沟由此而得名。闹水患时，沟沿儿两侧的居民叫苦不迭。”“原先这里由于‘风水’不佳，进不了城内的穷苦人只好在沟沿两侧安顿下来，房屋破旧，布局杂乱。居民中回民居多，沟东侧杉篙园街建有南关清真寺。” 　　此聚居区户数不多，民国年间也就三四十户，且基本上是穷苦人。至形成为一穆斯林户数居多的地区，大抵在明朝中叶。 　　 　　4．济南老城西郊党家庄 　　党家庄有穆斯林聚居最迟在元代。党西清真寺西侧古墓地内的一座元代雕龙碑可以作证。目睹过这座碑的人讲，雕龙碑系元代皇帝为该庄马姓先祖而立。马姓先祖元代在北京作官，死后回葬祖籍茔地，坟墓前有石人、石马，与雕龙碑相映，表明最迟元代，这里已有马姓穆斯林和马姓祖坟，雕龙碑上刻有汉文和巴思巴文字(元世祖所制文字)，是元碑则无疑。但此碑笔者没有找到。据寺内人士讲，党家庄马姓人分布颇广，连安徽一带也有党家庄马姓后人。 　　到明代，又有金姓、何姓、法姓、党姓、杨姓、王姓、张姓穆斯林迁入党家庄，党家庄穆斯林户数猛增，于是有党东清真寺的创建。 　　民国30年(1941年)《重修党家庄完全小学碑》云“查本庄居民达六百余户”，可见为济南地区一个比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 　　 　　5．党家庄西刘家林村 　　此村原为一汉族村落，清初王姓始祖王三阳从山西洪洞县来，留居该村，后王姓在该村逐渐繁衍，使该村成为一王姓穆斯林聚居村，据说王姓穆斯林在该村有百余户。 　　 　　6．黄河北泺口村 　　明清时该村为黄河码头，主要姓氏周姓系明初从南京迁来。后又有米、杨等姓迁来。不过1976年黄河泛滥后，鉴于原清真寺无法使用而迁至黄河南岸新建，该聚居区实际上已移至黄河南之泺口。穆斯林不足百户。 　　 　　7．济南老城西北郊崔家堤口庄 　　崔家堤口庄第一世先祖崔岗，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从河北三里河贩马至崔家堤口庄留居并与汉族联姻，后繁衍生息，使其成为一有数百户以崔姓穆斯林为主的一个较大穆斯林聚居区。 　

济南的清真寺

　 　　8．济南老城西北北大槐树 　　按北大槐树清真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清真寺碑，此地迤西之清真寺防于前明弘治(1488～1505年)。这就是说此处在这时已是一穆斯林聚居区。但此时这里穆斯林以何为主要姓氏，不详。因《济南伊斯兰教史》第238页云“槐荫区北大槐树的回民为清朝从党家庄、崔家堤口、黄河北迁来”，故当有马、崔、米等姓。按《济南市回民状况》一文，当“亦百余户”。 　　 　　9．南老城西郊小金庄、孟王庄两村 　　济南地区金姓宗族繁多，大多说不清楚来源，唯小金庄金姓有族谱一张，谓“以山西洪洞县旗盘街瓦门楼大槐树为 记，金氏兄弟二人，流落于长清县彭家庄。后因官司，次支金荣迁往南京大柳树；长支金花迁到历城小金庄村。长支在济南小金庄生四子，日连、登、进、仕。金姓后辈序为永、洪、宗、田、士、国、志、衍、树、祚等”。该支金姓迁小金庄时间大抵在明清之际。而进入清，小金庄金姓大量迁至济南老城西关一带。 　　附带要说的是，济南金姓中还有一支名“并渡口金”，也很著名。这支金姓主要聚居于济南老城南郊仲宫镇并渡口，该村全为这支据说来自泰安的金姓。 　　孟王庄只知是清初著名阿洪杨魁元，杨会元的故乡，有杨姓穆斯林则属无疑。其他情况因笔者未去调查，也未见到有关材料，暂略。 　　 　　10．齐河东老寨村、小寨村 　　老寨村为纯回族村，笔者上世纪80年代赴米姓三寨(老寨、小寨、米三里)调查时，该村有1000人左右，除马、杨、丁、刘、左少数之外，百分之八九十为米姓。按该村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米氏五枝三世祖碑记》分析，该村米姓大抵是在清康雍乾时期(1662～1795年)由山东邹邑(邹县)迁来。但其称米芾后裔散居江浙邹滕、老寨米姓的先祖是宋代的米芾，值得探讨。 　　小寨村在老寨村东南三里，也是纯回族村，人数略少于老寨，百分之八十为米姓，百分之二十为彭姓。从原是彭姓回族村、后变为米姓回族村看，这里的米姓当是清嘉道年间(1796～1850年)由老寨迁来。 　　 　　11．济阳十八营 　　指济阳境内孙耿镇大路村、丁杨村，辛集乡辛集村、杨堤口村、魏家村、孙家村庄、逯家庄，店子乡马营村、大营村、小营村、金营村、小安村、小淮里村，唐庙乡刘家营，济阳镇粮食口村等18个营寨，这18个营寨，据有关碑记和笔者的调查，大多系燕王扫北时，从南京随从军卫而来，或由南京辗转别地而来。如丁杨村丁姓，系明洪武时由天方迁入，其始迁祖开马伦隄尔，原居南京二龙岗，永乐间从龙入燕京，继之迁沧州孟村，后有一支迁济阳丁家庄，济南西关丁氏又由济阳迁入。但少数的营寨，元代就应该有穆斯林聚居，如马营村。因元时十八营所在地区就是屯垦之地，甚至个别营的碑记还把穆斯林来到这里聚居的时间说得更早。当然明代之后，也还有些姓氏迁入十八营寨。 　　十八营寨的穆斯林姓氏，不便一一介绍。只举杨姓作个简略介绍。十八营寨杨姓，以丁杨村杨、杨家堤口杨、孙家庄杨三支最为著名。丁杨村杨与丁杨村丁相传是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庄丁杨两表兄弟带领一部分移民而来此形成的。杨家堤口杨，尚无资料谈其来源，但从清光绪三十一年捐输碑记看，似与北京蓝靛厂的穆斯林杨姓有一定关系。孙家庄杨，按《济南伊斯兰教史》第302页云：其先祖乃“明末清初钦天监杨光先，康熙八年因故被贬，回乡途中病留孙家庄，杨姓原为安徽歙县人……孙家庄有钦天监杨光先之墓，其子孙繁衍至济阳十八村，以孙家、大营、小营居多，济南和山东一些县城也有钦天监后人”。不过《济南伊斯兰教史》第24页所说的济阳“有些村庄是新落户的回族逐步扩大，而使原汉族居住地变姓。如济阳孙庄，因钦天监杨氏回族入居后不仅孙庄几乎全为回族杨姓，甚至扩展到附近的大营子、付家庵、粮食口等处，都成了杨氏后人的聚居村”这种现象，倒很值得研究。但它恐怕不可能是发生在杨光先被革职病死在孙家庄后的一段时间，不然他的后人就不会如有的文章所说为他另起一个杨钦先(仙)的名字了。

济南的清真寺

　 　　12．章丘大冶 　　章丘大冶处在山东东部、南部通往济南的大路旁，村西头的通济门就是证明。今通济门的门洞两侧还幸存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清康熙四十六年(1706年)、清宣统三年(1911年)三次重修章丘县明秀乡大冶镇通济门的碑记。碑记中的题名以马姓居多(如马凤池)，其次是杨姓(杨勉之、杨绪之)、金姓、丁姓。询之当地穆斯林朋友马洪亮，云碑上各姓均为穆斯林，其中宣统三年碑上的马德水即是其祖父。 　　《济南伊斯兰教史》云大冶村旁的“大路是通往济南南北的交通贸易通衢。大冶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山东回族流徙和迁居的中转站，大冶马姓由河北枣强迁来大冶。又由大冶迁去济南、金岭镇等处”。又云：“大冶马的总的源头在河北枣强，明初迁来大治。”但如何具体落户大冶，该书未作详述。为得到进一步细节，笔者今后6月又专赴大冶一趟，83岁高龄的马学英老人为笔者讲述了一段像历史也像传说的大冶穆斯林来历。 　　老人谓：穆斯林来大冶前，居住的地方是离大冶五六里的南河园，故大冶穆斯林中有“先有南河园，后有大冶庄”之谚，穆斯林居南河园时，大治是一位名叫部明冶的大官的家庙所在地。部与大窑庄的袁大老爷有染，双方争斗激烈。后部获罪，部之家庙废弃。随之传出家庙附近闹鬼，人皆不敢再进。唯南河园住的穆斯林不怕鬼，不信邪，毅然搬进大冶，并用部之家庙的房架兴建(或重建)了清真寺。鉴于笔者未查到相关资料，马学英老人的讲述是历史还是传说暂难断定。 　　除上举穆斯林聚居区和一些姓氏之外，据说济南冉姓很可能是汉族人皈依。其始因笔者不得而知。 　　

济南的清真寺

五、济南的清真寺 　　 　　1．一般状况 　　在今济南辖区内，新中国成立之前到底有多少清真寺，未见有统计。黑应林《济南市回民状况》一文称“济南之清真寺，大小凡12座”。又称“济地尚有清真女寺3处”。这样就共有15处。然由杨笑彭朋友提供给笔者的《济南市志·社会·宗教》讨论稿则谓济南成为商埠后，市区共清真寺18座。有这两条材料，加上近来问世的《山东省志·宗教志》第498～516页所附“1990年山东省清真寺分布表”和《济南伊斯兰教史》第95～102页所附“济南清真寺一览表”、“济南清真寺分布图”，我们大致有可能将今济南市区5个区范围内新中国成立前的清真寺列举出来。至于章丘市及长清、平阴、济阳、商河四县，鉴于篇幅也鉴于未掌握1948年前的清真寺材料，只能暂时从略。 　　001．济南清真南大寺。位于今济南市中区回民小区永长街47号。按该寺明弘治八年碑记系大元乙未(1295年)春从城内移来重建。 　　002．济南清真北大寺。位于永长街23号。按寺门外新碑记，始建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 　　003．济南永长街金家店清真寺(清真道堂)。旧址在永长街南首金家店内。《济南市志》讨论稿称初设于“清乾隆年间”。 　　004．济南永长街清真女寺(女稍玛)。故址在永长街北大寺北邻。始建于民国年间。 　　005．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清真东寺)。遗址在今市中区甘石桥穆家车门。按《济南市回民状况》一文始建于民国10年(1921年)。 　　006．济南清真西寺(灵官庙清真寺)。遗址在今甘石桥街西头。按《济南市回民状况》一文，“创立前清光绪时代”。 　　007．济南饮虎池清真寺(饮虎池小寺)。故址在西关青龙街东端。大约始建于清。与城顶寺一起为南大寺之附属小寺。 　　008．济南饮虎池清真女寺(女稍玛)。故址在今西关回 民小区饮虎池之北。原为杨氏私产，因无人承继，民国时期改建为女寺。 　　009．济南城顶街清真寺(城顶寺、城顶小寺)。故址在今西关回民小区城顶下埃街路南。《济南市回民状况》一文称其“创始未详”。但按碑文推断，始建于清中叶。 　　010．济南南关清真寺(南关小寺)。位于南关山水沟东岸(今历下区正觉寺街)杉篙园。《山东省志·宗教志》称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始建。 　　011．济南党家庄西寺。位于济南市中区党家庄镇党西村。按寺旁墓中原立有元碑，寺当始建于元。 　　012．济南党家庄东寺。位于党家庄镇党东村。《济南伊斯兰教史》称始建于明。 　　013．济南刘家林清真寺。位于党家庄南刘家林村。《济南伊斯兰教史》称始建于明。 　　014．济南杜家庙清真寺。位于济南市中区杜家庙村。《山东省志·宗教志》称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015．济南马家庄清真寺。位于济南市中区党家庄西北马家庄。《济南伊斯兰教史》称始建于清。 　　016．济南东渴马清真寺。故址在今市中区西渴马旁东渴马村。可能始建于清。 　　017．济南涝坡庄清真寺。在济南南立交桥东。《济南伊斯兰教史》称始建于清。 　　018．济南万字巷清真寺。故址在今济南经二路纬四路万紫巷。寺可能创始于济南开埠之后。 　　019．济南北大槐树清真寺。在今济南槐荫区北大槐树街。按该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残碑，寺防于前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 　　020．济南北大槐树清真女寺。位于北大槐树清真寺旁。《山东省志·宗教志》称始建于1911年。 　　021．济南小金庄清真寺。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小金庄村。《山东省志·宗教志》称始建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 　　022．济南孟王庄清真寺。位于段店镇孟王庄。《山东省志·宗教志》称寺亦始建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 　　023．济南崔家堤口清真寺。位于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西段。按该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立重修清真寺碑，该庄“自万历(1573～1620年)末年艰难立寺”。 　　024．济南泺口清真寺。原位于泺口黄河浮桥北之北泺口村，后又迁至今日黄河渡口附近，1976年后迁至黄河南岸。《中国清真寺综览》称：“据寺内碑文记载，明正德八年(1513年)就有该寺。几经翻修。在280年前曾有一位李巴巴由河北省迁入，亡于寺内，至今尚有他的坟墓、碑文。” 　　025．济南老寨村清真寺。位于济南市天桥区黄河北桑梓店镇老寨子村。《济南伊斯兰教史》称寺“始建于明”。鉴于与小寨村寺一起，常被黄河泥沙淹埋，埋后又在其上重建，故有“寺上寺”之称。 　　026．济南小寨村清真寺。位于桑梓店镇小寨村。始建时间《济南伊斯兰教史》和《山东省志·宗教志》称与老寨村寺同。 　　027．济南药山清真寺。故址在济南城之北稍西，距城12华里。《济南市回民状况》一文称“清真寺在山之半坡，建于民国之初”。 　　028．济南马鞍山小寺。故址在济南城南四里之马鞍山。因山之东麓为近代从济南各处墓地迁来的一些名人墓(如陈英夫妇墓、米真人墓、赛义德墓、麻公墓、萨巴巴墓、牛公墓、马巴巴墓、李巴巴墓、左公墓、党公墓、马兆池墓、马太师墓、查巴巴墓)，寺为游牧者而设，故当是民国年间建筑物。 　　029．济南仲北清真寺。位于今济南历城区卧虎山东仲宫镇仲北村。《山东省志·宗教志》和《济南伊斯兰教史》均谓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 　　030．济南并渡口清真寺。位于仲宫镇东南大并渡口。《济南伊斯兰教史》称始建于清。 　　除上述30座寺外，东许村清真寺据说民国时期有。至槐荫区西王府寺和西张庄寺，因不知是新建寺还是民国年间就有，也只能暂时从略。 　　 　　2．济南清真南大寺 　　首先介绍一下济南清真南大寺的建筑沿革。 　　济南清真南大寺的建筑沿革，是清真寺建筑在中国不断演变的一个典型。典型之一是它经历了元明清民国四代共654年，比元至正八年(1348年)重建后的定州清真寺的历史还要长53年。典型之二是它自元乙未(1295年)春在今址重建后，现在所知大约就有明正统、弘治、嘉靖、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民国3年、10年、25年多达十三次的增修、扩建、改建，而这些增修过程大都有案可查，使增修或建筑沿革过程较之定州清真寺更为具体。典型之三是济南清真南大寺的建筑，既有中国传统四合院建筑的深刻烙印，也有济南自开埠以来受西方建筑影响，建筑物既中又西、不中不西的一定烙印，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让我们按现有碑文的记载，将其建筑沿革具体过程，简单概述如下：

济南的清真寺

　　001．大元乙未(1295年)春的移址重建。具体就是在泺源门西、锦缠沟东“聊建殿楹”。表明此时之寺，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礼拜殿。据说今礼拜殿之后殿即这次重建的遗构。但笔者考察，未发现有遗构迹象。 　　002．明正统元年(1436年)后的扩基加修。具体就是鉴于只有孤立的礼拜殿数楹，“不蔽风雨”，“以故市民地十余丈，以拓其基，外缭以周垣，内建礼殿五楹”。这样，礼拜寺有了围墙，有了较大的建筑空间，又加建了礼殿五楹。而加建的礼殿五楹，据说就是现礼拜殿之前殿。 　　003．明弘治五至八年(1492—1495年)的首次大修。具体就是：一、“顾其规模狭隘，不易容众，是以复市民地丈尺若干”；二、“门南向于礼为不称，易之而面东焉”；三、“置斋戒所于礼殿南，立讲学堂于二门前，建庖厨于大门内，兴夫库以储藏慎终具”，从而达到了“辟地而广，易旧而新，门观显严，殿宇峥嵘”的目的，使该寺规制初备，成为了四合院带二门的制度。这大抵经过了200年的时间，对此该寺明弘治八年所立《济南府礼拜寺重修记》有所记载。 　　004．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增修与扩址。具体说就是进行了三项工作：一是在原大门的基础上建起了一座教化楼(邦克楼)，并为此立了记事碑(已毁)；二是续置宅地为大举“重修殿楼，整饬两厢，使(寺)前后左右彼此方正”，从而使教众之心得到满足作准备；三是在大举重修前借助起建教化楼先将大门改正，即将其置于大殿相对的中心轴线上。这些详见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所录该寺明嘉靖甲寅重修碑记的部分文字。 　　005．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重修。这次重修，仅该寺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重修礼拜寺记》有所提及，所以重修的内容并未见有记载。至于是通过这次重修达到了大举重修殿楼，整饬两厢，使寺前后左右彼此方正的目的，还是通过以后，特别是清嘉庆十五年的重修才达到了这个目的，更是难以判断。从嘉庆十五年碑记谓“济南礼拜寺，旧在历山百步许。大元乙未间，移建于泺源门外。历明洪武口口，至弘治乙卯重修，万历十三年再重修，迄今又二百余年矣。栋瞢倾圮，涂泽剥蚀，彷徨曲跽，久愿更新”来看，此次再重修应与明弘治五至八年的重修规模相当。如确实如此，那就是继 明弘治五至八年首次大修后的第二次大修。 　　006．清康熙年间的重修。清康熙年间也有一次重修，仅见《山东省志·宗教志》之“1990年山东省清真寺分布表”中的简介，根据是什么不得而知。也许是根据该寺有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济郡历邑合教公立、抄录济宁州礼拜寺原文碑记《永禁三掌教世袭序》。《永禁序》在济郡历邑的刻立，无疑是济南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与此大事相对立应有修寺之举，也是可以理解的，况又是在“康乾盛世”的中期。 　　007．清乾隆二年(1737年)的重修。这次重修主要是重修望月楼。对此，该寺清乾隆二年三月立《重修望月楼记》有所记载。记谓当是马显卿先生的夫人听说南大寺内望月楼颓败昏暗，有碍观瞻，于是“不惜囊金，慨然重修”。 　　008．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再次大修。这次大修按上引清嘉庆十五年《重修礼拜寺记》，乃要使南大寺来一次比较彻底的“更新”。至于主要更新了哪些内容，碑记没有明说。从“阿轰黑教长，不计远近，募化四方，醵金十年，始庀材鸠工”来看，应是比较全面的更新。说不定在元建后殿，明建前殿前加建的抱厦就是这次大修完成的。当然后殿、前殿也应该是在这次一块更新的。除了更新主要建筑之外，碑记说余资则用以“焕其门额，崇其墙垣”。惜这次大修中焕然一新的不少门额、楹联，“文革”中均遭破坏。 　　009．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增修。此次增修的主要内容是在寺之大门对面增建了一面砖雕影壁，从而使寺达到了内闳与外焕的统一，大规模与肃观瞻的统一，以使寺之内外达到相因相济。 　　010．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最近一次大修。对此该年所立《重修清真寺碑记》及《重修两讲堂碑记》有所记载。内容大抵一是将全寺主要建筑物“重新之”；二是在二门之上建起了一座新的望月楼；三是在望月楼前的清真小学之外又新建了一所清真小学；四是鉴于原讲堂“世远年湮”又是立于二门之前，故在大殿前之左右各自重建了一座3间有7级台阶前出廊檐的新讲堂(南北讲堂)。这样一来，“大殿之巍峨宏深，宝厦之明亮轩敞，望月楼之特立环耸，以及门楼之观，额匾之新，望之则金碧交辉”。而从建筑形式的演变来看，似只是到此时，济南清真南大寺才真正成为了大殿、望月楼、邦克楼、影壁西东一条线，南北讲堂立两边的前后左右彼此方正对称的两进两门四合院布局。 　　011．清光绪年间的重修。此亦仅见《山东省志·宗教志》之“1990年山东省清真寺分布表”中的简介。 　　012．民国3年(1914年)的修补重修。该寺该年所立《修补大殿等设施碑记》及《重修西关清真南大寺碑记》有所记载。修补重修内容：一是修补“大殿周围明柱及抱厦砖地”；二是拆卸大门，加高台基，在其上重修一座砖结构邦克楼；三是在路两边“围以石栏，如云衢焉”；四是修补“其地本高”的二门，饰以丹青，使其焕然一新。这样，大门、二门及大殿则“俨然有人焉”。 　　013．民国10年(1921年)的重修。该寺该年所立《重修大殿两讲堂碑记》有所记载。重修的重点是“大殿并两讲堂百余楹”，目的是改变“遍殿雨漏，更兼户凋残，灰尘满目”的状况。 　　014．民国25年(1936年)的改建。这次改建，未见碑文记载。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谓“至于望月楼则是民国25年(1936年)重建落成的。它的建筑风格颇多(新)意，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时代文化的反映”。而《中国清真寺综览续编》则认为邦克楼及大门也是民国25年“改建成中西结合的建筑式样”的。 　　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将此寺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1)元初或元末仅大殿数间；(2)一二百年后，到明弘治乙卯(1495年)，发展为四合院带二门的制度；(3)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约不到400年，扩展成今状；(4)邦克楼及大门则为民国25年(1936年)改建成不中不西的建筑式样。 　　无论是四个阶段也好，十四次重建重修也罢，反映的都是清真寺建筑在中国地方化的一个过程。说是过程，就是说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不断修正、不断中国地方化。以济南清真南大寺为例。如按大元乙未(1295年)为起点，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也是5个半多世纪。除了这个清真寺建筑的中国化过程之外，在济南清真大寺的建筑中也还有一定的时代化特征。这就是我们要比较详尽描述济南清真大寺建筑沿革的用意所在。

济南的清真寺

　　其次介绍一下济南清真南大寺的建筑成就。 　　成就之一是：利用地势，利用加高台阶，使建筑群沿中轴线做成愈来愈高状，使进寺礼拜者既易生登天房之感，又易生类登泰山之趣。具体说就是沿中轴线做成“有人”布局：大门即邦克楼做在一台即4阶高台之上，二门即望月楼做在二台即13阶高台之上，礼拜殿做在有人即12阶高台之上。相应的南北两讲堂也用9阶台阶加高。 　　成就之二是：礼拜殿内大木隔扇12个及巨型圆窗4个，均为木雕透棂的《古兰经》文，属罕见的中国伊斯兰艺术珍品。其中一段经文为：“主啊!你为我们打开那普慈善美的天堂之门吧!”使识经文者猛生进人天堂之感。经文为库法书写体，辅刻各种花饰。图案设计形式多样(圆光形、环形、八卦形)，笔法技艺雄健挺拔，历经数百年，仍保存完好(不过已显陈旧)。 　　成就之三是：大殿内部所立圆形木柱细密而高，且在上部加有火焰形木券门的装饰及经文横木，既有用木作来模仿阿拉伯式拱券制度的意味，又给人一种大殿问数众多、彼此有分担又彼此相通、富丽堂皇的感觉。 　　成就之四是：大殿内梁结构中巧添附加柱的做法。路秉杰、张广林《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第78页云：“由于大扒梁不堪重负，于是在第三步架分位线上增添了一根附加柱，如次间柱一般，其实它是后加出来的，不是结构上的必需。这正是此建筑在结构上的独特之处。” 　　成就之五是：大殿抱厦三面围合，一面开敞，立柱如竹，柱密如林，既显大殿厚重壮观，又显大殿环境优美。 　　成就之六是：大殿殿顶巧用“有眼无珠”的兽吻，既不明显违背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的教义，又不失时机地吸取和光大了中国宫殿式建筑、特别是北方“官式”建筑物中用吻兽壮观殿宇、防火压火等等的固有传统。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北方的“官式”建筑物(如宫殿、庙宇、寺院、祠堂、会馆、楼阁等等)常在正脊上装饰正吻，也叫鸱尾，用于防火等等。而济南地区、特别是济南清真南大寺大殿屋顶脊背和重檐上的兽吻却更有许多讲究和许多实际用途。由于“吻兽的设计与制作，是兽形与筒瓦烧制在一起，异常坚固，起着保护脊梁线缝作用，同时也可防雨水渗透”。 　　成就之七是：善于利用围墙、隔离墙分隔庭院、礼拜场所的做法。具体地说，该寺虽从整体上属内外两进院落形式，但由于寺之外院使用了几道围墙，从而外院实际上又被分隔成了几个功用不同的小院。另外，大殿虽由后殿、前殿、抱厦三部分构成，但在大殿进殿的两侧，有用隔离墙分隔成的两小间，专用以供补还功拜。 　　成就之八是：影壁的小作大用。影壁，按《中国古建筑装饰讲座》之“影壁新探”部分的讲法，乃“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特有的小品之一”。可济南清真南大寺的影壁，按该寺清道光十三年立《影壁记》却有不同寻常的功用。对此，下面述及济南伊斯兰教宗教思想时，会有涉及。 　　最后介绍一下济南清真南大寺的掌教制度。 　　对济南清真南大寺的掌教制度，现在我们只能根据该寺明弘治八年碑记、清康熙五十四年《永禁三掌教世袭序》、奚利福《来复铭》文及《济南伊斯兰教史》所附南大寺历任教长一览表，将其演变情况作一个简单且初步的勾画。 　　001．乙未至明宣德丙午(1295～1426年)，共131年，实行的是满喇掌教制度。首位掌教是满喇艾迪。按这一时期长达100多年，掌教的满喇当不止艾迪一人。另这一时期掌教的满喇很可能都是在中国境外获得满喇教职称谓或学者尊称后才来到中国，来到济南。 　　002．明宣德丙午至明正统改元(1426～1436年)，共10年，实行的当是由当地有身份地位的权威教内人士推荐当地能胜任掌教职位的人来充任掌教的制度。这也就是明弘治八年碑记所说的“至我朝宣德丙午，满喇缺人，适陈公英三使西域，拜官序班，致政归来，乃荐木公铎接其传焉”。导致满喇掌教制过渡到教内权威人士推荐掌教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明初拒绝外族内徙，境外穆斯林，特别是满喇、学者来中国的数量明显减少，故出现了济南“满喇缺人”。二是正是这时，“三使西域，拜官序班”的教内人士陈英由京城回到了家乡济南，故出现了由陈英来推荐掌教的可能。加之济南巴巴坟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立《陈掌教墓志》又明言陈英“曾受敕封东省督掌教”，那由东省督掌教来推荐济南府礼拜寺掌教以替代无法再继续下去的满喇掌教制，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问题只是有够条件的推荐人，还得有够条件的被推荐人，即能胜任一府伊斯兰教首寺掌教职能的人。这不会是有满喇教职的人，也不会是境外来的学者，而只能是济南本地穆斯林中通过父传子受的家学具有传承伊斯兰教信仰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被陈友推荐为接其传充任济南府礼拜寺掌教的木铎，从其是一位有“木”姓的穆斯林而言，他很可能是大元乙未春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都运使木公八剌沙的后代。 　　003．正统改元至弘治戊申(1436～1488年)，共52年，实行的是在任掌教推举下任掌教制度。这即是弘治八年碑文所说的“迄我圣天子正统改元，公铎又举陈礼主掌教事”。礼乃陈英之子。 　　004．明弘治戊申至明正德十二年(1488～1517年)共掌教29年，实行的当是典型的敕赐札付冠带掌教制度。这即是弘治八年碑文所说的“弘治戊申，知府蔡公晟暨知县盛公敬，请于藩司荐玺于礼部，札付来，住持其寺”及奚利福《来复铭》补充一文所说的陈玺“至正德十一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