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族汉文匾联看伊斯兰文化的特色

济南的清真寺

　　三、从汉文匾联看回族穆斯林对宗教义务的理解
　　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义务，是所谓“天命五功”，即念(诵清真言)、礼(礼拜)、斋(斋戒)、课(纳天课)、朝(朝觐天房)。回族清真寺中涉及“五功”的汉文匾联很多，反映出各地各教派回族穆斯林对这些宗教义务的理解及所持的态度。
　　天命不敢违道，完五功方见独一真光；人心尤宜尽理，通三乘得开百年暗幔。(宁夏同心清真大寺礼拜殿内抱联)(76)
　　须实践五功，天心大可见矣；莫分言三乘，吾道一以贯之。(甘肃临夏新王寺对联)(77)
　　这是两副很有意思的对联。两者的上联意思相近，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同心大寺联讲完成五功方可见到独一真光，接近真主；新王寺联则强调必须实践五功，如此即能大见天心，而不是仅仅收到见独一真光、接近真主的效果。至于下联，则两联的意思恰恰针锋相对：同心大寺联强调“三乘”的重要性，认为人们通过人心的修炼，达到“通三乘”的境界，才可以“开百年暗幔”，超凡入圣，与主合一。新王寺联则明言反对“分言三乘”，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这表明两联的作者分属两个不同的教派。前者既重视“五功”，又强调“三乘”，当属既主张教乘修持，又主张道乘修持的门宦教派无疑；后者只重“五功”，坚决反对“三乘”说，是属于赛来非耶教派。
　　三乘，又称三程，是中国伊斯兰教神秘论者和部分学者依据苏非派修炼道路宣称认识和接近真主的三个过程和三个等级。包括(1)教乘(Shari'a)，亦称礼乘、常道或教门，指一般穆斯林通过“五功”等修身途径，认识和接近真主。“此勤德敬业者所取法也”(78)。(2)道乘(Tarika)，又称中道，指通过清、廉、保、养、念等功修，弃绝尘事，严守教规，昼夜坚持，躬行实效，通过七种障碍，去接近真主。“此穷理尽性者所取法也”(79)。(3)真乘(Hakīka)，又称理乘或至道，即通过明心尽性等修炼步骤，达到浑然无我、心不纳物、唯独一主以及性与天道合一的境界。“此克己完真者所取法也。勤德敬业，所以修身也；穷理尽性，所以明心也；克己完真，所以见性也。”(80)据说，达教乘者可以涉世，达道乘者可以忘世，达真乘者可以出世并进而称圣。此外，关于三乘还另有一说。苏非派奈格什板顶耶的第七辈穆勒师德(即导师)兰巴尼，是闻名遐迩的教义学家。在其名著《买克吐巴提》一书中，他将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分为四个阶梯，除上述教乘、道乘、真乘三级外，还有一个最高的第四级超乘(Mārsot)。第一级教乘，是指遵行“天命五功”及一般生活礼仪，要求人们敬主、畏主、拜主，达到近主的目的，死后可得拯救，享受天堂的永久幸福。后三级通称为道乘，讲明心显性，返本还原，修行办道，它的目的已不满足于近主，而要达到与主相似，甚至溶合于真主，达到人主合一的极佳境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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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乘说本是苏非派的思想，在正统派伊斯兰教义中是见不到的。但在中国古代回族学者们所写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中，三乘说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强调，伊斯兰教之所以至贵，就在于它讲明并履行着三乘说。三乘说在部分回族穆斯林思想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究其原因，这固然与苏非派思想的输入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与回族穆斯林长期接受汉族文化熏陶，受中国理学家所倡修身、明心、尽性等克己功夫的影响分不开的。同心大寺联强调“通三乘得开百年暗幔”，恰恰反映了伊斯兰教苏非派思想、正统派思想与中国理学家思想合而为一的这种事实。
　　新王寺联的作者是属赛来非耶教派。赛来非耶是从民国初年的新兴教派伊合瓦尼中分化出的一个小教派。其教义与伊合瓦尼大体相同，只是在仪式上主张礼拜时抬三次手，故亦被人误称为“三抬教”。他们只承认《古兰经》原文和他们认为正确的注释，以遵循《古兰经》为唯一宗旨，以“天命五功”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强调认主独一，甚至主张在礼拜打坐念到“作证词”时应举起右手食指，表示坚定信仰真主的独一性。他们坚决反对门宦制度，反对办道修炼，反对崇拜圣墓。因此，新王寺联中明确提出，“须实践五功，天心大可见矣；莫分言三乘，吾道一以贯之。”然而我们从这副遵经派的对联中，也仍然感到了儒家思想影响的明显存在。“吾道一以贯之”，语出《论语.卫灵公》。新王寺联的作者将这句孔子语录搬将过来，做为得心应手的工具，既反对了三乘说，又强调了所谓的“正教贵一”(82)，即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一神论思想，可谓是一箭双雕，巧妙之极。当然，这也绝非该联作者的首创，清代回族学者刘智早就明确地告诫人们：“学者理会得一之为一，则通篇之义不求解训而自能了达矣”；“经义通篇，只以一字贯之”。(83)刘智，是公认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坚持用儒家思想去系统整理中国伊斯兰教教义的穆斯林学者。
　　此外，还有不少以礼拜、斋戒为具体内容的匾联。专为礼拜者写的对联有：
　　尔来礼拜乎？须摩着心头，干过多少罪行，由此处鞠躬叩首；谁是讲经者？必破除情面，说些警吓话语，好叫人入耳悚神。(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殿内抱联之一)(84)
　　入此门，登此殿，莫矇混，礼了拜去；洗其心，涤其虑，须仔细，做起功来。(甘肃西道堂礼拜堂对联)(85)
　　七日五时到此须勿妄想，三才万事其中自有纲维。(北京牛街礼拜寺联)(86)
　　专为斋戒所写的对联有：
　　开之谓言解，解微、解妙、解一本诚，是大人致知学问；斋之取意齐，齐身、齐心、齐七情欲，正君子克己功夫。(甘肃西道堂对联)(87)
　　勤礼五功，体认乎无声无嗅；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同上)
　　把斋贵清心上地，拜主须养性中天。(同上)
　　昭事必诚，方是追源返本；致斋以敬，惟期忍性动心。(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殿内对联)(88)
　　总观这一类对联，无非是说礼拜、斋戒是严肃的功课，不得敷衍矇混、心存妄想杂念，而要认真仔细、洗心涤虑、克己修身、向主忏悔，参悟“三才自有纲维”。纲维者何？造化三才万物之真主也。能理解得真主之微妙独一，就是具有了“大人致知学问”；能通过齐身、齐心、齐七情欲，做到忍性动心、物我忘尽，就具备了“君子克己功夫”。至于那句“把斋贵清心上地，拜主须养性中天”，不特将斋戒、礼拜与清心、养性直接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斋戒贵在清心，礼拜必须养性，理学家极力倡导的清心养性和克己致知等修养，竟成了回族穆斯林举办天命功课礼拜和斋戒所刻意追求的目标及要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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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的巧合，也非绝无仅有的孤证，回族清真寺中关于清心养性等修养内容的匾联不胜枚举。如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寺门左右分别悬有“洗心”、“忍耐”两方砖匾，殿门有横匾“惟精惟一”。新疆昌吉本地寺寺门横刻匾额曰“晰理修身”，赫然醒目，似欲表明清真寺的主要功能即在于此。山西太原东米市南牛肉巷清真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均建有“省心楼”，据云山西寺之“省心楼”三字系明代严嵩所书。福建泉州清净寺，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重修时，曾将楼北左侧居房改作“洗心亭”。北京三里河清真寺水房名曰“规洁室”，望月楼名曰“唤醒楼”，有规劝世人心洁，唤醒世人迷途之寓意。北京牛街礼拜寺水房门楣颜曰“涤虑处”，盖谓沐浴者不仅须洁身，犹须洁心涤虑之意。四川阆中县巴巴寺，有康熙年匾“清醒源”，乾隆年匾“性静神凝”，嘉庆年匾“性体豁然”、“心迹双清”。山西太原清真古寺有传山撰匾“果可题迷”、“教醒人过”。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有匾“性天乐地”。河北大厂北坞清真寺，1922年将沐浴室题名为“改过之室”，殿堂作“斋戒神明之殿”，抱厦名为“修身之厦”。辽宁营口清真寺有清代回族将领左宝贵撰殿前楹联：“扶持正教要在循规蹈矩，挽救颓风先宜诚意修身”。北京花市清真寺有清代吏部主事唐传猷所题楹联“稽首空中全凭心地，脱履户外立定脚跟”。甘肃西道堂有教主马启西书写对联：“读书得妙意，理合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百千年”；“穷神之化，至精学问在无我；复命归真，第一人品要如他”。读了上举各种匾联，我们联系到朱熹关于“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89)的论述，联系到他所主张的居敬穷理工夫和格物诚意修身过程，不能不意识到，回族穆斯林在理解伊斯兰教宗教义务“五功”时，不仅袭用了儒家的语言(如“克己”、“致知”等)，更主要的是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正如甘肃西道堂的《简则》所说，他们是“以本国文化宣扬伊斯兰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为宗旨”(9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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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汉文匾联看回族穆斯林的善行观
　　善行，阿拉伯语音译为“伊哈桑”(Ihsan)。善行在伊斯兰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伊斯兰教三大基本原理之一。《古兰经》曾告诫说，善行是人类的天然义务，人们应象真主施恩于人类一样，将恩惠施于众生。“你当以善待人，象真主以善待你一样。”(《古兰经》28：77)(91)在这部伊斯兰教经典中，提到的善行主要是：在夜间履行拜功，在末夜祈求主的饶恕；从自己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来解决乞求者和不幸者的急需，使他们的情况得以改善；为安拉之道而奋斗，或者出力，或者出钱；遵循先知穆罕默德所传的宗教；恕人；忍耐；不摆弄是非；求学等。《古兰经》在论及各种施善对象时说：“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平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真主的确不喜欢傲慢的、矜夸的人。”(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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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匾联中关于善行内容的为数也不少。北京牛街礼拜寺对厅阿拉伯文壁字云：“上帝不吝报赏行为之善者。”表明了回族穆斯林对善行的基本态度。所施善行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钦昊昭事、虔诚省礼。(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石坊)(92)
　　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全元气；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甘肃西道堂对联)(93)
　
　　修己爱人，至于爱物。(同上)
　　崇拜真主，称穆民，信德明心，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为万物，合一天人，幸谋得安宁秩序；优待孤儿，本圣训，赈灾救难，若衣食，若住行，若学问，多方教养，愿造成俊杰英才。(陕西灾童教养院清真礼拜堂纪念对联)(94)
　　敦崇教育。(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门楣匾)(95)
　　满足自封者是庸人，积极求学者是学者。(新疆昌吉本地寺门外壁联)(96)
　　兴办学校，惠及教门；扶助桑梓，共仰典型。(甘肃西道堂对马启西教主的挽联)(97)
　　济弱扶倾，恭敬梓乡敷仁泽；通微达隐，皈依穆教得真传。(同上)
　　其人日新又新，敷教胶庠，藏富社会；是谓入世出世，保民丧乱，祷主弥留。(同上)
　　忍耐。(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寺门砖匾)(98)
　　事留退步品真高。(河北保定清真寺殿后厅柱联下联)(99)
　　综观上举匾联，可知回族穆斯林的善行观，与《古兰经》中所讲的善行表现大体相同，其中特别强调学习，是对穆罕默“圣训”的遵循和理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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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有许多汉文匾联，以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具体内容，从而带有浓厚的中国特点。
　　教重纲常。(山东宁津长官镇清真寺匾)(101)
　　纲常，即儒家所倡“三纲五常”。中国回族穆斯林对“三纲五常”确实是极为重视、津津乐道的。
　　以教勖忠。(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匾)(102)
　　心存忠孝，志义齐仁。(归绥清真大寺康熙三十三年碑阳面题额)(103)
　　惟道无名，看怀德畏威，西域久垂声教；以诚立愿，喜父慈子孝，中华递衍薪传。(河北蓟县清真寺对联)(104)
　　诚然，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服从执行政策的长官、善待双亲和子女等内容的文字，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是可以找见的。但是应该指出，将这类零散在经文中的内容，上升到“三纲五常”的理论高度，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则是在中国回族穆斯林手中完成的。正如蓟县清真寺那副对联所云，在“西域久传”的伊斯兰教，给人的印象仅是“怀德畏威”，令人顺从；而它之所以能在中华“递衍薪传”，则应归功于它所倡导的“以诚立愿”和“父慈子孝”等善行了。其间的这种微妙变化，原因不正在于回族穆斯林接受了更重伦理道德及人文主义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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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合中庸。(辽宁营口清真寺殿外门楣正中匾)(105)
　　中和位育。(河北保定清真东寺殿前匾)(106)
　　中庸，是典型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两种极端之弊，被认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左宝贵说伊斯兰教“道合中庸”，也正是将中庸作为伊斯兰教最高道德标准的。按何晏《集解》所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那么，在回族穆斯林的心目中，伊斯兰教正是这样一种“中和可常行之道”，它是完全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要求的。
　　“中和位育”，语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何谓“中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保定东寺匾宣传的正是儒家这种“致中和”的伦理道德。
　　三畏四箴。(福建泉州清净寺门匾)(107)
　　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甘肃西道堂对联)
　　这又是典型的儒家观点，即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08)“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09)回族穆斯林将孔夫子的“三畏四勿”作为箴言，悬于日夜出入的清真寺大门之上，以此指导自己的畏主和循礼等善行，衡量自己“谨斋三月”的操行，不也表明了他们的善行观中渗透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么？
　　至诚无息。(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二门匾)(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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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真诚以立圣行，成己成仁，允矣道全德备；体大公而遵主命，善心善世，洵哉仁精义熟。(甘肃西道堂对联)(111)
　　昭事必诚，方是追源返本。(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殿内对联上联)(112)
　　对上举三例略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周敦颐的立诚学说对回族穆斯林的影响。周敦颐在阐述自己的立诚学说时曾指出：“诚者圣人之本。”(113)他又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14)这是《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那种神秘精神境界的“诚”。上举三例中的“诚”，正是周敦颐所讲的那种诚。因为“诚者圣人之本”，所以回族穆斯林认为应“本真诚以立圣行”，如此即可“成己成仁，允矣道全德备”。因为“诚，五常之本”，所以回族穆斯林认为昭事以诚者方可以做到“追源返本”，“体大公而遵主命，善心善世，洵哉仁精义熟”。因此，他们强调要“至诚无息”，实际上也是把诚作为各种善行之源来看待了。正如西道堂教主马启西所说：“视人生为必然之过程，在过程中必有人生之义务，由至诚而形，由形而生，由生而化，唯至诚而求永生焉。”(115)他是将至诚作为第一项“人生之义务”来提出的。
　　总之，回族穆斯林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传统的伦理道德观，而且也接受了诸如三纲五常、中庸、三畏四勿、立诚等儒家伦理道德观。他们将这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后者去补充前者，提高前者，使之更富于哲理性，从而也就更具有约束力，成为穆斯林施善行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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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从汉文匾联看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某些特点
　　中国的匾额、楹联，具有广泛的、鲜明的宣传意义，既可显名，亦可明义。回族穆斯林利用汉文匾联这种形式，成功地宣传了自己信奉的伊斯兰教，并使之带上了中国的风格和特色。不妨说，遍布全国各地的回族清真寺中大大小小的汉文匾联，为我们研究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上面一些粗浅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中国回族穆斯林成功地坚持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传统和基本原则。汉文匾联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对教内申明教义，要教民巩固和坚定信仰。从上举匾联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要求教民牢记自己源于西域、坚持认主独一、坚守“五功”、坚持伊斯兰教三大基本原理(信仰、义务、善行)等方面，是谆谆嘱咐、寸步不让的。正是由于对教内的这种持久的宣传教育，才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和传续下来，这也是回族穆斯林得以独立于中国民族、宗教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中，有浓厚的苏非派思想。苏非派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自从安萨里(1058-1111)继艾什尔里(873或874-935)调和了理性主义与正统教义以后，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纳入了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使之合二而一，形成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阿拉伯官方神学。随着苏非派教徒来华布道，苏非派著作流入中国，以及中国穆斯林朝觐途中与苏非派思想的接触等多种途径，苏非派的神秘主义思想在回族穆斯林中有了广泛的传播。上举匾联中有不少内容都反映出苏非派思想的影响。比如在认主学方面的“物我忘尽归初境”、“有感斯通”、“赖真宰，脱二虑，窥妙本，不出我性；超万缘，归一体，视太极，若在我身”等等，都是在强调摈弃尘世声色，不忘人生最终归途，实际上是在讲神人合一的问题，而神人合一论恰恰是苏非派神学主张的核心。苏非派认为，人们必须做到个人灵魂的净化，排除尘世的一切私欲和杂念，集中精力思念真主，向往真主，把真主对自己的爱和自己对真主的爱合而为一，就可以纯净思想，达到灵魂的入神状态，从而使人与真主的关系交融与和谐，享受到神人相通时的“快感”。到那时，就会像苏非殉道者哈拉智(852-922)所讲的那样：“他我分彼此，同是一精神；他想我所想，我想他所思”；“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116)达到了这种神人合一的境界，据说就等于灵魂得到了解救。上述匾联追求的正是这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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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关于修炼道路的三乘说，修持方式的苦修勤练，恭维教主的“通微达隐，皈依穆教得真传”等匾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非派的思想。苏非派是以出世主义为主的宗教派别，消极的厌世、避世，追求清静无染的精神境界，鼓吹忍耐和屈从，是其社会人生观的核心。而这种人生观，在回族清真寺的汉文匾联中表现得尤其充分，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